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年来，能够以书生而克平世乱，戎马倥偬间亦为学不倦，并把学问事业均磨练成功之人可谓极少，而曾国藩居其一。其文韬武略、传奇一生始终为人们评说，而他本人也成为近代史上最为显赫且颇具争议的人物。其为人为学，更是于无形中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他把中国人在恶劣的环境中反复磨砺治学、为官、从政的智慧与谋略演绎得淋漓尽致。可以说，独树一帜的曾氏绝学，在人际关系多样化、复杂化的今天仍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曾国藩面对晚清那个“危局”，以不同于一般儒生隔岸观火、平居清议而不懂力行的方式挺身入局、亲力亲为，确立起经世致用的最佳典范。究其一生的为人、为学、为官，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在儒家义理与事功之间，曾国藩成功地交融了二者。
1 内圣外王之法——曾国藩为人为官的基本原则和理论
一个人不管是读书从政，还是做工种田，亦或是经商做学问，都离不开他修身养性程度的高低和掌握的好坏。古往今来，凡能成大事者，无不具备“内圣”的心法素质。“慎独”即是这种境界的最高体现，而只有在自持自制的心性休养中，才能逐步达到这样的境界。自律自制，修身养性，要“每日三省”。程颐说，君子遇到困难险阻时，一定要思考反省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错误而导致这种困难的发生。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就纠正它，没有过错就用它来自我勉励，这是修养自身的美德。
曾国藩在个人修养上尤为严格，每日静坐，反思己过几十年如一日潜心修为。为达“内圣”心法最佳境界，曾国藩以“修法十二课”来约束自己的身心，“十二法”是：持身敬肃、静坐养性、早早起床、读书专一、阅读史书、说话谨慎、保养真气、爱护身体、每天获知新学问、每月不可荒疏旧技能、写字、夜晚不出门。曾国藩一生的成就，可以说都是在砺志中，在“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教化中取得的。曾国藩的家书，是其毕生奉行“砺志”的生活最为可信的实录。如果曾国藩平时没有养成明事理、析得失的良好习惯，恐怕不会在复杂的官场中不断得到升迁，并且最终成为一代名相。曾国藩一生的意义在于自拔流俗、陶铸世风。曾国藩一生所做的一切皆围绕着“陶铸世风”四字为中心。思想解放正是曾国藩成功的秘诀所在，亦是他能影响百年历史的渊奥所在。曾国藩年青的时候其实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集“愤青曾国藩”、“情色曾国藩”、“虚伪曾国藩”于一身，是个有许多毛病和缺点的士子。曾国藩的一生经历了从“愤青”到“好人”的巨变。一个人的立身处世，就在于能自我把握。曾国藩正是牢牢地掌握了天人支配权、交友支配权和分享支配权，所以能够名垂千古而不败。梁启超对曾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毛泽东青年时期，也潜心研究过曾国藩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在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而蒋介石，对曾国藩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
综观曾国藩的一生，他做到了“砺志”与“用世”，以一介书生统领湘军兵勇，为清政府统治的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真正实现了古时君子建功立业、闻达天下的梦想。
2 读书是曾国藩解放思想的基石
人生在世，不过短短几十载。大凡有志向的人，无不希望生前建功立业，死后万古流芳。然而想成就大事业的人，非有卓越之智慧和超凡之才干不可。而智慧才能的获取，依赖于平时的学习和知识的增进，所以古今中外的成功者没有不讲求治学之道，高度重视知识的作用的。学问的获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勤学好问，持之以恒。学问好比金字塔，基础越深越博越好，这样才能在广博的基础上求得高精尖。做学问，必须重视读书的方法。不要贪多，而要专注于一书，力求吃透。同时，治学必须避免门户之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为我所用，才能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只有依赖不俗的才学，一个人才可以为国立功，为己立德，为人立言，受到后人的敬仰。
曾国藩的一生都在读书，他打破传统，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首先是立定规模，博览群书，然后是求精求熟，约取精髓。正是这样，曾国藩从书中读到了真学问。他读的书和同时代的其他读书人所读的书完全一样，都是程朱理学，都是“四书五经”，都是在现代人眼里最没有真学问、老朽不堪的科举应试之学。然而，曾国藩却能一反常态，将这些“无用之学”在实践中发挥出最大的功效，成就了一生骄人的事功。他没有进过黄埔军校，也没有出国留学，更没有什么祖传兵法，他只是一个典型的儒家士子。然而，在汉学宋学门户森严的晚清之际，他却能综摄汉宋；在没有军事经验的基础上，成功地打造出一支湘军，在朝廷前后任命的92个团练大臣中脱颖而出并且一枝独秀；在没有什么靠山后台长期虚悬客寄之中，他培养出了一支广泛的人脉，很多人在他死后都仍然颂歌不已；在毫无外交经验且很少与洋人打过交道的背景下，他成功地开启了洋务运动；在长期远离家庭、深处军旅转战之中，他培养出了一个书香传世的家庭，其子弟的成就更不让人，三个弟弟都成为湘军重要将领，一个儿子是外交家，一个儿子是数学家。平凡而不另类的曾国藩为什么能做出一番“另类”的事功？这是因为曾国藩做到了读书与解放思想的融合：不唯书，敢于突破程朱理学。当同时代人步入官场后就不再读书之际，曾国藩已经突破程朱理学的樊篱，不唯书，不功利，终生读书，以读书为乐。曾国藩认为“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有倍其功，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而且在曾氏看来，“善学者于古人之书，一一虚心涵咏，而不妄加评骘，斯可哉。”作为讲究经世致用、复兴儒学的圣哲，曾国藩恪守“立德”、“立功”、“立言”之儒家教训。尤其在修身立德方面，体现出了强大的毅力和感召力，笃学力行，从不懈怠。在儒家义理和事功之间，即毛泽东所说的“办事”和“传教”之间，曾国藩凭着借鉴传统文化精神、解放思想的实践，成功地将二者融为一体。
3 曾国藩的领导艺术
曾国藩生活在旧秩序行将崩溃的晚清社会，而他却于乱世中十年七迁，青云直上，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创造了清廷任官的奇迹。1853年他因母丧返乡，在朝廷危难时，以在籍侍郎身份任湖南团练大臣，以礼治兵，组建了湘军。这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在他的领导下极富儒家色彩且转战十年，成功击败了几乎取代清廷的洪秀全军队，而湘军总数也多达30万，以“无湘不成军”之势铸就了曾国藩政治生涯的顶峰。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天下的曾国藩因此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又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成为时人推崇的末世圣人。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岁月，在那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曾国藩既无家学，也无根底，却以一介儒生力挽狂澜，成为“中兴第一名臣”，获得官场上的巨大成功。作为领导者、统帅，识人辨人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任何领导者要取得成功，都必须善于发现人才，网罗人才，礼待人才，并且大胆使用，因才授职，历尽所长。因此，知人善任，是君王将帅能成其大事业的核心。“当官要学曾国藩，这句不是出自文件中的口号，源自于曾国藩领导艺术的两个被人熟知的方面，即识人有术、用人有方”。曾国藩领导艺术的最高境界在于他善于培养和造就人才。他说“营务处之道，一在树人，一在立法。有心人不以不能战胜攻取为耻，而以不能树人立法为耻。树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熔造就。”同时曾国藩还提出了委任官员的标准，有四个方面最为重要：“一曰：习劳苦以尽职；一曰：崇俭约以养廉；一曰：勤学问以广才；一曰：戒傲惰以正俗。”“做官要学曾国藩”这句话把曾国藩习惯于定格为一个权术家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想从曾国藩身上学习什么权术，把权术当成是什么领导艺术，显然是现代人投错了门。最忌权术的曾国藩深深懂得权术离不开欺骗，权术绝对不是领导艺术。曾国藩认为：“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操斯八术以往，其无所失矣。”曾国藩还认为：“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古人说：“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曾国藩是深知这个道理的，因而在人才问题上深具历史的卓识与战略的眼光。他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是他能够成就“功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才。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清史稿》中评论曾国藩道：“至功成名就，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封疆大臣军营统帅遍布全国。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由于曾国藩对人才问题的高度重视，并且在人才的选拔、培养、使用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他的幕府人才“盛极一时”。曾国藩懂得英雄援手，借助他人的力量，而达到事业的成功。当今社会真正到了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的关键时刻，如何培养和造就人才，当今社会的领导人应该好好地向曾国藩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