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是晚清著名的今文经学家，梁启超称其为“今文学之健者”。魏源治经，“承常州学派之余绪，著《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董子春秋发微》等，力申今文，以张公羊之说”。（王家俭《魏源年谱•谱前小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1年）《诗古微》是魏源重要的今文经学著作，旨在阐发三家诗的微言大义。
三家诗亡逸以后，其辑佚始于宋代王应麟。在清代，学者大规模采集、研究三家诗说，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但是在魏源之前，学者研究三家诗，大多停留在考订异文上，阐发三家诗微言大义者尤为罕见。“于三家大义微言、待引申者，概未之及焉”。（魏源《诗古微》，《魏源全集》第一册，岳麓书社2004年，第736页）在嘉道以后今文经学复盛的学术潮流中，魏源堪称是阐发三家诗微言大义的佼佼者，对此现代著名学者齐思和说：“以前辑三家诗者，扶微搜遗，多嫌片断。至魏氏始组织成一系统，以攻毛、郑而张三家，扶微继绝，厥功甚伟。”（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载《魏源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页）
《诗古微》自从刊印以来，学者对其褒贬不一，学术界通常认为魏源主三家诗而斥《毛诗》不遗余力，但是对这一点缺乏具体的研究论述，本文初步探讨了魏源《诗古微》对《毛诗》与《郑笺》的态度。
一 《毛诗》的传授源流不可信
在《诗古微》初刻本中，魏源认为三家诗与《毛诗》同出于西汉，都传自荀子（《诗古微》，第86页），但对于各家传授源流并没有进行详细考证。而在《诗古微》二刻本卷首，魏源就详细地探讨了鲁、齐、韩、毛诗的传授源流。
在《鲁诗传授考》中，魏源认为鲁诗传自申公，而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诗古微》，第103页）因此鲁诗是传自荀子的。齐诗传自齐人辕固生，辕固生师从何人，史无明文，魏源也没有考证。在《齐鲁韩毛异同论上》中，魏源依据《唐书》中载有“《韩诗》卜商序”的话，认为韩诗出自子夏。
关于《毛诗》传授源流的记载，主要是三国时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和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在《毛诗传授考》中，魏源开篇就引用了《经典释文》和《陆疏》中关于《毛诗》传授源流的记载：“《经典释文》引徐整云：（三国吴人）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大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一云：（此见陆玑《草木虫鱼疏》。亦三国吴人）子夏授曾申，曾申传魏人李克，李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诗古微》，第114页）
魏源引用这两则材料，主要是他看出了这两则文献的矛盾之处，以此来说明《毛诗》传授源流的不可靠。对提出这两种说法的徐整和陆玑，魏源在夹注中指出他们都是三国吴人，旨在说明汉代并没有《毛诗》传授情况的记载，直到三国时期的吴国，才出现了《毛诗》传授情况的详细记载。对于《汉书》“又有毛公之学，自言子夏所传”的记载，魏源认为，“‘自言’云者，人不取信之词也”。根据这些材料，魏源总结说：“夫同一《毛诗》传授源流，而姓名无一同。且一以为出荀卿，一以为不出苟卿；一以为河间人，一以为鲁人；展转傅会，安所据依？岂非《汉书》‘自言子夏所传’一语，已发其覆乎？以视三家源流，孰传信，孰传疑？”（《诗古微》，第127页）
对《毛诗》的传授源流，皮锡瑞曾说：“《史记》不及毛公，若毛公为六国时人，所著有《毛诗故训传》，史公无缘不知，此《毛传》不可信者一。”（皮锡瑞《经学通论•二诗经》，中华书局1954年，第18页）“盖郑君始言大小毛公有二；陆玑始著大小毛公之名。……郑汉末人，不应所闻详于刘（歆）班（固）；陆玑吴人，不应所闻又详于郑。”（《经学通论•二诗经》，第19页）现代学术界对《毛诗》传授源流多持否定态度，傅斯年曾说：“《毛诗》起源很不明显，子夏、荀卿之传授，全是假话。”（傅斯年：《诗经讲义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页）金公亮《诗经学ABC》在论述《毛诗》传授源流时，认为“《毛诗》来源有二说，但人名怪诞不经，显是伪托”。（金公亮《诗经学ABC》，世界书局1929年，第139页）他讲述《毛诗》源流断自毛公，而并非从子夏叙起。因此魏源关于《毛诗》传授源流的考证是相当有见地的。
二 否定《毛诗序》为子夏所作
《毛序》作者为谁，自宋代以来聚讼纷纷。尊《序》者认为是子夏所作，而非《序》者则认为是东汉卫宏所作，甚至斥为“村野妄人”所作。在清代这一问题又和门户之见纠缠在一起，《四库全书总目》总结说：“诗有四家，毛氏独传，唐以前无异论。宋以后则众说争矣。然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已。伸汉学者亦不尽在于经义，愤宋儒之诋汉儒而已。各挟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济以不平之气，激而过当，亦其势然欤？”（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19页）
对于《诗序》的作者，魏源在《毛诗传授考》中，引用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论述《毛诗》的传授源流，删去了前面“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这句话，说明魏源不赞成子夏作《诗序》的说法。他说：
“三家亡而毛传，然毛之本义，固不尽传于天下。夫毛之释‘诗’者非《传》乎？其统《传》者非《序》乎？辅《传》者非《笺》乎？考《诗序》之说，不见于《史记》、《汉书》，即《毛传》亦绝无‘序’字。惟笙诗六篇，《传》云：‘有其义而亡其词。’《郑笺》谓遭秦亡其义，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故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则毛公名‘义’而不名‘序’明矣。……惟《后汉书》称卫宏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而成伯玙因以今《序》首语、次语为别。则今《序》首语，与笙诗一例者，毛公师授之义；其下推衍附益者，卫宏所续之序明矣。其失毛义十之四五，后人概信而概訾之，遂以蔀经而累传。予谓欲明《毛诗》本旨，必正‘义’与‘序’之名而后可。”（《诗古微》，第157页）
由于《史记》、《汉书》并没有关于《诗序》的记载，《毛传》也绝无“序”字，于是魏源依据《后汉书》的记载，又受成伯玙的启发，把《小序》分为两段，认为首句为毛公之义，而其下为卫宏续申之词，称之为“续序”或“卫序”。魏源认为，“卫序”很多时候偏离或歪曲了《毛传》、《毛序》的意思，因此“蔀经而累传”。由于历来混“卫序”于《毛序》之中，造成了后人对《毛诗》的误会与曲解，使《毛诗》的本义湮灭不彰，因此要阐明《毛诗》本旨，必须先辨正“诗序”之名不可。魏源认为《毛序》非子夏所作，又批评《诗序》解诗的谬误，这就动摇了《毛诗》的权威性。
那么，《毛诗序》究竟成于何时呢？魏源认为，《毛序》成于《史记》之后，理由是“至《小序》惟魏、桧二国，无《史记•世家》可本，故无恶谥可傅会，而郑又欲臆分其世次，则并非毛意”（《诗古微》，第420页）。《魏风》七首、《桧风》四首，《小序》或言“刺褊”、“刺俭”、“刺时”、“刺贪”、“刺重敛”等等，而没有实指某君，魏源认为这是由于魏、桧二国《史记》没有《世家》，君主世系不明，因此只能泛言“刺时”，而无法实指某王某君。魏源此论源于宋儒郑樵的《诗辨妄》。
郑樵说：“诸风皆有指言当代之某君者，唯魏桧二风无一篇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国，《史记》世家、年表、书传不见有所说，故二风无指言也。若《叙》（指《诗序》）是春秋前人作，岂得无所一言？”（周孚《非诗辨妄》，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页）郑樵因此否定《诗序》并非春秋前人所作，而魏源继承郑樵之说，认定《毛序》成于《史记》之后，经史互证，有一定见地。
三 攻击《郑笺》累及《毛诗》与三家诗
郑玄笺诗，在尊毛的基础上，兼采今文三家诗说，因此与《毛传》有许多不同之处。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采取调停的态度，但是多抑毛尊郑。清人治诗，却大多尊毛抑郑。嘉道年间胡承珙治毛诗，著《毛诗后笺》，旨在申述毛义。凡郑笺有失毛义者，胡氏必广征博引，加以辨正，以申《毛传》之说。魏源早年曾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他注意区分《传》、《笺》，就深受胡氏的影响。
魏源认为，郑玄早年习《韩诗》，因而笺《诗》“间用《韩诗》故训以弼《毛传》”，但是郑玄曾经从卫宏学习《古文尚书》，因此其笺《诗》“其大义异卫者无之”。（《诗古微》，第158页）这样，郑玄的做法就有某种师传家法的私心在其中了。
另外，魏源还具体论述了《卫序》、《郑笺》在诠释《风》、《雅》、《颂》上，哪些篇目存在错误以及产生错误的原因所在。他说：“盖《风诗》寄兴无端，惟藉《序》之一言为指归，稍失毫厘，顿歧燕、郢。至《雅》、《颂》词质而肆，不籍《序》以明，而亦非片言所能易。故《雅》、《颂》世次之失，毛自失之，失于例也；《国风》之失，以文害词，以词害志，则说毛者失之，失其义也。义之失难知，而例之失易见。故《雅》、《颂》之《续序》，其失者不过如《旱麓》、《行苇》，惟知涂附于肤词；《楚茨》、《大田》，惟知强赘以陈古。甚至《雨无正》篇，以《韩诗》‘雨无其极’首语得名；《召旻篇》，以‘升天疾威’首语得名。《续序》强说之曰：‘雨，自上下者也，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政也。’曰：‘旻，闵也。闵天下无如召公之臣也。’若斯之伦，靡关经义，特失之愚而已。若夫《郑笺》拘阂之愆，自前条举而外，如‘亦既觏止’，引男女之搆精；‘言从之迈’，殉古人于泉壤；《菀柳》相戒，言王者不可朝事；《四月》怨役，斥先祖为非人；除《墙茨》之淫昏，‘反违礼而害国’；颂《椒聊》之桓叔，能均乎不偏党；‘瞻乌爰止’，则教民以贰上；昊天为政，望更姓而改物；成王省耕，后妃与世子偕行；阎妻厉妃，童角乃皇后之斥；‘取子’、‘毁室’，诛周公之党与；‘屦五’、‘矮双’，数姜襄之姆傅：后儒类能正之。其得者，则左右采获于毛、韩；其失者，非枝骈于《卫序》，即波沿于纬候。《孔疏》惟知诬毛以申郑，何暇匡《笺》以翼毛！”（《诗古微》，第163～164页）
魏源《诗古微》对郑玄的批评，并非全是门户之见。郑玄笺《诗》，确实存在许多问题。许多学者如宋代黄震、王应麟，清代皮锡瑞，现代黄焯、张舜徽等人一致认为，郑玄以礼解诗，附会迂曲，不得诗旨。如皮锡瑞说：“郑精三礼，以礼解诗，颇多纡曲，不得诗人之旨。魏源尝摘其失，如亦既觏止，引男女之搆精，……此《郑笺》之未尽善也。”（《经学通论•二诗经》，第65页）皮氏在此全部引用了上述魏源批评《郑笺》的文字，说明皮氏与魏源观点相同。
《郑笺》不仅累及《毛诗》，而且对三家诗的衰亡也负有责任。魏源在《诗古微•齐鲁韩毛异同论上》说：“汉兴，《诗》始萌芽，齐、鲁、韩三家盛行，毛最后出，未立博士。……末造而古文之学渐兴，力铲博士今文之学。……郑康成氏少习《韩诗》，晚岁舍韩笺毛。及郑学大昌，毛遂专行于世。人情党盛则抑衰，孤学易摈而难辅，于是《齐诗》魏代即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唐、宋尚存，……而久亦亡于北宋。物极必反，情郁思申，于是攻毛议《序》者，亦起于北宋。不揣其本，两败俱伤，天之将丧斯文也，夫何怪欤！”（《诗古微》，第123页）
在这段文字中，魏源认为《毛诗》晚出，又未立博士，自然难以和在西汉同立于学官的三家诗相提并论。对于古文经学兴起，“力铲博士今文之学”，魏源非常不满。尤其是对集汉学之大成的郑玄，魏源更为不满，认为郑玄是三家诗衰亡、《毛诗》独传的首要责任者。魏源惋惜三家诗的衰亡，认为这真是“天之将丧斯文也”。而这一切又是由于没有认识到三家诗是“《诗》之本”造成的，排斥三家诗只会使三家与毛“两败俱伤”。
魏源不但批评《传》、《笺》，而且要为三家诗争取应有的地位，他说：“以汉人分立博士之制，则《毛诗》自不可废，当以齐、鲁、韩与毛并行，颁诸学宫，是所望于主持功令者。”（《诗古微》，第736页）在古文经学定于一尊的情况下，魏源要求“主持功令者”允许三家诗与《毛诗》平起平坐，这实质上是在要求取消《毛诗》在经学领域的独尊地位。清代疑古思潮的推演，今文经学的大放异彩，与魏源今文经学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
由上可知，魏源《诗古微》对《毛诗》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传授源流、《毛序》和《郑笺》上，梁启超说，魏源“《诗》主齐、鲁、韩……而排斥毛、郑不遗余力”（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6页）。此论可谓公允。但是他又说：“《诗古微》不特反对毛序，而且根本反对毛传，说全是伪作。”（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这话就与事实不符了。纵观《诗古微》全书，几乎找不到魏源攻击《毛传》之处，更不用说“全是伪作”。
总之，魏源之论《毛诗》，在传授源流上，他否认《毛诗》传自子夏，在《诗序》的作者上，魏源将《小序》分为首语与续申之词，认为首语为毛公所作，续申之词由卫宏所作，从而否认《诗序》为子夏所作的说法。魏源之论《郑笺》，认为《郑笺》不仅累及《毛诗》，使《毛诗》深受其诬，而且三家诗的衰亡，《郑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表现了一位今文经学家在《诗经》研究上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