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守外攻的海防战略思想

在海防战略思想上，魏源的海防论分为守、战、和三种策略，在三者中“守”为根场所经营，非战即敦，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

在防守的具体策略上，魏源坚持“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思想。他指出御敌于外洋有四大困难：“我之御敌，或炮击，或火攻。西洋兵船既大且坚，我炮颇难奏效，而且绝无泅底凿沉之说。此其一。若以火舟出洋焚之，而敌船底质坚厚，焚不能燃。何况敌船桅斗设有哨兵持望远镜瞭望，我火舟尚未靠近，早巳弃碇驶避。此其二。敌船三五为帮，分泊深洋，四面棋布，并不连樯排列。我火舟攻其一船，则各敌船之炮皆可环击；纵使晦夜乘潮，能突伤其一二艘，终不能使之大创。此其三。海战在乘上风，若久与海上交战，则海洋极其辽阔，敌船又蓄驾驶，往往转下风为上风，我舟即不能敌。此其四。”

“欲奏奇功，断无舍内河而御大洋之理。贼入内河，则止能鱼贯，不能棋错四布。我止御上游一面，先择浅狭要隘，沉舟亘筏以遏其前，沙垣大炮以守其侧，再备下游桩筏以断其后，而后乘风潮，选水勇，或驾火舟，首尾而攻之，或仿粤中所造西洋水雷，黑夜泅送船底，出其不意一举而轰裂之，夷船尚能如大洋之随意驶避，互相救应乎？倘夷分兵登陆，绕我后路，则预掘暗沟以截其前，层伏地雷以夺其魄，夷船尚能纵横进退自如乎？两岸兵炮，水陆夹攻，夷炮不能透垣，我炮可以及船，风涛四起，草木皆兵，夷船自救不暇，尚能回炮攻我乎？即使向下游沉筏之地，豸突冲窜，而稽留片时之间，我火箭、喷筒已烬其帆，火墙、火牛已伤其人，水勇已登其舱，岸上步兵又扛炮以攻其后，乘上风纵毒烟，播沙灰以迷其目，有不聚而歼旃者乎？是口门以内，守急而战缓，守正而战奇，口门以外，则战守俱难为力。一要既操，四难俱释矣。”

对于上述策略，魏源简单地概括为：“择地利，守内河，坚垣垒，练精卒，备火攻，设奇伏。”当然，魏源的“内守”思想也有其片面性和盲目乐观的一面。他丰张“守远不若守近，守多不若守约，守正不若守奇，守阔不若守狭，守深不若守浅”，甚至提出“孤悬海外”的岛屿如香港、定海和某些沿海军事重镇如宝山均可弃而不守，这显然是错误的，同时也反映出传统重陆轻海的防御思想观念在魏源的海防思想中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

魏源虽主张以守为战，而且强调内守，但他绝不认为守是唯一的御敌方法。相反，他指出：“内守既固，乃御外攻。”因此，魏源的海防战略思想“是一种内守与外攻相统一的海防观”。

魏源认为，专守内河或近岸仅仅是御敌的方法之一，必须适应敌情的变化谋求外攻之道。“夷兵之横行大洋者，其正也；其登岸及入内河者，其偶也。夷性诡而多疑，使我岸兵有备而彼不登岸，则若之何？内河有备而彼不入内河，则若之何？”“使夷知内河有备，练水勇备火舟如广东初年之事，岂肯深入死地哉？……即使歼其内河诸艇，而奇功不可屡邀，狡夷亦不肯再误。且夷贪恋中国市埠之利，亦断不肯即如安南、日本之绝交不往，此后则非海战不可矣。鸦片趸船仍泊外洋，无兵舰何以攻之？又非海战不可矣。”

他进一步指出，敌舰“散泊各岸，不聚一处，即用兀术之火攻，而天时风色难必，亦不过歼其三分之一，究恐有窜出大半之舰，则亦非迫剿不可矣”。因此，在魏源看来，“内守”只是在力量薄弱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倘使外敌不肯进入内河便会陷入无可奈何的境地。因此，在船炮水军力量得以发展后，将“内守”与“外攻”相结合，战胜外夷也并非不可能。

此外，魏源还提出了针对列强之间矛盾“调夷之仉国以攻夷”的策略，指出“英夷并以兵艘防遏诸国，不许互市，各国皆怨之，言英夷若久不退兵，亦必备回国调兵艘与之讲理”。他提出利用列国之间的矛盾，全力对付最主要的敌人，使之陷于孤立无援之境。其分析未免流于空泛，并具有一定的幻想色彩，但也反映了他挽救民族危机的良苦用心。

　　近代中国海权思想的先声

魏源海防战略思想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他将海防战略思想与世界海权竞争的态势相联系，着眼于世界时局的变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挑战，形成了将海防战略思想与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乃至与中国近代化进程相结合的朴素的海权思想。

魏源已经深刻认识到海军的产生与发展的动力在于经济，因此他倡导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以推动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这既构成了海军存在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是建设近代海军的历史使命。

尽管魏源尚无法形成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也无法触及中国与西方社会在经济结构层面的本质差异，但是他已经明确认识到西方海权势力扩张的经济基础在于海外贸易的发展。他指出：“欧罗巴诸国皆好航海，立埔头，远者或数万里，……彼以商贾为本计，得一埔头则擅其利权而专于我。荷兰尤专务此业。（荷兰）地本弹丸，而图国计于七万里外，历数百年而不改，亦可谓善于运筹者欤！”针对英国的对外贸易，他也曾指出，英国人“皆务工勤商，早夜经营之效，由人烟稠密，户口繁滋，田园不足于耕，故工匠有三十五万户，多于农夫三之一，不止贸易一国一地，乃与天下万国通商也”。“每百人中务农者十之三，……开矿者十之一，制造者十之一，为商贾者十之二，余教师、法师、医生、武士、水手。”魏源认为欧洲列强的崛起与成功在于以“商贾为本计”，即以工商立国。正是以工商立国的国策促使他们向外开拓，向外占领市场和殖民地，到处“擅其利权”，而使中国这个泱泱大国无可奈何。更为可贵的是，魏源对于当时中国水师与西方海军差距的认识也是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西夷之海艘，坚驶巧习，以其恃贸易为生计，即恃海舶为性命也。中国之师船，苟无海贼之警，即终年停泊，虽有出巡会哨之文，皆潜泊于近岙内岛无人之地……其船窳漏，断不可以涉大洋。”因此，魏源认为中国船炮水师的建立和船炮工厂的设立必须将军事建设与民用经济相结合，即中国所造之战舰不只是用于战事，而且也不是只造战舰。例如，他指出战舰可用于护运。“自后即无事之期，而战艘必岁护海运之米，验收天津。闽、广则护运暹米、吕宋米、台湾米；江浙则各护苏、松、杭、嘉、湖之米。”他还主张将所造之船可用于航运和其他用途。“以通文报，则长江、大河，昼夜千里，可省邮递之烦，……往还旬日，可免跋涉之苦，以助战舰，则能牵浅滞损坏之舟，能速火攻出奇之效，能探沙礁夷险之形。”更重要的是，船厂的设立必将促使民间商船制造业的兴起，从而推动国内贸易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而内地商舟皆可不畏风飓之险矣。”他特别指出，出洋贸易的商船经商家禀请，可派战舰护航，以保安全。

魏源不仅认为中国船炮水师的建立和船炮工厂的设立必须将军事建设与民用经济相结合，而且深刻认识到了南洋对于中国国家权益的重要性，他指出东西海权争夺的关键就在于南洋。由于西方国家本土距离中国甚为遥远，其必然会以南洋作为侵略中国的基地。因此中国应该积极扶植南洋华人的垦殖事业，并通过设立藩镇来管理和开发南洋。

魏源十分重视对南洋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他多次赞颂郑和开拓南洋的功绩，指出：“华人自明永乐时，三宝太监郑和等下西洋采买宝物，至今通商，来往不绝。于冬至后厦岛开棹，廿余日可达巴城（今雅加达），连衢设肆，夷民互市，贵贱交易，所谓利尽南海者也。富商大贾，获利无穷。”华人在南洋除进行贸易外，还有很多人从事开矿和耕种。但是，伴随荷兰殖民者的到来，对远贩到此的华人，“严禁不许携银出口，必令将银转置货物，方许扬帆”。“而其货物又皆产于他处，未到巴城，以致唐船久候，风汛过时，年年不能抵厦，甚遭夏秋风飓，人船俱没。数十年如是，商贾莫不嗟叹，国课亦因减额，惟付之莫可如何。”

面对西方海权国家的扩张，中国却毫无作为，魏源心急如焚。尽管如此，他认为在南洋西方海权势力达不到之处，尚有华人居住而自立者，如婆罗洲的内地，“古今唐人萃焉，广东嘉庆州人最多，或开肆，或采金沙，或贩锡藤胡椒乌木……内地多高山，每年掘金沙者二十万人，所掘金沙约十万两有余，每月一人出金一两有余，其中汉人自立长领，不服他国，亦有大富建广屋者，亦有务农者”。“每年有广东一二船只，往其洲贸易发财。唐人若肯开此大洲之荒地而总统之，其利益甚大……如许大地方可养几百万饥民，运出货物，利及国家。”结合今日中国在南中国海面临的诸多海洋权盗争端，魏源的分析可谓发人深省。

美国海权论的代表马汉认为，控制海洋是决定一个国家的领导地位和繁荣的主要因素，同时也常常是决定一个国家存亡的主要因素。在马汉看来，海权是海军舰队、商船队、海外基地（殖民地）三者的总和。尽管魏源的海权思想着眼于抵抗西方海权国家的侵略，马汉的海权思想着眼于为西方海权国家的对外侵略扩张提供理论依据，但在认识海外贸易与海权的关系方面，魏源与马汉的海权思想十分相似。

但是，两者的历史命运却截然不同。魏源的海权思想没有能够挽救一个衰落的封建王朝陷入半殖民地的民族危机，留下了无尽的历史遗憾；而马汉的海权思想由于与新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殖民扩张相结合，促进了美国作为海洋强国的崛起进程。“当然，限于自身的经历以及所处的时代和环境，魏源的海权思想只是一种朴素的海权观，还不可能像马汉那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用历史的观点看，在当时的中国，他的这一思想具有超前的先进性，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