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1785—1850）长于左宗棠（1812—1885）27岁，早于左35年辞世。他们在有生之年虽异地相处，早期地位亦甚悬殊，但却形分气同，相知很深。征诸林、左一生言行，既颇相似，又呈递嬗态势，他们确是相承相续的同类型人物。可以说，林是左的前导，左是林的后继。从林则徐到左宗棠的道路，是近代中国地主阶级抵抗派、改革派的典型道路，它反映了近代中国最初历程的一种特征。

一

一般地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及其得逞，是因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已颟顸腐朽，其统治已进入衰世。但也要看到这个统治者不是一开始就心甘情愿地降服于外国侵略者，尤其是他们中的抵抗派和改革派，更在严重民族危机中崛兴奋起，和统治阶级中最腐朽的那部分（主张对外妥协投降）相分裂，而和下层群众的反侵略要求实行一定程度的应和。他们的思想也由忠君扩展为拯救国家和民族的爱国激情和民族精神，这成为中国历史进入新时期后的主要斗争内容和特征。

林则徐就是这一类型人物中的代表。而左宗棠也于这时加入了这一行列。当林奉命到广东查办鸦片、设防御敌时，左亦关注时局，并撰写《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诸篇。（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从篇目揣摩，似与林则徐的海防思想相吻合。当林遭到贬责、英军进逼广州之时，左愤慨至极，深叹“详事为琦善所误”，“奸谋误国，贻祸出疆”。（《左宗棠家书•与周夫人》道光21年）随后，林饱历贬官、革职、流放新疆的苦难，但却始终没有忘怀于御敌救国。左对林的种种不幸和艰辛深表眷怀与同情，他在复胡林翼函中深情地写道：“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出关、人关渚役，仆之心如日在公（按指林则徐）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尝自笑耳。迩来公行踪所在，而西北，而东南，计程且数万里。海波沙碛，旌节弓刀，客之能从公游者，知复几人。鸟知心神依倚惘惘欲随者，尚有山林枯槁未着客籍之一士哉？”（《左宗棠年谱》）

1850年，清廷更处于外患犹炽、内乱方兴的交迫窘境。在东南沿海，英国侵略者图谋进入广州城受阻后，改而强行进入福州城；在西北，形势更显严峻，欲谋取世界霸权的沙俄在逐步吞并哈萨克草原后，积极实行蚕食中国西北边疆的政策。林则徐遣戍新疆时，对西北的形势甚为焦虑。他在赠送喀什噶尔领队大臣开明阿的诗中道：“嗟哉时局艰，志士力须努，厝薪火难测，亡羊牢必补。从来户牖谋，彻桑迨未雨”。应当“将士坚一心，讵不扬我武。”（《云左山房诗钞》卷7）即希望开明阿等驻新疆清军将领紧密注视边疆待燃烽火，加紧备防，为未雨绸缪之计，千万不能麻痹大意。他告疾还乡后，仍对其时沙俄侵逼西北地区的威胁尤为重视，据称：“时方以西洋为忧，后进咸就公请方略，公曰：此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另一记述亦称：“林文忠公赦入关时，人以英夷事问之，渭其害直无所底止。文忠曰：英夷何足深虑，其志不过以鸦片及奇巧之物劫取中国钱帛已耳！予观俄国势日强大，所规画布置，志实不小。……俄夷则西北包我边境，南可由滇入，陆路相通，防不胜防。将来必为大患，是则重可忧也。”（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当时，西北边患明显增长，注重防俄，并非无因。不过，林的反侵略抱负至此已无法施展，一系列的国内外矛盾激化，把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推上历史舞台。面临灭顶之灾的封建统治阶级疯狂地把全部仇恨倾注在革命农民身上。林不能不听从本阶级的召唤，于1850年10月接受钦差大臣的任命，抱病赶往广西镇压太平军起义，但死于途中，落得一个爱国御侮和镇压革命人民未遂的结局。

左宗棠闻林则徐死耗，“且骇且痛，相对失声”，深叹”人之云亡，此憾何极”。（《左宗棠年谱》）从林死后左宗棠35年来的言行看，左对林的未竟事业确实念念未忘，并有继承和发展。其中既有镇压人民起义的反动一面，也有爱国御侮和对改革开放道路探索的进步一面。关于前者，人所熟知，兹不多赘。这里，仅就作为他们一生主导面的爱国御侮方面理一下脉络。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遭受了更深重的灾难，随之又是普遍的边疆危机。于是，在70年代东西方同时吃紧之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掀起了海防与塞防孰先孰重之争。

在这场论争中，左宗棠力主抵御沙俄侵略、收复新疆，即塞防论的代表。他在上统筹关外全局疏中说：“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西。”西北“广漠无垠，专持兵力强弱，兵少固启戒心，兵多又耗国用，以言防无天险可限戎马之足，以言战无舟楫而省转馈之烦，非若东南之险阻可凭，集事较易也。”他列举前代重视西北边防，“而后畿甸晏然”，得出结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况今之与者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这种议论和林则徐前此所发议论几无轩轾。这是不奇怪的。1876年，左宗棠在《答刘毅斋书》里称：“忆三十年前，弟曾与林文忠公谈及西域时务。文忠言：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言及道光十九年洋务遣戍时，曾于伊拉里克各城办理屯务，大兴水利，功未告蒇，已经伊犁将军彦泰奏增赋额二十余万两，而已旋蒙恩旨入关，颇以未竟其事为憾。“（《左宗棠年谱》）左又谈到，与林晤见时，抚谈今昔，无所不及，林“前后各疏，与宗棠策详议论多有合者。”（《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看来，林很可能向左谈论过关于沙俄入侵新疆的形势及其边防主张。特别是，1850年后沙俄加紧在东北、西北鲸吞中国大片领土的严重事实，不断证实林的忧虑和预见。而在这前后，左的反侵略思想则时有呈露，1856年，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时，他提出要湖南出师以解广州之急；1870年，曾国藩处理天津救案时，屈从法国侵略者意旨、枉杀义民、冤贬地方官吏，左对此甚表愤慨。因此，左宗棠力主抵御外侮，规复新疆，既是林则徐遗志的继承，又是他自具的一贯爱国情愫在国家蒙受新的危难时的奋发和昂扬。

林则徐以贬逐遣戌之身，仍以国事为重，并敏锐地感受西北边患的急迫，发出了必须赶紧重视捍卫西北边疆的警世预告，这无疑是非常可贵的。而左宗棠在这种预告已成为残酷现实的时候，时膺西北封疆大吏重任，他坚决主张先收复新疆，平定西北、以打破俄英协以谋我、边患日棘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决策。随后，他亲率大军，终于讨灭了与英国勾结的柯古柏集团，使新疆重新纳入中国版图，有效地遏抑了英、俄从西北对中国的大举入侵。这确是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一大历史功勋。较之林则徐，左宗棠在历史上的活动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但林的先驱作用，却是左的成功的重要前提。应该说，林、左都是近代中国的伟大爱国者。他们前后辉映，显示了地主阶级抵抗派在近代中国的最具声威和光采的形象。

二

以林则徐、左宗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是在封建的清廷已进入衰世、内政败坏、国力下降的情况下抵抗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的，这就使得他们在奋起御侮的同时，又不能不认真考虑如何才能有效地实施御侮使命，以及战败屈辱的中国究竟应向何方行进的紧迫问题。

在鸦片战争前夕，封建衰世所暴露的严重社会弊端和危机，已激起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的警觉和大声疾呼。以揭露现实矛盾，鼓吹变革为主调的经世致用之学，隐然形成思潮，地主阶级改革派已初具雏形，林则徐和左宗棠先后成为这一派别的成员。林与龚自珍、魏源、姚莹、包世臣、黄爵滋、张际亮等经世派著名人物早就声应气求，相与唱和。左此时虽未登仕途，但他亦早在1829年，就开始昕夕稽究顾炎武《郡国利病书》、顾祖禹《方舆纪要》、贺长龄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等著作。贺长龄、贺熙龄兄弟都是著名的经世派人物，后来又是林则徐禁烟的积极支持者。他们对左期望甚殷，极力培植，给了他以经世思想的最早薰陶。1833年，左在京城结识了龚自珍、魏源两位大师，与他们议论过新疆置省兴屯、改设郡县、东南夷祸以及饥民揭竿、天下大乱等时务。而这些正是林先后予以注重并努力推行的。在仕途遇挫后，左更愤而屏弃词章之业，潜心致志于体察人情、研究山川、道路、疆域沿革、历代兵事、乃至树艺养蚕等农事。可见，鸦片战前，林、左虽未结识，但因都注重经世致用，实际上已是同声相应了。

鸦片战争的炮声，把经世派推上以爱国御侮为主要内涵的新轨道，赋予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以新历史时期和特点。

与传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主丰义思想既相衔接又有发展，经世派至此特别重视鸦片战争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居于头等地位的救亡现实和由此激发的高昂爱国情绪。他们逐渐意识到，忠君必须提高到救亡图存的高度，救亡图存就必须依靠或者利用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林则徐的一个最可贵处，就是最早觉察到这一新的经世特征，把民本思想与爱国主义相结合。为了“上崇国体，下慑夷情”，他察看民情，发现“所有沿海村序，不但正士端人，衔恨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林则徐集》公牍）因而他号召沿海居民“群相集议，购买器械，聚合丁壮，以使自卫。”（陈锡祺主编《林则徐秦稿、公牍、日记补编》）林在新疆屯垦实边，亦十分强调“下恤民生”。新疆经林则徐的努力，出现了“百余年入版图未有之盛”的景象。左宗棠在进行捍卫祖国边疆的民族战争中，继承和发扬了林的民本思想。他主张对反侵略的人民应“养其锋锐，修我戈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在西江和福建迎击法国侵略者时，他也号召广办渔团，精挑水勇，与军队并肩御敌。为了调动群众御侮的积极性，他强调修明内政，认为只有人民获得丰衣足食，富强贫弱才能一心敌忾。在屯垦方面，左宗棠反对一意筹办军食，不顾百姓的做法，他实行兵屯、民屯并举。在西北，左十分重视兴修水利、保护水土。他每在兵燹之后，都大力实行安民政策，取得较好效果。进军新疆之所以胜利进行，西北地区之得到一段时间的安定，都是和他重视屯田政策、安民养民密不可分的。林曾以在新疆办理屯务未竟其事为憾，左的屯田事业，确实超过了前人。

鸦片战争打开了人们的眼界，迫使中国从封闭转向开放，并积极地去探视世界，了解世情。这时的世界给予人们的有两点重要昭示：一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肆行扩张，以暴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变中国为它们的殖民地附属国；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吸引人们的目光，促使人们找差距，主动进行改革，以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鸦片战争期间及其后的经世派正是同时接受这样两种昭示，集地主阶级抵抗派与改革派于一身。林则徐不仅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又是近代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他曾把抗英斗争战略概括为“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八个字，实际上就是把依靠和发动爱国军民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结合起来，这是经世致用的一个新发展。左宗棠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就主张了解西方、学习敌人制造炮船火船的方法。他进一步从事学习西方器物的实践，并日益与抵抗外侮、遏制边患相结合，以“富国强兵”为主旨。左宗棠于1860年创办福州船政局，锐意经营制炮造船，就是因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故“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

经世派愿意并且敢于面对现实，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并且重视民情和世情，这就使得他们能够依稀地觉察到社会发展的走向，并给予一定的支持和促进。鸦片战前，林则徐注意到沿江沿海一带生长的新的经济因素，“在维护‘农本’的传统政策同时，继承和发展了清初大师们倡导的‘工商皆本’和‘农商皆本’说”。鸦片战后，林则徐进一步意识到工商业发展的趋势及其合理性，呼吁“藏富于民”（主要是“藏富于商”）鼓励华商出洋竞争和商民“朋资伙办”矿业，这些虽仍旨在“上筹国计”，但“体现了林则徐的‘民本主义’具有改良维新的开明、进步意向”。（陈胜瞵《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70页、214页）左宗棠则进而主张发展近代企业，而且提出了“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的原则，批出“官开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3页24）

历史总是从低级到高级、从旧质态到新质态发展的。处于封建中国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早期阶段的地主阶级抵抗派、改革派在当时还是有活力的，而且充当过一些斗争的主角。从林则徐到左宗棠，充分显示了这一点。他们为中国的独立和近代化道路创楱辟莽，做出了非常可贵的贡献。当然，他们最终也未脱离地主阶级的巢臼，这就使他们的思想、活动，不可避免地打上那个时期和那个阶级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