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版、销售概况及社会反响
1.《曾国藩全集》的出版及销售概况
《曾国藩全集》以保存于湖南图书馆内的湘乡曾氏家藏档案材料为依据，参考了光绪二年（1876）湖南传忠书局刻本《曾文正公全集》和1965年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的《湘乡曾氏文献》，并收集了散见于历年来国内外发表的曾氏文字，以及曾氏及其幕僚的后人所提供的信函、诗词、联语等原件，其篇幅为清末刻本的3倍。而且依据原件及刻本。将清刻本中有意删去的文字全部恢复。
《曾国藩全集》分为奏稿、批牍、诗文、读书录、日记、家书、书信七大类，消除了清刻本中的重复错乱、自乖体例的现象。奏稿各册中还附有从咸丰四年到同治十一年间，朝廷发给曾氏的有关文件。
《曾国藩全集》约1500万字，分30册，1994年12月至1995年上半年由岳麓书社全部出齐，计《诗文》1册，《家书》2册，《奏稿》12册，《书信》10册，《读书录》1册，《批牍》1册，《日记》3册；ISBN号：780520583；定价680元。发行13000余套，50多万册，不仅收回全部投资，而且有可观的盈利。
2.《曾国藩全集》出版后的社会反响
《曾国藩全集》出版后，社会反响巨大，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内，数十家报刊杂志做了报道。1995年《曾国藩全集》获得湖南省委、省政府颁发的优秀图书奖。
由此可见，《曾国藩全集》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的优秀出版物。
二、成功案例分析
1.出版的意义
曾国藩一生留下了大量著述，包括奏折、日记、诗文、书信、批牍和读书录等，这是研究曾国藩本人思想言行和清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文化极有参考价值的文献。因此，整理、编辑出版曾国藩著述的工作，在晚清及民国时期就受到公私各家的重视。自曾氏于1872年去世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70余年间，除了专辑类和选编类之外，各类《曾文正公全集》的版本，统计约有十几个。尽管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是旧中国有关各种版本的《曾文正公全集》中最好的一个。然而，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该书存在着如下缺点：一是收得不齐，遗漏了曾国藩许多重要文字。二是收入的文字有所删改，特别是书札、批牍和日记。三是编纂体例不太规范。
随着社会发展，有关曾国藩研究的问题逐步进入了正常的轨道，对发掘、整理和编辑出版曾氏著述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重新整理、编辑出版《曾国藩全集》的工作，受到了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的重视。
2.选题的制定
岳麓书社自1982年创办伊始，就确立了“致力文化积累，继承发展创新”的办社宗旨，将整理地方文丛，出版湘籍名人著作作为工作重点。经有关专家研究，提出了整理出版湘籍名人著作的选题计划，并得到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的批准。选题计划包括整理、编辑出版：六大全集，即《王船山全集》、《魏源全集》、《王先谦全集》、《王闿运全集》、《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由此，整理、编辑出版《曾国藩全集》的选题得以确定。它不仅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确定的重点项目，也是教育部高校整理工作委员会重点支持的科研项目。
3.编辑的运作
1982年秋天，从华中师范大学古典文学研究部毕业的唐浩明分配到岳麓书社。正逢其时，他主动申请参与这项工作。于是，社里便安排唐浩明负责《曾国藩全集》整理、编辑出版的工作。
整理、编辑工作始于1983年。唐浩明以满腔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他毫不犹豫地挑起了《曾国藩全集》责任编辑这副重担。在全集不设主编的情况下，他独当一面，事无巨细，大到召集联络整理者、分发任务、协调关系，乃至制定体例，提出学术上和出版上的要求，小到与图书馆联系，复印材料，搜佚寻缺，都要付出心力，成了不署名字的主编。他给自己提出了从严从难的要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天到晚浸泡在图书馆里，反复浏览那批发黄、变黑、残缺且字迹模糊的卷册散纸。他还给自己定下了两份额外的任务：一是博览清代的正史、野史、笔记、杂谈，以及活跃在那个时代舞台上的头面人物的传记、年谱、文集、日记，为编辑加工《曾国藩全集》作更为充分的学识准备；二是自己动手整理《曾国藩全集》中的《家书》，以把握曾氏家藏档案材料的深浅，从而更好地驾驭全书。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参与整理点校者和责任编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广泛收集散见于各种载体上的曾氏文献，对残缺的原件、副本做了大量细致的学术考证工作。纠正了清刻本的谬误，完成了整理和编辑工作。
《曾国藩全集》最大的特点是体例严谨。拓宽了以现代科学手段整理古籍的新途径。全书除了按类按年代编排外，对所收的7000封奏折、1142篇批札、8321封书信，依次编号，附之以人名和主题两种索引，便于使用。对每件奏折和书信，用简明的文字加以提要，使读者对内容一目了然。在每册之首，附录了曾国藩的有关照片和曾氏家藏档案的书影，使读者借此管窥其概况。
在编辑《曾国藩全集》的同时，唐浩明抓住一切有利机会，向海内外宣传，以扩大《曾国藩全集》的影响，让海内外都知道湖南在做一件大事，湖南出版界在做一件大事。从1985年到1989年，他先后发表了关于曾国藩研究的论文近10万字。1991年，唐浩明应邀去巴黎，向法国汉学家们详细介绍了《曾国藩全集》的情况；1993年，又应邀去台湾，把湖南编辑《曾国藩全集》的情况带到了海峡彼岸，在岛内学术界引起轰动。在编辑《曾国藩全集》的同时，唐浩明还精心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不仅有利于读者正确认识曾国藩，而且为《曾国藩全集》的出版发行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曾国藩全集》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繁荣的产物。无论整理编辑水平，还是内容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各种版本的《曾文正公全集》。它无论是对保存历史文化遗产，还是还曾国藩以历史本来面目，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成功案例的启示
作为岳麓书社标志性出版物之一的《曾国藩全集》，无疑是一部优秀出版物。那么，这部优秀出版物的成功案例给我们以怎样的启示呢？通过分析研究，有以下几点经验值得我们汲取。
一是合力，即团队的力量。
1.岳麓书社是全国优秀出版社。它之所以能够形成合力，是因为有一个优秀的领军人物和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决策正确，制订了一批优秀选题，善用人才，形成了一个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通过多年的努力，他们出版了一批好书，创造出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同时，岳麓书社也培养出许多优秀编辑人才，树立了名社形象。
2.在全集的整理过程中，岳麓书社组织了湖南学术界的一大批老中青学者参加，形成了一支以本省学者为主体的湖南地区古籍整理队伍，为《曾国藩全集》的整理编辑出版提供人力资源的保证。
3.优秀出版物的出版发行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社内外各个部门的协同作战，形成一个合力，也就是团队的力量。要出版好这样大部头的出版物，光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
二是编辑力，也就是责任编辑的综合能力。
编辑能力的强弱决定着出版物质量的高低。每一部优秀出版物的出版都离不开其幕后英雄——优秀编辑的运作。《曾国藩全集》的出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优秀编辑除了具有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外，还应该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曾国藩全集》的责任编辑唐浩明就是如此，他的编辑能力不仅表现在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学习与研究能力上，还表现在有较强的创造能力等方面。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不能一一展开。
1.编辑首先要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
阅读能力无论是对编辑的工作，还是其学习来说都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它应该是编辑能力的基础。现在一些编辑不看书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除其他因素之外，主要是缺乏较好的阅读能力。
唐浩明在整理编辑《曾国藩全集》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文本资料。通过对不同版本的阅读比较，最后确定，以曾氏故居富厚堂所藏的抄本及原件作为基础，以光绪二年家刻本及1965年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的《湘乡曾氏文献》作为第一参校本，在此基础上，再广泛收集百年来发表与未发表的其他曾氏家书，作为补充。“只要是曾氏所写的，全与不全，都一概收进而不遗漏。这个方案，后来就成为整个曾氏全集新版本的编辑总则”。
《曾国藩全集》的家书部分足足有100万字，是光绪二年刻本的两倍多。为方便读者阅读，编辑还为每篇书信写了题要，书末并附有人名索引与内容主题索引，这些都需要编辑的阅读能力。唐浩明说：“我在整理出版曾氏家书的过程中，先后对他的一千四百多封家书读过四遍……”“我因此阅读大量的相关史料。把与那个时代有关的书籍，无论正史、野史，都尽可能地找来阅读。我的编辑工作则逼迫我必须一字不漏地啃读曾国藩本人所留下的一千多万字原始材料。这种笨拙的读书方式，让我看到许多历史的细微末节，而这往往被不少以研究为主业的历史学家们所忽视。”这些都说明编辑具有阅读能力的重要性。如果编辑没有认真地阅读这些资料，就无法胜任编辑工作，也就不可能编辑出优秀出版物。
2.编辑要具有较强的学习与研究能力
编辑工作的性质决定了编辑应该具有较强的学习与研究能力。阅读是学习，研究是更深入的学习。唐浩明从编辑《曾国藩全集》到研究曾国藩，正是不断学习与研究的提高过程。他说：“越读我越觉得曾国藩这个人，与我过去脑中的那个反面人物形象的距离越来越远；反之，他家书中的许多言论，倒是与我的价值观念越来越接近。这是为什么？曾国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对曾氏这个历史人物，人们的评价差别如此之大，除开功利外，还有别的原因吗？我决定自己来作一番考察与研究。”从1986年到1993年间，他写了十多万字的研究曾国藩的文章。这段时期，他对曾氏的研究，偏重于宏观方面及以往人们所谈论得较多的方面。通过这段时期的研究，他对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有了深刻了解。
从文献整理到文学创作，再到文化解读，他分别充当了编辑、作家、学人三个角色。他说，“其实，这三个角色所担当的都只是一个责任，即以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作为切入点。来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粹。”正是基于这三个角色于一身，才使他能够具有较强的学习与研究能力，才能全面把握好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编辑出《曾国藩全集》这样有影响的优秀出版物，创作出获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的《曾国藩》。
因为《曾国藩》小说的热销，带动岳麓书社版的《曾国藩全集》的发行。也引发了一场为时十多年的“曾国藩热”的阅读与出版现象。作为此事的始作俑者，唐浩明说，“我看到这个场面，心里已经没有一丝毫的欣喜之感，相反的倒是觉得隐隐作痛。我想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试图对此现象能起到一点正本清源的作用，于是我开始对曾国藩的第二轮研究。”从2001年开始到2007年，六七年的时间里，他潜心再次阅读曾氏文本，先后推出《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唐浩明评点梁启超辑曾国藩嘉言钞》三部书，即所谓的“评点曾国藩”三部曲。在《评点家书》的前言中，他写道：“曾国藩的身上有着民族和文化的负载”，他“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人们对他的关注和兴趣，正好给我们以启示，处在变革时期而浮躁不安的中国人，依然渴求来自本民族文化的滋润，尤其企盼从这种文化所培育出的成功人士身上获取某些启迪”。他将这个评点系列的宗旨，用三句概括性的话标在封面上：“深入一个人物的心灵，破译一个家族的密码，探求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他说：“通过对曾国藩的研究来探索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我认为这是研究曾国藩的正途，也是这桩事业的价值所在。如果偏离这个轨道，一味热心于窥视曾氏成功背后的各种权术，那么出版和研究曾国藩，将会失去它的重要意义。”
2008年《曾国藩全集》修订工作已经启动，由岳麓书社首席编辑、著名作家唐浩明主持。这次修订将增补三四十万字左右书信、日记以及散落在民间的佚文。它进一步增加了《曾国藩全集》的史料价值和提升了其文化内涵，显示出优秀出版物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首席编辑的卓越编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