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八一一年出生于湖南双峰县荷叶区的一个反动地主儒生家庭。“始以儒业事宣宗皇帝，入翰林，七迁而为礼部侍郎”；后来打着“以礼治军”的旗号，“借洋兵助剿”太平天国“有功”，而爬上“两江总督”的宝座，进爵“毅勇侯”，死了谥封为“文正公”。清王朝旌表他“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近百年来一小撮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像袁世凯、蒋介石之流，对他倾心崇拜，把他吹捧为“千载不常遇”的“中兴功臣”，奉为“建国救世的模范”。反革命两面派林彪也步其后尘，效法孔老二，搞“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而革命人民则把他看成“元凶”、“蛇蚹”、“善变人”和近代中国尊孔、复辟、卖国的开山祖；当地农民则叫他为“杀人不眨眼”的“曾剃头”和“吃人不吐骨”的“癞皮蛇”。
“癞皮蛇”的来历
曾国藩从小生着一身“牛皮癣”。后来在官场中沉于酒色，癣疾恶化，遍身生有七八十颗“大指头大”的白色癣疮，白里渗红，血迹淋漓，真象蛇一样老远就散发一股令人作呕的腥秽气味。据说他一生服尽了“蛇蜕”、“归脾汤”一类的灵丹妙药，总是疗效甚微。有次他在京城给家里写信说：“儿头上疮癣，至今未愈，恐怕祖坟有不干净的地方，请时时打扫，但不可妄为动土，致惊幽灵。”
可是，一些被曾国藩豢养的吹鼓手们，在他发迹后，却把“癞皮癣”这一痈疽当成宝贝，牵强附会，编造了一套骗人的鬼话。胡说什么曾家的祖先葬在“龙尾”上，家里要出状元，曾国藩就是“癞龙”降世，是天赐的“超人”和“名相”，他长的那身癣痂，就是“龙鳞”的象征；还说曾家“白玉堂”后边一株枯枫上缠绕的大藤条，“矫若虬龙，枝叶苍翠”，就是“癞龙”化身后的遗体，藤条的青黄枯槁，就是曾国藩荣枯得失的征兆。他们妄图承袭孔老二的“天命论”来愚弄人民，让太平军斥之为“曾妖”的曾国藩，能“长治久安”地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
而曾国藩自己，在应科举考试前，也恬不知耻地以“蛟龙”自诩。他借咏屋后的小溪做了一首诗，诗中有这样的自白：“胡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真是不打自招地说出了他的勃勃野心。
“只有革命，没有‘天命’”。劳动人民就根本不听信这派胡言乱语。他们懂得，曾国藩在历史上的出现，并非“癞龙”降世的结果，而是近代中国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必然产物。因此他们直叫他“癞皮蛇”，这不单纯从外表上描绘他的污浊，而是对曾国藩残暴一生的典型概括，也是对孔老二及其信徒们所宣扬的“天命观”的无情嘲讽和批判。
在“尊孔读经”上下功夫
近代儒生在评价曾国藩时，无不吹捧他是“尊孔读经”的“楷模”。
的确，他从五岁开始，就在阿父曾竹亭馆下读私塾。曾竹亭在乡里是个有名的冬烘先生，屡试不第，终身只捞了个白衣秀才，还是四十二岁时与儿子一同入学的。“父愿子成龙”。老子不行，就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癞皮蛇”身上了。而曾国藩并非巨蟒投胎的“超天才”，脑袋长的并不灵。有一天，他念“克己复礼为仁”那一章，念了一整天，没有念熟。阿父火了，挥起竹板，边打边喝斥说：“你不牢牢记住‘克己复礼’这件大事，我家的官从何处来呢？”曾国藩“深服其言”，就把“克己复礼为仁”一语，“书诸座右，日必三复；厥后用兵执政，时时不忘此言”，并把它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要旨。
在“八年庭训”期间，“癞皮蛇”被终日关闭在“利见斋”“锡麒斋”那样铁笼般的小书斋里，在孔老二木主前顶礼膜拜，学着孔老二“韦编三绝”的方法，每天照例一手搔着脸上的癣皮，一手在纸上不停地抄写孔孟教条。尽管癣皮搔满一书桌也不休息。就这样，九岁时读完了《五经》，开始学写八股文和试帖诗，至十五岁就把《周礼》和《仪礼》背得烂熟。十岁生他老弟国璜那年，曾竹亭出了一道《兄弟怡怡》的八股文题软他作，他也能满纸“子曰”、“诗云”的，胡诌一大篇。曾竹亭看后，狂热地吹嘘他说：“这伢子有办法，孔夫子的话学到了家，还有发挥，今后必能以孝友二字继承家室啊！”
衡阳廪生（秀才）欧阳沧溟，与曾竹亭相好，往来甚密。曾国藩十四岁的时候，他看到“癞皮蛇”能拼凑几句律诗，也很欣赏，就以《共登青云梯》为题要他作律诗一首。诗成，欧阳沧溟看到他的诗中充满了向上爬的腐朽思想，也拍案叫好说：“这真是大富大贵的人所说的话啊！”于是把女儿许配给他。这件事使“癞皮蛇”感触很深，使他咀嚼出了“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的味道：“像我这样肮脏得要死的癞皮，不是读了书，哪有人找我做女婿！”这样更使他把自己看成是“读书的种子，世家的招牌，礼义的旗帜”，拚命在科举道路上钻营，二十三岁入学，二十四岁中举，二十八岁取进士，真可谓“余生平科名极为顺利”，青云直上。
一八三九年年底，已锦袍加身的“癞皮蛇”，就兴致勃勃地入都做官了。第二年又把妻室儿女接到京城享福，在棉花六条胡同寓居下来。直到一八五二年，四十二岁回籍离开北京。前后十余年间，除一度放外差充任四川正考官外，都在京供职。曾补翰林院侍讲、侍读和诏授礼、吏、兵、刑、工五个部的侍郎（部里面的副职），还担任过朝考阅卷大臣，过着“侧身朝列”的翰院生活。这就给了“癞皮蛇”以“储才养望，蠖屈存身”之机，让他有较长的时间潜伏下来，钻研孔孟程（颐）朱（熹）之道，有朝一日，待价而沽。
在翰林院生活时期，善于穿山打洞的“癞皮蛇”，为了依草附木，寻找靠山，一头栽倒在“三朝元老”、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号称“理学大师”蒙古倭仁（倭艮峰）的胯下；还与一些口称“理学家”的吴廷栋、何桂珍、刘传莹一流的腐儒宦僚，打得火热，结为私党，共同研讨孔孟程朱之道的要旨，严循“克己复礼”的信条。并向他们学会了一整套“慎独”、“主敬”、“求仁”、“思诚”、“静坐”、“养气”、“保身”的修身养性之术。
相传曾国藩得翰林后，能与道光皇帝挂起钩来，主要是通过穆彰阿这块跳板。有一天，道光与穆彰阿谈到翰林院的人材时，穆竭力推举曾国藩，说他留心时务，熟悉掌故，可备大用，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几天之后，道光遂召见他于圆明园。已经递了召见牌，太监引他到一室内坐侯，至晚竟无消息。但有一内侍口传圣旨，叫他明日再来，他很惊讶，就径直跑到穆彰阿那里问明情况。开始穆也感到很茫然，接着他察觉到了，问他说：“你坐了等候的那间房子里，曾看到壁上挂有字画吗？”他说：“挂有字画，但念念不忘召见的事情，没有心事去看这些东西。”穆急得顿足说：“此事大坏，我还试试为你想想办法看。”穆立即喊了一个亲信，给了他四百两黄金，命他入宫贿赂太监，将曾坐侯室内所悬之字画都抄下来，并留曾国藩宿在他家等候。到了夜半，果然把字画抄来了，都是历代封建王朝垂训为政之道的孔孟教条，及告戒臣下如何遵循“三纲五常”的言论，其中也有言及当时之事与人者，非烂熟掌故的人，不能知之。道光就是想用这个来试曾国藩，而验证穆彰阿所举的人是否恰当。穆对曾说：“要把这些东西星夜读熟，巴结主子做番事业，就在这一次啊！”第二天召见，果然道光所问都是字画上面的东西，曾国藩应对如响，十分迎合道光的心意，由此“癞皮蛇”就被清廷头子所赏识了！
有一年春季的一个晚上，倭仁来到门徒曾国藩家里喝“三蛇酒”。曾家炖了一盆猪腿肉。倭仁一边喝酒，一边抓着一个猪骨头撕扯着，肉丝被拉得长长的，满嘴络腮胡须溅满了油珠。“癞皮蛇”见此情景，忙问：“先生，猪褪还没有炖烂？”倭仁马上借题发挥说：“你学朱夫子还没有学到功啊！”“癞皮蛇”似有所感地说：“是啊，我经常记着朱子的话，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这样才能搞得烂熟。看来先生是批评我学孔孟程朱，还欠火功！”接着两师徒就天南海北地讨论起孔孟之道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为什么要秉承一个‘礼’字？自内心方面说，离开礼就无所谓道德，自施于外面来说，离开礼，也就没有什么政事。”……两人喋喋不休，不觉已至深夜。大概倭仁觉得酒兴方浓，摇摇幌幌，一脚高一脚低地辞去了。曾国藩总觉得倭仁的话在自己耳边不断地回荡着，经久不能入睡。
一八四五年，三十五岁的曾国藩，由于举起了孔孟这块敲门砖和得到穆彰阿等人的提携，名位就逐渐显赫起来，并充任文渊阁直阁事，“堂上重庆，门祚鼎盛”。他为了“持盈保泰”，就把自己的书舍改名为“求阙斋”，以为韬讳之计。从此，他又深藏在这个“小洞穴”里，每天以朱晦庵（熹）集注的“四子书”和《近思录》为必修课；每天对照孔孟程朱的语录，深刻检查自己是否有越“礼”的言行，并在日记中，虚伪地写了些“痛自刻责之言”。有一天，一个旧友来到“求阙斋”看他，正遇着他涂写日记，抬头一看，墙壁上挂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座右铭条幅，低头翮翻日记，却歪歪斜斜地满本写着“敬、恕、诚、静、勤、润”和“知命”、“知礼”、“知言”等虚伪的骗人词句。这个旧友看后，当面指责说：“你老写这些干啥，越写越变得虚伪，用几幅面孔待人；越写越变得对朋友傲慢了，对探讨的问题也越来越固执迂腐了。”这几句话正打中了“癞皮蛇”的要害，撕破了他“求阙”的面纱，同时也道出了孔孟程朱之道的虚伪性。
血腥镇压太平天国
考察曾国藩一生的“文治”、“武功”，反动派其所以吹捧他“勋高注石”、“谋勇兼备”，无非是表彰他扛起了“以礼治军”的反革命破旗，勾结帝国主义，血腥镇压了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在革命人民看来，这恰恰是把他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一桩滔天大罪。
一八五一年一月，洪秀全率领农民群众，高举太平天国反“复礼”斗争的旗帜，在广西金田村轰轰烈烈地起义了。革命的锋芒直指清王朝与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孔孟之道。使得清廷满朝文武，惊恐万状，有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这时，已爬上清廷礼、兵部侍郎，年方四十多岁的曾国藩，为了维护没落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怀着对革命人民的刻骨仇恨，战战兢兢地请出孔孟的亡灵，充当了屠杀革命人民的急先锋和刽子手。
一八五二年八月，曾国藩借江西主考官的差使悄然南下，途中恰闻地主母亲死了，便趁机一径回湘乡老家，“墨经（带孝）从戎”，奉命在湘帮办“团练”（地主武装），招募“湘勇”（即“湘军”）。他打着“治国不如治乡”的反动旗号，网罗了一批反动儒生作骨干，别树一帜，盘踞长沙，设置刑堂“发审局”。革命人民一被抓进这所冤狱，就被立即杀头，死后还不准亲属喊冤叫屈。“发审局”开张不久，就屠杀了农民两百多人。因此农民叫他“曾剃头”。与此同时，他又大力提倡团绅和地方官自行滥捕滥杀，规定捕人“不必一一报官”，杀人“不必拘守常例”，而且捕人要多，杀人要快。这样大开杀戒，全省各地变成了血腥的屠场，成千上万的革命人民就如此倒在“曾剃头”的屠刀之下。这就是他装着牧师一贯叨念“克己爱人”的真谛。
经过一年多的反革命军事实践，“癞皮蛇”自认为羽翼已丰，可以与雄师百万、建都天京（南京）的太平军全面较量了。于是在一八五四年春，抛出了一篇臭名昭著的反革命宣言——《讨粵匪檄》。在“檄文”中，他切齿咒骂太平天国的革命行动是彻底破坏了“中国数千年礼义仁伦，诗书典则”，颠倒了封建正统的“三纲五常”，打乱了“王道治明，神道治幽”的封建秩序（这点倒是说对了）。胡说这种“开天辟地以来的奇变”，引起孔丘、孟轲“痛哭于九原”，借以鼓动地主阶级的“血性男子”、“抱道君子”和“仗义仁人”，不能“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而要“号召义旅”、“捐银助饷”、“卧薪尝胆，殄此凶逆”，“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在他这种反革命舆论的煽动下，地主反动派及尊孔儒生倾巢出动，纷纷组织地主武装，掀起了一股反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黑浪。
在反革命的“征剿”过程中，曾国藩特别注意以反动的孔孟之道来统率军队。他的湘军每到一处，就与当地豪绅结合起来，日夜编查保甲，采访“忠义”，修复群祀庙宇，继绝世，举逸民：为被太平军镇压了的地主官绅，建祠树碑，承受世袭；把逃跑了的官绅请回来，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重新夺去农民分得的田产和胜利果实；重开科举和刊印大量的《四书》、《五经》，并亲自逐句注释《中庸》一书，定为湘军头目必读的“经典”。在军中，他一面向湘军灌输“克己复礼”的毒汁，口头挂着一首《爱民歌》，要那些反动军人为保卫“圣道”、“伦常”而“浩然捐生”，并广泛兴建“昭忠祠”，把为反革命卖命而死的姓名塞进庙堂，享受人间香火；他另一面又哼着“升官发财笑呵呵”的《得胜歌》，纵使部下肆意抢劫烧杀，“全数斩决”被俘人员。一八五三年八月，兴国、大冶战斗后，他把一百三十四名太平军俘虏，一个个先挖眼睛，后一刀刀割死；一八五四年七月，武昌外的一次战斗后，他把俘虏的太平军新兵七百余人，全部杀死；特别骇人听闻的是在崇阳的一次战斗后，他把七十名俘虏全部杀死“祭灵”，祭完，竟命令士兵每人去尸体上割一块肉生吞。这也就是“癞皮蛇”一贯吹嘘的“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的真实写照。
但是，太平军并没有被这一阵阵的腥风血雨所吓倒。他们昂首阔步，英勇杀敌。在革命战争前期，在江西、两湖等地，曾几次把“癞皮蛇”苦心培植的“湘军”，打得落花流水。先后困死和击毙了他手下的得力干将塔齐布（都统提督）和罗泽南（布政使）之流。有“倒了塔，破了罗，杀了马（马继英总戎），飞了凤（周凤山副将），独留（刘于淳观察）一个也无用”的胜利歌谣，响彻江南水乡。“癞皮蛇”也曾几次“上疏自劾”，要求主子“严加议处”。他在众人面前，竟闹了两次投水和一次自杀的丑剧。自杀时还故意给老婆孩子写下了“遗书”，借以向他的主子表示“不成功，便成仁”的“忠君之道”。如一八五四年初夏，“癞皮蛇”乘坐“长龙号”，亲自督“快蟹”战船四十艘，陆勇八百人，杀气腾腾，袭击太平军水师于长沙靖港市。他满以为一举可歼，谁知以卵击石，一触即败，竭力经营的水师家业全部报销，反弄得自己恼羞成怒，投水自杀。被左右捞起后，全身癣疮浸得白口红窿，滑骨溜秋，活像鲨鱼一般，传为三湘笑柄。
革命力量愈是强大，反革命力量就愈是疯狂。“癞皮蛇”为了扭转一败如水的战局，采取了“步步为营’的反革命作战方针。进军途中，驱使湘军大肆烧杀虏抢，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一八六四年七月攻陷天京时，南京城内，三天三夜，刀光闪闪，人头滚滚，火光烛天，血流遍地。兽兵们大逞淫威，竞相展开杀人比赛，乃至将婴儿幼童丢至空中，凌空挥劈，以为游戏。据“癞皮蛇”自己招认，几天功夫，南京城内就杀死了十多万军民，街头到处尸骨枕藉，秦淮河中尸首如麻，水成赭色。面对这一惨景，“癞皮蛇”感到从来未有过的痛快，急忙向主子同治皇帝奏报“毙贼”之功，从而实现了他“封侯进爵”、头戴“双眼花翎”的宿愿，成了统治江南数省的一条“地头蛇”。
“打破南京发横财”。在实行慘绝人寰的大屠杀的同时，最贪婪的大盗贼曾国藩，伙同兄弟曾国荃，不仅独占了南京全城的美女和书籍，还用极端残酷的刑法逼太平天国的叛徒李秀成，招出了南京城内一个极大的秘密金库。为了独吞这笔无法估量的财富，这个向以“至诚至廉”自诩的“清官”，竟不惜采取欺上瞒下的卑鄙手段，一面对朝廷谎报南京财物都巳“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贼库”，对部下诡称这些金银，将一半解京，一半分给全军；一面则密令曾国荃立即称病辞职，将所有金银，连同美女和书籍押运回湘乡老巢。不久，便在湘乡、湘潭、华容等县，廉价强买了十多万亩粮田、两万多亩山林，所谓“横直三百里，不踩外姓地”；在武汉、长沙营造了多栋“曾氏公馆”，强买了不少铺面；在家乡盖起了“九堂十四处”宫殿式的楼苑，建立了富比“皇庄”的封建大地主庄园。
拜倒在“洋大人”胯下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采取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手段，并发动多次侵略战争，迫使媚外、降外、联外的清王朝，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革命人民对此无不愤慨万分，群起抗击，太平军就是当时打击侵略者最英勇的旗手。一八六○年五月，太平军在民族英雄谭绍光的领导下，一鼓作气，彻底击破了“江南大营”，直往被洋人“助守”的上海进发，把前来阻击的“洋枪队”，杀得大败，头目华尔（美国流氓）身中五伤，“洋枪队”死伤三分之一。缴获洋枪二千余枝，洋炮一百多门。太平军乘胜攻克松江，进兵至徐家汇，离上海只有十八里地了。
这时，曾国藩正赏加“兵部尚书衔”，奉旨迅速驻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却被这一迎头痛击的“晴天霹雳”，打得蜷缩一团，全身麻木了。“怎么的，难道洋大人也不行了么？”他回想“治军”八年来，不是“洋大人”的洋枪、洋炮、洋船壮了我的胆，不早就在湘江、鄱阳湖淹死了么？还是要下决心投靠“洋大人”，这点决不能动摇，要坚决学孔老二“忠信笃敬”之道，对“洋大人”更加“礼让”。因为他深深懂得，只有拜倒在“洋大人”胯下，才能“共保”他们一小撮中外的反动分子在中国的反革命利益。也就是说，在反对中国社会前进，反对人民革命，极力维护旧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他们是目标一致、利害相同的。
一八六○年秋，英法联军占我天津，蹂躏北京，清廷头子咸丰帝下令要他带兵北上，保护皇室安全。这位平时一再高喊“要凭肝胆报皇天”的孔孟信徒，此时却因对手是“洋大人”，也就断然拒绝了这个调令。卖国的北京条约签字后，法帝国主义就立即向清政府表示，愿意出卖枪炮或传授制造之法，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咸丰帝再次征求他的意见时，这条媚“洋”如父、畏“洋”如虎的“癞皮蛇”，则惊喜若狂，立即提笔回复，胡说这是什么“圣虑周详”，“安内攘外之至意”。
可是，中国人民有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慨。一八六二年一月，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又大败中外反革命联军，击毙法国侵略军的海军司令卜罗德，击伤英国侵略军海军司令何伯，活捉“常胜军”副统领美国人法尔恩德，歼灭了大量的侵略军，打得“洋枪队”三易头目。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这时，卖国贼曾国藩面对“刻下杭垣危急，泸城孤立”的情势，一面哀叹其“洋主子”说：“其畏长毛，亦与我同！”一面却又顽固地一再向主子同治帝惊恐地叫喊：“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他在奏片中坚决要求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代复中国之疆土”。他还指使部下在“洋人与我相同其利害”的思想基础上，“自当共争而共守之”，“至于克城所获，必令酌派分犒，勿启争端，不如任其取携，反存大体”。有次洋兵打入太仓城，把住城门，“不准清官兵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带尽，清官兵不敢与言”。有清官兵多了言的，不任官职大小，却被“乱打不饶”。
在“洋大人”的庇护下，“癞皮蛇”总算取得了一些“惨胜”。他想起“洋大人”保护自己，成全自己的“大恩大德”，每饭不忘。在一八六二年连续复给盘踞在上海的另一卖国贼李鸿章的几封“指示”信中，反复强调不要使“洋大人”“恼羞变怒”，要对他们“十分和让”。他无耻地说：“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直厚，敬者谦谨，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常守此而不失”。一副奴颜婢膝的奴才相，实在令人作呕！
一八七○年间，天津地区还流传这样一句词义双关的隐语，说地方上有这样一个故事，中国同胞和外国侵略者发生冲突，打起架来，内外的达官贵人们，无不电函频繁地问讯：“伤了‘羊’没有？”却没有问到中国的老百姓！这一隐语，就是讽刺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在查办“天津教案”时，所奉行的一条“有‘羊’无民”的媚外路线。
这年夏天，天津发生了法国教堂指使教徒迷拐人口，残酷地折磨中国儿童的慘景。消息传开，天津人民轰动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近万名群众齐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与洋教士辩论。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竟放枪逞强，激起了群众更大的义愤，当场打死了这个侵略者及其随行人员，一把火烧掉了法国教堂及其领事馆，把锁在“仁慈堂”里的一百多名难童救了出来。愤怒的群众还向其他外国侵略据点进攻，双双铁拳，击毙了洋鬼子二十个，烧毁外国侵略据点九处，洗刷了天津城蒙受的民族耻辱，维护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民族尊严，好不大快人心。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却被这个事件吓破了胆，慌忙派了卖国媚洋的曾国藩到天津，处理教案。
“癞皮蛇”对这次教案，明明知道“理曲在外国人”。他几次向主子汇报说：“详细审查这个案件，实际上是由于丰大业的对官开枪，造成了无法制止的情势”；“但是洋人的要求很强烈，假若没有安慰他的办法，就恐怕会造成大局上的决裂”；“确实是洋人理亏，但是在公文中间，还是要含糊其词，要他们自己有个转弯的余地”。于是就将知县、知府充发黑龙江，斩首十六人，充军二十五人，赔款二十一万两，抚恤二十五万两。天津人民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就这样被他一手镇压下去了。
曾国藩的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天津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他张贴在街头上的“告示”，不少被撕掉，有的被钉上一缕长麻，讥讽他是“为洋鬼子披麻戴孝的孝子贤孙”。消息传到北京，旅居北京的湖南人，把他开除出“同乡会”，并毁掉他写的“湖南会馆”的条匾。全国人民也群起痛斥，骂他为卖国贼。这时，清廷头子为庇护他过关和平息事端，偷偷地把他仍调回“两江总督”原任，以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这一年，“癞皮蛇”正好六十岁，在京奉旨赐寿，把酒称觞，也弄得冷冷清清，只好没精打采地溜进养心殿，向提拔他的西太后那拉氏诉说苦衷去了。
死在草野之中
一八七○年年底，在直隶当了两年“总督”，瞎了左眼的“独眼癞皮蛇”曾国藩，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怒吼声中，溜出京津，爬回江宁来了。
回到石头城，“癞皮蛇”总觉得处理“天津教案”做得太露骨，被人骂得狗血淋头，实在有些“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身上如压千斤重石，喘不过气来。但他回头一想，搬出他一生的那个“忍”字哲学，“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也就似乎心安理得了。他想起这是他生平“以屈求伸”的“咬牙立志之诀”，正如朋友们经常吹捧他的：“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只怕也是这样：“我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是和血吞之”，不是反而落得了奸而得“忠”，诈而得“诚”，贪而得“廉”，邪而得“正”的声名，成了“钦差大臣”、“一等毅勇侯”的堂堂人物么？
他决心再一次“委曲”下去，“忍耐”下去，并于上任的第三天，又硬着头皮，装出孔孟伪道学的面孔，紧握“狼毫”，作《家训日课四条》“以补昔日之愆”：“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并花了一千多字的笔墨详细说明。其实他一生的“矫言伪行”、“残忍严酷”、“贪婪奢侈”、“堕落下流”，早就给他说得很透彻了：“习劳”吗？一生则是“终岁逸乐，不管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的大寄生虫；“求仁”吗？一生则是“杀人如麻”，涂炭百万生灵而深感“痛快”的大刽子手；“主敬”吗？一生则是奴颜媚骨、卑躬屈膝的走狗和大汉奸；“慎独”吗？一生则是“能用几副面孔待人”的大诈骗犯。
就在一八七二年瑞雪纷飞的江南早春，这个久已“精神散漫”、耳目昏聩的“两江总督”，实在厮混不下去了，“忍耐”也是枉然。有一天，他坐在公案旁的太师椅上，看到“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的文书，“悠悠忽忽”，一下子笔也拿不稳了，话也说不出了，想到几十年的官场生活，就如此“虎头蛇尾”地“一切事都难振作了么”？过了一阵，他把大儿子纪泽叫到跟前，交代说：“看样子，我快死了。丧事宜遵古礼，勿用僧道”。意思是要用孔老二为人办丧事时那套西周奴隶制的礼去埋葬他，以表示他一生搞“克己复礼”的坚定信念。同时，还把反动衣缽《家训日课四条》和《圣哲画像记》传给了他，再三叮嘱说：“这是我一生的护身符，全部孔孟之道的要素，都集中在这里，你要很好地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
第三天他带着大儿子去逛“署西花圃”，这是一年来，他搜刮民脂民膏堆积成的一个“人间乐园”，是和他那个十几岁的小老婆饮酒作乐的淫荡场所。当他游到梅树下时，触景生情，又想起了死去的曾经同他鬼混过的江南名妓春燕和梅春，不觉老泪纵横，颤着双唇念道：“忆酒绿灯红，一别又伤春去了；怅梁空泯落，几时重见燕归来”，“梅占百花魁，万紫千红齐俯首；春归三月暮，人间天上好销魂。”恰好念到“销魂”二字，连声惊叫脚麻，倒在草野之中。大儿子忙扶掖至厅堂，入夜不久就一命呜呼了。这个整整在神州大地曲折横行了六十二个春秋的“癞皮蛇”，终于被铺天盖地而来的一场千城春雪冻僵了，被盖压在石头城下，结束了他反动罪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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