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其创办军事工业、培养人才、引进西学、派遣留学等活动无疑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实事求是优良学风的恢复，众多研究者本着客观的原则对此前涉足甚少的曾国藩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开展了研究，大家各抒己见，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也存在一些分歧之处。应该说，这些研究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曾国藩、重新认识洋务运动大有裨益。兹择要概述如下：
一 曾国藩洋务思想产生的原因
曾国藩被誉为近代“理学名儒”，他曾究要宋明理学，用力最勤。然而，这样一个封建士大夫官员却没有像同时代的士大夫那样，囿于陈见，盲目维护旧的传统，而是独辟蹊径，顺应时势，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向西方学习的命题，成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践行者，在晚清倡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那么其根源何在？归纳起来，研究者大致形成了如下几种意见。
（一）危机意识与避害反映说
持这种观点的有王少普、成晓军、阎知航、朱东安等。王少普认为，曾国藩“承担镇压太平天国、挽救清王朝灭顶之灾的责任”，“维护封建统治的实际需要和认识论上合理因素的增加，促使他开始了解西方。他对内顽固维护封建伦理、自觉与太平天国向西方寻求真理和改革国内政治结合起来的进步方向抗衡的活动，又为他接受资本主义奴化思想提供了条件。这一切，构成了他在思想上由一个封建理学家过渡到洋务派大官僚的桥梁”。成晓军认为，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感受到了西方“侵凌和威胁继续深入中国腹地，则有可能危及中华民族现有的生存环境和稳定秩序”的危机，进而“在这种危机意识的基础上，相应地产生了以摆脱危机为宗旨的避害反应”，“较为集中地表现在对西方文化中‘技艺’和‘术数’的功用的积极肯定之上”。阎知航指出，曾国藩面对“西学东渐的‘千年大变局’”，“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使他改变了原有的治学之风，冲破了固有的传统学术思想的束缚，积极投身到洋务运动中去”。
（二）治学上的开放宽容态度与经世致用之学的讲求说
持这种观点的有喻盘庚、王少普、朱东安、阎知航、曹建英、宋德华、胡文校、朱亚宗、石培华、赵载光、黄长义等。喻盘庚认为，对曾国藩办洋务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他对各家学说表现出开放和宽容的态度，无门户之见，取百家之长；二是受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讲求有用之学”。王少普认为，曾国藩“迫于清政府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局面，注意到并不得不承认实事求是认识方法的影响和作用”，“由排斥汉学转而为汉宋兼容”，所以重视经世致用。朱东安认为，曾国藩建功立业的学问主要是经世致用之学，他“虽为知名理学家，而治学却向无门户之见，对一切有用的知识、学问，都主张全盘接受，融汇贯通，应时切要，择长而用”，因而能“应时变通成为洋务派首领”。
（三）民族意识说
持这一观点的有喻盘庚、孙石月、郎佩芳、徐泰来、许山河、庞士让。喻盘庚认为，曾国藩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产生了民族意识，并以曾国藩在处理阿思本舰队一事中所表现的态度为证，指出民族意识是他克服困难，将洋务运动推进的力量。孙石月、郎佩芳亦认为，“曾国藩洋务思想产生的基础有民族意识的一面。这种意识不仅使他第一个提出师夷智造船炮的主张，而且成为他从事洋务活动的巨大动力”。
二 曾国藩兴办洋务的目的
建国以后的30年间，人们对曾国藩举办洋务的目的认识几乎呈一边倒的态势，普遍认为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这种板结成块式的看法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多种意见并存的局面。
（一）镇压农民起义说
持这一观点的有戴学稷、徐如、李金奎、方志钦等。戴学稷、徐如认为，曾国藩等洋务派之所以举办洋务，“并非为了抵御外来侵略，而主要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少数民族的起义斗争”，“曾国藩称购买外洋船炮和制造轮船为‘救时要策’，他所谓的救时，一是‘剿发捻’，一是‘勤远略’，前者目标很具体和明确，后者则是一句空泛的冠冕堂皇的大话，是并不准备实践的”。李金奎认为，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的直接目的“显然不是对付外敌入侵，而是为了消灭‘内乱’”，“是借‘御外侮’之名，行‘靖内患’之实”。方志钦认为，曾国藩办洋务其发端是针对太平天国的。可以看出，这种观点仍然是传统观点的持续和发展，是否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是值得商榷的。即使是对洋务运动曾经予以贬斥的姜铎后来也认为，“曾国藩所指的‘永远之利’，虽也包括巩固清王朝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在内，但是否同时也包括‘自强’和‘御侮’的意图在内……按照当时曾国藩的思想状况和实施结果来看，是可以作这样理解的”。
（二）自强御侮说
持这一观点的有杨国强、许山河、宋德会、宋德华、胡文校等。杨国强认为，曾国藩在面临“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的局面时，认识到惟有以敌为师，“师夷智以造船炮”，“以期永远之利”，他“在抵御西方苦相煎逼的动机下接受了一部分西方的事物”，也就开始了为“自强”而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的道路。许三河认为，曾国藩首倡办洋务以渐图自强，抵御外侮，体现了爱国思想，其目的是“为了开创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风气，使中国走上自强的道路”。宋德会指出，“曾国藩办洋务工业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的武器装备能力乃至国防力量大为加强，这对中国避免全盘殖民化和被肢解起了一定作用。”
（三）镇压农民起义与自强御侮双重目的说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曾国藩办洋务目的的复杂性，指出既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因素，又有自强御侮的因素，但在侧重点上又互有差别。细数起来，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镇压农民起义与自强御侮兼重
持这种观点的有邓亦兵、殷绍基、黄明同、姜铎、卞哲、章继光、叶兴业、李丹、张海鹏、马啸等。邓亦兵说：曾国藩洋务思想的目的“不外是‘剿发逆’，和‘勤远略’这两个方面，所谓‘勤远略’即‘捍御外侮’”，说明抵抗外来侵略也是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之一。殷绍基指出，曾国藩办洋务“既有‘借师助剿’的一面，又有‘渐图自强’的一面”。黄明同认为，“曾国藩办洋务不光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还包含着谋求社会进步、使古老的中国近代化的意图，这便是曾国藩自己所说：‘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李丹、张海鹏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认为曾国藩“最初提出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时候，他就带有‘剿发逆’、‘勤远略’的双重目的”。
2、镇压农民起义为主
陈谷嘉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重要动机之一，加强军事实力，有效的弹压农民起义，挽救岌岌可危的清王朝的统治”，但也指出“抵御外侮的动机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持有这种观点的论者甚少。
3、镇压农民起义与自强御侮前后有别
也有研究者提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随着时势的发展，有先后、有主次。如陈贵宗、李永璞认为，曾国藩办军事工业经历了一个“由专门剿发逆、靖内乱到与‘勤远略’、‘御外侮’同时并谋的过程”。易孟醇的观点略有不同，他承认“‘剿发逆’与‘勤远略’是曾国藩办‘洋务’的双重目的”，并且指出，“以同治初年为界，前期的侧重点在‘剿发逆’，后期的侧重点在‘勤远略’”。
4、自强御侮为主
持这种观点有徐泰来、喻盘庚、王继平、成晓军、曹建英、赵世荣、谭强等。徐泰来认为，“曾国藩虽也认为购买和制造外国船炮，可以‘剿发逆’，但同时他也强调‘可以勤远略’”，始终把自强御侮放在第一位。喻盘庚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把‘夺英法之所恃’放在首位，而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放在次要的地位”，“镇压农民起义的动机是有的，但主要还是为了抵御外侮”。王继平认为，曾国藩办洋务企业的目的，起初自然是为了解决近在眉睫的军事问题，即镇压太平天国的军需问题，但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抵制外国的侵略。纵观30年来相关研究论著，持有这种观点的论者居多，特别是近10年来，学术界较普遍一致的观点认为曾国藩举办洋务虽有防范农民起义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为了抵御外国侵略，具有积极意义。
三 曾国藩从事洋务的主要内容和成就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很多研究者不再把曾国藩从事洋务运动的活动局限于制船造炮上，而是探幽入微，客观看待其在历史上的实践活动。饶怀民认为，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办军事工业；二是关于办外交的问题。章继光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他认为曾国藩办洋务主要有四件大事，一是网罗、集中了一批自然科学人才；二是开办了制船造炮与机器的近代军事工业；三是翻译、介绍了西方科技书籍；四是选派官费留学生出洋。徐泰来在章的基础上还认为，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的海军建设。就曾国藩从事洋务活动的内容来看，只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概括是否全面的问题，更多的争议集中在曾国藩办洋务的成就上。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仍未摆脱旧思路的窠臼，对洋务运动评价不高，这势必影响到对曾国藩的评价。姜铎、黄逸峰认为，曾国藩等人的洋务运动给近代中国带来的恶果是“直接间接使近代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源”。祁龙威认为，曾国藩等洋务派和顽固派一样，都是社会的腐朽势力，即使学习西方，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只是“阻碍历史前进”。徐泰来、彭靖、殷绍基、朱东安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如徐泰来认为，曾国藩所倡导的洋务运动具有七大作用，即开创和兴办了军、民用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逐步和改变了中国交通运输和通讯的陈旧状况、开了新的社会风气、传播了科学技术知识和造就、培养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通过洋务实践活动暴露了封建制度的腐败和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开始改变了一些传统的观点、对中外往来和了解外国等方面起来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起过一定的抵制作用。彭靖指出，“中国由闭关自守向对外开放”，曾国藩“是最初的倡导者，这是不能抹煞的”。在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上，虽有论者认为“洋务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有兑现富国强兵的许诺，反而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危机”，但多数论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在曾国藩生前死后，他领导的洋务运动收到了不容忽视和低估的成效。单以反侵略而论，洋务运动对制止日本1974年侵台战争的扩大，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对中法战争战场上的胜利，对一再挫败日本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对推迟甲午战争的爆发，都产生了切实的积极作用”。
四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
30年来，研究者们逐步肃清了学术研究领域里左的影响，拨乱反正，对洋务运动取得了新的认识，很多学人接受了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的观点。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他与中国近代化有着何种关联，这是研究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朱东安认为，曾国藩等洋务派为创办军事工业所引进的机器，“等于在盘根错节的封建生产关系中引进一个楔子，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讲近代化，讲近代科技史都必须从洋务运动开始，“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曾国藩洋务运动创始人的地位是无人可以与他竞争的”。论者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曾国藩与近代化的关系，但从其字里行间，我们无疑可以看出他是承认曾国藩有开启中国近代化之功的。徐泰来直接指出，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他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近代化；对中国海军建设的筹划和支持，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中国军事近代化，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徐伟民认为，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曾国藩有开天辟地之功，足可称为中国近代化之父。近几年来，王继平撰文指出，近代中国现代化有三种路向，一是具有殖民性质的“移植式”的现代化路向；二是清政府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三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在清政府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中，曾国藩倡导学习西方的长处，创办近代的军事工业、倡议派遣留学生、培养具有近代知识的人才，无疑是清政府自身现代化进程的开先河者。作者将曾国藩所从事的洋务活动放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追求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来丈量和思考，有利于解放思想，颇有新意。当然，也有研究者从不同层面对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茅家琦对曾国藩被誉为“中国现代化之父”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最初提出现代化思想并提出具体规划的人并不是曾国藩。曾国藩的作用在于将这种先进思想付诸实施”。
从上述各个方面来看，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研究者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学风影响下，本着学术争鸣的原则，对曾国藩所从事的洋务运动开展的深入研究，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上的曾国藩。虽然由于研究方法、掌握材料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导致认识上的不同，但就总体趋势而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曾国藩所进行的洋务活动持肯定的意见。笔者认为，要无限接近曾国藩，需要详尽的占有资料，结合时代特征，瞻前顾后，深入探究曾国藩思想脉络的变化。除此之外，还需要掌握这样一个原则，“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