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的人物，其生前毁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骂名。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先生对曾国藩评价最为客观，称曾国藩“誉之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曾国藩一生官运亨通，在朝廷有较高的声望。他一生严于治军治家、修身、养性，实践了立德、立言、立功封建士大夫的理想追求。被后人称为道德修养的楷模。当前学术界对曾国藩的治军思想、治家思想、政治谋略思想、治学思想等研究已经硕果累累。通过前人的这些研究，笔者进行了深刻反思：曾国藩为什么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功？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曾国藩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十分注重修身。他在求学、立业、从政、治军等诸方面的成就无不和他一生严谨的修身思想有关。
一、曾国藩修身思想的精髓
曾国藩曾经说过：“余近年默省之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就中能体会一二字，便有日进之象”他这句话，就从整体上对自己的修身处世做了概括，下面就据此对曾国藩修身思想进行探讨。
（一）勤奋努力，持之以恒
曾国藩早年祖业并不富裕，所以父亲曾麟书从小就培养曾国藩。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可以传授给曾国藩，但他有一套方法，那就是不厌其烦对曾国藩进行砺其志，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曾国藩读书。正是少年的励志启蒙教育，培养了曾国藩勤奋刻苦、持之以恒的精神。在以后的岁月里，曾国藩从进士到翰林院庶吉士，再到翰林院侍讲学士，最后官至到礼部右侍郎，可谓平步青云，这些都是曾国藩用勤恒的汗水浇灌出来的。曾国藩曾经感慨的说：“‘朱子之学得于艰苦，所以为百世之师’二语，深有感于余心，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曾在治军时，多次亲自视察军营，遇到问题必亲自解决之，体现了其“治军之道，必勤字为先”的思想。在他看来，做官要有政绩，就必须做到“勤政”二字。曾用自己一生的行为证明“勤恒”二字对其成功的巨大作用。
（二）节俭持家，独善其身
或许是幼年清贫的家境和父亲曾麟书的启蒙教诲，对曾国藩的节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时代，曾国藩独善其身，出淤泥而不染，实在是难能可贵。他不论何时何地始终不忘“俭”字。他曾说：“清贫如寒素，廉奉尽充官用，未尝置屋一廛，食不过食四簋。”曾国藩官至翰林，回家探亲还向京城朋友借盘缠，并嘱咐弟弟保管好账目。他还规定女儿出嫁时嫁妆不超过二百金。他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兴家，更主要的是想改变当时的社会现实。尽管他势单力薄，但是在他看来：“凡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
（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任何时候都应当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自己走得稳，还要让别人走得稳；自己有门路，绝不堵别人后路；不和自己政见不一的斤斤计较，绝不锋芒毕露。曾国藩晚年眼看李鸿章的淮军逐渐强大，有取代湘军之势，他没有嫉妒；他与左宗棠政见向左，他并没有与之有正面冲突。他用宽恕赢得部下的尊敬，但这并不影响他从严治军。曾国藩晚年在朝廷的威望，与他宽容的崇高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
（四）谦虚谨慎，激流勇退
晚清时局动荡，官场形势复杂，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舍官丢命。而曾国藩早就洞察这一切，他深刻明白“骄则满，满则溢”的道理。他指挥的湘军攻占安庆之后，把功劳都推到胡林翼、多隆阿身上。在谈到僧格林沁、李鸿章、左宗棠时，谦虚地说不及他们的十分之一。在他晚年仕途达到顶峰时，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平定太平天国以后，同治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代世袭，这地位可称的上呼风唤雨的。但是曾国藩却主动放弃兵权，激流勇退。
（五）忠肝义胆，刚正不阿
在晚清官场哲学中“阿谀奉承”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曾国藩在面对汉人地位低下和晚清变局，而是凭着自己的忠心，效忠朝廷。在他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不仅对当时的政治风尚，而且对皇帝的个性都痛下针砭。尽管曾国藩知道伴君如伴虎，但他仍以“我行我素”的刚烈之情尽现自己的忠诚之心。所幸的是当时的咸丰帝不算太昏庸，他不但没有加罪，反而降旨褒奖，命曾国藩兼署刑部侍郎。曾国藩为臣既忠既刚，治军更是诚刚并用，他一直把“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当作他的带兵方略，他所说的“仁”和“礼”，就是待兵以诚，像待子侄一样。同时，曾国藩更懂得治军必须严厉。他规定：“游勇抢夺者，假号牌入休诚者，务乞立正军法，愈严愈好，若不以猛剂，则以后葛藤愈多，整顿愈难。”曾国藩的言传身教造就了刚烈勇猛、忠诚爱国的湘军。正是这种毫无私利的忠君爱国思想在当时排汉的晚清朝廷中，曾国藩为所有汉臣赢取了应有的地位。
（六）英明明智，难得糊涂
“愿阁下为璞玉之浑含，不为水晶之光明，则有以自全二亦不失。”曾国藩自己曾说：古人所说的“三达德”，第一就是智，智就是明，英也是明。而明有高明和精明两种，但不管是高明的人还是精明的人，一定要心中十分明白，才能对事物有所判断，而在做判断的时候是不能含浑的。正所谓“用人极难，听言亦舒不易，全赖见多识广，熟思审处，方寸中有一定之权衡”。曾国藩的这种明浑思想是非常有哲理性的，自己必须始终明明白白，但还贯以假我，正是曾国藩明浑思想的核心，也正好呼应了其谦退、宽恕却很刚强的双重性格。
曾国藩的“八德”构成了其修身的精髓，这一切都与曾早年的传统儒学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二、曾国藩修身思想的渊源
一个人生存和生活的人文环境对一个人思想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我们面对曾国藩这样一个内涵丰富，命运曲折的历史人物时，深深感到他的显赫事功与其复杂多元的文化性格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一）儒学经典和程朱理学是曾国藩修身思想的理论基础
曾国藩年幼好学，儒学启蒙。九岁读完五经，学做八股。其父觉得曾是可塑之才，遂将送往衡阳府汪觉庵处深造，习《周礼》、《史记》等。后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继续学习，道光十四年中举。1835年，在参加会试过程中偶遇“长沙会馆”，眼界渐广，对唐诗和宋词发生了很大兴趣，同时他通读了《朱子全书》，逐渐走上了治理学的道路。传统儒学经典特别是程朱理学造就了曾国藩早年读书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走上了“学而优则仕”传统儒生的道路。“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儒家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积极入世精神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道家的全身保生，避让退守之道；墨家的勤劳节约之学，都深深地濡染并引导着曾国藩的人生，并进而成为曾国藩修身思想的重要精神养料。
（二）湖湘地域风情和文化是曾国藩修身思想的直接来源
1.湖湘文化性格基本特征
湖南人特有的性格由来已久。《史记》说湖南人十分剽悍，《隋书》称其“劲悍决烈”。而在湖南地方志中，湖湘性格多被描述为“劲直任气”、“人性劲悍”、“人性悍直”、“民好斗讼”、“率多劲悍”、“其俗剽悍”、“其民尤尚气力”、“其俗好勇”、“好武尚文”、“好勇尚俭”等等。纵观曾国藩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确是一个脾气倔，忍性重，吃得苦，不怕输，有股蛮劲，争强好胜的儒将，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性格。
2.湖湘理学的经世传统
湖湘学人往往是既推崇理学，长于研讨义理和修身养性；同时又重视经世，热衷治国安邦的经世致用，于是就形成了理学与经世相结合的传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土壤上，曾国藩很自然地受到了湖湘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具有地道湖湘文化性格的儒将。尽管曾国藩的性格具有复杂性、多元性和多变性，但湖湘文化性格这一基本特质是一以贯之的。同时他也接受了湖湘文化经世传统的熏陶，并且在自己的修身思想中对其弘扬和发展。
（三）良好家风是曾国藩修身思想的实践基础
一个人生活生长的家庭环境对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曾家良好的家风是曾国藩修身思想的重要渊源。曾国藩在继承了曾家重视耕读家风的基础上并发扬它，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修身治家思想。曾家祖上无论在儒学书香门第中还是在以勤俭为本的农耕家庭中都是当地的楷模。其父曾麟书也继承了祖上传统从小就对曾国藩进行传统农耕文明教育，不时地让曾国藩下地劳动，让其体会劳苦大众的苦处，促使其发奋读书，追求功名。少年时代的经历对曾国藩后来的成长产生深远影响。
三、曾国藩修身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启示
曾国藩的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近代名人对曾国藩评价颇高。1917年，毛泽东在通读《曾文正公全集》之后，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蒋介石一生推崇、学习、效法曾国藩，认为曾国藩的著作是“任何政治家所必读的”。梁启超对曾国藩推崇倍至：“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李鸿章是曾国藩的事业传人，提起曾国藩，言必称“我老师”。他评价其师说：“我老师文正，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由此可见，曾国藩在当时就已经影响到他身边或他以后的人了。在当今社会我们研究曾国藩修身思想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志存高远是个人成功的起步
曾国藩将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喻“为国藩篱”的意思。曾国藩从小就立下远大志向，并且在学习和生活中不断磨砺自己，培养自己的耐力，将来报效国家。即使入翰林院主持侍郎后，仍在不断努力读书。曾国藩还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称之为自我反省，哪怕是在动乱的战争年代，他也没有断过写日记的习惯，直到临死前一天。可见曾国藩志气可佳，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曾读书的目的是真正的“平天下”。
（二）为人以安分为本，居家以勤俭为本，为官以清廉为本是个人的成功法则
纵观曾国藩一生，为人及其低调。不论官居京城，治军湖南，还是转战沙场，一切以社稷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和得失，即使是自己获得再高的声望，他都泰然处之。居家是按照祖上规矩和父母的言传身教办事，并没有因自己地位显赫而搞特殊化。在朝野上下贿赂公行、贪泉泛滥的情况下，一个为各方瞩目的军政大员要出污泥而不染，真是谈何容易。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仆与阁下及诸君子相处十余年，谆谆以勤廉二字相劝。仆虽衰老，亦尚守此二字兢兢不懈。”在这里我们看出曾国藩正确地处理了个人、家庭、官场之间的关系。即复杂关系简单化，只需做到六个字：安分、勤俭、清廉。
（三）博取众长，与人为善是个人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曾国藩之所以取得成功，不仅仅是靠他个人因素，还包括他身边人的鼎力相助。而这些人都是曾国藩慧眼识珠，精挑细选出来的。他在给他弟弟心中写到“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咸丰九年（1859）他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谈到：“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帐销算一次。”曾国藩的用心良苦赢得了人心、民心、军心，在此条件下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和天津教案这两件历史公案上，总是被后来者持贬抑态度，即使他们对曾国藩某些罪行的指责属实，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曾国藩修身思想对后世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我们今天在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曾国藩的修身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