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商要看《胡雪岩》，当官要读《曾国藩》”是当代人经商从政的格言。曾一度被誉为“近代官圣”的曾国藩，1811年出生于湖南湘乡，1872年卒于任上，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道光年间进士，先后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及吏部侍郎等要职。太平天国爆发后，在湖南办团练，创建湘军，又与李鸿章、左宗棠等倡导洋务，兴办军事工业，成为清政府中的实力派人物，被封为一等侯，成为“中兴功臣”。他的人才思想和治吏思想新旧杂揉，兼收东西，博览古今，不仅对曾国藩自己一生的功业，对清代的洋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以后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政坛宦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鸦片战争后人才制度落后的现状与原因
鸦片战争后，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激化，清政府摇摇欲坠，社会危机四伏。曾国藩亲眼看到中国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和太平天国对清政府的沉重打击，痛心疾首，同时洞察到清王朝统治的腐朽与人才制度落后的弊端，认为摆脱内外交困窘境的关键就是人才。他在给同僚的信中说：“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财用，三曰兵力。”认为中国并非人种愚笨缺乏人才，而是人才培养制度陈旧，人才与时代发展要求不适应。
其一，思想保守，不思进取。他在1850年《应诏陈言疏》中说：“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亦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他还作了具体的解释：“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珠，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事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有一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至如仕途积习，益尚虚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涂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阿同骇异。”“盖大吏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也。”他认为，官吏是朝廷方针、路线和政策的执行人，作为朝廷命官一直处于“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的精神状态。直接影响着摆脱内外交困的窘境和国家民族的振兴。
其二，人才匮乏，日益严重。人才问题越来越严峻，安徽守令实缺五人，经选调到省者只有二人，不仅安徽如此，“人才不振，各处皆然。”曾国藩“每一缺出，时有乏才之叹”。为此，他反复强调：“用人一节，实为万事根本。”大声呼吁统治者：“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之一端。”他认为“国家之盛衰，政事之兴废，在于人才”，“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人存而后政举”，看到了杰出人才的重要作用，认为杰出人才不仅影响社会风气，而且还直接影响着人才的培养与造就。
二、“崇实黜浮”、“陶铸熔冶”的树才之道
曾国藩看到中西人才制度的优劣差异，深感八股取士制度的落后，十分重视培养造就新式人才，反对“自道光中业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小楷则工益求工，试律则巧益求巧。……但取工于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亦但论小楷、试律而不复计文义之深浅”于国于民无补的仕风，提出了“力杜小楷、试律工巧之风”、“崇实而黜浮”的改革教育、培养新式人才的举措。
一是改革人才的培养途径。曾国藩提出了培养人才的四条道路：“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把培养人才比作种庄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籽也；甄别，则去其良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比之甘雨时降，苗勃兴也。”同时认为有志、有识、有恒三者是成才的必要条件。立志至关重要，是区分人才高下、贤与不肖的重要标志。“人苟有立志，则豪杰圣贤，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勤奋有恒是成才的必由之路，古往今来有作为的人，无一不是“强作而臻绝诣”。“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他还特别强调艰苦磨炼：“天下无现成之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认为“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任者”，强调“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是担负治理天下大任的必要历练。
二是培养外语与科技人才。据《洋务运动》四记载，1868年曾国藩在向朝廷奏报江南制造局创办经过时说：“制造局另立学馆，以习翻译。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度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此文义扦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人手，切实研究。”江南制造局学馆，与当时清朝各级学校的育才内容、方法都有显著区别。
三是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1871年（同治十年），曾国藩与李鸿章采纳了容闳的建议，联名上书，请求“选派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其目的在于“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后来，他又相继制定了有关选派留学人员的规定，经朝廷批准后，选派幼童詹天佑等二十人赴美。在同治十一至十四年的四年之间，共派出留学生四次，人数达一百二十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派出的留美学生。这些主张和做法，冲破了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的束缚，是对旧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重大改革。
三、“致力延揽，兼容并包”的选才方略
曾国藩为满足国家用人之急需，提出改革科举制度、选取人才“广包兼容”的指导思想，采取多种方式招聘人才。据统计，他的幕府成员来自十个省份，其中出身为附生、诸生的占一半以上，都是具有某些专长或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如李鸿章、左宗棠、李善兰、华衡芳等，“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家们，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其具体做法是：
其一，选才不拘一格，不求苛细。曾国藩明确提出：“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弃连炮，无施数罟以失巨鳝”。即不要拘于一格，不因有某些小失而舍弃。他还强调：“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只要发现人才，就要以“不得不休”的精神去求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其二，不以个人恩怨决定取舍。曾国藩坚持依据德才来决定取舍，如李鸿章虽然曾经背离过他，但确有才能，所以仍不计个人私怨委以重任，授意李鸿章去创立淮军，让其单独攻打苏南；骆秉章在任湖南巡抚时，曾“以国藩所行异于罗绕典及诸团练大臣，心诽之”，并在长沙绿营兵与湘勇发生冲突时，“纵乱兵而不问”，致使曾险些为乱兵所杀，但曾并没有因此而挟私报复，而是采取了容忍、宽厚、诚恳的态度，终于取得了骆的信赖和支持。相反，他的幕友章介之对他有救命之恩，但其人才能平庸，因而一直未予以拔擢。
其三，选拔不限资历、地域。曾国藩以汉代卫青由奴仆而拜为将军为例，主张对那些为国效力、能征善战的将士予以相应的官职：“胡应元果能战者，则宜直接授以营官，不宜复以资第限之。”“楚才晋用，但当礼罗，江西贤绅兼进并收。……其自湘来者，先给薪水，优加礼貌，不必遽授，以事收之，欲其广而用之慎，大约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本此四者以衡人。”同时，他还提出“洋人亦间收用之”的主张。
其四，坚持标准，但标准不宜过高。“取人之法，须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择吏之道，亦不外乎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川这是对人才总的要求。曾国藩认为，对各种专门人才有具体要求十分必要，但“悬格不可太高”。“人之才智上者少，而中下多有。”悬格太高，使人可望而不可及，就会无人入选，无人可用。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如有文可为县令，武可为将领者，望无惜时时汲引，如无实在出色之处，介乎有用无用之间，则不必多荐。”如急需用而又找不到合适人选时，“姑且节取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四、“官绅并重，江楚并用”的任才之术
在用人上，曾国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取之欲广，用之欲慎。”概括了他在用人上的基本主张。在具体做法上，他坚持了以下几项原则：
其一，强调德才并重，倡导才德兼备。曾国藩在《才德》篇反复强调：“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德更为重要。他强调：“德若才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在湘军中全面推广这一用人标准，坚持以“四科为格”（四条标准）选拔人才：“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清苦。”他还对这四条要求作了详细说明：“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驰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把德才兼备具体化了。
其二，强调任当其事，倡导量才任使。曾国藩在《杂著•才用》里说：“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成而不可以窒穴，牦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斫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才奏神奇之效，否则，龃龉而终无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透彻地阐明了因才任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只有因才任使，任当其事，任当其时，即使凡才，亦能取得神奇功效。反之，就可能阻碍人才作用的发挥，使贤才变为庸流。
其三，强调扬其所长，倡导力避所短。人才各有长短，有层次区分，用人要依据实际，用其所长，扬长避短。他在《复李辅堂》中说：“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文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成书写出，不能身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要把握住这两种人才的特点，“戒官气而用乡气之人”，“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
其四，强调放手使用，倡导信而不疑。人才作用的发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取决于执政者对人才的信赖。曾国藩很强调信任人才：“夫知之而不用，与不知同。用之而不尽，与不用同。”用之尽与不尽，关键在于信任。只有对人才信而不疑，才有可能放手使用，委权于下属。曾国藩对人才信而不疑，甚至不惜以性命保举。据《曾国藩年谱》卷2记载，咸丰三年，他专折奏保署抚标中参将塔齐布与千总诸殿元，“恳恩破格超擢，并称该二人后有临阵退缩之一事，即将臣一并治罪。”为他荐用、提拔的人才对其感激不尽。湘军战斗力强，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其五，强调爱护人才，倡导储备人才。曾国藩强调要广揽人才、储备人才，“先给薪水，优加礼貌，不必遽授，以事收之”，“取之欲广，用之欲慎”。他明确宣布：“举有德者，本部堂或寄匾额，以旌其宅，或延致来省，赐之酒食，馈之仪物；举有才者，本部堂或饬属流充团长，酌给薪水，或调省一见，札令帮办捕务；举有学者，本部堂或荐诸学使，量加奖拔。”主张人才广取严用、储备优待，关心属下身心健康，特别注意以感情留住人才，给患虐疾的部属杨厚庵写信推荐药方即为实证。他真心爱才，实心用才，诚心留才，为人才建立功业创造宽松环境，使得“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诚”，“徒走数千里从公”，就连自命清高的彭玉麟都主动前来归服。
其六，强调各抒己见，倡导发挥群体作用。在曾国藩看来，“为德为才，得一已难，两者兼全，更不数觏。”他强调把各种人才聚集在一起，各展其能，取长补短，充分发挥群体优势。他的幕府中各种人才荟萃，不仅有宏伟、明练、渊雅、雄略、清才、硕德、古文、朴学等人才，而且还有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方面的专门家，以及一艺一能的人才。他的每一条奏折，都交幕僚细心考虑、研讨，分别草拟，然后交他审定，重大决策都首先经幕僚集体讨论，鼓励幕僚各抒己见，相互争论，以从中选出最佳方案。他镇压太平天国的许多做法，以及在洋务运动中的许多谋划，都是与他集其僚属之智能分不开的。
五、“先立法而后求人”的理才策略
在人才管理方面，曾国藩根据我国历史上人才管理的经验教训，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自己的人才管理思想。
一是强调制度管人，“可先立法而后求人”。曾国藩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规章，使官吏有章可循、有法可遵。咸丰十年，制定了《谕巡捕门印签押》，对巡捕衙门门印职责作了明确规定；十一年又制定《劝诫浅语》十六条，包括劝诫州县、劝诫营制、劝诫委员、劝诫绅士各四条，作为州县官吏廉洁奉公的标准，“科条在此，黜徙在此，愿我与人共勉焉。”同治七年，他任直隶总督后，针对直隶讼案堆积、办事效率低下的情况，制定了《直隶清讼事宜》与《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章程》各十条，把规定作为衡量管理工作的具体指标。
二是注重调查研究，“综核名实”考察官吏。考察是识别人才的重要方法，也是决定官吏赏罚升黜的重要依据。曾国藩看清了清代考察制度的弊端：“今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认为这样根本达不到考察的目的，要求依据官吏职责对其德、才、能、绩进行认真地考察。曾国藩特别强调广开言路，“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政，岂不更核实乎。”同时他强调了考察结果的使用。
三是强化奖廉惩贪，实施明赏重罚。曾国藩明确提出了官吏的工作要求，说明了各官的职责与奖惩标准，在制度中就奖功罚过的具体运作方法作了具体而详细的规定：“记大过至三次，记小过至六次者，现任人员立予撤任，候补人员停委二年；有功，准其抵销。其记大功至三次、记功至六次，现任实缺之员，案奏请酌奖，署事人员交御时，立即另行委署，候补人员立予超班委置。”以此来激励州县官吏努力工作，整饬吏治，提高行政工作效率，提高各级官吏的积极性。
诚然，曾国藩作为满清封建王朝的名臣、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将领，其人才思想与实践是为维护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对挽救内外交困的清王朝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也因此被封为“中兴功臣”、一等侯，成为满清政府大权在握的实权派人物。虽然他一再强调尊重人才，不问亲疏延揽人才，量才任使，实际上为他重用的多是与他有裙带关系的亲朋旧友。如他的弟弟曾国荃才能并未有过人之处，但其升迁速度之快，为湘军中其他任何将领所不及。在曾国荃军队中，“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其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他的宗派主义、地方主义，为北洋军阀以及国民党新军阀所效法，由他培植、提拔、重用的将官，是当时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不过，他在当时民族危亡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尊重人才、改革教育、培养外语和科技人才等主张，讲求用人之道，注重人事立法，反映了中国人才发展规律，也反映了传统人才思想向资产阶级人才思想的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