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的一天，香港机场人头攒动，时任《香港时报》主编的许孝炎先生挤身其中。他是前来接待一位穿长袍的老人——赫赫有名的前国民党元老章士钊的。章士钊来香港干什么？此事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周恩来恳切地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们了。”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以不可阻挡之势直逼长江，李宗仁被迫提出了和谈要求，但他提出的和谈代表名单，中共发言人表示不接受其中的彭昭贤，因为彭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主要干将，是一名战争罪犯。此事使李宗仁坐立不安、左右为难。谁能替代彭昭贤呢？他苦思冥想，终于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国民党立法委员章士钊。“对，此任非他莫属。”可他又犯难了：章士钊长期闲居上海，这位声望颇高的元老愿不愿意接受这一重任呢？看来只有他这新“总统”亲自出马请驾了。
当李宗仁登门拜访并告诉他目前的形势及自己的想法时，已是68岁高龄的章士钊满口答应了他的请求。他说：“实现国内和平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一定尽心效力。”并向李宗仁建议道：“在我们正式代表团去北平之前，应该先派一个‘民间’团体去作试探性访问，为正式谈判做准备。”李宗仁欣然同意。
这一年2月13日，一架飞机从上海飞往北平，机上坐着由章士钊、颜惠庆和江庸3人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这便是作为试探性访问的“民间团体”。章士钊一行受到中共方面的热情接待，叶剑英、董必武、罗荣桓、聂荣臻等分别接见了他们，同时与他们就国内形势、两党和谈等问题进行了坦率交谈，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还带他们前往西柏坡拜会毛泽东等其他领导人。
毛泽东首先接见了章士钊，一见面，毛泽东就亲热地握住他的手说：“行严老，重庆一别，已经有3年多时间没见面了，你的身体还好吗？”“好，好，还好！”章士钊十分激动，连声回答着毛泽东的问候。他感到多日来的紧张情绪一下子消除了。毛泽东深情地回忆起20多年前的往事。那是1920年的初春，毛泽东与蔡和森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当他们到达上海后，出国经费发生了困难，毛泽东便找到了正在上海的湖南老乡章士钊，向他求援。章士钊十分同情这些青年，即向上海工商界名流募捐了一笔款项，解决了这些年轻人赴法留学的经费。多年来，毛泽东一直铭记在心。重庆谈判时毛向章提过此事，今天毛又一次谈起，再三表示谢意。毛泽东说：“共产党不会忘记为他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新中国成立后，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接着，毛泽东向章士钊通报了共产党关于和平谈判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希望他为国内和平作贡献。
第二天，章士钊离开西柏坡，毛泽东亲自送行，并拿出一封给李宗仁的亲笔信，希望他转交。从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的身上，章士钊感到了共产党人朴实无华和真诚待人的品格，这深深地感动着章士钊。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为国共和谈的成功做出最大努力。
同年4月，以张治中为团长的国民党代表团来到北平，与中共方面进行了正式和谈。章士钊作为代表之一，第二次来到北平。在这里，他又一次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再次接见了他。在交谈中，章士钊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蒋介石已下台，战犯的名字是否可以不列入条文？”考虑到减少代表们的困难，毛泽东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在国共双方代表的共同努力下，通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4月15日晚通过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然而，就在双方代表正为谈判的成功而高兴之时，国民党方面却拒绝签字，谈判陷于破裂。章士钊对此十分痛心，他与邵力子联名写信给李宗仁，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的骗局，还以个人名义在报上发表声明，愤怒谴责国民党的罪行。
国共和谈破裂后，张治中一行准备返回。这时，中共方面考虑到南京代表与共产党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违背了蒋介石的意愿，必为蒋所不容，因而想让他们留下。为此，周恩来亲自到六国饭店代表团驻地劝阻他们。周恩来恳切地说：“无论你们回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特务是不会放过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们了。”周恩来的真诚打动了各位代表，他们答应了中共方面的请求。于是，当南京政府派来接他们的专机从北平起飞时，只载回一个空空的机舱……
从此，章士钊走上了新的人生旅途。
中共中央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欢迎蒋先生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平地一声惊雷，亿万同胞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之时，章士钊，这位久经风雨的老人禁不住心潮起伏，老泪纵横。
新中国没有忘记章士钊，党和人民给他委以重任。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章士钊时时惦记着祖国的统一事业。他想：作为一位国民党元老，而今又是共产党的干部，不为国家的统一大业做点工作，我有愧于自己，有愧于人民。
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章士钊闻此异常兴奋，他精神百倍地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利用过去的一些旧关系，做蒋介石的工作，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
对于章士钊的请求，中共中央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去香港试试是可行的。为此，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找到章士钊，征求了他的意见，决定派他到香港去做统战工作。中共中央还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托章士钊带到香港，设法转交给蒋介石。
就这样，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件，于1956年春肩负重任来到香港，受到了许孝炎等人的热情接待。许是湖南沅陵人，章士钊的同乡，抗战时期他们同为国民参政员，关系很好。在国民党南京政权瓦解之际，许孝炎到了台湾，后来被蒋介石派往香港负责宣传工作，主持《香港时报》，是国民党在香港举足轻重的人物。章士钊向许孝炎谈了中共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与诚意，并托许孝炎转交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许孝炎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便立即从香港飞赴台北，直抵“总统府”，亲手将信交给了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在给蒋介石的信中，积极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办法。信中表示：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都由蒋介石管理；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援助。还指出：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先生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并进一步强调：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欢迎蒋先生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蒋介石展开信件，反复看了多遍，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他凝视着窗外，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向许孝炎摆摆手，示意他退下。一年后，蒋介石突然召回许孝炎，说有要事相商。两人在“总统府”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往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然后他让许孝炎推荐人选，许考虑了一会儿，便提出了3个人，请蒋介石从中敲定。蒋介石权衡再三，选择了住在香港的“立法委员”宋宜山。
宋宜山祖籍湖南，毕业于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将领宋希濂的哥哥。当他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便立即来到北京。章士钊亲自到车站迎接他，并陪他参观了北京的工厂、农村，还应他的请求，陪他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访了他的弟弟宋希濂。兄弟俩久别重逢，百感交集，宋宜山劝勉弟弟好好改造，并对他的学习、生活情况相当满意。在此期间，周恩来专门约见了宋宜山，和他进行亲切交谈。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也会见了宋宜山，与他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等问题进行了具体会谈。宋宜山的所见所闻，在脑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表示，返港后一定如实向蒋介石汇报，并尽力使已经开始的国共接触继续发展下去，以最终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这一切，使章士钊感到无比欣慰，信心百倍。
结束了北京之行，宋宜山准备返回，临行时，章士钊紧紧握住他的手，情深意长地说：“希望再见到你时，是你陪同国民党更高的官员前来谈判。”宋宜山笑了：“我们会再见的。”
在许孝炎把宋宜山精心写出的长达1.5万字的报告转交给蒋介石时，知情人士都焦急地等待着下一个回音。然而，蒋介石对报告中过多地颂扬了共产党和新中国感到十分不悦，他拒绝了宋宜山回台湾当面报告的请求。于是，本来可以深入的国共两党谈判，就这样搁浅了，人们企盼的祖国统一之日被无端延长了。
年过九旬的章士钊总是说：“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能够完成，等身体稍好些，我还要到香港去……”
蒋介石中断了国共双方的继续接触，但这并未冷却章士钊致力于祖国统一的热情。
60年代初，国家连续出现了3年经济困难，章士钊心系全国人民，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找到章士钊，对他说：“当初你支援留法学生的那2万元款子，是我亲手借的，我说过新中国成立后要还给你，可是一直拖欠着，现在有稿费可以还债了。”从此以后，每到新年正月初二，毛泽东便派秘书送2000元钱到章士钊家中，整整10年，从未间断。1972年，毛泽东的秘书认为钱已还清不要再送了，毛泽东说：“这个钱不能停，还要还行严老的‘利息’嘛。”翌年春节，章士钊生病住在医院，毛泽东的秘书又送来了2000元。接到这份馈赠，章士钊双手发颤，激动不已。他对夫人说：“主席想得太周到了，他怕我的钱不够用，便在经济上援助我，又怕我好面子，不肯收，故意说是还利息，本来这笔钱是当时社会名流捐赠的，我只不过出了一点小小的力量，真是受之有愧呀！”
1973年，章士钊已是年过九旬，而且体弱多病，但他内心萦绕的仍然是祖国统一大业。每次见到中央领导，他总是说：“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能够完成，等我身体稍好些，我还要到香港去，还要去会一些老朋友。”
就在这一年的4月上旬，章士钊感到身体、精神状态都比较好，便向周恩来提出请求，决心再次前往香港，寻求和平统一途径。他的请求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支持，周恩来为他的赴港事宜作了仔细的安排。
离京这一天，章士钊面带喜悦，兴奋地来到机场，一眼便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周总理！周恩来在百忙之中亲自来机场送行，深深地感动了章士钊。老人眼眶湿润了，紧紧握住周总理的手，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他才从口中挤出5个字：“请总理放心！”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的这次分手竟成永别。
许孝炎、宋宜山、童冠贤等人再一次热情接待了章士钊，大家为50年代那次没有成功的谈判感到十分惋惜，决心要通过各种途径来促成国共两党的高级谈判。看着昔日的朋友一个个都老了许多，章士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前后17年，他两次赴港执行同一个任务，为了同一桩事业，然而，毕竟岁月不饶人！章士钊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抓紧时间，早日实现大家共同的心愿！”
可是，92岁的章士钊到香港不满一个月，便因为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劳累，特别是对香港的气候很不适应，他再一次病倒了。几天之内，他的病情迅速加重，许孝炎请来了香港最有名的医生为他精心治疗，也不见有一丝好转。到了6月30日，章士钊的病情更加恶化，持续高烧，以至于不能言语了。章老自知病体难以恢复，便示意家人拿来纸笔，用自己颤抖的手，费尽全力才写下最后几句话：“赶快报告总理，接我回去，回北京。”然后就昏迷过去。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病危的消息后，十分焦急，立即指示医疗队火速赶赴香港，尽一切办法稳住病情，然后护送老人回京治疗。然而，当医疗队风尘仆仆地赶到香港时，章士钊已于7月1日凌晨带着未遂的心愿和遗憾永远离开了人世。
章士钊的逝世引起了海内外同胞的深切哀悼。香港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公祭。党中央派专机把他的骨灰运回北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追悼大会。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章士钊的精神激励着更多的人们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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