生活在清朝同、光时期的左宗棠，在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斗争中，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在改革某些不合理的军事、政治制度，倡导发展边疆经济文化方面，他又是一个坚定的实践者。在清王朝的所谓“同治中兴”的四大风云人物（曾国藩、李鸿章、胡林冀、左宗棠）中，唯有左宗棠主张对外与帝抗争，对内改革某些不合理制度。虽然左宗棠的某些改革主张和实践活动，是从维护清王朝的长期统治出发的，但从所收到的实际效果看，却为当时祖国边疆的社会安定和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本文不想从左宗棠的全部历史来评论他的功与过，只就他在归复新疆和发展新疆经济方面给予适当的评价。不妥之处，请专家们批评指正。

一

十九世纪中期，英、俄为了进一步向中国西北边疆进行领土扩张，加紧了对新疆的争夺。英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西藏计划，抑制俄国南下印度洋的政策，扶持和支使与新疆近邻的浩罕国军事头目阿古柏，对新疆南部地区实行了武力占据，并把其侵略魔爪伸向北部新疆。而俄帝国主义者则借阿古柏在新疆搞侵略之机，借口保卫其边境安全，直接出动军队强行占领了伊犁广大地区，并扬言还要东进乌鲁木齐进行军事占领。面对着帝国主义对新疆侵略的这一严酷现实，对新疆这片中国领土是捍卫还是放弃，曾在清王朝上下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伙投降主义者，却以新疆地处边荒，不易保守为由，坚决主张放弃不守。但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一些爱国者，则以新疆是中国的故有领土，放弃不守就等于引狼入室，其后果将会危及中国内地的安全，而坚决主张以武力收复新疆和保卫新疆。怯弱无能的清朝政府，被迫同意了抗战派的主张，并委派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新疆军务，率军西征，收复被帝国主义侵路占领的国土。在左宗棠指挥的清军的严厉打击下，受英帝国主义支持的阿古柏侵略势力，很快就土崩瓦解了，阿古柏本人也落得了死于非命的下场。由于对阿古柏用兵的胜利，左宗棠又摆出了要以武力收复伊犁的阵势，迫使俄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坐下来同清朝政府官员谈判，讨论交还中国领土的问题。由于左宗棠在新疆的积极抗战，才使沙俄帝国主义梦想把边界移到嘉峪关和长城的野心未能得逞。左宗棠之所以主张要以武力收复和保卫新疆，是由于他以极其敏锐的眼光洞察到祖国的西北边疆，尤其是新疆，在国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写给清朝政府的报告里，十分明确的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虑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古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预为绸缪者也。”左宗棠给清政府的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俄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贪婪野心，阐明了新疆的重要国防地位，如果不捍卫这一片国土，其严重后果不光是新疆丢失于俄人，更严重的将是从陕西、甘肃到蒙古，甚至于清王朝的都城北京等地，都会遭到俄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左宗棠的上述观点，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这体现了一个爱国者对自己国家领土发危的忧虑，也体现了一个爱国者对待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高度认识能力。在上述观点下，左宗棠不止一次地在给清朝政府的报告中，在给同僚、部下和亲属的书信、批札中，都进一步提出了保障新疆边防安全，安定新疆社会局势的建议和措施，那就是：其一，改革新疆现行的军事、政治制度——管理体制的改革；其二，尽快恢复和发展新疆的经济——改变落后的经济状况。

二

一个久被英帝国主义走卒阿古柏侵略势力和沙俄帝国主义者占据和蹂躏的新疆，在收复之后应当如何治理，改变其落后面貌，是值得当时人们深思的问题。左宗棠经过深入仔细的调查研究，深刻认识到，清朝政府对新疆实行的军府制统治，新疆地方封建王公、伯克对人民的压迫剥削，民族的不平等，以及新疆社会经济的落后，是形成新疆社会不安定的政治、经济因素。社会的不安定，也为帝国主义势力武装入侵新疆，分裂祖国统一，造成了可乘之机。为此，左宗棠在收复新疆过程中，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为保障新疆能长治久安的意见和措施。

清朝自乾隆以来，对新疆实行的是军府制的管理体制。军府制是由清政府派驻的最高军政长官伊犁将军及由将军所辖的各地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所组成的管理地方军事、政治的军事管理制度。由于军府制本身是以军事统治为主，在军政不分的情况下，将军和大臣们只重于对百姓实行军事统治，而放弃民政事务的管理。再加上清政府派驻的将军及大臣们，均为清一色的满洲贵族，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均是一些既不懂治军，也不会管政的纨袴子弟。这些贵族子弟们，除了贪赃枉法、吃喝玩乐外，一无所长。军府制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它在新疆形成了一个“治军之官多，治民之官少，官民隔绝”的荒唐政治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民政事务无人过问，而“民隐未能周知”的危险境地，在新疆就不是一椿一件了。民情不知，怎样谈社会安宁呢？当然就更谈不上如何治理了。

新疆的王公、伯克，虽然在乾隆时期取消过他们的不少特权，但作为一个地方的政权、宗教权和经济权的占有者来说，王公、伯克仍然是骑在广大农民头上的封建主。清朝政府的官员与王公、伯克的相互勾结，又使他们成为清政府实行军府制统治的社会基础。在王公、伯克奴役下的农民群众，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更没有生活上的自主权利。农民被任意侮辱、打骂，甚至被杀害的事，如同家常便饭。贪婪成性的王公、伯克们，常常从农民手中抢夺走最后一粒粮食，种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成了新疆各族人民生活贫困，社会经济落后，政治生活不稳定的基本因素。正如左宗棠所看到的那样：“民之畏官，不如畏其所管头目……凡有征索，头目人等辄以官意传取，倚势作威，民知怨官不知怨其所管头目。”这样一来，官民关系、民族关系自然就会变得十分紧张，那里还有什么政治稳定可谈呢？

左宗棠在陕甘的时候，就深切感到，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反政府行动，主要还是由于吏治不清之故。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在地方作官多数都是以搜刮民脂民膏为目的，真正为百姓办事的人很少。象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侵吞赈粮，冒销公帑”，乌鲁木齐提督威禄苛索民间供应二十万两白银等大贪污案，都是轰动朝野上下的大贪污案。再如象伊犁将军这样全国少有的优厚官位，即使他不大量捞钱，也“不赚不贪，一年百万”的进项。老百姓在这样一些赃官的盘剥下，实在无法过下去，当然要铤而走险地起来选反。左宗棠不仅看到了官员们的贪婪，同时还看到了政府官吏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他指出：“官之不肖者，玩狎其民，辄以犬羊视之”，这正是加深民族隔阂，产生民族分裂，引起西北各地少数民族起来反抗的原因之一。

左宗棠从上述几个方面，看到了新疆政治生活不稳的症结，十分坚决地向清朝政府提出改革新疆军政管理体制及其它有关方面的措施。左宗棠先后五次向清政府建议，新疆宜废除军府制管理体制，改为郡县制体制。郡县建立后，新疆地方军政大事由总督或巡抚总管，下属府、厅、州、县之官员，则致力于民政管理。实行郡县制不仅会达到地方的军令、政令的统一，而那种“治军之官多，治民之官少”的不合理局面也可消除。同时，从客观上也打破了自清朝乾隆以来，满洲贵族子弟包揽新疆军政大权的陋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郡县制的建立，并非所有的地方民政官员都能为民办好事，但其与过去的将军、大臣们的作为相比较，至少在吏治的清明上会稍有改变，经过战乱恢复的时期，可以缓和政治上的紧张状态，对于暂时安定新疆的政局，还是大有好处的。中央与新疆地方的政令因郡县制的建立而达到了统—，这使新疆的国防更加巩固，正如左宗棠所指出的，可以“疆索巩固，英俄强邻不敢妄肆鸱张”，这样自然就可以免除“强邻窥伺，暗煽并飞”的危险。这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也是十分有利的。过去由于军府制体制的弊端，新疆的将军、大臣们放弃对民政的管理，而使各地方的民政大权均操之于王公、伯克及宗教上层分子之手。左宗棠认为地方民政事务，绝不能再由王公、伯克继续包办，他提出的具体措施是：一王公，伯克不准干预地方政事；二王公、伯克不再算是政府任命的官员；三降低王公、伯克的等级。这样一来，就彻底打破了王公、伯克和地方上层宗教分子对新疆地方政治的垄断，更加巩固各地方的政令统一。当然对于王公、伯克政治上特权的废除，也还是没有触动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仍然是以封建领主的地位，奴役着广大的农民群众。关于民族问题，左宗棠认为，新疆各族人民都有着“必不甘自外生成”的祖国观念，只是由于一些贪官污吏把少数民族不当人看，而比之为牛马进行奴役，才引起一次次的民族分裂事件的发生。针对此种情况，左宗棠在收复新疆过程中，首先提出了要“以平待回”的主张。所谓“以平待回”，就是执行民族政策上，讲求民族平等，不能对各少数民族任意歧视和侵扰。在具体措施上，左宗棠给进军新疆的部队颁布了“行军五禁”的命余，他三申五令地指示所属军队，只有搞好军民关系，才能迅速取得收回新疆的胜利。左宗棠指出：“此次如能遵行军五禁，严禁烧杀掠奸淫，则八城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不但其时易成功，即后此长治久安亦基于此。”在具体执行左宗棠的指示过程中，不但严惩过骚扰百姓的罪犯，而且也把在战斗中任意杀掠百姓的指挥官和部队，从前线撤职调回后方处理。对于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新疆各族百姓，左宗棠指示部队赈济他们衣食，并给百姓予以生活上的妥善安置，分给土地、籽种和耕畜，帮助百姓重建家园。在左宗棠的“平等待回”思想指导下，才使得清政府军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广泛得到各族百姓的支持，在短期内收复了被阿古柏占据的南北疆大片土地，挫败了沙俄帝国主义者妄图长期霸占中国领土的阴谋。“为政先利民，民既和俟，国必兴焉”的观点，应当说是左宗棠处理新疆问题的重要思想。

三

新疆在封建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封闭型的农业经济状态。土地为大大小小的封建主们所掌握，依附于封建主的广大农民，在封建主的沉重剥削下，不仅温饱全无，而且没有自由劳动的权利，他们当然不会产生开拓家乡经济的强烈愿望。而占有土地的封建主们，只要有农民给他们交款纳粮，更不会考虑什么发展经济的事。在此情况下，新疆的社会经济自然就会处于长期落后的状态。而那些被清朝政府委派到新疆各地的大小官吏们，他们当中的多数，除了只会依仗权势压迫、剥削百姓外，面对新疆有“南北两路夙号腴区”的优越地理条件，而社会经济又十分落后的这一现实情况，从来就没有几个官员考虑到，要以“勤求治源”的精神面对新疆的经济现实，积极努力去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新疆各族人民，由于经济生活得不到改善，他们当然会起来为争取生活权利而斗争，这样也必然会影响新疆社会政治的稳定，从而给外国侵略者及民族分裂分子以可乘之机。左宗棠认为“治水、行盐、劝垦、栽树、造庐台”等，直接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务，应当是各级政府官员为民办好事的具体行动。只有百姓从政府那里得到实际的利益之后，才会使“天下无盗、无冤民”，这样社会才能安定，外国侵略势力也就无隙可乘了。在此种认识的指导下，左宗棠决心采取一系列措施，从不同的方面来改变新疆的经济面貌。他针对新疆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了如下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的策略。

（1）发展水利灌溉事业：左宗棠来到西北，就注意到水利对于开拓经济的重要性，因此他十分重视新疆的水利事业。他明确提出“治西北者，宜先水利”的主张，并强调“保民之道，必以养民为先；六府之修，以水利为亟”的观点。经过左宗棠的一番实际考察，他得出了“西北素缺雨水，禾稼蔬棉专赖渠水……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洫”的结论。要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必须从发展水利入手，只有不停地与干旱作斗争，才可能获得良好收成。兴修水利，首先从开渠引水灌溉做起。左宗棠的部队进驻新疆之后，最先留下了张曜的部队在哈密搞军垦，那么垦植农田用水从何来呢？经过调查研究，左宗棠指示张曜首先修复早已废弃之石城子水渠，将水经过此渠引入张曜部队所开垦的二万亩土地，当年得到了经济收盆，不仅充实了新疆部队用粮，也减少了百姓负担。随着全新疆的收复，在左宗棠的指示和支持下，新疆天山南北兴起了以官兵办水利，公助民办水利，官民合办水利的热潮。官、民在南北疆广开水渠，其中在北路的有哈密、巴里坤、奇台、玛纳斯、乌鲁木齐等地，在南路的有吐鲁番、焉耆、库尔勒、巴楚、伽师、喀什等地。经过官、民的努力，很快就在上述各地开挖灌溉水梁数十条，总长一千多里，这样规模的水利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十分壮观的。灌溉水渠的修成，不仅解决了数十万亩土地的用水问题，同时也消除了由于河道的长久失修所造成的水患，还改良了许多盐渍化了的土地。由于兴办水利事业，新疆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2）兴办屯垦发展农业生产：经过十多年战乱的新疆，使原来早就有的屯垦事业，变得十分凋零破碎。军民因战乱而逃亡，田地因战乱而荒芜，使得本来就不发达的新疆农业经济，又变得残破不堪。军民流离失所，土地无人耕种，不仅对军队给养和百姓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而且也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为了尽快地改变农业生产上的不利状况，使军民生活安定下来，左宗棠及时采取了恢复屯垦，鼓励发展农桑的一些具体措施。

屯垦，首先是部队的军垦。虽然左宗棠最初的用意是解决军粮问题，但从后来收到的实际效果来看，它对巩固边防，发展生产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从部队一进疆，先在哈密开了个头，其后又在巴里坤、乌鲁木齐、昌吉、玛纳斯、吐鲁番、库尔勒、阿克苏、巴楚、喀什等地，恢复和新办军垦事业。左宗棠命令部队边打仗边恢复和发展垦植，每收复一个地方先把散失了的原来的屯兵招抚回来，恢复生产，同时也把打仗闲下来的士兵组织起来种地，使他们有事可干。进而又免去一部分老弱士兵的战斗任务，让他们专门从事垦植劳动，后来又劝一些遣散的年青士兵留下来从事开荒种地。并鼓励留在新疆屯垦的士兵，将家眷接来垦区长期安家落户。由于军垦的恢复和发展，从各方面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一是补充了军队的给养，缓和了由于从关内长途运送军粮所带来供应上的困难；二是减轻了新疆各族百姓的负担；三是在不打仗时，闲散下来的士兵，不致因无事可做而走出营房惹事生非；四是部队边生产、边打仗，巩固了新疆国防和内部安定；五是促进了地方百姓的民屯事业的发展。

原来新疆除了有军屯外，民屯也是相当有基础的。后来因为战乱，种地的百姓逃亡离散，才使民屯停顿和破败下来。左宗棠认为，要真正解决士兵的吃饭问题和老百姓的生活问题，主要还应依靠民屯事业的兴旺发达。因而，在每收复一处城镇之后，立即采取措施把逃亡离散的百姓招集回来，发给赈济衣物和口粮，并积极组织他们恢复屯垦生产。为了使“民归旧业，各安陇亩”，左宗棠下令减免三年赋税和徭役，切实从经济和劳动力上减轻百姓负担，以便使百姓能在困难的条件下，把垦植业搞起来。对于从事屯垦的百姓，不分民族，不受限制，允许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各屯户能种多少地就开垦多少地。采取“发赈给种，并指定地亩，俾得自种自食”的积极措施，使新疆的民屯事业很快地恢复并发展起来。为解决新疆地广人稀，劳力不足的实际困难，左宗棠还从甘肃等地招徕部分劳力，以充实新疆的屯垦生产。凡是自愿来新疆开荒种地的外来民户，也同样享受新疆本地屯户的优惠待遇，使外来屯户也安心于新疆从事农业生产。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天山南北的民屯户数达到万户以上，开垦的土地达十数万亩；其中仅巴里坤一地就开垦土地近六万亩，基本上恢复到战乱前的水平。再以收入来看，单就新疆南路八城的情况，由于屯户的增加和生产的发展，就征粮二十三万八千多石，比原来征粮数的十三万石，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屯户收成增加，不仅保证了新疆驻军的给养，也有利于百姓的生活。

在发展新疆屯垦事业上，左宗棠并非只重视种地打粮，他同时还注意到新疆民族地区的基本社会经济结构。新疆的经济向来都是农业、牧业并行发展，种地固然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但牧业也不能忽视。左宗棠在给部下的批札中指出，搞屯垦“经理之始，即当为异日设想。择其水泉饶沃者，为田畴；择其水草丰衍者，为牧地；庶将来可耕可牧，正不必概行耕垦。”他的这一决策，是从新疆的风土民情实际情况来考虑的，提出了新疆的屯垦事业要走农牧结合的方向，这样可免除发展单一经济而带来的不良后果。

由于屯垦事业在新疆的恢复和发展，从实际效果上实现了左宗棠的“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不渴之源”的主张。在左宗棠的倡导下，战后新疆的农牧业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3）扶持蚕桑业的发展：左宗棠在注意发展屯垦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发展具有新疆地方经济优势的蚕桑业。由于新疆的气候水土条件适合栽桑养蚕，养蚕制丝业在新疆盛行已有两千余年，但丝织产品质量差，而且生产规模小。左宗棠从新疆与中亚、西南亚的国际贸易来考虑，积极鼓励和支持新疆大力发展蚕桑业。他的根据为：一是新疆桑树多，特别是新疆南部。经他调查，全疆桑树约有八十余万株。老百姓种桑，只是食其果并利用其果作酿酒原料，种桑养蚕的百姓虽然有但为数不多，而且丝及丝织物也差。二是俄国及西南亚、中亚等国家，每年从新疆购买丝的数量，远不能满足所需，他们还要从四川、江苏、浙江等地购买。从这两点出发，左宗棠认为，既然天时、地利适于种桑养蚕，又为贸易所需，因此在新疆就要大力发展蚕桑业，从而实现他的“教民种桑棉为养民务本”的理想。为了推广蚕桑业的发展，左宗棠采取的积极措施是“移浙之桑，种于西域”。他专门派人去江苏、浙江等地移来良种桑苗及蚕种，并聘请种桑养蚕的熟练技工，来到新疆传授种桑、养蚕、缫丝和织绸之术。他们先后在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等地设局，广为传授技术，经过几年之后，新疆所生产的生丝及丝织品，无论是丝的色泽光洁度，或是丝织品的高精度，都可与四川及江浙的产品相媲美。在左宗棠的积极扶持下，新疆的蚕桑业有了大的发展。“自是以来，蚕业渐兴，缠民习其业者日众，而英俄商人有运我茧丝出口者，则成效亦稍稍著矣。”

（4）整顿财政，减轻百姓负担：在左宗棠未进新疆以前，新疆的赋税十分不合情理。百姓交纳粮赋应当是按实有田地的亩数交纳，没有田地的便不交纳赋税。但在新疆却按每个农户的人丁交纳，这样就出现了地多人口少的农户少交赋税，地少或无地且又人口多的农户多交赋税的现象。针对这一不合理的现象，左宗棠下令，用“按亩升科”的十一税一法，征收赋税。废除按人丁纳税的陈旧规章，从而改变了有田地的富户人丁少纳税少，无田地的穷户人口多税多的怪现象。左宗棠的这一改革，实质上是对当时新疆农奴制度的否定。为了防止征收赋税人员欺蒙百姓，左宗棠主张按内地的办法，实行征税前发给“由单”；征税后要有收据。考虑到新疆少数民族不识汉字，规定由单和收据均要注明回字（印维文），写明征收钱粮的数字，让百姓一目了然，如有差错可即时报官。虽然，左宗棠所实行的改革目的是为了“征收有定而贫富两得其平”，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富户与地方官员的勾结，大量隐满土地数量，却逃脱了赋税的交纳。

在财政整顿方面，左宗棠只重视对币制和厘金的整理。新疆的钱币，从南北疆的使用流通情况来看，是比较混乱的。有南疆通用的普尔钱（红钱），有乾隆时铸的制钱，还有阿古柏窃据南疆时铸造的天罡（银钱），各种钱币流通使百姓亟为不便。为了统一币制，左宗棠决定，在阿克苏设局制造银钱。按照他的设想，因为此种钱是由纯银所制，自然价值就会比其它钱高，有阿克苏制银钱为基础，其余各种钱币必然就会消失，所以新币出世之后，并没有禁止旧币流通。但是，由于这种新币是用银锭放置铜模上，用人工方式锤打而成，每日生产量很少，比不上把银熔化后浇铸制钱快，所以左宗棠决定改革币制，但很快就被清政府下令停止了。从左宗棠改革币制的主观愿望来看，对于统一当时的币制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新疆的许多日用货物，如茶叶、布匹之类要从关内运进，本地产的棉花、皮毛等也要运往内地，货物的流通往来，都要征收进出口厘金（货物税）。由于以往没有统一的税收制度，致使有些货物不经收税就在市场上流通，而市场上有些货物则重叠收税。因此造成了货物价格的不稳定，影响到市场的物价。征收厘金，是新疆地方政府用来补充粮饷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如果不进行整顿，使其能在统一的制度下征收税款，这不仅会影响到新疆的财政收入，同时也会给市场价格带来波动，影响物价稳定。新疆收复后，左宗棠先后指令恢复和整顿巴里坤、哈密、奇台、吐鲁番等南北交通要道的厘金局，按章征收东西南北往来的货物税。仅巴里坤一地，每月就可征收六、七千两之多。截至清光绪六年，新疆各厘金局共收各种货物进出口税金，达六十多万两，补充了新疆财政收入的欠缺部份。

（5）修筑道路和植树：清代在还没有近代化的交通工具之前，京城北京与各地的交通联系，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交通联系，是靠骑马或坐马、手拉的车辆，沿各地修建的官道行走。道路对于部队行军打仗和运送给养，投递公文，传达命令，发展商业运输，有着紧密的关系。新疆地处西北最边远的地区，道路的好坏与畅通与否，尤关重要。在宗棠在率军西征前后，就注意到了修整由关内到新疆的官道，以便利大队人马和军队给养运输的畅通无阻。鉴于西北地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左宗棠指令从陕西潼关开始，对道路进行扩修。从潼关经西安，再过兰州、河西经嘉峪关进新疆，分南北两道，北路修至精河，南路修至喀什。这条东起陕西，横贯甘肃直通新疆南北的大道，修筑起来十分困难。官道三至十数丈宽窄不等，可供车并行来往。道路修筑工程之艰巨，十分可观，其中由哈密到巴里坤的车道，要绕天山三十六盘，道宽一丈五、六尺。从托克逊到焉耆，修平唐代归时银山道，苏巴什南八十里隘口，填筑清水河大片碱滩，在喀什城周修筑桥梁数十座，车道数百里等工程，均付出了高昂代价，才基本达到使用要求。道路修通之后，左宗棠还命令，对沿途的驿站及客站也进行了整理，使公文传递和军用运输更为方便。左宗棠指令修筑道路和整顿驿站、客站的结果，除方便了行军打仗和运送军粮外，还对促进和发展商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各地的商旅，随着进新疆交通的畅通，使关内外的往来日益频繁。随着新疆土特产品对外输出的迅速发展，进一步刺激了新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经济交流的频繁往来，自然也引起了新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随之而更加密切了。

在左宗棠领导修筑道路的同时，还命令在道路旁种植一两行到五行的柳树。柳树种活之后，形成了一条“夹道种柳，延绵数千里，绿如帷幄”的绿色长城。面对着这一行行壮观的柳树，当时的人们都习惯将它们称之为“左公柳”。从左宗棠号召在官道旁广植树木的意义来看，一方面美化了道路四围的环境，保护道路使其不受西北地区风沙所淹没。另一方面在烈日焰焰的戈壁荒滩上也给来往的车马、行人，提供了荫凉清暑的休息场所。

四

左宗棠对新疆的贡献，当然不只前面所述的几个方面，我们只不过是择其主要者予以评介。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左宗棠也和其他封建统治集团的人物一样，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进程中，同样也有过不光彩的一段历史，他也曾因积极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陕西回民起义，而获得过“刽子手”的称号，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有功而受到皇帝的赏识升至总督之位。但他却又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他不但以突际行动率领军队驱逐了侵略者，同时还尽力把一个因战乱而在政治、经济上变得十分衰败的新疆，从困难的境地恢复发展起来。正是由于左宗棠的努力，新疆才在一段时期内，经济、文化有了发展，各族人民生活有了相对的稳定。也正是由于左宗棠的努力，才给新疆带来了一个暂短时期的繁荣，者使得关内的百姓“扶老携幼，不远千里，接续自来”，与新疆备族人民共同发展新疆的经济建设。这足以说明左宗棠对新疆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曾经有人说过，新疆的开拓功劳在张骞，新疆能保住而没有落入英、俄帝国主义的魔掌，功劳在于左宗棠。这样一个简明而又实际的评语，应当说并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