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二日，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织了一次答辩，参加答辩的是八二届研究生牛济，他的论文题目是：《左宗棠经营新疆初探》。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
一、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渊源。
二、左宗棠一举收复新疆，挫败了沙俄和英国侵略者妄图吞噬我国新疆领土的野心。
三、左宗棠为恢复和发展新疆社会经济所采取的措施。
四、左宗棠与新疆改设行省。
全文约两万四千余字。
现将答辩过程中所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摘要简述于下：
问：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答：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它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从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关系和革命对象等也都相应地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民肩负着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的民主革命的双重历史任务，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很明显，对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态度，就成了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依据。
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封建主义的长期束缚，是近代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落后就要挨打，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争，向西方冈家寻找真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毛泽东选集》：《论人民民主专政》）因此，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它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根本特点，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主张学习西方还是反对学习西方，也就成了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必须考虑的问题。
研究历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能够全面地、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使历史的脉络更加清楚，从而进一步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对于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评价，史学界目前存在着一种简单化的倾向。有的同志仅仅用数字概念，所谓“三七开”、“四六开”等等，轻率地给历史人物划分数，做出很不科学的定论。还有的同志，因人废言，因噎废食。例如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评价，就有这种情形。有一篇文章指出：“反动阵营从苟延残喘的晚清统治集团，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以及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主要人物，基本态度是肯定的。特别是蒋介石，对洋务运动的祖师爷曾国藩，更是推崇备至，树为楷模，亦步亦趋。进步阵营从资产阶级革命派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一切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人士，则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主要人物，抱基本否定态度。”在学术观点方面，“反动阵营”加以肯定的，好象“进步阵营”非偏偏否定不可，非如此，立场就站错了，不足称“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显然是荒谬的。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倭仁和徐桐之流，反对洋务运动态度最坚定，也最积极，而“四人帮”更是不遗余力地全盘否定、攻击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为“洋奴哲学”以及“卖国主义”等，理所当然地应该划做“进步阵营”中的“进步人士”了。显然，那种不从复杂的历史实际状况出发，一味采用贴标签的方法，武断地评价历史人物，将问题简单化、绝对化，是不可取的。
问：有人说，左宗棠的爱国主义，只不过是爱大清王朝。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答：所谓爱国主义，就是指人们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列宁说，它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也不完全一致。
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过程是一个急遽的、复杂的过程，“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达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矛盾论》）民族矛盾的激化，暂时地降低了国内封建地主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地位。因此，对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抵抗派，我们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左宗棠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奋起抵抗沙俄和英国侵略者的扩张，一举收复新疆，捍卫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团结，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这时，左宗棠爱“大清王朝”与爱国是统一的，我们不能将二者简单地割裂开来，把它们看作是孤立静止或者截然对立的东西，否则，历史也就变成一本说不清的糊涂账。
与此相反，当国内阶级矛盾异常尖锐，而国家仅仅是一个剥削统治的机器时，爱“大清王朝”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无疑也就成了人民的凶恶敌人，例如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这是由他们反动的地主阶级政治立场所决定的，整个地主阶级都是如此，左宗棠也不例外。
问：怎样分析左宗棠在收复新疆过程中的局限性？
答：左宗棠在晚清国势凌夷，军事上屡战屡败的情况下，率军收复新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是评价左宗棠的主要方面。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左宗棠毕竟是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一员，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不可能脱离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时代的限制，主要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左宗棠是清朝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忠实臣仆。
一八七八年一月，左宗棠收复了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六月，清政府派崇厚为出使俄国大臣，企图通过外交途径收回伊犁。在沙俄的威胁和愚弄下，崇厚竟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左宗棠闻讯以后，义愤填膺。一八八○年五月，左宗棠自肃州出关，舁榇以行，示决一死。六月初，左宗棠抵达哈密，计划分兵三路收复伊犁。但是，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强大的军事压力，决定与沙俄进行和谈。八月，清政府颁布“上谕”，命左宗棠进京陛见。左宗棠虽满腹愤懑，仍不得不含恨离开新疆。左宗棠尽管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而后来的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的签署，对左宗棠来说，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
（二）左宗棠滥杀少数兄弟民族，应负有一定的责任。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争是正义的，歼灭入侵的阿古柏匪徒也是正义的。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左宗棠根本不可能正确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必然反映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用兵约五、六万人，从军队的性质上来讲，它仍是一支地主阶级的武装，它不可能有严明的纪律性和组织性，所以突出地表现在滥杀少数兄弟民族方面，有许多男女老幼残弱被无辜杀戮，这对新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破坏作用，并长时期地留下了民族之间的隔阂。左宗棠显然是应承担责任的。
左宗棠在恢复新疆过程中的局限性毕竟是评价左宗棠的支流和次要方面。我们应尊重历史事实，不必采取回避态度，这样做，将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评价左宗棠。
此外，围绕论文，牛济还对左宗棠的洋务思想以及海防与塞防之争等一系列问题，分别进行了答辩。
答辩委员会一致认为，这次答辩是成功的。牛济的论文，对左宗棠经营新疆这个重大课题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立论妥贴，分析精当，对左宗棠爱国主义思想渊源的研究有所创新，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对于论文的不足之处，答辩委员会也提出了宝贵意见。牛济表示，他的论文现在仅仅是“初探”，在今后的“再探”中，一定注意史论的进一步结合。
最后，答辩委员会进行无记名投票，全体委员一致通过授予牛济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的决议，报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