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杰出的活动家、思想家和理论家，对于他的历史评价，史学界历来有肯定和否定两种意见，而□□时否定态度，指其为“议会迷”。本文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宋教仁热心倡导的议会政治，看作是近代史上，必然出现的历史事件。这样，就可以得出结论，宋教仁这个议会迷；“迷”的对，是适应了历史前进趋势和时代要求的。因此宋教仁搞议会政治是无可非议的。

　　一、国民党国会竟选取胜和宋教仁被刺牺牲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中国人民反帝仅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但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确实是一次比较伟大的革命运动。领导这次革命的阶级是近代资产阶级，尽管它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有封建势力束缚，有很严重缺点，（既有革命性，又有同自己革命对象，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妥协性）但仍不失为一个新的阶级，一个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这个阶级同历史上以往往向阶级的不同之处是，它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社会。这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即或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一方平天国革命也无法比较的，太平天国的英雄们所建立的“理想天国”只不过是一个对农民阶级暂时让步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国家而已。而辛亥革命就别具一格，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家们所要建立的“理想天国”是什么样呢？就是一个由先举产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一个内阁制或总统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这是近代多少优秀中华儿女为之奋斗，流血牺牲，梦寐以求的“天国”啊！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象孙中山，是这个阶级的杰出代表，为了救民于水火，振兴中华，他很早即立下宏图大志：“予自己西中法战败之年（一八八五年）始决倾霸清廷，创建民国之法。”（《革命原起》（丛刊一）第2页）

他积极地从事理论研究和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伟大实践。从一八九五年广州乙未起义到一九一一年止，他亲自参加和组织了十几次武装起义。并根据中国革命实践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理论即“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又亲自组织资产阶级小团体—兴中会，又在一九〇五年组织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政党—中国同盟会。为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他废寝忘食，呕心沥血。

由于他和他同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象黄兴宋教仁，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迎来了近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高潮——辛亥革命。革命党人多年来的理想实现了。辛亥革命后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南京临时政府这个政权，尽管只是局部的胜利，而且存在时间短暂，但在孙中山掌权的那一段，确实是资产阶级政权。颁布了不少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政策。由于中外反动派的强大压力和资产阶级的严重弱点，政权被帝国主义走狗袁世凯窃夺去了。

革命党人把权交出后，同盟会中以宋教仁为首的一派人，企图以议会为武器，组织责任内阁，来制服袁世凯的专横和独裁。经过宋教仁等人的努力，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为适应议会斗争需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并促成国民党在国会先举中取得重大胜利。“计此次先举结果，众议院议员总额596人，国民党所占议席有269人共和党120人，统一党18人，民主党16人，跨党者147人，无所□者26人，参议院议员总额274人，国民党占议席123人，共和党55人，国民党所占议席之多，合统一共和，民主三党的不及其三分之二。故当时的国民党员，无不欢欣鼓舞，宣传组织国民党的一党内阁，而以宋教仁为内阁总理。”（《鄂州血史》第227页）

一个由国民党组织的责任内阁就要诞生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出现了新的起色。然而事物并不象革命党人想象的那么美好。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手下特务杀害了。

　　二、民国初年的议会斗争和政党政治局面

袁世凯为什么要谋杀宋教仁，这意味着什么呢？这首先要看一下民国初年的政局。原来辛亥革命后，中国历史发生巨大变化，出现许多新现象。如民国初年的议会斗争和政党政治怎么产生的呢？首先是由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特别是由于三民主义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这样民国初年，就出现了一个空前浓厚的民主气氛，这是辛亥革命所带来的一个成果。

其次，因为辛亥革命毕竟不是反动派用磨刀镇压下去的。而是中外反动派推崇下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妥协采取共和的欺骗手法，篡夺了国家权利而流产的，这样，在国内民主气氛很浓的情况下，袁世凯不能一下子就撕掉民主共和的假面具，不能不玩弄两面手法，虚伪地表示：“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瑕秽谨守宪法”，（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241页）袁世凯效忠共和国的誓言及虚伪的资态，增加了资产阶级各派系在中国实现议会民主政治的幻想。

再其次是因为，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势力一时还保留在政权中，仍然掌握一部分政治军事力量（同盟会在南方广东江西，安徽和江苏等省还有势力，还有十几万革命武器）他们打算利用临时约法，幻想与北洋军阀合作，去巩固资产阶级共和制度。

最后是以立宪派为主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右翼，利用革命斗争，向着大资产阶级地位上升既要依附北洋军阀集团的统治，又要实行某些改良，也想利用议会政治的躯壳，分享一杯羹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议会斗争政党政治局面：“从武昌起义到袁世凯政权建立的时期里（1911年10—1912年4月）这些大大小小的政团，约有300多个，其中著名的有四大政团，即：①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首的同盟会；②由同盟会分裂出来的以章太炎为首的中华民国联合会，与以张謇为首的立宪党团的预备立宪公会联合组成的统一党；③由立宪党人汤化龙继承清末立宪政团组织传统的共和建设讨论会；④以黎元洪为首的民社此外，能举出名的还有：统一共和党（谷钟秀，吴景濂等）国民共进会（陈锦涛，王宠惠）国民公党（岑春煊）共和实进会（董之云）国民协进会（范沅濂）民国公会（黄群，稻忠萱）国民党（温宗尧，□□□，与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不同）共和统一党（孙洪伊）宪政党（梁启超）以及自由党，社会党，共和实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等等。”（来新□，《北洋军阀史略》第24页）。

从上看出这时政团多如牛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建立民国出现的新气象，也是自然现象，资产阶级搞政党政治并不奇怪。

已对这场议会斗争，政党林立局面，各派势力进行着尖锐复杂的较量，原来在这场斗争中，同盟会内部意见不统一。孙中山辞去临时总统时，政治上是悲观的，他认为：“革命主义无由贯彻……反可得小康而已。”（孙中山：《中国革命史》，见黄昌谷编《中山全集》。）

他对袁世凯期以“小康”，愿退为在野党，经营实业，希望国家在“无大故”的情况下，逐渐得到进步。因而他对搞“政党政治”，组织“责任内阁”，比较消极。这从他给宋教仁的信中有反应；“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为曰竭，外患曰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手，必至面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第刻欲舍政事而专志于铁路之建筑。……”（孙中出：《致宋教仁书》（残稿），《三民主义半月刊》第三卷，第六页〇）孙中山放弃了政权之后，又放弃了革命手段，而专心搞实业救国去了。说明对袁世凯认识不清，对其存在一定的幻想。

而同盟会中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其他领导人则被民国初年的这种议会斗争形势所促动，幻想在议会斗争中争取多数，组织责任内阁，以分袁世凯权利，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如一九一三年宋教仁在汉口的一次演讲中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又说：“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钢。就可以求其贯彻了。”（《鄂州血史》第277页）

宋教仁正因从责任内阁制来约束袁世凯。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其对袁世凯的妥协和幻想。总之从当时来看，孙中山、宋教仁虽然政治主张不同，却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对袁世凯的期望，说明它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幼稚和年轻人进而说明在中国革命紧要关头，辛亥革命后这个革命转折时期，革命党人转的不好，没跟上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更不能及时地给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指出更高的奋斗目标。辛亥革命后，他们认为革命任务完成了。孙中山曾说过：“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动在此事。”（《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孙中山选集》上卷第84页）其实三民主义，当时均未达到。而他就专心搞实业救国去了。

面对民国初年的议会斗争和政党林立局面袁世凯却是绞尽脑汁，力图拉拢、操纵，如果这些都达不到即采取最卑鄙的手法暗杀。袁世凯一直密切地注视着各党的活动，对与他为敌的国民党尤为注意。他一面派人暗中打入国民党，刺探情报；一面千方百计拉拢国民党上层人物。

他老早即和共和党互相拉拢。“袁世凯利用共和党，打击同盟会，步步实现他的野心”。（邹鲁著《中国民党史略》第61页）

袁世凯操纵议会斗争，甚至达到呼风唤雨的程度，我们看当时除国民党和共和党外的第三大党民主党是怎样产生的，一九一二年十月梁启超自海外回国，与袁有所协商，将以政党领袖活动于政界。汤化龙和林长民即乘此时机与梁启超接恰。以共和建设讨论会名义与孙洪伊之共和统一党，及其他以北方为中心之共和实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四个政团合并而成民主党。

在一向视权利如性命的袁世凯面前，半年前他用很大力气，才把内阁控制起来。“现在国民党固然要把它夺回去，再变为束缚他的工具，这使他十分气恼。更何况宋教仁是一个不受羁绊的革命党人，这种人做上内阁总理，要比唐绍仪更可怕。在权利发生危机时刻，袁世凯以来是主动出击，不择手段”。（《袁世凯传》）第234页）

袁世凯杀宋教仁是蓄谋以的。袁世凯曾向杨度透露过他的心事：“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子上。陶荣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袁世凯所以必致宋教仁于死地，固然是因为国民党选举得胜，恐怕□□国会的势力逼着要组织内阁，要破毁国民党非先破毁制造国民党的领袖不可；但是国民党的领袖在宋的上面述有孙，黄，与同列的还有某某某某等，为什么独谋杀宋一人呢？孙之为袁所总，固不待言，不过他知道此时，孙尚不欲与他为敌，黄则是他认为忠厚孝实的人，其他与宋同列的领袖某某某某等或则尚不露头角，或则早被利用金钱的迷魂汤把他们□杀了，对于宋教仁袁世凯□用过金钱□杀政策，但宋不肯受他的金钱，宋在北京时，袁以某银行支票遗送，会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看示谢意后，即以原簿还之，此为宋致死的重要原因。袁世凯最忌有能力而又有操手的人；因为有能力而又有操手，便不肯作他个人的私党，受他的牢笼指挥，便是他切身之致（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282页）

从以上看出：在民国初年这个议会斗争战场，以袁世凯为一方要搞专制，独裁，并拉拢利用了反对国民党的其它党派。同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为另一方要搞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内阁制，维护共和政体。两军对垒，阵线很清楚。袁世凯的自己的敌人看的很准，孙中山，当时不是他的主要敌人，而宋教仁确是他推行专制独裁的最大障碍。所以在必要时袁世凯取仗手中之权，在国民党即将组阁时，杀死宋教仁是可想而知了。

　　三、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

为了适应议会斗争需要，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我们知道议会斗争是资产阶级有组织活动，对于革命派来说是自党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后同盟会由秘密走向公开，原来那套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应新的斗争需要。同盟会发生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上的变化，一个是组织上的变化。思想上主要是对原同盟会那种革命的严谨性有所突破。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思想涣散。有些人宣传“革命军起，革命党痛”的论调，以涣散革命情绪；有些人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方略和革命主张讽刺孙中山“理想太高”等等。同盟会的组织涣散更为明显，有些人脱离了会，或者消沉下去，或者参加到立宪党的组织中去谋求利禄，大批官僚政客混进来，湖北的大比同盟会员与官僚政客组成民社，江浙上海的同盟会员与预备立宪成员成立了共和统一党。等等，□不能□说明同盟会这时涣散达到如此程度这种涣散从袁世凯那也能得到反应。“袁世凯原来最害怕同盟会的团结力量。现在看见同盟会内部已自起分裂，又看见这些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力量，渐渐变成反时同盟会的力量，这是他求之不得的”（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略》第61页）。

同盟会不但本身思想涣散，组织涣散，而且受到社会上议会斗争形势的冲击，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受到袁世凯操纵下的共和党和参议院的双重挟迫。“同盟会在这双重压迫之下一切的政治主张，都受到阻挠而被搁置”（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略》第61页）。

从当时情况看，同盟会不但受到从上的压力，面对社会上这场议会斗争局面，同盟会还受到内部的压力，当然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压力。作为同盟会这个大党，这个在辛亥革命中曾起过很重要作用的大党，能逃避现实吗？能置若罔闻吗？广大会员能不被形势所迫，而积极要求参加这场斗争吗？换句话说，这个置身在议斗争□□的政党，能束之高阁，而静者别的党派争斗吗？所以广大同盟会员积极要求参加这场议会斗争是自然的了。这是历史的必然当时就是宋教仁不积极组织，可能还有别的人也会组织会员参加这场议会斗争。在当时条件下这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宋教仁只不过是历史发展趋势而动罢了。“孙中山先生主张退为在野党，对政府进行监督，宋却主张联络原与同盟会有关系的党派，合改组成一个大党，先在议会中获得优势地位，然后组成以政党为基础的责任为阁，积极前进而不是消极后退。黄克强和多数党人赞同宋的意见……孙中山先生只好听凭宋教仁去进行，让他实际作了总务部的主任干事。我认为从当时局势看，宋的意见是对的，所以我也附和他的主张。”（仇：《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48页）

基于以上形势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现在遭于了这重重困难，只有努力向前打破难关，于是宋教仁等便有弃小异，取大同气其他党合组大党，谋以政治手腕制胜的计划，几经曲折，结果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党等合组新党。名曰国民党，于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公举总理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胡汉民，胡瑛等为参议。并通过国民党公约，共八章49条。”（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略》第61页）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一个革命党变成了议会政党。国民党的政纲把“平均地权”改为“采用民生政策”；除了同盟会公开它“男女平权”的主张；“力谋国际平等”，也改为“维持国际和平”。宋教仁以新旧合作；“朝野合作”相号召，把大批官僚，政客，立宪党人拉入国民党。“龙鱼混杂，真伪不分。”（《中国国民党史》1929年版，第120页）许多参议员，国务员，省长或其代表被列为参事干事之类。国民党在参议院中作了六十席，成为第一大党。

国民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公开的，大的政党派生了。尽管它本身有许多严重弱，组织庞大，成分复杂，比同盟会的革命性，纪律性都□。但是有两点必须肯定那就是第一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是同盟会旧人，它基本上贯彻和执行同盟会时的主义和政纲，尊重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如宋教仁在一九一二年在汉口的一次演讲中：“中华民国是本党同志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不避艰险，不怕任何牺牲，惨淡经营，再接再厉，才能够编造起来的”又说：“中华民国政权属于人民，我们可以自信，如若遵照总理孙先生所指示的主义和方向现实进行，一定能够取得人民的信赖。”（《鄂州血史》，第225页）第二点是它的斗争目标，是维护共和政体，组织责任内阁是为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产生，因此国民党一诞生即有革命性的。国民党是当时反对袁世凯独裁的唯一大党。

袁世凯为了对付国民党用尽了心机，杀死宋教仁是他向国民党进攻的第一步，紧接着他探取步步为营的办法向国民党展开全面进攻。

宋案发生不久，国民党一派的议员都很愤懑杀而且就要召开正式国会了。当时国民党在参众两院议席中占绝对优势（860议席，国民党占500多）这种情形对袁世凯自然不利。“袁世凯为了冲破这个难关，一定要联合共和、统一，民主三党议员，并拉拢跨党的及无所属的议员组成为一个大党，才可以压到国民党，以求得总统选举的胜利。”（《鄂州血史》第231页）

这样在袁世凯的精心策划下。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三党合并成进步党。“袁世凯组织政府与党，既大功告成，即开始向国民党，为猛烈破坏之运动。”（《丛刊八》第593页）

袁世凯视国民党为眼中钉肉中刺，他听说国民党议员张跌曾，当选为众议院的全院委员长，其实是个设什么实权的不大不管。他竟说怎么国民党的势力还是这样大！“于是他下定决心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王绍□《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点滴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08页）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竟发出正式解散国民党的命会。袁世凯依仗手中之权付国民党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了。进而说明国民党却实是袁世凯推行独裁政治的最大障碍。所以国民党在反袁世凯专制时的历史作用应给以肯定。

那么国民党为什么能在国会选举中取胜呢这是偶然的吗？让我们首先从国民党的规约来分析一下。国民党规约如下：

一、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

二、本党党纲如左：1.保证政治统一，2.发展地方自治，3.后行种族同化，4.采用民政策，5.维持国际和平。（中国国民党史第61页）

从规约中看出，国民党是以巩固共和为其奋斗目标，为一点是符合当时形势的，因为民国刚建立，维护共和是当时最大政治，是全体人民最关心的事，所以国民党以维护共和为其宗旨是顺来人心，合乎潮流，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另外从国民党政纲来看，去掉了同盟会政纲中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主张男、女平权等项比较急进的内容后，比较容易被先第党派接受，所以能和其他不党派合作，也易被当时一些赞成共和的人接受，而接受近国民党，并进而加入使国民党成为当时很有群众性的大党。

另外国民党当时还有一定实力，控制南方好几个省的地盘，还用有十几万革命武装。

再一点就是由于国民党上层领导，孙中山黄长，宋教仁等都是国内资产阶级中很有感望的人，黄长是国民党内，一个抱有实行“政党政治”的首领。他在北京期间，逢人便劝其加入国民党，甚至连袁世凯，赵秉钧也都在其拉的对象之列在黄兴的热情工作下许多人加入了国民党。再就是宋教仁。宋教仁为了倡导议会政治，用尽了心血，以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不但是一个长于辞今的演说家，而且是一个下笔万言的理论家。为了适应议会斗争需要，他积极从事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工作，并促成国民党在国会中取胜，为了捍卫民主，他把青春和年华全部献给了实现共和国的理想，在国会竞选前夕他不辞辛苦的遍游湖南、湖北、江西、安微、江苏等省，到处演说，批评时政，在他看来“评论政府失政，正是自己爱国的表现。”（《袁世凯传》第234页）在宋教仁的努力下，国民党国会竞选取胜，后来他虽然被袁世凯杀害了，他的国民党，却成为民国初年，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主要力量。

宋教仁之所以能起这么大作用是和他的革命经历有关，他有一个比较好的革命历史。一九〇四年在长沙同黄兴等创立华兴会，任付会长。又参加了湖北第一个科学补习所，一九〇四年华兴会在湖南领导起义失败后他到日本，最初创办“二十世纪支那”杂志，宣传革命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成立后，他任司法郎的检事长和机关刊物“民报”的选述。一九〇七年回国在辽□□革命，一九〇八年又回日本，此时写了许多时评和诗文，并积极从事政治，经济等科学研究。他最感兴趣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和议会政治，他用了很大精力去研究这些东西，陆续翻译了《英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等。一九一〇到上海主办“民立报”此报是辛亥革命时期影响很大刊物之一。一九一一年夏天与谭人凤，陈其美等组织同盟会中部完全，发挥了非凡的组织才能。武昌起义后同黄兴赶赴武汉前线，并参于等建南京临时政府。一九一二年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他任法制局局长。五月出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任常务理事，不久任代理理事长。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被袁世凯杀死于上海，年仅三十一岁。

从宋教仁的经历看，他的成长是和辛亥革命的历史是一脉相承，所以他完全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人。他的成长过程反映了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但在他的思想上既有和其他革命者相同的地方，又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

相同之处是近代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从爱国到革命，这一点上宋教仁也不例外。比如，当他知道清廷的伪立宪完全是骗人的□□时，他在军记中写道：“试问皇族、贵族、文品以上官从何处而来乎？亦扰仍是以前之皇族，贵族，文品以上官耳。以前在政府则不能尽心施政，以致须改官制，今乃一旦置之于上议院，则将改过迂善以尽职乎，……盖此即政府讲真正专制主义之策，而不欲实际立实之明证，以压制国民者也。今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矣！”（《宋教仁日记》）第269页）

宋教仁思想发展的独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他是一个比较善于独立思考，而且敢于探索。如当他看到陈天华的警世钟上的有黄帝者像，就把它插入“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创刊写上并自作主张的改用黄帝纪年，还同上海“国□学报”讨论纪年问题，他的日记从一九〇四年开始，使书为“开国纪元四六〇二年”。以后“民报”，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的纪年也都以宋的纪年为准。后来他在日记中说出了他的黄帝纪年的思想根据，“噫余个人也，有余之主观性者也。余对于一事，余之主观性者何，作使若何行之，此余之自由也。（但余之主观性非天然的主观性也，在哲学上为唯心的，即在心理学上为意志的在道德上为善的）。然则余之对于纪年之真正的思想。亦由于余之主观性随其事之如何而自定之；訾无不可则也。”（《宋教仁日记》第273页））

其次他勇于实践，大胆尝试，这也是他思想发展的独到之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搞责任内阁制不易，没有一定胆略，决不能有此行动。正象田桐说的一样：“在□专制时代，做官的贬谪下来……以求自保。那里象宋大哥在稠人广众的演说场中，公然的多谈革命，痛骂政府。”（《鄂州血史》第226页）勇于实践的例子更多，为了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他到外游说，亲自参加组党的一切活动。

总之宋教仁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活动家。在专制主义历史最长的中国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他努力奋斗，最后终因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敌人力量过份强大而失规。

　　四、辛亥革命失败与议会政治破产

辛亥革命失败了，政权被帝国主义走狗袁世凯利用假共和的欺骗手法篡夺去了。孙中山经过多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才明确认识到，放弃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孙中山先集上卷第435页）

可是这个错误是多么无情啊！列宁深刻指出：“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列宁全集第11卷第98页）

辛亥革命失败了，革命者手中没了权，而还要搞议会政治，没有权的议会斗争，就象水中浮萍，有根基，必然失败。这还可以民国初年的内阁更跌得更来加以说明，说的宋教仁搞的议会政治一开始就孕育着失败的因素。南北统一后的第一任内阁，唐绍议内阁就是前杀之鉴。唐绍议内阁，基本上是在袁世凯控制之下，而唐绍议多少反映了一点同盟会的要求，这也是袁世凯所不能容忍的。在王芝祥的任命和向比利时小笔借□问题上，就被迫垮台了。后来袁世凯干脆任命他的看家狗赵秉钧作为内阁总理，但这些却没引起宋教仁的警惕，反而认为选举出的内阁能平安无事，其实在袁世凯面前什么国会、约法、内阁都无所谓，防碍他专权，就可以一脚踢开。

实质国会，约法，内阁也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遮盖布，但在当时它是与封建君主专制相对立的。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可是中国年轻的资产阶级，既然把权交出来了，还幻想依恃国会约法，来实现内阁，不是注定要失败的吗？说明在中国议会道路走不通，既然走不通为什么还走呢？这就要求我们用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正确分析，决不能苛求前人，妄加责备，以上历史事实说明宋教仁搞议会政治是顺历史而动的因此是无可非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