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复杂遽变的时代，颇具历史争议的晚清风云人物曾国藩与其幕府僚属因缘际会，结盟共事，其幕中僚属有“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有“邂逅入幕，或骤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有“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不责于公事者”；有“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可谓人才济济，盛况空前。可以说曾国藩的崛起，中国近代第一支军阀武装的建立，湘系军事政治集团的形成、发展与壮大与曾的幕僚的贡献是分不开的，而“曾幕”僚员群体的崛起及其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政治军事权力的增强，又是曾国藩大力扶植、支持的结果。二者相互影响，荣辱与共。在此种复杂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复杂社会关系，不仅成为研究曾国藩与其幕僚的重要依据，而且对于探寻中国近代历史变迁和晚清政局演变有着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社会意义。
一、曾国藩的崛起与幕僚的支持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湘乡一户殷实人家，依靠科举入仕，从此跻身清廷廊庙之上，曾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进京散馆到咸丰二年（1852）归乡守制的十三年中，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检讨、侍读、侍讲学士和礼、兵、工、刑、吏部侍郎，最终官居清廷二品大员，官职升迁之迅速，名望地位之显赫，可见一斑。但事实上曾作为一名汉族官僚，并未得到清廷重用和满洲亲贵的信任，在1853年之前，曾的仕途始终是天高云淡。而1853年到1864年曾奉旨帮办湘省团练事宜，组建湘军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金戈岁月、戎旅生涯才是他真正飞黄腾达的起点。
面对太平军兴，由桂入湘的紧急局势，曾尽管是朝廷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却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感到迷茫无措，但他结织了比其年长五岁的罗泽南，并交为挚友，此后情况大为改观。曾、罗二人密切配合，1853年春，两人召练湘勇，“讲研束伍技击之法，晨夕训练。”是年底至翌年初，两人对湘军营制作出调整变更并制订湘军粮饷章程，规定的优厚待遇“无疑将极大限度地调动农民尤其是那些士绅、文生从军的积极性”。1854年，靖港、湘潭之役后，罗助曾全力整顿湘军，军中气象为之一新。10月，曾召集湘军将领于纸坊，罗晓畅军机，筹谋划策，于花园一战，奠定了湘军夺回武汉三镇的基础……克复武汉的捷报传至朝堂，咸丰帝龙颜展悦，在朱批上写道：“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此次克复两城，三日之内，焚舟千余，踏平贼垒净尽。运筹决策，甚合机宜。允宜立沛殊恩……曾国藩着赏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因屡立战功，短短三年时间，曾就成为朝野上下瞩目的晚清军界、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而这是与“曾幕”僚属的支持有重要关联的。曾与其幕府僚属关系的构建，形成一种强大的“合力”，促就了曾国藩以“儒臣挂帅”、以“书生将兵”的美名及显露军事才华、专兵柄为已有的肇端。
1853年开始的戎马生涯奠定了曾国藩一生功业的基石，但曾之所以能够创设湘军劲旅，率军跨省征伐，最后荣升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督办苏浙皖赣江南四省军务，节制朝廷大江南北水陆全军，力克金陵，镇压天国，建立“同治中兴”的旷世殊勋，与其重要幕僚郭嵩焘为其筹集军饷有着直接关系。曾与郭有金兰之好，后又结成儿女亲家，从而将郭纳入其军幕之中，倚为股肱。作为捐输团练事务督办，郭看见“湖南军饷拮据，现实无饷可筹”的情况，向曾提出了劝捐筹饷，开办通省厘金，抽收盐厘的建议；作为湖南劝捐大员，郭先后至湘阴、安化、新化、常德、岳阳、沅江等州县，为“曾家军”募捐敛饷；作为两淮盐运使，郭大力整顿盐务，以助曾解决江北饷务问题；作为署理广东巡抚，郭又整理粤厘以接济浙、皖湘军，从而为曾统率十数万湘兵与太平军作战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以罗泽南、郭嵩焘为代表，包括彭玉麟、李鸿章、左宗棠、李元度、刘蓉、李续宾、曾国荃、赵烈文、汪士铎、沈葆桢等在内的一大批“曾幕”僚属，在壮大曾国藩湘军集团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曾与幕僚紧密结合的关系，着实构成了曾成为晚清柱石的基础。
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和重要洋务派领袖之一，师夷长技，兴办洋务，是其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壮举，因为他在“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大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的历史时刻，产生了中国近代化的思想意识并付诸一定的实践行动，对中国社会的走向和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此时的曾虽已成为清廷重地疆臣，却对于全面兴办洋务仍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更多幕僚的大力相助，则形成了曾“开创办洋务之先河”的历史地位。1862年，李善兰以幕府僚属的身份积极参与曾主办的洋务新政中有关科技方面的活动。李重新刊行出版了因兵火而被毁的15卷本《几何原本》，这在当时中国的数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1866年，曾在上海创办江南机器局，李又出版金陵刊本的24卷《则古昔斋算学》。“曾幕”中的技术幕僚徐寿殚精竭虑，在安庆内军械所为曾试制机动轮船，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为湘军装备新式军舰提供了科技上的动力。除丁日昌、徐寿、李善兰等幕僚外，曾还借重有西学背景的容闳参与洋务运动。容闳赴美国采购制造机器的机器一百余件，为曾扩建兵工厂和扩大军事工业的规模提供了条件。1871年，容闳又与曾一同力倡留学运动，协助曾办理招选留学生事宜，在培养的这批留学生中，不乏国家栋梁之材，如兴建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詹天佑、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北洋政府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洋务运动为曾国藩赢得了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空前声誉，为他日后不以拥兵自重而以“挟洋自重”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曾对幕府僚属的广泛利用，无疑是其赢得声誉、美名和创造作为汉督疆臣借洋务以自重的条件的重大助力。
曾国藩从一个以赐同进士出身的功名入仕的中下层汉族儒生地主官僚，一跃而为直隶、两江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一品大员，不容置疑，是与其幕僚的一次又一次地密切结合和关系的积极建构所不能分开的。
二、幕僚的崛起与曾国藩的支持
曾国藩在同其幕僚建构关系一步步通向清廷权力顶峰的过程中，对幕下僚属采取了保荐、提携、重用的积极措施，加快了他们登上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建立丰功伟业、劲画乱世雄图的速度，同时亦促进了他们社会政治地位的迅速改变，可以说“曾幕”僚属群体的迅速崛起，是与曾的鼎力支持相联系的。
“曾幕”重要僚属之一的李鸿章在入幕之前，不过是清廷的国史馆协修，政治地位及官声品衔，微不足道。入幕之后，则得到曾的赏识与提拔。曾国藩曾致函安徽巡抚江忠源：“李少荃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曾在实授江督后，在一次上奏中称李“劲气内敛，才大心细”，可堪重用。正是曾的一次次推荐，使李迅速成为晚清政坛的新秀，先后担任“曾幕”参赞军务、襄办军务、帮办文案、随营“赞襄”军务，后又在曾的保举下，李鸿章升迁为江苏巡抚，短短八年，成为清廷之重地疆吏和方面统帅，从此李“只手带吴钩”，大展鸿图，青云直上。他扩编淮军，训练劲旅，于1862年，攻陷太平军重镇苏州，诱杀守城八王；1864年，克复常州，捕杀守城护王陈坤书，肃靖苏南；同时兵锋及浙，饮马长江，因功而受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1868年，李统帅淮师，“剿”灭捻军，清廷又赏加太子太保衔，敕封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御赐紫禁城骑马。后又兴办洋务，晋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辖制奉鲁，开府津直，这皆充分展示了李杰出的外交、军事才能和其在仕途宦海中平步青云的辉煌履历，而他建立不世功业的起点，正是从他加入“曾幕”后，曾国藩大力扶持开始的。
小商人家庭出身的丁日昌在进入“曾幕”后，同样官星高照，迅速从一名小小的庐陵知县升为苏松太道。不久担任两淮盐运使，制定盐务章程，以盐税协饷，支撑“剿捻”军事。接着又不断升迁，先后担任江苏巡抚、福建巡抚、福州船政大臣，协办洋务，经营台湾，进入了他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期。由此可见，“曾幕”僚属与幕主曾国藩建构关系，整合力量，结盟共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曾对幕僚的支持并非局限于个别人员，他通过采取奏调、保荐、推举等一系列积极措施，推动了其幕府僚属政治事业的发展和整个幕僚群体的崛起与壮大。至同治三年湘军攻占金陵为止，在曾的大力支持下，其幕僚中被任命为独当一面的督抚大员的计有：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载福、两广总督毛鸿宾、直隶总督刘长佑、江苏巡抚李鸿章、陕西巡抚刘蓉、山东巡抚阎敬铭、浙江巡抚曾国荃、广东巡抚郭嵩焘、安徽巡抚唐训方、湖南巡抚恽世临等。他们政治地位的上升，兵权政柄的在握，是自身不断努力和固有才能发挥的结果，但不容置疑的是，曾国藩对他的这些随其征战多年，出生入死，鞍前马后的幕僚的提携重用也是幕僚们功成名就的重要原因。
三、“弱弱联合”形成相对强势
曾国藩及其幕僚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弱弱联合”的关系，对于曾来说，之所以称其“弱”，是因为曾尽管在领兵镇压太平军、捻军之前，已官至正二品大员，但出身毕竟是一名汉族中小地主知识分子和汉族官僚。在清王朝开国之时，统治集团即定下“首崇满洲”的国策，因此曾并未受到朝廷重用与信任，相反遭到猜疑和限制，相对于掌握实权的满洲皇亲权贵来说，曾处于“弱”的地位。对于“曾幕”僚属来说，之所以称其“弱”，是因为他们的出身与身份比曾还低。如丁日昌首次入“曾幕”时出身诸生，身份为知县；刘蓉出身文童，身份为在籍治团练；李兴锐，出身诸生，身份为训导；钱应溥，出身拔贡，身份为主事；曾国荃，出身贡生，身份为同知；黎庶昌，出身廪贡生，身份为候补知县；薛福成，出身生员，身份为候选通判。虽说曾国藩与其幕僚并弱，但二者却能够做到有效联合，这首先得益于曾与其幕僚有着思想上的共鸣。太平天国尊崇上帝，反对孔儒，“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然而曾及其幕僚皆承袭清廷官方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从思想意识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起义不仅堵塞了他们的科举之路，而且直接冲击他们的思想信仰，威胁到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这是曾及其幕僚这些儒生地主所无法容忍的，难怪曾国藩惊呼：“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其幕僚亦以“植我天纪”、“复我天常”为职志，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曾及其幕僚“弱弱联合”的思想基础。
其次，二者“弱弱联合”还有其政治基础。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帝国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局面下，不思“任天下之智力”，仍以森严的等级区分满汉，致使科考取士出现不公正现象，遂令一大批庶族儒生地主因难入龙门而无望扼腕，于是便期冀另投他门，而曾国藩当时已是誉满士林，威震戎伍，故人人争相投其幕下。而曾作为一介文官儒吏，在组建湘军，平定“洪杨”，兴办洋务诸方面皆事必躬亲而感力不从心，因此需要延揽天下俊彦入幕赞襄，为其筹谋践履。正是基于此种“弱弱联合”，才形成了“曾幕”将星璀璨，冠盖如云，“名臣能吏，半出其门”的局面。
太平军金田举义，狂飙突起，北上东进，势如破竹，长歌涌入金陵，清王朝东南半壁河山尽入其手，而清廷经制军八旗绿营被打得落花流水，丢盔弃甲，失去了当年入关前后虎狼之师的雄姿与战力，这就给进行“弱弱联合”的曾及其幕僚形成特定历史时代背景下的相对强势提供了契机，即清廷放手汉族官僚地主，在籍举办团练武装。在与太平军激烈而残酷的军事斗争中，清廷赋予曾及其幕僚相对独立的军事大权、财政大权以及人事任用大权。由此“曾幕”不断扩充，成为比较强势的湘系军事政治集团。曾与其幕僚相互合作，相互利用，建构而成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武装集团显现出的强势，对晚清政治格局演变和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还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曾国藩及其幕僚关系的构建，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维持了清帝国六十余年的残山剩水，迟滞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第二，推动了洋务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促进了中国军事、民用工业的近代化，人才、教育、科技的近代化以及海、陆军国防建设的近代化。第三，曾及其幕僚由下层儒生地主跻身于封建社会上层统治集团，削弱了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在中央与地方的强大势力，形成汉族督抚在地方专权自重与满清政府“外重内轻”的政治、军事与经济格局。第四，曾与其幕僚关系的构建开近现代“军阀型幕府”之先河，清廷军、政、财权的下移，导致曾及其幕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继曾而起的李鸿章创立淮幕，左宗棠创立楚幕、袁世凯创立袁幕。袁死后，又有北洋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奉幕，段祺瑞的皖幕，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的直幕。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时期，又产生蒋介石的蒋幕，冯玉祥的冯幕，李宗仁的桂幕，阎锡山的晋幕，张发奎的粤幕和唐生智的湘幕等等。这种幕府带有浓厚的地方主义、家族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色彩，它“所形成的权力分配系统及帮派集团，很容易瓦解国家的统一，动摇大一统的基础。”这也是袁世凯死后军阀连年混战不已的一个重要根源。由此显而易见，在晚清时期曾国藩及其幕府僚属关系的建构，不仅使他们之间相互影响，获得了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与社会政治地位，而且也促使晚清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动以及近代社会的极大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