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十分重视军事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对中国古代几部著名的兵书，他都有注解本。这些著作由于没有及时刊刻，致使手稿相继遗失。其中《六韬注》《吴子注》仅存其目，《孙子集注》仅留序言收入《魏源集》中。鸦片战争爆发后，魏源把自己对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研究的成果用于筹划反侵略斗争，并在运用中加上了自己独特的发挥，写下了著名的《圣武记》、《海国图志•筹海篇》、《道光洋艘征抚记》等富含军事思想的著作，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魏源反侵略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在总体战略上，主张以守为战，以战守为议和之基础，力争“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在军政关系上，要求重视全国战局上的战略指挥问题以及驭将、控兵等问题；在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上，主张不能否认武器的重要性，但更要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海军和近代军事工业，以作好长期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以守为战，坚壁清野——人民战争的思想萌芽
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中所进行的战争是反侵略的自卫战争，一般说来，被侵略国在自卫战争开始阶段，首先只能采取防守战略。所以，以守为战的战略方针是符合反侵略战争的特殊规律的。魏源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无人言守，更无人善言其守，以致于战与和均失其据。他说：
“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海国图志•筹海篇》）
魏源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被侵略的一方，没有坚强的守卫能力，不可能战胜敌人；没有战场上的主动权和战守能力，也根本不能取得与敌人对等的谈判资格。在魏源看来，“不筹守而即战，是浪战，”“不议守而专款，是浪款”。（《道光洋艘征抚记》）浪战、浪款带来的结果，将是整个战局的失败。所以，坚强的守卫能力往往是整个战局的基础。在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言守的，但在如何守的问题上，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御诸内河不若御诸海口，御诸海口不若御诸外洋”。（《筹海篇》）要御敌于国门之外。魏源则从中国的国情和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自守之策，“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因为“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而敌之长者坚船利炮，适合于驰骋大洋。“吾之所御贼者，不过二端：一曰炮击，一曰火攻”。以炮击论，敌舰高大坚厚，远在深洋，我炮根本无法击中，即使击中，也不过是击伤，很难击翻轰毁；以火攻论，敌舰在大洋中，又有远镜了望，根本不允许我船近其纵火。至于有人提出泅到敌船底下将其凿沉，更是痴人说梦。但是，如果把敌舰引入海口、内河，情形就大不一样。内河狭窄，敌舰只能鱼贯而入，不能任意纵横。两岸排列火炮，敌舰均在射程之内。敌入内河后，下游沉舟塞筏以断其归路，上游选择浅狭要隘力遏予前，而后乘风潮，选水勇或驾火舟，首尾攻之，岸炮齐发，四面围攻，就可以将敌舰聚而歼之。如果敌人弃舟登陆，“则预掘暗沟以截其前，层伏地雷以夺其魄”，（同上）必使敌人感到风涛四起，草木皆兵。如果不是这样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而是拒敌于国门之外，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事实上，当时清军的守备，就象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张牙舞瓜地蹲在门口不让敌人进去，然而只要别人轻轻一戳，就原形毕露，门户大开，敌人如入无人之境。正如魏源所指责的那样：“自用兵以来，寇入粤东珠江者一，入宁波甬江者一，入黄浦松江者一，皆惟全力拒口外，而堂奥门庭，荡然无备，乃门庭一失，而腹地皆溃”。（《筹海篇》）以至“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道光洋艘征抚记》）这怎么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呢？所以魏源一再强调自己诱敌深入、设险守口的思想：
“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夫险者，非徒据口拒守，敌不能入之谓，谓其口内四路可以设伏。口门要害，可截其走，寇能入而不能出也。……故曰守远不若守近，守多不若守约，守正不若守奇，守阔不若守狭，守深不若守浅”。（《筹海篇》）
按照这个战略技术原则，魏源全面检讨了鸦片战争中广东、浙东、上海等地失守的战略战术原因。他指出：以广东论，香港远悬大洋，单纯守是守不住的：“所宜守者，虎门之横档三门与虎门内乌涌，再进曰猎得，曰大黄窖”，扼住这些要口，以为外障，再拆去只能炮击广州城而不能遥击敌舰的四方炮台，“依山近水，坚筑土域，守以兵炮，使敌断不能闯省城。然后潜遣人桩塞乌涌上下，火舟乘夜夹攻者上策；弃沙角、大角固守虎门者次之，驰内备而徒争香港者为下”。（同上）浙东方面更是如此。定海孤悬海中，势必难守，应该暂“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佯退镇海、招宝山以诱入之，而后于甬江下游狭港塞其去路，乘风火攻者上策；专守镇海不使入者次之，分守定海者为下”。（同上）其他守厦门，上海宝山者均如此。可见，魏源守内河的核心思想是严守要隘，诱敌深入，使敌失其长，我扬其长，造成四面围歼的有利形势。这些方案都是很实际，很正确的。
当然，这种战略战术思想不是魏源个人头脑中的产物，而是他对国内外反侵略战争成功范例的总结。他多次引用越南把英舰引入内河而聚歼的事例，认为安南一个弱小民族尚且能聚歼强敌，中国人民更可以做到这一点。特别是三元里人民围歼英军的事例，对魏源影响极大。在他看来，区区乡民都能利用地形地势，把敌人引入死地，围而歼之，要是正规军能够组织这样的歼灭战，英军就不可能在中国大地上横行霸道。
为了对付敌军在陆地上的进攻，魏源专门作《城守篇》，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保卫城池之法。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他主张用“坚壁清野”的办法对付侵略者。他说：“兵法云：‘军无粮食则亡’。敌人深入，后无辎重，将断其乳哺以创之乎？抑听其虏掠以备盗粮乎？”（《圣武记•城守篇》）所以必须实行坚壁清野之法，以断敌之资。魏源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坚壁清野的内容，他说：“欲筹坚壁，必先清野。清野之法五”：
一曰清五谷。粟有入城，无出城。有屯积者令其自守之；不尽运者，官家籴入之，如运不及，宁愿烧毁，也不能留存资敌。
二曰清牧畜。凡虏掠之便，无若牧畜，不烦运载，驱之而足，未交一兵，已饱敌欲。故近城者则入城聚之，远城则堡壁圈之，严加守护。
三曰清刍草。马恃草以粮，敌恃马以强，故宁肯纵火烧荒，也不能给敌留刍粮。
四曰清水泉。敌所资者，非草即水，必要时可毒水以困敌，毒草以困马。
五曰清庐舍，清郊场。近城处不许有房、台、林、竹，以免敌乘。
这五清都要动员群众，故要备保甲，“保甲之制，以兵法部伍其民。凡审丁、核账、诘盗皆宜，而守城尤亟。以肃号令，以均力役，以稽奸细，以慎火盗”。（同上）尤其在筹粮备战方面，“保甲行而储积亦易矣。积粮莫如令民自积，盖输之于官，颗粒亦难，贮之于室，崇墉亦易。但使藏富在民，何虞不足在国！”（同上）“以兵法部伍其民”，即把人民群众按战时情况组织起来，齐肃号令，承担力役，稽查奸细，慎防火盗，维护治安，筹积军粮，坚壁清野，这实际上就是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参加反侵略战争。他甚至设想，如果把沿海人民都组织起来，切断对英军的一切供给，使他们“无淡水可汲，无牛羊可掠，无硝药可配，无铁物可购，无蓬缆可补，烟土货物无处可售，柁枪无处可修，又有水勇潜攻暗袭，不能安泊。放一弹即少一弹，杀一夷即少一夷，破一船即少一船”，我“惟与相持，”（《筹海篇》）打持久战消耗敌人，坚持到底，何愁敌军不破？这实际上是用人民战争打持久战的初步设想。魏源虽然没有提出“人民战争”、“持久战”之类的科学概念，但他的这些方案中，却透露了“人民战争”的思想萌芽。这是魏源军事思想中的光辉之一。
“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国际统一战线的初步设想
在鸦片战争中，魏源始终把英军作为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为了战胜英军，他提出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卓越思想，他分析了俄国、美国、法国、廓尔喀（尼泊尔）、暹罗（泰国）、缅甸、安南（越南）、印度等国与英国的矛盾和利害关系。指出：俄国与英国世仇，“康熙三十年间，英吉利曾由地中海攻俄罗斯，败绩遁归，自后不相往来”。（《筹海篇》）英法美之间矛盾亦很深：“明季国初之际，佛兰西开垦弥利坚东北地，置城邑，设市埠，英夷突攻夺之，于是佛、美与英夷深仇。及后英夷横征暴敛，于是弥利坚十三部起义驱逐之，兼约佛兰西为援。三国兵舶数百艘，水陆数十万，不解甲者数载。弥利坚断其饷道，英国饥困，割地请和，弥利坚遂尽复故地二十七部，英夷只守东北隅四部，不敢再犯”。（同上）“印度地亦荷兰、佛兰西开之，而英夷夺之。乾隆初，印度上酋约佛兰西、荷兰二国，合兵拒英夷，运兵数载，始分东印度属英夷，而南印度属西洋诸夷”。（同上）至于越南、泰国、尼泊尔、缅甸等国，都是中国属国，同时受到英军的侵略，更应该联合作战。根据这个分析，魏源提出“以夷攻夷”的战略计划：一在陆攻，一在海攻。陆攻的战场在印度。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是英国侵略东南亚各国的战略后方和军事基地，“逼壤印度者曰俄罗斯与廓尔喀”，时“自东印度之孟阿腊之麻尔洼，南印度之孟迈之曼达喇萨，鸦片盛行，英夷岁收税银千余万，俄罗斯觊觎之。及英夷调印度兵艘入犯中国，深恐俄罗斯乘其虚以擣温都斯坦”。廓尔喀更是“即禀驻藏大臣，愿出兵攻击印度”。“若许廓夷扰其东，俄罗斯擣其西，则印度有瓦解之势，寇艘有内顾之虞”。（同上）起到帮助中国正面战场的作用。
魏源关于海攻的计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联络美、法两国力量，攻英之殖民地南印度；一方面是联络安南、暹罗等国攻英占之新嘉坡。他说：“海攻之法莫于佛兰西与弥利坚”。这两个国家除了与英国有世仇外，“其互市广东，则英夷最桀骜，而佛、弥二国最恪顺。自罢市以后，英夷以兵艘防遏诸国，不许互市，各国皆怨之。言英夷若久不退兵，亦必各回国调兵艘与之讲理。去年靖逆（指奕山）出师以后，弥利坚夷目即出调停，于是义律来文有不讨别情，只求照例通商之请，并烟价、香港亦不敢索”。“佛兰西于英夷再次败盟之后，是冬有兵头兵船至广东，求面见将军，密禀军务。……自言愿代赴浙江，与英夷议款，必能折服，不致无厌之求。倘英夷不从，亦可借词与之交兵”。（同上）在魏源看来，如果这两步棋都走通了，则可大大加强中国反对英军的友盟力量。
至于会攻新嘉坡，魏源的计划是这样的：“暹罗与南掌皆介缅甸、越南之间，接壤云南之普洱元江，其曼谷尉都，则云南澜沧江入海之口，即古之扶南国。其东北尚有海口曰柬埔寨，即古之真腊”。“暹罗东境斗入大海，广袤数千里，而满刺加为海艘之都会，近日并为英夷割据，又移满刺加市埠于柔佛故地，改名新嘉坡。其入寇之兵食，皆恃新嘉坡接济。遇罗军栅坚壁，同于缅甸，战舰狭长，同于安南，专尊中国，藐英夷，英夷究不能患。诚使用明季夹攻日本之议，令暹罗出兵，恢复满刺加柔佛故地，而安南以札船助之，则英夷有内顾巢穴之忧，与驱策廓夷俄夷攻印度之策并行不悖”。（《海国图志》卷八）都可收到扰敌巢穴以帮助中国正面战场作战的效果。
关于“以夷款夷”，魏源的根本主张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因为诸夷贪我之利，不得贸易则无利可图，就会对扰乱贸易秩序的英夷发生怨恨，迫使英夷在和谈中对中国让步；而要开贸易，则又要坚持不许贩卖鸦片的根本原则，以此作为通市的先决条件。
对于魏源“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战略方案，时人及至今天的学术界，大多持否定态度。尤其是对其“以夷攻夷”方略，连魏源好友陈澧都贬为“效纵横家言，为远交近攻，近交远攻之说”。并认为“议者谓以夷攻夷为示弱，魏君深斥其非，澧谓示弱之说诚非也”。（陈澧：《东塾集》卷二）陈澧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一种典型的思想，即不能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唯恐示弱，宁愿让人家揍得鼻青脸肿，也不愿让人知道或请人帮忙。冯桂芬（1809—1874）则代表传统的儒家思想倾向，认为要以诚、理、信作为驭夷的三大原则，说“魏氏源论驭夷，其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无论语言文字之不通，往来聘问之不可，忽欲以疏间亲，万不可行”。（《校邻庐抗议》）主张对夷“坦然以诚待之，猜嫌疑忌之迹，一切无所用。……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而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信信之，理不可信，据理折之”，但不能似魏源“自居于纵横家者流，故有此蔽”。（同上）谭嗣同则从后来俄国成为中国主要危险的现实出发，反对魏源“以夷攻夷”之论。他说：“幸而魏氏之言不用也，使如以夷攻夷之策，南结廓尔喀，北款俄罗斯，剑及于印度，兵交于伦敦。印度亡，伦敦坠，大西洋诸部沦胥以灭，于是俄之为俄，十倍于今，挟助攘之功，责无厌之略，中国能堪此乎？”“中国自有中国之盛衰，不因外国而后有治乱，而猥日以夷攻夷，此魏氏所以为策士”。（《谭嗣同全集》第115—116页）亦将魏氏方略称为“策士之论”。现在的学术界谈到魏源“以夷攻夷”之论，也总认为魏源不了解帝国主义本质，将其思想予以否定。其实，从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的角度看，魏源“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思想是他的军事思想中很有价值的一页。
首先，魏源站在国际形势的高度考虑中英战争，具有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萌芽。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既有历史的偶然性，更有历史的必然性。英国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完成以后，逐步走上了向外扩张的殖民主义道路。当它面对庞大的中国市场而又没有其他办法占领中国市场时，发动战争的时间和以什么借口发动战争都只是历史偶然性问题。同样，美、法、俄等国也决不会容忍英国独霸中国市场。抛开他们之间已有的历史仇怨不说，仅就英国要独霸中国市场这一点，列强之间就是有矛盾的，利用这些矛盾以集中主要精力打击主要敌人，起码使列强们做到互相牵制，这正是一个军事家必须要考虑的战略问题。魏源没有也不可能从这个理论高度考虑中英战争，但看到列强各国之间已有的历史矛盾，把中英战争放在国际范围内来考虑，确是他远远高于同时代人的地方，也给后人利用外交手段解决战争争端留下了有益的启示。
第二，魏源在谈到联合国际力量时，一直坚持了“以我为主”的原则，把国际力量称为“外助”。他设想的廓尔喀和俄罗斯进攻印度，只是寄希望于扰乱英军之后方，使其有后顾之忧；借助美、法的力量，也不过是希望他们能起到折中调解作用，以抑制英军在谈判中对中国的无厌之求；利用暹罗、安南、缅甸的力量进攻新嘉坡，也只是希望扰乱侵华英军后方，断其兵食接济，从未讲过要把外国军队请进中国，更没有想过中国要依附于哪个列强国家。魏源一直主张，在战争方面，要“以守为战”，诱敌深入，把敌人引入内河内地加以围歼；在政治方面，要吸取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去人心之寐患，去人材之虚患”，革新政治，“师夷长技”；在外交方面，要了解世界形势，善于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把握时机，使战局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这些主张中，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民族自尊心，都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魏源对于美、法、俄、廓诸国与英国关系的分析，是建立在了解情况基础上的客观分析，并非主观臆想。至于这些方案没有成为历史事实，那不是魏源的责任，因为他不是皇帝，没有统帅全局的条件。尽管他的战略方案比道光皇帝的方案高明，没有权位，也不能变成历史的现实。魏源认为美、法、俄、廓诸国可以成为中国军队抗英的外助力量，是因为这些国家与英国有攻城夺地的历史矛盾。他们有可能帮助中国，反对英国，也在于他们“贪我利薮”。以小利换大利，善于周旋，巧于利用矛盾，可以为我所用。即所谓“彼贪市舶之利，我收爪牙之助”。（《筹海篇》）魏源的这些分析及其思想方法是正确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手段是政治手段的极端发展。战争中的敌友关系，总是随着时代条件和政治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从来没有永恒不变的敌友关系。因此，适应一定的历史条件而确定相应的敌友格局，是任何一个战略军事家都要考虑的问题。魏源对美、法、俄等列强的本质认识不深刻，这是事实，但不能以这些国家以后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侵略而否定魏源在当时条件下的正确主张及这些主张中的正确因素。
总之，魏源“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战略主张，与他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一样，是时代的产物，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军事理论向近代军事理论转化的开端。
“师夷之养兵练兵之法”——中国国防现代化的最初设想
鸦片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清朝军队的腐败和无能。如何建立一支更有战斗力的国防军，魏源在这方面作了许多思考，提出了一些至今仍有生命力的见解。
首先，魏源认为，各个省区要建立地方性防御力量。他批评鸦片战争中调兵的混乱情况说：
“夷事无所谓用兵也，但闻调兵而已，但闻调邻省之兵而已。夷攻粤，则调各省之兵以赴粤；夷攻浙，则调各省之兵以赴浙；夷攻江苏，则又调各省之兵以赴江苏。兵至而夷已就款，则供客兵者，又迎归兵，兵甫旋而夷或败盟，则又调归兵以为战兵”。（《筹海篇》）
朝令夕改，狼奔狗突，犹如儿戏，其结果则是：“征兵半天下，重集于粤，而粤则涂地；重集于浙于江，而江浙又败涂地”。所调客兵不惟不合水土，而且因朝廷战和不定，往往千里跋涉，赶到目的地，而和议已成，“空往空返”，锐气一挫再挫，有时“漫然散遣”，“听其骚扰居民”，“况防海宜习水战，而多调陆兵，舍长用短，以短攻长”，客兵“在籍有安家，在途有传食，事竣有回递。县县传送，驿驿供张”，“来如乳虎，败如鸟散”（同上）。未攻敌而先扰民。加之英军在舰上，在海洋中游弋，时而在粤，转瞬骚浙，动辄千里。陆军在岸上跑，交通又不发达，怎么不陷入穷于奔命的可悲境地？有鉴于此，魏源坚决主张：“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他认为：就近招募训练土兵，有三利：“一曰服水土，二曰熟道路，三曰顾身家”。并且还比调客兵省费用。他用大量事实说明：“各省之勇民，原足各省之精兵。练一省之精兵，原足捍一省之疆圉。所要者只在募练之得法，所难者只在调度之得人”。按照魏源的意见，各省要训练各省的部队，保卫乡土。这些部队都从本省百姓中挑选精壮而组成。如“现在广东岸上的力作之人，与水中渔贩之人，其技勇皆欧罗巴人所不及，若挑练此等人为兵卒，可谓一等勇壮之兵”，足可以“卫本地之身家”。这些部队的军饷，也来自本省，“每省商捐绅捐各数百万，以本地之富民，养本地之劲民”，（同上）卫本地之乡土，各得其宜。由此可见，魏源讲的土兵，就是后世所谓地方部队。一个现代国家用于自卫的军队，在性质上应有野战部队、地方部队，民兵的区别，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任务。魏源从鸦片战争的实践出发，认为中国要战胜外国列强的侵略，各省必须有自己的“土兵”，还对以军队形式“部伍其民”的战时保甲感兴趣，重视水勇，团练，这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看到地方部队和民兵在反侵略战争中的作用。他虽然没有提出什么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之类的科学概念，然而他的思想中却有这种区分的朦胧想法。
第二，魏源强调中国军队必须加强水师（海军）建设，增加兵种，更新装备，建立中国近代的军事工业。
经过鸦片战争的实践，魏源充分认识到水师（海军）在当时反侵略战争中的作用。他说：
“夷贪恋中国市埠之利，亦断不肯即如安南日本之绝交不往，此后则非海战不可矣；鸦片趸船仍泊外洋，无兵舰何以攻之？又非海战不可矣；夷船全邦数十艘，驶入者惟长江，江面虽狭于外洋，而倍阔他港。夷艘散洎各岸，不聚一处，……亦难（全歼），则亦非追剿不可矣；苟夷畏我内河，专肆惊扰，声西击东，朝南暮北，夷人水行一日可至者，我兵陆行必数日方至，……我兵又将杂然四出，应接不暇，安能处处得人，时时设备”？（同上）
故又必然借重于海战。但是要进行海战，必须借重于战舰。因为“海战全争上风，无战舰则有上风而不能乘；……无战舰则不能断贼接济，今有战舰，则贼之接济路穷，而我以饱待饥，是主之胜客者二；无战舰则贼敢登岸，无人攻其后，若有战舰，则贼登岸之后，船上人少，我兵得袭其虚，与陆兵夹击，是主之胜客者三；无战舰则贼得以数舟分封数省之港，得以旬日遍扰各省之地，有战舰则贼舟敢聚不敢散，我兵所至，可与邻省之船夹攻，是主之胜客者四”。所以，魏源认为一定要加强水师建设，“武试增水师一科”，不能“舍船炮而专重弓马”，“不以工匠舵师视在骑射之下，则争奋于功名，必有奇材绝技出其中”。关于水师的官兵来源，魏源主张应从舵工水手炮手中挑选：“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为行伍出身。皆由水师提督会取，会同总督，拔取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凡水师将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舵工水手炮手出身”。（同上）
关于船炮的来源，魏源的思想前后稍有变化。在写作《圣武记》的时候，他认为“造炮不如购炮，造舟不如购舟”。（《圣武记•军政篇》）因为外夷之船炮，“力省而品精，事半而功倍”，（同上）直接购买船炮，可省修造之麻烦，还可保证质量。到写作《海国图志》时，魏源就力主中国自己制造船炮，认为“我有铸造之局，则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筹海篇》）并且“有铸造之局，则知工料之值，每艘每炮有定价，……不致以昂价赝物受欺”，最后还可以在军工厂制造民用产品，（同上）一举数得。从魏源的这些倡议来看，他确实看到了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海军在保卫国家安全中的重要作用。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北洋舰队，其思想渊源上多少受到了魏源建议的启发。
第三，裁兵并饷，学习西方国家养兵练兵之法，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朝军队的腐败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军队的腐败，则与当时军队士兵受到的待遇极差有直接关系。魏源举例说：“我守虎门兵，月饷不及三两，提督关天培怜兵穷苦，自捐赏恤，每兵银二元。而议者且劾水师兵挟制提督要赏。尚望其出死力乎？”（同上）饷银极低，尚常常拖欠，何来劲头练兵？兵不练，何以胜敌？所以魏源说：
“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每出兵以银二十元安家，上卒月饷银十元，下卒月饷银六元。赡之厚故选之精，练之勤故御之整……无节制即仅有其船械犹无有也；无其赡养欲效其选练亦不能也。故欲选兵、练兵，先筹养兵”。（同上）
由此，魏源提出“裁兵并饷”之法。他说当时的水师“虚冒半之，老弱半之，未必有数千之可用。诚能汰虚冒冗滥之缺，并两兵以养一兵”，“以额饷养额兵，而不增一饷；以全饷养半兵，亦不裁一饷。兵减而实多，饷增而实省”。（同上）在这个基础上，加强训练，更新装备，方可望提高战斗力。
总之，魏源在总结鸦片战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兵制、兵种、装备、养兵练兵之法诸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这些思想在当时确实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其时有个日本人叫鹫京毅堂，为了寻求“防英夷之术”，遍读我国“战国以降至明清兵家之书，不止数百部”，但因时势之变，感到“可取以用于今日者”，实在太少了。而读了《圣武记》以后，认为魏氏身历鸦片之变，对英夷入侵之状得之于耳目所及，悉其形势，详其机宜，所论颇切时势，其价值“倍于《孙》《吴》”。（《解放军报》1976年1月29日）另外，魏源提出的“以守为战”，“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等主张，在思想原则上符合弱国反对强国侵略的实际情况，因而具有较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诸如坚壁清野、全民战争等方面的做法，与魏源当时的设想有相通之处。这也说明了魏源军事思想中的真理性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