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观念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从根本上说来自实践，更具体地讲来自于武器装备陈旧落后的清军和坚船利炮的英军的不对等的对抗斗争。敌对双方在军事技术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而又突然相遇，要在战场上见高低，势必使落后一方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即了解、掌握对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作战方法等。这也是人类社会技术横向扩展、传播乃至深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魏源讲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指向西方国家学习制造船炮等先进技术，组成新式水师，以便与敌人兵舰争战于海洋。不过，“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思想的发明权并不属于魏源，而是属于直接在第一线抗击敌人之人，即以林则徐等为代表的部分军民。
林则徐于1840年提出“师敌长技以制敌”的思想，并在抗英斗争中有所体现，如购买二百门西洋大炮布置虎门两侧，加强军事防御；广东抗英士绅林福祥也于1841年捐资购买洋枪洋炮，并提出了“借彼之矛，攻彼之盾”，“以逆夷之物，还逆夷之身”的口号，与林则徐“师敌长技以制敌”同一内涵；在《筹海篇•议战》中，魏源还提到当时广东义民捐资造船，曰“现在广东义士请弥利坚人造二桅兵船，果仅费银万九千两。”购买西洋先进武器，仿造先进船舰是实际斗争的需要，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师敌长技以制敌”这样的思想火花。但是，真正对于“师敌长技以制敌”这一思想加以具体而深刻阐述的，则是魏源。他使这一思想具有更丰富的内容，并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成为时代的口号，并使之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救国方案，第一个现代化方案。
（二）
很久以来，一直有一种议论，以为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说来自林则徐的“师敌长技以制敌”，近来有人认为魏源有窃取林则徐思想成果之嫌，所以林则徐在日记、书信中再也不愿提到魏源，甚至认为《筹海篇》亦来自林则徐。似乎只有林公这样伟大的人物才配享有“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的光辉思想。我们认为，这恐怕是一种偏见。与其说林公有“师敌长技以制敌”思想，不如说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火花。在他执掌广东军政大权时，有“师敌长技以制敌”的具体行动，但在他遣戍新疆以后，甚至复出后，都未能在“师敌长技以制敌”之言行方面有何表现。可以肯定地讲，“师敌长技以制敌”思想并未在林公那里形成系统化的理论，如果认为林公应该具有更深刻、更系统的御敌思想理论，那无疑是在苛责一位务实的政治实干家。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道光是一位远见卓识的皇帝，甚至仅是一位意志坚强的皇帝，予林公以真正的全权和充分的信任，由林公一直主持广东乃至整个东南沿海的防务，那么，林公一定会将“师敌长技以制敌”这一思想完全彻底地贯彻执行，将其付诸实践，——这可由他暂短的广州防务工作成绩作证，其奏稿中也会更充分系统地体现这一思想。这样也就无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有这样的提法，也是无什么新意的贫乏的概念，仅是同义反复林公丰富的“师敌长技以制敌”之说。而历史之事实又正与人们的正常意愿相反，中国近代许多事也都是例外，如鲠在喉，朝廷举措之乖张，内政外交之错谬，都在一差之间，从林公开始便有了一连串的遗憾。笼统地讲，中国近代是一个火与剑的悲剧时代，故有悲剧的历史，悲剧的命运，无论王公大臣，还是平民百姓，甚至在朝的皇帝都无法避免。这几乎又是题外话。
林公“师敌长技以制敌”之说，出自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所引林公一段奏言，现摘录如下，“自六月以来，各国洋船愤贸易为英人所阻，成言英人若久不归，亦必回国各调兵船来与讲理，正可以敌攻敌；中国造船造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人们遍查林公文集、奏稿，未能找到这样的奏折。我们估计这个奏言可能是林公于1840年8月29日上《奉旨革斥自请处分折》（附《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的草稿，“奏言”与“不能歇手片”两者在内容上十分接近。所不同者在表述方法和语气上略有差异，“奏言”过于简单，特别是过于主观肯定、判断，没有留余地。林公很谨慎，特别是在皇帝已震怒的情况下，就要更讲究奏稿措辞、语气，所以，他很可能感到初稿（即奏言）“攻敌”、“制敌”这类字眼与朝廷抚夷之旨意不合拍，所以便把自己的真心话埋在肚里，将草稿压在箱底，换上“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此有追悔未行之意，但还是表达“制夷”之意，而就是这句话，皇上且朱批“一片胡言”。林公将“攻敌”。制敌”之说转为向皇帝建议将粤海关税三千万两之十分之一，即“三百万”两用于造船铸炮，并温和解释说，“以通夷之银”、“为防夷之用”，并希望“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拳拳之心天日可见。此虽仍有“制敌”、“师敌”之意，但又不明说，以免已受制于敌的皇帝反感“制敌”、“攻敌”之说。试想，当时林公若将“师敌长技以制敌”、“以敌攻敌”这样的话上奏给皇帝，那恐怕就不是“一片胡言”所能打发的。鉴于林公奏稿多起草稿，这也是多数官员上奏折时的通例，“奏言”可能就是林公1840年8月底奏稿的草稿。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说，林公自1840年8月底以后，箴口不提“师敌长技以制敌”，——也许唯一可能的例外，就是第二年六月在京口与魏源相会之时，将这个火种传递给了魏源，在行动上也被迫停止了“师敌”活动。林公“师敌”“制敌”的勇气、思想被寒凉的现实几乎封冻了。
我们还想指出的另一事实就是魏源将林公“师敌长技以制敌”的“发明权”保存了下来。魏源无意于独享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没有掠攘林公之美的意思。至于林公以后未在日记书信中谈及魏源实属正常，按交情，魏源和林则徐非同乡，无法和林的同乡张际亮相比，且相识较晚，共事时间不长，私交不深，但彼此尊重推赏；论地位，魏源虽有才能但长期是幕僚，林则徐一直身居要职，就是被免官仍有自己的故吏门生、督抚学士作自己的朋友，一时还轮不到魏源。以前，林公也极少在日记中谈到魏源，相互无书信往来；就是京口会晤，林公也未在日记中记下，这时林魏之间怕不应说成相互“心慊于对方”。想象魏源借林公厚道而窃取林著真也算无稽之谈。不能通信，自然也就无信件可留存。至于日记中也不提魏源恰又证明魏源是清白的，倘若魏源窃取了所谓林的著作成果，林口不言，但心要说，就很可能写在日记中，以了却小事一桩。或许林魏之间根本无事，无官司，只是后人好事，凭想象在猜疑。当然，如前所说，林公已无意于夷情夷务，自然也就不再关注所嘱魏源之事，也就会再提魏源。而就魏源来讲，林公尚在世，若窃取林之思想成果恐怕也是下策中之下策，此与魏源心性绝不相容。
（三）
我们反复讲，魏源自觉又不自觉地完成历史使命，且本人知识结构、性格特征、志向抱负等因素使其能胜任这一工作。学习、掌握对方先进的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本具历史的普遍性。但又非每个人都能立即意识到这一点，率先接受这一观点。对于魏源这样博览群书、博闻强记且具有经世思想之人，才容易认可、接受“师敌长技”，以便为我所用。现仅就其所掌握的中外历史知识再谈一下何以魏源能执着于“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兹试引几条如下：
昔汉武欲伐南越，爰习楼船水战于昆明湖。乾隆中以金川恃碉险，爰命金川浮卒建碉于香山，又命南怀仁制西洋水法于养心殿（按，南怀仁供职于康熙朝，此记有误）。而西史言俄罗斯之比达王，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反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
康熙初曾调荷兰夹板船以剿台湾矣，曾命西洋南怀仁制火炮以剿三藩矣，曾行取西洋人入钦天监以司历官矣。
雍正中御西夷，岳钟琪进车营法，仿邱浚旧制而损益之。其车广二尺，长五尺……
飞炮火器皆创自佛兰西，而英夷效之。
由此可知，魏源牢固地树立起一种信念，即长技是从对手、敌手或他人那里学来的，列祖列宗及外国国王都曾仿学对手之长技。魏源还在《圣武记》中写道：“天聪五年，始铸红夷大炮，命汉军演火炮。”当时八旗铁骑所向披靡，尚且仿造明军所拥有的西洋火炮，以期“师明之长技以制明”。魏源曾从傅鼐习“苗”技以制“苗”中学来一整套“制夷”方法。他也深知西洋之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本来是中国之长，后来被彼学走。在魏源看来，学习别人之长技本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当林公“师敌长技以制敌”这样的思想火花一旦点燃他这颗有准备的头脑时，他便毅然举起“师夷长技以制夷”这面大旗，站在时代最前列。
魏源在当时能这样做应说是很不容易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且看广东人梁廷楠，他对西方算是有较多了解，写成《夷氛闻记》，不但目睹了林公在广东“师敌”、“制敌”的全过程，且是林公的朋友。然而，此公囿于旧传统，迷信天朝上国优越论。不顾中国失败的事实，吹嘘清朝“国运方隆”，认为聘请外人教造船制炮技术是“丧失国体”，“反求胜夷之道于夷”，“古今无是理”。一句话，战败了也不能向胜我之夷学“胜夷之道”。这也算很代表性之一种观点了。魏源曾不无遗憾地批评道：“今日之事，苟有议征西洋兵舶者，则必曰借外夷恐示弱；及一旦示弱数倍于此，则甘心而不辞。使有置造船械师夷长技者，则曰糜费，及一旦縻费十倍于此，则又谓权宜救急而不足惜。苟有议繙夷书、刺夷事者，则必曰多事；及一旦有事，则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当局中有一大批人要么讳疾忌医、矮子怕人说矬，要么鼠目寸光，胆小怕事又自作聪明，根本意识不到“师长”之必要性、重要性，甚至连最基本的历史经验都没有，只知跟着皇帝转。相反，魏源熟知历史掌故，又关心现实，也能留心观察外敌。1840年7年，在定海俘获一名英军军官安德突，被关在宁波。魏源闻讯后，从扬州赶往宁波，亲自审讯，了解英军侵华意图、兵力部署、武器性能以及英国政治、经济、地理、风俗等情况，并写成《英吉利小记》，后收入《海国图志》。他总结英国的特点是：“凡商船所至之国，视其守御不严者，辄以其兵压其境，破其城，或降服为属藩，或夺据为分国”。又曰：“盖四海之内，其帆墙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英国确有极大之危害，而且这种危害性越来越不利于中国。魏源曾对英人占据新加坡这一战略要地及其所为，表示极大的关注。英人“欲据此东西要津，独擅中华之利而制诸国之咽喉。”（据颜师综《南洋蠡测》）并在新加坡“建英华书院，延华人为师，教汉文汉语，刊中国经史子集、图经地志，更元语言文字之隔，故洞察中国情形虚实，而中国反无一人了彼情伪，无一事师其长技，喟矣哉！”有鉴于此，魏源决然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甚至不惜冒坐以“通番”之罪。魏源胆识卓见是近代中国人民应引以自豪的。
就魏源本人来讲，做了他所能作的事。事实上，当时有许多人都有机会去做，可以大声疾呼“师夷长技以制夷”，著说立说，阐述这一理论思想，比如象梁廷楠这样一些身在广州亲历其事的士人，但他们都没有去做这件事。如果要找原因的话，别人或许无经世致用思想，或者不如魏源经世思想浓烈，或者史学功夫不够，识见太窄，或未有“读史筹边二十年”的执着精神等等。反观魏源则具备诸多别人不可企及的有利因素，这里还未涉及魏源之才情。
魏源或许不需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信念，但他所做的又确实是无利可图的苦差事。近五十岁的老人，身体又不好，却要翻阅、对校迥异自己所熟悉的经史子集的那些新东西，绝非容易之事。就算他好名，但当时又有几人可免俗呢？历史选中魏源，绝非偶然。魏源爱国之赤诚、广博的学识、经世致用思想终使其投入到近代历史怀抱中。一百五十多年前，魏源无愧于那个时代，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尽管其抱负未能全部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今人大可不必苛责于魏源。他没有窃取林公的思想成果，他只是完成了历史使命，树起近代中国第一面救亡图存的旗帜——“师夷长技以制夷”。拥有历史并与时代紧紧站在一起之人有资格作为举旗人和护旗手。
（四）
魏源从“制夷”之动机出发，倡导“师夷长技”，便不自觉地触及中国近代社会两大历史主题，即对外反对侵略对内实现近代化。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近代中国第一面救国旗帜，是第一个救国图强的现代化方案。只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绝大多数人未能认识到这一点。魏源曲高和寡，承受了先知先觉者所特有的悲苦和孤独。至六十年代，洋务派才又打起求强求富的旗帜，而几年前（公元1857年）魏源却已默默地逝去了。按魏源本人的说法，才与时运不会，故不济事，不成功。事实上，在魏源那个时代，洋务运动这个“时运”尚未全部显现。当然，因魏源觉悟较早，那个时代一切未明朗化，没有一个先进的阶级出现，时局危机尚不被人们所察觉，故他所提出的方略也有许多值得商量之处，比如，在大角、沙角建军工企业便不科学，违反军事原则，一旦有战事，很易被敌破坏；至于一二载就能将洋人技术学到手也失之武断，等等。空泛不切实之论正与其所处的黎明前晦明相交时代相对应。对于魏源，我们固然可以指出其许多不当之处，但是，如果我们过于挑剔，并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其言行，认为一切似乎没什么了不起，那么，这已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了。我们主要目的在于理解其思想内容及其必然合理性，理解历史，理解前贤。魏源作为一位思想家，其动机与民族国家大义一致，其思想内容，包括所设想的蓝图有其合理性，当然也难免臆想、武断之成份。而这后一点又几乎是任何一位思想家都难以避免的，魏源自然也不能例外。我们确实要历史地、客观地评价任何一位历史人物，尽量以历史之宽容心态理解前贤。
“师夷长技以制夷”之思想内容，实有托起了民族不沉的太阳之功。魏源擎起“师夷长技以制夷”这面旗帜，实有赖于他对整个中华民族充满了信心。反过来讲，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及中华锦秀河山滋育出这种自信心。请听他言：
古之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岂非形器之末？而《暌》、《焕》取诸《易》象，射御登诸六艺，岂火轮、火器不等于射御乎？指南制自周公，挈壶创自《周礼》，有用之物，即奇技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指南针虽非创自周公，但我们远在春秋时代就很讲习射、御之术，这和西洋今日之火器，火轮舟之功用是一致的，且都是人造的器械。如果说今日西洋有何高明之处的话，也不过是借用风力、水力、火力这些你国有他国也有的东西。从表面上看，西洋器械神乎其神，所谓“夺造化通神明”，而就其实质来讲，又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的结果。用今天的话来讲，机器再精巧仍是人造的东西，是人才智的结果，魏源赖其自信心及传统历史滋养已平视西洋新玩艺。中国有句古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魏源在《默觚•学篇二》中就人凝神一志之功效讲到：“潜心于道，久必有神相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告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诚之极也。……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事之成功、技艺之精湛，都是“用志不分”、“竭耳目心思之力”的结果。而中国人有这种优良品格，且不言精卫填海、杜鹃滴血这类能曲折体现国民性的传说，就是历史故事、文学语言所描述的也是难以尽数的，诸如苏武牧羊、铁棒磨针、滴水穿石、苦心孤诣等早已脍炙人口。事实上，魏源本人就是一位勤勤恳恳用心不二“俛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之人。
我们认为，正是因为魏源深受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之薰染，故能洞穿西洋长技无非是人耳目心思智力运用之结果。中华文化之所以凝重深厚博大，又正是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执着于生活、勤苦努力干事业，有着“俛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的精神。锲而不舍、勤苦耐劳、忠诚不二，自然都会导致“耳目心思之力”的充分运用。所以西洋长技仍不过是人造的奇技，我们自然可以“厉精淬志”，造出西洋长技。魏源根据中国国情国力及中华智慧等因素断定中国有能力学会西洋长技。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现代舰炮、火攻所用铁、火药、油木以及耐火的晋石、助燃的石油、豚油无所不有，中国人的智慧、创造力也使其信心大增。他讲：
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历算则日月薄蚀，闰余消息，不爽秒毫；仪器则钟表晷刻，不亚西土；至罗针、壶漏，则创自中国而后西行，……
在魏源看来，我们过去曾作过西洋人的老师，今日我们反过头向西方学习也很正常。魏源能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确实有赖其民族自信心。民族文化传统造就了魏源这样一位开明之士。其广博的天文、地理、历史知识，使他肩负起将东西文化建立起桥梁的艰巨任务，为近代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反对外来侵略指明了正确方向。“创榛辟莽，前躯先路”，难免粗糙，甚至浮躁，但其“毙而后已”的精神将永存。“师夷长技以制夷”既属于那个特定的时代，又扎根于历史。魏源高举“师夷长技以制夷”这面大旗不过是肩负历史重托，完成时代使命。历史选中魏源，因为魏源首先属于历史——为优秀的传统文化所武装，即为经邦治国、救世利民的经世致用思想所武装。魏源能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并在论著中作相应的阐述，绝非偶然。当他这样做了以后，他又堪称中国近代黎明报晓的雄鸡，正应了他自己的言志诗：“开牖面朝阳，得日最为早。四野鸡未啼，一室已先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