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重在理身理国，视身国一体，“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13章，下引《老子》皆省书名），将人的修身保养与国之治理防卫放到同样重要的高度，认为两者必须遵循共同的“道”，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孙子》开宗明义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亲身经历了战乱后，道家不会不论兵、言兵，进而深刻影响到历代军事理论、战争谋略、战术指挥等理论学说的构建。曾国藩一生喜爱读道家典籍，在58岁时反思一生后总结道：“思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他将道家思想置于“体”的高度，可见道家思想在其事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对战争本质的认识和道家相同。他引用老子的话语告诉左宗棠：“兵果不祥之器也”，还对好友吴廷栋说：“古人谓兵者不祥之器，良有味乎其言之也。”与老子的反战思想一脉相承。42岁时，他向刘蓉解释迟迟不赴团练局的原因在于：“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麦之不辨。”45岁时，他叮嘱诸弟：“带勇之事，千难万难，任劳任怨，受苦受惊，一经出头，则一二三年不能离此苦恼。”他认为从军没有舒心时刻，劳力还在其次，主要是心理上紧张苦恼，不是个好差事，为兄“受国厚恩，自当尽心竭力办理军务”，“诸弟当伏处山林，勤俭耕读，奉亲教子，切不宜干涉军政，恐无益于世，徒损于家。”46岁时，他领兵三年后，兵困江西，告诫送兵源至吉安的曾国荃：“此事登场甚易，收身甚难，锋镝至危，家庭至乐，何必与兵事为缘？”“兵犹火也，易于见过，难于见功。”力劝他不要带领吉字营，以远避兵事为佳；十分悔恨于“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在祁门危急陷入绝境时，他就以遗言的形式训诫儿子：“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曾国藩不仅不愿儿子从军，而且不必作官，因为身处乱世，作为地方官员必然会面临战事，陷入纷争，不是人生的最佳选择，应该远离这一不祥之事。他在赴天津处理教案前还在遗嘱中附上《忮求诗》，担心“天道常好还”，只求不涉凶事，保身尽年。

    儒道两家都希望避免残酷的战争，但现实中却无法避免。若不得已而用兵，儒家推崇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一样“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偏重于以仁义教化用兵，只要内修仁政，外施仁义，就能无往而不胜，“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在《议兵篇》中反复论证了军事上的强弱之道，他认为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才是最强大的、无敌于天下的军队。只有孔子说过“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这里的“教”主要还是仁义礼智信的教化，除此之外，儒家大师对战争的性质没有进行具体的考察，几乎从不强调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军事训练的重要性，只是反复强调“仁义”和“民心”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相比之下，道家则通览历史兴亡，运用辩证思维，认真分析了战争的性质，强调：“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老子》31章，下引《老子》及注章名）；“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老子》36章，下引《老子》及注章名），鲜明提出了战争为“右”的性质，根据古礼，“左阳道，朝祀之事；右阴道，丧戎之事。”左为阳，右为阴；阳主生，阴主杀；左代表阳道、男性，喻指光明、喜庆之事；右代表阴道、女性，喻指暗昧、丧戎之事，作战时上将军地位高于偏将军，指挥全军作战，因而主阴。老子主张“柔弱胜刚强”，“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37章，下引《老子》及注章名）“清静为天下正”（《老子》45章，下引《老子》及注章名）“牝常以静胜牡”（《老子》61章，下引《老子》及注章名）。《文子•九守》和《庄子•刻意》都将静与阴联系在一起：“静即与阴同德，动则与阳同波。”《淮南子•精神训》表述时作了相应的改动：“静则与阴俱闭，动则与阳俱开。”《庄子•渔父》中的隐士渔父还批评孔子：“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这些观点都表明阴柔正是道家思想不同于儒家的鲜明特色。道家还明确提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老子》57章，下引《老子》及注章名），将治国与用兵分而言之，认为用兵与治国有不同的规律。道家强调在重视武器装备、军事训练的前提下，灵活运用战略战术，虚虚实实，迷惑对方，伺机取胜，以致后人将老子视为“阴谋家”，实际上，兵家的谋略也多来源于道家，范蠡、张良、诸葛亮、李泌等用兵者正是道家中人，这些人同样是曾国藩钦慕并效仿的人。曾国藩在笔记中专节论述道：

    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牛羊犬豕而就屠烹，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间，仁者将有所不忍，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忘，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陈吾前，哀矜之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

    因为战争属于“阴事”，所以在战争中，应时刻去除欢欣骄盈之气，保持哀戚冷静之心，刻苦训练，找出自己的不足，尽力提高军事战斗力。同时，用兵要设法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窥视敌人弱点。虽然他告诉左宗棠“军中制胜，究在人不在器”，以儒家礼教严格治军，但是他创作《陆军得胜歌》要士兵牢记：“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越打越强如老虎。”正如老子所说：“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老子》69章，下引《老子》及注章名）即以虚弱的假象迷惑对方，表露出毫无锐气、软弱可欺的印象，静待对方懈怠，再寻找战机实行猛攻，实则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出奇制胜。这种对战争性质的认识，正与道家贵阴守柔的主张完全一致。早在道光二十三年五月初八日，曾国藩和吴子序长时间讨论后认同了好友的结论：“圣人言保国保天下，老氏言取国取天下，吾道只自守，老氏有杀机”，并夸赞好友“其义甚精，好学深思”。魏源的《论老子》中分析了老子思想与儒家的不同之处，这正是儒道两家的分野：“老子主柔宾刚，而取牝取雌取母，取水之善下，其体用皆出于阴。阴之道虽柔，而其机则杀，故学之而善者则清静慈祥，不善者则深刻坚忍。而兵谋权术宗之，虽非其本真，而亦势所必至也。”儒道两家相合于天地之道，一阴一阳，阴阳相济，缺一不可，学之而善者升入清静无为之道，学之不善者堕入阴谋坚忍之术。战阵之事要求迷惑敌人，伺机出击，无疑为阴事，其中少不了阴谋权术，蕴含杀机。所以理学家们不屑于谈兵论军，只关注于治心治国，往往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以死报君王”。曾国藩的时代，无数官员便在临阵时束手无策，坐以待毙，或自杀身亡，或城破而死，无形中给予曾国藩以巨大的压力。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在受命以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准备开展艰苦的金陵攻坚战，读了魏源的《道德经注》后，“甚能成寐”，说明他也赞成魏源对老子和兵谋之间关系的分析，心有灵犀，平时犯有失眠症的他，竟然恬静安睡了。

    曾国藩发现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哀兵必胜”。老子第一次提出：“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老子》69章，下引《老子》及注章名），鲁仲连据此就预言了田单的胜负，曾国藩也“深信仲连此语，以为不刊之论”，并以此看出湘军将士在金陵克复后的“骄盈娱乐”、“不可复用”，下定决心要遣散湘军回籍，他引用道家的观点来解释哀兵必胜，主张“以忧勤而胜，以娱乐而不胜”，合于老子“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的道理（《老子》31章，下引《老子》及注章名）。同治元年的金陵攻坚战，他敦促顿兵城下的曾国荃：“古人云兵骄必败，老子云两军相对哀者胜矣。不审力，则所谓骄也；审力而不自足，即老子之所谓哀也”，曾国藩解释“哀”的内涵应包括知己知彼和不自矜自满两层涵义，使之易于领会操作。一年后的金陵战场形势逐渐有利于湘军方向发展，曾国荃军士气正旺，他仍不忘告诫曾国荃：“军中消息甚微，见以为王，即寓骄机。老子云两军相对哀者胜矣，其义最宜体验”，要求提高警惕，哀以治军，时刻记住“用兵人人料必胜者，中即伏败机；人人料必挫者，中即伏生机”这一哀兵法则。剿捻一时不顺，引起朝廷不满，他以“哀”来分析其中的原因：“庄子云，两军相对哀者胜矣。咸丰三年以前，粤匪为哀者；咸丰十年以后，官军为哀者。今捻匪屡胜，而其谨畏如故；官军屡败，而其骄蹇如故。是哀者尚在捻也，可虑孰甚”，不哀所以不胜，捻军存哀心而屡胜，官军无哀心而屡败，这是两次战争都体现出来的教训，正是自己和李鸿章剿捻日久而无功的原因，这个观点得到曾国荃的认同，引用了老兄的庄子引文后，他也说“目下哀在捻而骄在官军”。如果战胜了，也要如老子所说的“战胜，以丧礼处之”（31章）。在淮军取得虹桥之捷后，他就用这句话告诫李鸿章切勿自矜，虽为新练成的淮勇出师顺利稳固上海而喜，却更要谦怀抑抑。他一直以忧惧治军，在奏稿中说“臣从军数年，从未敢以贼势稍衰入奏”，如履薄冰，小心谨慎，后来曾纪泽在祭文中也特意提道：“临事多惧，匪有留意，曰哀者胜，闻之苦县”，指出他在指挥作战时抱有“哀兵必胜”的心理。

    戎马倥偬中，曾国藩时常为战争给民众带来的痛楚而闷闷不怡，金陵即将攻克之前就有自行裁军和浩然弃官之意，经历十三年的千辛万苦攻克金陵后，他并没有大喜若狂，仅仅在日记中淡淡地记下一句：“知金陵子城于十六日夜攻克，逃出之贼被马队追杀净尽”，反而“竟夕不能成寐”，丝毫不见愉悦。他没有在大功告成之后沾沾自喜，进而拥兵自重称雄一方，相反，多次言及惊悚警惕，力求引退，在金陵攻克后两个月内，他致信汪晴溪、汪士铎、彭玉麟、孙衣言，反复表明希望天下“归马脱剑，不复用兵”，自己能“幅今还里，养拙息机”的心愿，此后更是屡屡上疏言退，与早年诗歌中多有归隐林泉的旨趣颇为一致。其中虽有全身避祸的成分，但也不乏停战息兵、顺应民心、恢复清静、渴望和平的想法，即他常常挂念的“亭堠无风鹤之惊，山泽遂田渔之乐”的升平景象，其中留下了道家战争观的深深痕迹。

    曾国藩的弟子俞樾曾为莫友芝编辑的《读史兵略续编》作序，俞樾在《诸子平议•补录》中肯定“兵家源于道德”。而曾国藩在《题俞荫甫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后》一诗中赞赏此书“庞言颇觝排，诸子亦梳抉”。曾国藩的密友郭嵩焘在日记也记载了学者丁取忠的观点：“老子云，佳兵者不祥。杀人众多，以悲哀出之，战胜以丧礼处之，是加倍写法。杀人而喜，是乐杀也，战胜而骄，是怙功也，其终必不祥。老子最善谈兵，言之令人悚惧。”丁取忠的说法被郭嵩焘评价为“别有妙悟”，丁取忠既是曾国藩的幕僚、儿子曾纪鸿的老师，还是同乡诤友，同时他参与编辑了胡林翼主持的《读史兵略》。郭嵩焘对老庄之学也颇有研究，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中即记载了郭嵩焘和俞樾等人对庄子的注解。这些幕僚好友都汲取了不少道家思想，无疑也影响到曾国藩对战争的认识。这位理学名臣在以儒家礼教治军之外以道补儒，方才成就一生功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位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