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天，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一位年届花甲的文人病死于南京，从而结束了他早年以辛亥革命功臣起家，中年操觚鬻文，晚年附逆投敌遂又遭日寇遗弃的复杂一生。

此人便是民国通俗小说界元老何海鸣。

一

何海鸣祖籍湖南衡阳，原名时俊，笔名海、一雁、孤雁、行乐、求幸福斋主等。他1891年出生于广东九龙，自幼便饱尝亡国滋味，据他后来回忆，7岁时，清政府将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殖民者，此举激起九龙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亲眼目睹了清政府与英军一起镇压了九龙人民的武装斗争。此事对他刺激极深，以至成年之后，常对友人慨叹：不知今生还能重见其复为中国疆土否?

1906年，15岁的他孤身来到武汉，考入两湖师范礼字斋，后因家境困窘而辍学，转投新军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一营前队为兵。由于训练刻苦，旋被挑选入随营下士学堂学习。毕业后被委以下级军官。此时期，他与革命党人蒋翊武等在新军中组织振武学社、文学社等革命团体，共同谋划推翻清政府。后因事泄被迫退出军队，任补习学校国文教员及军操教习，并创办青年学社。此间，湖北革命团体主办的第一张机关报《商务日报》创刊，他被招聘为编辑，由此开始了报人生涯。不久，他又跟随蒋翎武到《大江报》任副总编辑，并兼做上海《民吁》、《民立》等报通讯员，继续鼓吹革命。1911年夏天，他在《大江报》上发表《亡中国者即和平》短评，被湖广总督瑞澂以“言论激烈，语言嚣张”罪名逮捕。先是关进汉口的看守所，后因整日编戏词大骂清政府而被押往礼智司，在惨遭殴打后，被判处死刑。在等待行刑之时，辛亥革命爆发，他被解救出狱，出任汉口军分政府少将参谋长。

随着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各地讨袁之声此起彼伏。1913年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起事反袁，二次革命爆发。7月15日，黄兴在南京宣布江苏独立并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为战胜对手，他重新起用了于民国初年遭到打击已被查禁的帮会力量，命令青帮通字辈韩恢等人迅速奔赴镇江，组织扬州、清江等地的独立。经过一番血战，至7月28日，起义失败，黄兴逃出南京潜往上海。韩恢等人闻讯星夜入宁，图谋补救。虽然韩恢在南京势力较大，军队、巡警均为其用，但终因寡不敌众，在与袁军交战数日后，已面临惨败。危难之际，身为随从的何海鸣忽然挺身而出，重举义旗，在韩恢旧部的掩护和支持下，与袁部队进行了殊死决战，并于8月8日占领都督府，重新宣布江苏独立。然而，帮会部队鱼龙混杂，独立当夜，第八师师长陈之骥发生动摇，取消独立，并将何海鸣扣留，欲将其献给袁世凯。但两天之后，第八师第二十九团再次起义，重新占领都督府，并将何海鸣救出。获救后的何海鸣不畏危险，立即于翌日第三次宣布江苏独立，并再次拿下南京城。此时，湖南哥老会头目张尧卿及逃往上海的韩恢等人闻讯赶来，与何海鸣共享胜利。张尧卿在南京组织游击队，自封为参谋长，并于8月18日担任了江苏都督。韩恢也出任了第一师师长旋改任第三师师长。19日，安徽都督柏文蔚应邀来南京，在接受各方推举后，取代张尧卿任江苏都督兼第八师师长。对此张尧卿等异常不悦，遂起内哄。8月25日，柏文蔚被迫辞职出走。恰在此时，袁世凯重新集结兵力，再次攻打南京城。数次率众起义的何海鸣虽然在战后未能分到一官半职，但与袁军斗志却丝毫未减。危难时刻，他又被推到阵前，在韩恢等人的协助下，亲任总指挥，再次与袁部队交战。但终因力量悬殊，于9月1日被袁军及驻守徐州的张宗昌部击溃，何海鸣于乱军之中逃出南京，亡命日本。

在日本，何海鸣继续从事反袁斗争。他与其他逃往日本的革命党人一起，在密切关注国内局势的同时，又积极行动，重新集结力量，伺机杀回国内。这期间何海鸣写下了在当时影响颇大的《讨袁计划书》。该《计划书》实际上已成为当时剿袁之战略用书，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在日后的活动中，一定程度上采纳了何海鸣计划中的一些建议。

袁世凯在逐渐平定国内起义后，1915年又将分化、收买中华革命党中帮会头目的黑手伸向日本，着重拉拢收买中华革命党人在日本生活窘困者。此时避居日本已一年多的何海鸣因居无定所，生活拮据，也在认真反思自己。据资料记载，此时他和张尧卿等人与中国驻日陆公使多次密会。但他并没有像张尧卿那样向袁政府自首，利用原有的帮会关系“充恶政府侦探，倾害同志”，而是不久便乘船归国，开始了重操笔墨的生涯。缺乏政治理想，只凭义气报国，同时又耐不住清贫，是何海鸣性格中致命弱点。这一弱点使他一步步走向厌恶革命，追求安逸的歧途，并最终导致了他晚年附逆投敌的悲剧。

二

1915年3月，何海鸣以一介闲人身份由日本归国来到上海。虽然此时他意志消沉，思想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但他还是和友人合办了《爱国报》与《爱国晚报》，继续撰文抨击袁世凯复辟。据是年10月通海镇守使管云臣密电北京统率办事处谓：“此间谣言甚多，民党机关报有《爱国报》、《爱国晚报》两种，均为何海鸣所开。”可见此时他还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仍持反袁立场。

就在何海鸣返国的翌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一片咒骂声中死去。闻此消息，何海鸣似乎感到自己的“革命”已经成功。虽然这年他年仅30岁，却时时发表看破一切的言论，处处以“老革命”炫耀。此时他已将早年的笔名“海”、“一雁”等易名为“求幸福斋主”，由此可以看出，多年出生入死的征战与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已厌恶政治，不愿再以斗士的面目出现，而是渴望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在如火如荼的大革命中，何海鸣急流而退了。但他要生存，要以社会“名流”自居。此时最好的办法便是重操旧业，继续卖文。在随后爆发的“五四”运动中，他躲进小楼去从事他的小说创作了。这一时期，他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大多以妓女生活为素材。虽然其目的在于揭露娼门的黑暗，渴望还妓女以人的尊严，但由于其观念的陈腐，终难有佳作出现。

小说创作为生活困窘的何海鸣带来一定的收益，加上此时恬静的生活和闲适的环境，更进一步坚定了他远离政治，以“名士”自居的想法。终于在1921年底，他痛下决心，从此献身说部，鬻文为生。他的“小说作坊”一开张，便亮出了“倡门小说”的旗号，先后推出了一系列以妓女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也确实在当年的海上文坛热闹了一番。尤其是在《半月》杂志刊出的《老琴师》、在《星期》杂志上发表的《倡门送嫁录》，由于描写入微，情词恳挚，的确打动了不少读者，甚至被《半月》主编周瘦鹃评为“一九二二年中国小说界中惟一的杰作，有永远流传的价值”。自这两篇之后，他所写的《倡门红泪录》、《嫁后》、《倡门之子》、《妓债》、《私倡日记》、《藏春记》等数十部作品，却是一部不如一部。倒是他与“倡门小说”同时在《半月》杂志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十丈京尘》，由于写出了北京政坛的黑幕，加上多以真人为模特，从中可以看出一定功力。

就在公开宣布“卖小说”那年的8月，他专程去了一趟上海，参加了有包天笑、周瘦鹃、许廑父、严独鹤、李涵秋等二十余人组成的小说家社团“青社”。据其发起人严芙孙后来回忆，他在上海“耽搁了二十余天，与上海各位作家，欢然握手，大家都是一见如故。只是何海鸣的外貌，非常瘦弱，分明是书生本色，哪里瞧得出他在当年曾经掮着枪杆儿上过疆场咧”。

与南方“鸳鸯蝴蝶派”有了接触，结识了大批上海与苏州的通俗小说作家与编辑后，何海鸣的小说作品在南方的“鸳鸯蝴蝶派”杂志上频频亮相。这一时期他除了写有大量短篇“倡门小说”外，还出版了社会小说《琴嫣小传》、《怒》、《奇童纵囚记》、《摩登女儿经》、《朔方健儿传》、《平泉大侠劫富记》、《孤军》、《黄埔血泪》及《求幸福斋丛话》、《中国工兵政策》、《学校军事教育》、《海鸣说集》、《何海鸣小说集》等，内容庞杂，题材广泛，但均难称佳

构。

三

20年代末，随着北平局势的振荡，何海鸣和许多北洋政客一样，迁居天津，买下了法租界31号路益安里14号住房，过起了寓公生活。为了应付日常开销，他仍是在不停地写作。好在此时天津的报业繁兴，各报均需小说连载支撑版面，吸引读者，加上他的“名士”头衔，故此其作品还算抢手。如1932年天津出版的《天风报》上，报社主人沙大风在约到著名武侠小说作家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的同时，仍是在其上下版面刊出了他的《此中人》与《青黄时代》两部小说的连载。但由于其作品议论太多且具有浓浓的说教味道，仍是很难吸引读者，甚至引起人们不满，纷纷致函报社，要求对其连载“腰斩”。作品不讨读者好，但为了能够继续连载，免遭“腰斩”，何海鸣登报解释说明，可见其小说创作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为达到吞并整个中国之目的，又将华北作为进攻重地。为此，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派遣了大批特务，进入天津，以日租界为掩护进行准备活动。他们在延揽政客、地痞作爪牙的同时，还收买了一些报馆和新闻界的败类作为宣传工具。何海鸣正是在此背景下被日本特务拉下水，充任了日寇“北支派遣军”机关报《庸报》的社论主笔兼文艺部长。

《庸报》原是董显光和蒋光堂于1926年在天津创办的一份民办新闻报，在战前的天津与《大公报》、《益世报》、《商报》并称津沽四大报，拥有大量市民读者。1935年由茂川特务系统的台湾籍特务李志堂出面，以5万元买下，成为日本特务机关报。至1936年初，日方又派原《中美晚报》的尾崎秀雄、三谷亨入主《庸报》，使之完全站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立场上，彻底暴露了其汉奸面目。其稿件初始除采用日本同盟社电稿外，其社论主要由日本特务机关供稿。但由于受到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读者的唾弃和抵制，其发行量锐减。为掩人耳目，日寇一方面在报头下特意注明“发行人隋国权”字样（隋为该报一般职员）；另一方面又在天津文人中寻觅社论主笔。卖文鬻字均告失败，生活拮据又渴望过上“幸福”生活的何海鸣于是在李志堂的威胁利诱下，加入了这个汉奸报的班底。除与原《中美晚报》的岑某轮流撰写每日社论外，还与其他汉奸文人组成随军记者团，配合日军宣抚班下乡进行反共宣传，并参予组织了所谓“名流”赴日“观光访问”。在其一系列社论中，他不仅亲笔写文章，主张“大东亚共荣”、“中日亲善”，而且还在1938年10月日寇侵占汉口前，于报上悬赏征求预测汉口陷落的日期，借以大肆渲染日军的淫威。与此同时，作为文艺部长，他还将报纸副刊办得像模像样。在战前以写杂文、随笔著称的报人宫竹心，在天津沦陷后，困顿风尘，生活无着。何海鸣见状遂连蒙带骗，邀其为报纸写小说连载。宫为生存，只得应允。1938年初，宫竹心便将自题为《豹爪青锋》的长篇武侠小说第一章送到报社。何海鸣阅后认为书名纯文学味太浓，大笔一挥，遂按书中主人公的绰号，易名为《十二金钱镖》。宫竹心见状，心中虽怒，但未敢言，归家后大骂其无知、庸俗，并对家人言：“我不能丢姓宫的脸，写《十二金钱镖》的，姓白名羽，与我宫竹心无关。白羽就是一根轻轻的羽毛，随风飘动。”这便是民国著名武侠小说作家“白羽”之笔名及其成名作《十二金钱镖》书名的来历。此小说在何海鸣的策划下，于1938年2月在《庸报》连载，旋即引起轰动，并由此为该报拉来众多读者。不久，日寇又在天津实行“新闻统治”，取消了《大公报》、《益世报》等半数以上报刊和所有私人通讯社，只保留《庸报》、《东亚晨报》、《新天津报》等几家报刊。为便于管理，《庸报》编辑局长坂本桢授意新闻管理所顾问竹内及所长阎家统，纠集剩余各报负责人及编辑、记者，成立“天津新闻记者协会”，通过该组织控制各报活动，内定何海鸣为伪记协理事长。在此任上，由他向各报提供每日必须见报的日伪宣传稿，组织各报记者随军视察，并在历次“治安强化运动”中进行统一口径的欺骗宣传等。

……

何海鸣的结局是可悲的。

1944年，日寇为集中力量撑持战局，将华北各大城市报纸统一交中国人代办，于北平成立了《华北新报》总社，汉奸文人管翼贤兼任总社社长。华北各城市成立《华北新报》地方分社。天津则将《庸报》改组为《天津华北新报》。由于日伪各派系间的相互倾轧，何海鸣被日寇遗弃了。不久，他迁居南京，深居简出，闭门思过，陆续写下了一系列考证文章，如《猴儿年说猴》、《三六九说》、《神道之火与民生主义》、《中国鞠躬礼》、《中国的数字谈》等，均为万字以内详征博引、连缀融合经典字义之作，实际是为了糊口，又恢复了卖文生涯。并于1945年初开始撰写回忆录《癸丑金陵战事》，记述他早年协助革命党人抓获刺杀宋教仁凶手及与袁世凯部队在南京交战事，但未及完篇，便于是年3月8日于贫病交加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