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有功有过，而功大于过的人物。他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在晚年时期，当祖国边陲的新疆处于危急关头，他毅然率领爱国将士，挥师西征，抵制了英俄的侵略扩张，摧毁了阿古柏反动集团，使几乎沦为异域的新疆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在不久后的中法战争中，年逾七旬的左宗棠仍然壮心不已，又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投入了反侵略斗争。最后，病死在抗法斗争第一线。关于他收复新疆的西征壮举，已经脍炙人口，早有定评。但他在中法战争中的杰出表现，却鲜为人知，甚至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亲法派”。本文拟就这方面的情况作一简略论述，以就正于史学界同仁。

一

在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祖国边疆新危机中，法国对我国西南边陲的近邻——越南的侵略，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事件。法国早在十七世纪时，就把越南作为它在东方殖民掠夺中的主要目标。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它侵占了越南南部领土后，为了吞并越南和准备从中国西南侵入中国内地，便进一步向越南北部发动侵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斗争更加剧烈。1880年9月，镇压巴黎公社的“最可耻的刽子手”茹费理出任法国内阁总理，更变本加厉地推行殖民扩张政策。1882年，法军攻陷河内，企图打通红河，直窥云南。1883年8月，茹费理内阁逼迫越南政府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此后，法国便把矛头指向中国，一面命令侵越法军向北侵犯，一面要挟清政府撤退根据越南的请求而驻扎在越南北部的中国军队，召回刘永福的黑旗军，开放云南边界。中法矛盾日趋尖锐。

中越两国国境毗连，“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当时在政治上又保持着宗藩关系。面对着法国侵略者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中国怎么办？围绕这个尖锐的问题，清政府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分裂为妥协派和抵抗派。妥协派以大卖国贼李鸿章为首；抵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左宗棠。

左宗棠在1880年，为了收复伊犁，准备分三路出兵，“与俄人决一死战”。他以七十高龄，穿过千里戈壁，把大本营从肃州（今酒泉）迁至啥密，以便就近指挥战斗。但清廷突然以“现在时事孔艰，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的幌子，把左宗棠调离抗俄斗争的第一线。1881年，左宗棠不得不离开新疆，到北京供职。表面看来，他位尊爵显，权力不小，但实际上，清廷对他并不真正信任。不久，他即在李鸿章等的排斥下，被挤出北京，到南京担任两江总督之职。

就在这时，法国挑衅的加剧，民族矛盾的激化和清政府内部的争论，又吸引了这位曾在反侵略斗争中大显身手的老将的注意力。

左宗棠对法国的侵略，一如他过去对英俄侵略的态度一样，坚决主张抵抗。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之所以议论纷纷，和战不定，主要是没有人“敢以正义达诸政府”。实际上，主和主战“无难一言而决”，即“惟主战于正义有合”。因为，法国侵略越南更重要的意图，是垂涎我国云南、贵州丰富的矿产，“意在假道于越南”，侵入我国西南边疆，“以开矿取利”。而且，如果不加抵制，让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将导致更大的危险。他分析说：“滇黔之矿利为泰西各国所共争，英人之越缅甸而来，意亦在此”，“兹见法人捷足先登”，必将接踵而至。此后“各国络绎奔赴”，“鹰眼四集环伺”，“是越终必亡，而我之外藩尽撤，广东边宇危，滇黔之边腹均形棘手，其祸患何可胜言！”左宗棠这番鞭辟入里的分析，有力地驳斥了李鸿章之流散布的越南“咎由自取”，中国不必引火烧身的谰言。而且，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狂潮的事实，也证明左宗棠在八十年代初作出的判断，是很有远见的。

同时，针对妥协派一再夸大法国的力量，宣称“边衅一开”，中国必败，“兵连祸结”，难以收场的失败主义谬论，左宗棠指出，法国侵略者虽然凶狠，但也有三个弱点：一是“欺弱畏强，夸大喜功”，“躁急而畏难”，色厉而内荏；二是国内党派纠纷严重，“政无专主”，而且“仇衅四结，实有不振之势”；三是“劳兵数万里之外”，侵略军水土不服，“疫疠流行，死亡踵接”，士气不高。因此，只要我方“示以力战”，坚持下去，是完全可以打垮敌人的。至于内地沿海各省，“设防有年，早有准备”，特别是左宗棠自己督办的江南防务，“声势已张”，绝不害怕敌人从海上侵入。

据此，左宗棠主张，必须树立必胜的信心，同时在军事上做好抗法的充分准备。当战争初期清军在北越战场不断溃败时，他即向清政府建议，在沿海二十余州县组织渔团、保甲，招募乡勇，保卫各地，以便抽出大批清军开赴前线，遏制法军的侵略。对于李鸿章诬蔑为“土寇”、视作眼中钉的刘永福和黑旗军，左宗棠却给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黑旗军是一支强有力的抗法力量，刘永福“以一健儿为越捍边，力挫虐焰”，“寒贼胆而快人心”，应称之为“义士”。因此，他“特选水雷二十具，电线等项俱全，火箭百支，并挑熟习放之人护解”，要云贵总督岑毓英“以之暗助刘永福”。为了增强前线的有生力量，他还命王德榜组织“恪靖定边军”（左宗棠收复新疆后，被封为恪靖侯，故此军以“恪靖”命名），开赴中越战场，打击侵略者。后来，正是这支部队，于镇南关一役，配合老将冯子材，大败法军，威震全球，为祖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至于左宗棠自己，他激昂地表示，为“西南数十百年之计”，愿亲往前线，“不效，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左宗棠对法斗争的坚定态度，反映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意志，大大鼓舞了抵抗派的士气，许多人纷纷上书，请求派左宗棠挂帅南征。但同时也遭到了李鸿章等人的仇视和攻击。李鸿章在给别人的信中大放厥词：“闻有请恪靖南征者。此老模糊颠倒。……夷情大局懵然，必有能发不能收之势”。他的这种攻击，与过去在新疆问题上对左宗棠的攻击如出一辙。过去，当进军新疆的西征大军节节胜利时，他攻击左“大言高论”，“势必旋得旋失，功不复过”。这时，他又攻击左宗棠“模糊颠倒”，“能发不能收”。但这恰恰证明，中法战争中左李的争论，正是过去新疆问题上左李争论的继续与发展；而争论的实质，仍然是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

二

在与李鸿章等妥协派斗争的同时，左宗棠作为两江防务的主持者，对法国从海上入侵的可能性也作了充分的准备。他认识到，如果疏于江海防务，那末，四十年前鸦片战争的悲剧又可能重演。为此他与彭玉麟、李成谋等一起，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周密的部署。主要抓了三件事：

第一件，进行了海防前敌的布置。为了防止侵略者通过吴淞口，闯入黄浦江，袭击上海苏松等地，左宗棠的部署是，在吴淞口炮台配备了巨炮十八尊，并派大兵轮停靠在炮台对面。一旦敌舰进口，即拦截夹击。调集太湖水师分守各港汊，同时选派陆军六营为“策应之师”，其中两营驻宝山县的罗应镇，声援吴淞炮台，兼顾嘉定太仓；两营驻川沙厅的高行镇，以遏制敌人在浦东一带登陆；两营驻上海西门新泾市，以防敌船驶入黄浦袭击上海。

第二件，严密部署了江防。敌人进犯的另一种可能是不入黄浦江，而由崇明宝山，绕白茅沙，径犯长江，进行骚扰。因此，左宗棠对进入长江的三道门户（宝山崇明、白茅沙、江阴）均作了严密部署。特别是他与彭玉麟等乘船巡视白茅沙时，发现此处极为险要：江面虽然宽阔，但左右暗沙纵横，其中只有一条狭窄而弯曲的水道。如果行船不知水情，误触跑沙搁浅，立即会被浮沙掩埋。左宗棠等于是在这里“停舟会议”，决定以白茅沙为设防重点，“安设坚船大炮”，使“敌船势难飞过”。此外，白茅沙之后的江阴、圌山关、象山焦山直到南京的下关，也节节设防，层层阻截。尤其是作为第三重门户的江阴，更配备了巨炮四十九尊，辅以水雷，可谓壁垒森严，叫侵略者有来无回。

第三件，明定赏罚，激励士气。左宗棠认为，物质准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江海防将士的士气。因此，他“订立规程”，“严明赏罚”。规定遇有侵略者闯入海口，能“开炮测准轰击，夺获船者”，副将以下“均提升三级，士兵每人赏银五十两”；“督队不严，临阵退缩，甘心失律，以致误事者”，则军法从事，决不宽贷。对于负责江海防事务的高级将领，包括两江总督左宗棠自己在内，他也规定：应身先士卒，“亲临前线督战”，如让敌人兵船冲过“总要隘口”，“则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从而表达了自己准备效法当年坚守吴淞口的英雄——陈化成为国捐躯的决心。左宗棠这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气概，与李鸿章之流怯懦投降的卖国言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当这个赏罚章程一经当众宣布，官兵欢声雷动，决心“拚命报国”，士气极为高涨。

在部署江海防务中，左宗棠相信“民心可用”。他继承了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组织疍户、渔民的传统，大力组织渔团。当时，苏松常太等二十二个厅州县共有渔户水手一万数千人。这些水手“胆略夙优”，熟识水性，如果组织起来，将是一支辅助江海防务的巨大力量。为此，左宗棠委任刘光才和大批精干成员分赴各厅县分段承办渔团的组织工作。从1883年7月开始，经过三个月的紧张筹备，至10月初，已经初具规模。为了检查效果，鼓舞士气，左宗棠不顾“左目久患云翳”，“右目流汁不止”，决定亲临视察。10月19日，他坐船从南京出发，相继检阅了江阴、通州海门、崇明、吴淞口、宝山川沙，上海等处的渔团。检阅中，大多数渔团“均尚精实”，特别是吴淞口水手更加“精能过人”。他们“缘桅升猱极为捷疾”，“跴水时如履平地”，还能“两手在肩上向空招摇，并施放洋枪或摇旗招队过江”。聚集在两岸的观众莫不“诧为罕见”，“拍手叫绝”。左宗棠当场予以奖励，“无不欢欣鼓舞”。经过这样的布置检查，“海防之气益壮”。

左宗棠是一个全局在胸的人。两江防务是他的职守所在，当然责无旁贷。对于整个战局，他也极为关切，并尽一切力量给予支援。如1884年初，关外军情紧急，急需军火。左宗棠立即派人解运大批军火，由广西巡抚转交前方战场。尤其重要的是，他亲自组织了以王德榜为统领的“恪靖定边军”，开赴前线，直接与侵略者作战。

王德榜，字朗青，湖南人，原籍广西，是左宗棠的老部下。他英勇善战，“饶有胆略”，有“独当一路”之才。中法战争爆发时，他正回籍省墓。左宗棠奏准命他顺便侦查法越情形，并招募兵勇八营，驻扎滇南粤西边界，准备随时出击。

对于这支“定边军”，左宗棠花费了很多心血。为了加强部队的指挥力量，他在自己的亲军中选拔了杨文彪、陈厚顺、谭家振等“忠勤勇敢久经战阵者”三四十名将领交归王德榜调配。同时命金陵机器局为该部配备了比较精利的军火器械，包括后膛过山炮十尊、燕非来福洋枪五千杆以及大批弹药。此外，从1883年11月至1884年1月，先后三次拨款，共十万三千两，基本满足了招募兵勇的需要。成军后每月的军饷，也由左宗棠奏准由江西、两淮筹款四万两解决。因此，“恪靖定边军”虽然是仓促成军，但也确是“兵强马壮”，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这支部队于1884年1月开赴前线后，原由广西巡抚徐延旭指挥，1884年3月，徐延旭的部队在北宁大败，徐被革职。清政府命李鸿章的淮系骨干潘鼎新为广西巡抚，王德榜改归潘指挥。潘鼎新对王德榜肆意排挤打击，处处刁难。1885年2月，谅山、镇南关相继失守，为了逃避罪责，他竟将失陷的责任转嫁到英勇奋战的王德榜身上，以至王德榜被昏聩的清廷革职留用。一开始，左宗棠由于远在内地，音讯不灵，当他听到王德榜“作战不力”的风言风语时，认为不能袒护自己的老部下，一再写信严正告诫王德榜必须“尽心竭力”，“不可畏难，不可轻率”，否则，“倘真不如从前出力，贻举者羞，不待他人列参，我先劾之”。后来，他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又立即写信鼓励王德榜，并指示他“事机之来，仍须拿定主意，相机剿办，不可过为潘抚军遥制，致误戎机。”

1885年3月，王德傍在左宗棠的勉励关怀下，忍受了不白之冤的打击，重新振作精神，以待罪之身率领“恪靖定边军”参加了冯子材领导组织的镇南关战役。王德榜军驻扎在关外的由隘，担负截击法军后路的重要任务。当冯子材率军在关前隘与法军正激战中，王德榜军按预定计划突然袭击法军据点文渊，切断了敌人的补给线，“将敌后劲歼馘净尽，军赀、药码悉为我所有”，沉重地打击了法军的士气。冯子材军乃“冒死争锋，虎跃入阵”，王军又“从后夹击”，“万机齐发”，终于大败法军于镇南关前。接着，“定边军”又奋勇直前，率先攻入谅山。这就是威震中外的“镇南关——谅山大捷”。

王德榜军的赫赫战功，连藩鼎新都不得不承认：“关前大捷……王司抄击之力最大”，“谅山克服……王司之功最伟。”中越人民更是把王德榜誉为“小诸葛”、“王老虎”。而这一切，当然也是与“恪靖定边军”的创建者、支持者——左宗棠的名字分不开的。

三

1884年初，左宗棠由于去年乘轮巡阅渔团时，在崇明附近陡遇暴，“旧患风痰诸症因之加剧刀，加之左目已被云翳遮蔽，接近失明，不得不请求回籍治疗。清廷准假四个月，同时乘机任命与李鸿章唱一个调子的曾国荃署理两江总督。在回籍养病期间，左宗棠忧虑国事，“寝馈难安”，他不顾病情未根本好转，只调养了两个多月，就提前销假。但此时他已被排挤出江南防务，只能在北京担任闲差，“遇有紧要事件预备传问”而已。

其时，清政府的外交大权，完全操纵在妥协派手中。在投降主义路线的指导下，前线战事每况愈下。李鸿章虽然一再退让，于1884年5月与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听任法国殖民主义者吞灭越南。可是，法国仍然得寸进尺，挑起了“谅山事件”，向中国勒索二亿五千万法郎（合三千五百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8月23日，法舰队竟卑劣地偷袭我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等在李鸿章“衅不自我开”的严令下，不做任何战争准备，以至福建水师在短短的时间内全军覆没。接着，孤拔舰队又侵占了台湾的基隆，“踞地为质”，并企图进一步占领整个台北。台湾处于危急之中。

由于闽浙海防前线极度紧张，局面混乱，清廷不得不重新起用左宗棠，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这时的左宗棠已是七十三岁，然而，“闻命之余，慷慨成行，冒暑数千里，率所部兼程而南。”10月14日，左宗棠到达南京。在战火极可能燃烧到江南的情况下，他对追随李鸿章的曾国荃很不放心，于是命先头部队赶赴福州前线，自己花费了不少时间同曾国荃仔细地研究，部署了江南防务，然后才动身赴闽。12月14日，左宗棠抵福州。这时福州城内，由于法侵略者一再骚扰，人心不定，“一夕数惊”。因而左宗棠有意识地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以一面大书“恪靖左侯”的大旗为先导，接着，是“个个肩荷洋枪，步伐整齐”的队伍。然后，左宗棠“头戴双眼花翎，身穿黄绫马褂”。骑着骏马威风凛凛地行进。福州百姓对左宗棠在反侵略斗争中所建的功勋早有了解，这次“一见宫保，无异天神降临”，人心大定，局面很快地稳定下来。

左宗棠到福州后，为了防止法国侵略者重施故伎，再袭福州，首先抓了闽江防务。他与福州将军穆图善、闽逝总督杨昌濬等研究决定，檄调一批营勇分扎“入口最要之地”——长门、金牌，以及连江、东岱、梅花江各要口，严密巡防；在长门、金牌安设十八门巨炮，竖立铁椿“横以铁绠，没入水中，安设机器，随时捩转起落”，“敌船至则起绠以阻之”。由穆图善亲自调度。距省城三十里的林浦、魁歧及闽安右路出海之梅花江，垒石填塞，“仅容小舟来往”，并建筑炮台，安放炮位，派兵驻守。此外，还撤去闽江口水道标志，沿江布设水雷，通知各国领事即日封港。

部署初步完成后，左宗棠等先后巡视了南口、林浦、马江、闽安南北岸、长门、金牌等要地。各营将士均“站队试枪”，炮台演放大炮，军容严整、士气高昂。与此同时，左宗棠又采用江南防务的办法，在福建各海口举办渔团，把广大的渔民组织起来。他选派了“勤练明干之员”分赴福州、福宁、兴化、泉州四府各海口办理渔团，并选择渔户中“骁勇善水者作为团长”，准备随时配合清军反击侵略者。

经过这一番切实有效的整顿部署，闽江防务大为加强。在此期间，曾有法舰又来骚扰，守军当即开炮还击，敌舰“知我有备，旋即遁去”。此后，一直未敢再犯。

左宗棠在福州期间，还把很大的精力放在支援台湾军民的斗争上。1884年9月，当法国的孤拔舰队侵犯台湾时，台湾军民在爱国将领刘铭传的领导下奋起反击，使法军侵占基隆后即不能再前进一步。不久，又在淡水大败法军。法国侵略者恼羞成怒，于10月23日宣布封锁台湾海峡，“逢船即劫，见人即杀”，几乎全部切断了台湾与内地的联系。这一海盗行径，使台湾军民于孤立无援的困难境地。

左宗棠极为关切台湾军民的处境，当他初抵福州时，就命令迅速集中帆船，准备亲自冒险东渡”，到台湾督战。后因清廷未准，福州百姓又“万众吁留”，才决定坐镇福州，大力组织援台事宜。他命自己另一能征惯战的老部下王诗正迅速从千里之外赶来，仅在十天内即组成一支拥有五营兵力的“恪靖援台军”。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如何渡海。左宗棠本拟由两江、北洋抽调十艘兵轮前来支援，但曾国荃、李鸿章坐视不理，后经一再催促，才勉强凑了五艘前来。不料这几艘兵轮在半途就被截击的法舰吓得逃往它处。左宗棠苦思焦虑，只得命王诗正率部队先至澎湖，然后扮成渔民，乘高价雇来的英商“平安轮”分批偷渡，终于在1885年2月底3月初全部抵达台湾，投入战斗。“援台军”的到来，增强了保卫台湾的军事力量，有力地稳定了台北的局面。

在布置闽江防务、组织援台的同时，左宗棠还抽暇研究总结了如何巩固海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他特别重视台湾的建设，认为“今日之事势，以海防为要地，而闽省之筹防，以台湾为重地”。因为台湾“为七省门户”，“南北海道咽喉”，“关系全局”。故此，应该在台湾设置行省，并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福建巡抚原有公事，改归闽浙总督办理）。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建议，对一年后清政府在台湾设置行省，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1885年4月，清政府和李鸿章出卖了中国广大爱国军民用鲜血换来的巨大胜利，与法国签订了停战协定，创造了中国“不败而败”的卖国新纪录。根据这个协定，清政府严令各地撤兵。这一卖国行径，引起了广大军民的无比愤怒。正准备乘胜前进的“恪靖定边军”接到撤兵命令，不营晴天霹雳，他们“拔剑斫地，恨恨连声”，扼腕痛惜，不肯退兵，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左宗棠闻讯后，更是焦灼万分，他向清廷急上《密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摺》，尖锐地指出：“法夷犯顺以来，屡以忽战忽和误我大局”，“口血未干即来挑衅”，“要求恫喝无所不为”，前车可鉴。这次它在“尼格里丧师于外，斐礼（茹费理）避位于内”，“军无斗志”的劣境下进行议和，很可能又是一种欺骗手法。如果“失地未还防兵先撤”，将来法军再来挑衅，“而战机已失”，“悔无及矣”！抵抗派张之洞、彭玉麟、冯子材等也纷纷上书，反对议和，并“请诛议和之人”。他们都希望左宗棠有“回天之力”，挽狂澜于既倒。但执掌朝政大权的那拉氏、李鸿章，根本不理睬左宗棠等的爱国主张，在投降主义的道路上一意孤行。左宗棠极为愤慨，却又无可奈何。

多年来，左宗棠白头戍边，鞍马劳顿，健康情况愈来愈差。抵闽后由于日夜操劳，“饮食锐减，手腕颤摇，难于握笔”，“咯血时发”。清廷停战令下后，他“以此行未能破敌，大加惩创，引为恨事，肝疾牵动，愤郁焦烦”，病势剧增，以至“神智昏迷，逾时始甦”，于是，他只得上疏请求再次回籍治疗。1885年8月，当清廷准假的上谕颁到时，七十四岁的左宗棠已经在忧愤中病逝于反法斗争的前哨——福州。

左宗棠逝去的消息传开后，福州城内“巷哭失声”，许多百姓“扼腕嗟叹，皆谓朝廷失一良将，吾闽亦失一长城”。江南的百姓闻讯后，也“奔走痛悼，如失所亲”。人民的哀悼，对于左宗棠来说，应是最好的纪念。

左宗棠在中法战争中的全部言行，至少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一、左宗棠的确是一个有爱国心、有见地、有作为的封建官僚。为了反抗侵略，保卫祖国安全，他先后同英国、沙俄、法国这三个殖民大国进行了坚决斗争，威武不屈，正气凛然，使他的垂暮之年焕发出夺目的光采。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在中法战争中未能做出象收复新疆那样大的贡献，但其爱国主义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

二、左宗棠是海防塞防“并重论”者。在评价新疆问题上左、李发生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时，人们往往认为左宗棠是一个单纯的“塞防论”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左宗棠的一贯思想是：无论海防塞防，都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因此，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中法战争中，左宗棠重视东南海防建设的全部实践，为他的“并重论”作了很好的注解。

三、左宗棠不是一个亲法派。长期以来，有些同志把左说成是以法国为后台的“亲法派”。理由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时，他曾与法国侵略者有过勾结的罪行。这种说法，也有片面之嫌。应该看到，地主阶级抵抗派人物往往有一个共同特点：做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他们坚决反对任何人民起义。当阶级矛盾尖锐化时，甚至不惜借助外国侵略者之力以镇压人民的反抗。但是，当国内阶级矛盾有了某种缓和，而民族矛盾上升，以至超过了阶级矛盾时，他们又能坚持民族尊严，坚决反抗侵略，甚至不惜与过去曾“携手合作”的外国侵略者彻底决裂。左宗棠正是一个这样的典型。在中法战争这场反侵略斗争中，他自始至终态度明朗、旗帜鲜明，对法国侵略者没有抱丝毫幻想，最后，死在抗法斗争的第一线。事实说明，在民族矛盾激化，已经超过阶级矛盾时，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他与法国侵略者已经彻底决裂。因此，不加具体分析，笼统地给他扣上“亲法派”的帽子，是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