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前言

在古代中國君臣制度的政治立場下，找尋人才成為輔佐在位者不可或缺的關鍵。然而在每個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學術界上赫赫有名的文人也針對當代的社會或是一些社會弊病提出個人看法。不論是提出建言或是一語中的的觀點諷刺當時代，不同背景、不同時代、不同作者對人才的看法成為本篇探討的重點。這裏以韓愈的〈雜說〉（其四）、龔自珍的〈病梅館記〉、曾國藩的〈原才〉做為研究依據，深而探討作者對人才的看法。

　　貳 正文

1、唐朝韓愈的〈雜說〉（其四）

韓愈用伯樂慧眼識千里馬的典故來譬喻在位者賞識、任用人才。他認為芸芸眾生不是沒有人才，而是沒有賞識人才的人。文中韓愈將“世有千里馬，然後有伯樂”倒過來變成“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強調伯樂的重要，也借機諷刺在位者不能把握人才。韓愈將愚昧膚淺的統治者比喻成“食馬者”，而傑出的人才比喻成“千里馬”，以千里馬“只辱于奴隸之手，駢死於槽壢之間”。的遭遇，寫人才終身不得其用的悲哀。

再來寫到食馬者不知道養的是千里馬，而且並沒有按照千里馬所需要的食量來養，使千里馬“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來寫千里馬被埋沒的原因。生動的顯現人才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和不能展露其才的處境，也暗諷統治者不會賞識人才。

最後以“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大大的諷刺食馬者不知道千里馬近在眼前，還認為遠在天邊而大大的抱怨無馬的無奈。文中對無知的食馬者，發出強烈的譴責和辛辣的諷刺，也顯現韓愈對當代上位者認用人才的看法洋溢著滿滿的不平和悲憤。

2、清朝龔自珍的〈病梅館記〉

龔自珍以梅花比喻人才，以文入畫士不喜歡自然生長且健健康康的梅花，卻偏愛病態畸形的梅花，來影射清朝壓迫人才、扼殺人才，以及嚴酷的思想禁錮。文中裏面，“文入畫士孤癖之隱。”暗指封建制度的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君主權利，深怕有才之人搶走君位而存有見不得人的私心。

文人畫士的“斫直，刪密，鋤正”。暗示出這些封建統治者是如何殘酷地迫害有才能、有主見、有想法的人才。他們所企求的是一些愚鈍無恥、百依百順、唯唯諾諾的奴才，以維持那腐敗不公、搖搖欲墜的統治，這就是他們認為梅花以曲、欹、疏為美的真實意思。

有關以上種種，龔自珍在他的（乙丙之際箸議）（第九）一文裏作過明確的說明，他點出了“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戮其能憂心……作為心。”的現象。不管是當宮的人還是一般老百姓，只要你是有才學的人，就會受到迫害。這種迫害、殺戮不是身體上的傷害，而是進一步的在精神和思想上的打壓，尤其是打壓有憤世嫉俗的心或有想作為的人。

而在另一篇文章，〈古史鉤沉〉（論一）中進一步指出，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他們的權利，是絕不讓有才能的人有所作為，他們“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崇高其身”，竭力地將人們的廉恥消磨殆盡，讓天下人百依百順地做他們的奴才。所以，這篇〈病梅館記〉，完全是托物喻人、借梅議政，用其藝術形象來隱晦曲折地表達龔自珍對晚清政治的見解。

文中最後一段，作者宣示療梅、救梅，使梅花可以依照自然天性生長，表現了他對於被壓迫的人才深切的同情，以及渴望擊破黑暗時代的積極情緒。然而，龔自珍也十分瞭解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要療治“江寧、杭州、蘇州之病梅。”的願望是難以實現的。所以，文章以感歎作結，發出深沉的歎息。

3、清朝曾國藩的〈原才〉

原，是一種探究事物本原的文體。顧名思義，曾國藩的〈原才〉完全是探討人才的問題。首先，“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表示了一二賢智之士的思想傾向，足以栘風易俗，強調人才的重要性。然後再用《周易說掛傳》裏“撓萬物者莫疾呼風。”將人才的影響力，用古文來強調出來。

在確立完人才的重要後，接著提出如何培養人才的方法。因為晚清的政局頹廢腐敗、動盪不安，因此曾國藩為政局提出身體力行的方法。作者用古代帝王的“使賢者當路在勢。”，比較現在世衰道微“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強調使人才位居重要的位子、掌握權勢，可以產生良好的影響。

然後用“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批判今之在位者，不用自己的權勢、理想去轉換當時的風氣和造就人才，反而推說沒有人才。曾國藩認為每一個在勢的官員，都必須有對於人才培養的責任感。而他認為只要有能力改變十個人就能夠拉拔培養十個人，所以不會沒有人才。

最後期許未來如有實施他方法的國家，可以收到成效，而不會有沒有人才的狀況。

4、三篇的共同點

1、反諷當代

韓愈的〈雜說〉〈其四〉和曾國藩的〈原才〉都用在位者抱怨沒有人才，來批判當時代當官的人沒有找尋人才和不會賞識人才。而龔自珍的〈病梅館記〉是用譬喻指出在位者扼殺和打壓人才來婉轉的表明不滿。

2、擅用譬喻比喻人才

韓愈的〈雜說〉（其四）將人才比喻成千里馬，且用典故加強譬喻。而龔自珍的〈病梅館記〉將人才比喻成梅花，用當時代病梅的現況直接地加強譬喻。而曾國藩的〈原才〉將人才的影響利用風來比喻，加強了人才風行草偃的功效。

5、三篇的相異點

寫作手法的不同

在韓愈的〈雜說〉（其四）用反諷的手法卻沒有進一步提供建言，也沒有說上位者可以如何著手，完全是用辛辣手法諷刺。龔自珍的〈病梅館記〉裏，是用婉轉的手法，將晚清的政局曲折地比喻出來，而且文末雖然也沒有提出對社會的建言，但是他身體力行，不僅不做扼殺人才的事情，而且希望改善社會打壓的陋習。而曾國藩的〈原才〉，雖然也有批評上位者，但他的手法是將責任劃分好，握有全力當然要對人才的培育有所責任，也借此表達他心目中培育人才的方法。

　　參 結論

從探討三位大文學家對人才的看法，我發現不管在哪個朝代，在位者對於人才培育是相當重要的。這些文人提出沉痛的建議都是為了挽回朝代末期頹廢腐敗、動盪不安的政局。反觀現在的社會，對人才的開發與培育，值得加強與注意。至於人才的培育，自然是有一定的教育體系維護，但在這之上，政治的打壓與干預，或者支持和協助，我想才是真正的主要關鍵。是否有賞識人才的“伯樂”呢？還是有不識千里馬的“食馬者”，我想尤其在這動盪不安的社會，執政者對人才的維護和任用，這是現今我們必須非常關切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