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桐城派的后期旗手，姚鼐之学的重要传播者，清末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出生于湖南湘乡山村一户以农耕为主的勤劳人家，后考中进士，历任侍郎、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等职，死谥文正，追赠太傅。其治学的态度、思路、行为、成果、影响、评价如下：
1 大量采集收藏图书资料
采集收藏图书资料，是治学的基础，只有多搜集资料，才有可能看到有关内容、了解有关信息、理解有关现象、掌握有关知识、提高认知水平；资料少，则知识少，治学的基础不厚实、不牢固，对一些问题的研究不容易深入，难以获得治学成果。曾国藩大量采集收藏图书资料，主要表现在购买书籍上。他认为“买书不可不多”。
曾国藩为治学而买书，始于道光十六年（1836）。当年是他第二次入京考进士，“恩科”试罢，又“名落孙山”，在返乡途至金陵城时，已囊中羞涩，便典当了“四季衣裘”，到书肆买了一部《二十三史》。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第三次进京赶考，金榜题名。之后，在京师生活14年，陆续买书“约7000余册，2-3万余卷”。其日记载，有一段时间，仅去琉璃厂的购书活动就有“60多次”。另外，曾国藩在京外生活的时间里，仍不断的大量买书。
为了方便阅读使用图书，与家人互不干扰，曾国藩还在其父藏书楼（名“利见斋”）的基础上，又扩建立了“求缺斋”（曾国藩自用）、“归朴斋”（曾国藩长子曾纪泽用）、“艺芳馆”（曾国藩次子曾纪鸿及其夫人郭筠用）、“思云斋”（曾家其他人用）四座藏书楼，共收藏“各类中外图书30多万卷”，居当时全国私人藏书之首。
2 立治学条规
条规，是治学的规划、计划、规定，对于立志要出成果者来说，是治学上必备的一个环节。曾国藩在考取进士后的第四年，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七日，便于京城的日记中，给自己立下了治学条规：一、“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翻，徒徇外为人）”。二、“读史。（丙申年购《念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大人-父亲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页，间断不孝）”。三、“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四、“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五、“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越积越难清）”。六、“夜不出门。（旷工疲神，切戒切戒）”。
他还在“求阙斋课程（癸卯孟夏立）”中给自己规定：“读书十页。看应看书十页。习字一百。记过隙影（即日记）。记茶余偶谈一则。右每日课。逢三日写回信。逢八日作诗、古文一艺。右月课。熟读书：《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应看书不具载”。有时间、内容、数量上的限制，规划、计划的可谓周全，在执行与检查上，都具有可指导与操作性。
3 严格执行条规
自立规矩，在执行上，不能仅有三分钟的热度，也不能忽冷忽热，更不能遇到困难或心情不好就不执行，要持之以恒，否则便是一纸空文，也是自欺欺人，无有意义。现存的资料表明，曾国藩较为严格的执行了以上条规与规定。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一月二十一日，他给四位弟弟的信说：“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今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后来军政事务更加繁忙，他依然不断的读书、写作。从道光十九年（1839）一月一日起，至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二日止，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写日记。
4 治学所获得的成果及其发挥的作用
曾国藩“终生手不释卷，枕书而眠”，“直到临终的前一天才搁笔”，“为后世留下1500万字”的治学成果。前述，他2次进京考试“名落孙山”后，便感到自己的知识离进士的要求还太远，于是买了一部《二十三史》，每天“清晨起读，夜半而息，一年之内几乎足不出户，终将《二十三史》通读一遍”；至“道光十八年（1838）”一月，再次进京赶考，在应试首题《言必信，行必果》、次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三题《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诗题赋《泉细寒声生夜壑》的作文中，获第38名；四月正大光明殿复试一等、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朝考一等第三名，进呈宣宗、拔置第二名，“成进士”，敲开了立业的大门；五月成为翰林院庶吉士。之后，他每天坚持临帖习字，使其字“刚劲谨严”、达到了“上乘”水平，进入了书法家的行列。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在诗题赋“人情以为田”的选官作文考试中，获二等第十九名，被授于翰林院检讨（从七品）；九月出任顺天乡试磨勘官。他依据书中的理论与社会、家庭情况，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撰成《里胥》，诉说民间疾苦，痛责腐败吏治，得到的好评，十月晋升为国史馆协修（正七品）。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在《如石投水赋》选官作文考试中，获二等第一名，升任翰林院侍讲（从五品），六月被任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十一月被任命为文渊阁校理；二十四年（1844）四月被任命为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十二月被补授为翰林院侍读；二十五年（1845）三月被任命为会试同考官，五月升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正五品），六月被补授左庶子，九月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十二月被补授日讲起居注官、充任文渊阁直阁事。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在钦命题《远佞赋》、《君子慎独论》、诗题《赋得澡身浴德》的选官作文考试中获二等第四名，六月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从二品）、钦派考试汉教习阅卷大臣，十月出任武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道光二十八年（1848）十月，他辑录古今名臣大儒言论，以修身、齐家、治国3目，分为32小类编成《曾氏家训》，使其家英才不断出现，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二十九年（1849）一月晋升为礼部右侍郎（正二品），八月兼任兵部右侍郎、宗室举人复试阅卷大臣，九月被任命为顺天乡试复试阅卷大臣，十月被任命为顺天武乡试较射大臣。道光三十年（1850）四月上《应诏陈言疏》，直揭官场“委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被任命为会试复试阅卷大臣、朝考阅卷大臣；六月兼任工部左侍郎、朝考拔贡阅卷大臣；八月被任命为考试国子监学正学录阅卷大臣；十月兼任兵部左侍郎。咸丰元年四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五月兼任刑部左侍郎，八月被任命为顺天乡试搜检大臣、兼摄刑曹，十月被任命为顺天武乡试大主考，十二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咸丰二年一月兼任吏部左侍郎，三月被任命为会试搜检大臣，六月钦命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咸丰三年（1853）出任湖南团练。咸丰四年（1854）二月，其针对自己的部队兵力不足与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引用《新约》、《诗》、《书》典则，作《讨粤匪檄》发表，使一大批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领农夫，投奔到他的旗下，迅速的加强了军队的实力，闰七月被赏加三品顶戴，八月被赏加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九月被赏加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节制自桂明以下文武各员，十一月被赏给狐腿黄马褂一件、白玉四喜搬指一个、白玉巴图鲁翎管一枝、玉靶小刀一柄、火镰一把；咸丰五年九月被补授兵部右侍郎。咸丰六年三月以古诗文作《陆师得胜歌》、《水师得胜歌》教军士传唱，士气大振、战斗力巨增；七年闰五月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后又针对部分军人扰民、失去信任问题，于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作《爱民歌》，让军队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同太平军决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使其成为了“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咸丰九年（1859）二月，作《圣哲画像记》，开列了32位圣哲名单；并认为：“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表明了圣哲的标准，拓宽了达到圣哲的目标之路，对治学起到了促进作用。咸丰十年（1860）五月辑录成《经史百家杂钞》26卷传播于世、创立了晚清湘乡散文学派、以明古文源流、弘扬桐城派领袖姚鼐之学；六月被赏兵部尚书衔（从一品）、署理两江总督；七月被补授两江总督、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八月另加督办所有皖南军务。咸丰十一年，在安庆创办军械所，作《解散歌》在战区的难民中传播，使其部队的行为获得人们的同情、理解与支持；九月十九日被赏太子少保衔，十月十八日获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节制四省巡抚以下各官权，十一月被命令节制四省所有要务；同治元年（1862）一月升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正一品）。同治二年（1863），创办的军械所造出中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成为“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三年（1864）七月被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同治四年（1865）一月，他挑选汉唐以来各大臣奏疏17首，辑成《鸣原堂论文》，成为古代奏疏参考的首选资料；五月获节制调遣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官员权。同治六年（1867）三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六月被补授体仁阁大学士。同治七年（1868）试制成第一艘轮船，被授于武英殿大学士、调任直隶总督。同治八年（1869）八月，其撰成《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儒学有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科，唯义理为治学根本，把中国文化重新划分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门学问，见解独特。他的著作还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家调》、《奏议》、“200多万字”的《日记》、“1520封”的《家书》、“6599首”的《十八家诗钞》（曹植、谢灵运、李白、孟浩然、李商隐、黄庭坚、阮籍、鲍照、杜甫、韩愈、杜牧、陆游、陶渊明、谢朓、王维、白居易、苏轼、元好问）、《为学之道》、《五箴》等，可谓硕果累累；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十二日病逝后追赠太傅、谥文正。
5 曾国藩治学的自我评价
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故自我评价的标准之高，也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史料中，可以看出，他的后半生是在接连不断的疾病折磨中度过的。“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时年30岁），其“便肺病大作”（当时为不治之症），后又出现经常性的“吐血”、“耳鸣”、“眼睛模糊”、“肝病”、“脚麻”及“右目完全失明”、“疝气”、“肾病”、“牛皮癣伴随终身（心情一不好就奇痒难耐，夜不成寐）”，“可谓百病缠身苦不堪言”。尽管如此，他在政务、军务的百忙之余，亦然不停的坚持练习楷书、读史、写日记，撰写文章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获得了上述的丰厚成果，是任何一位十分健康之人，也极难办到的。但是，曾国藩却说，“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搁殊多，三耻也”。他又在遗嘱中说：“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以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自己的治学要求越来越高，想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上均有最高建树，世人望尘莫及。
6 曾国藩的治学影响及后人评说
曾国藩在世时，就有许多的学者极为赞赏他的治学态度、治学行为，学习传播他的治学方法与思路；还有不少的人投入他的门下聆听其教诲。据不完全统计，在他门下接受其教育，“后官至三品者达47人，位至督抚者33人，其中大学士一人，军机大臣一人，大学士入值军机者一人”，“至于官至道、府、州、县者则难以尽举”。他们之中，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李瀚章等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曾国藩去世后，其诗文信札等，被各家出版社以不同的形式陆续出版。光绪五年，传忠书局就刻印了《曾文正公家书》。之后，金陵书局又将曾国藩的书札、家书、家训、日记、文集汇集刻印成《曾文正全集》予以出版。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曾文正公嘉言钞》。1934年，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又出版《曾文正公嘉言类钞》；1993年，岳麓书社重印此书。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有关曾国藩的书，已出版达数十种，成了常销、热销书，深受读者喜爱。有的资料说：“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曾国藩顶礼膜拜，尊为‘圣哲’；从梁启超、黄兴到陈独秀、毛泽东，无不对曾国藩推崇。还有近现代的诸多名人如容闳、冯友兰、蒋廷黻、陈毅等，也对曾国藩赞誉有加”。毛泽东还以曾国藩的《爱民歌》作为红军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蓝本；“现在韶山陈列馆还收藏着木刻本的（家书）第四、六、七、九卷，每本的扉页上都有他当年留下的手迹‘咏之珍藏’”。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家乡双峰人，受曾国藩思想的熏陶，以会读书治学出名。如“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双峰学子在每年的高考中，升学率在全省位居一流。一个普通的山村，可以送出去几十个名牌大学的学生，1984年，双峰县二中一个班的学生全部考上大学。如今在”两院“院士中就有6位双峰人士”等。
后人的评说，与曾国藩的自我评价相反。其字被有的学者评论为“刚劲谨严，可属上乘”。还有的学者说：“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李鸿章说：“我老师文正，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中说，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毛泽东在仔细研读“《曾文正公家》、《曾文正公日记》”后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又说，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之书。还在《讲堂录》中把曾国藩誉为“圣贤”，并说“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说：“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谓泰山北斗”，“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郭斌和在《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中说：“曾国藩是‘我国旧有教育理论与制度下所产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具备，文武兼资。有宗教家之信仰，而无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文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忌。西洋历史上之人物中，造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发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与文正相比者，实不数数观’”。他们实质上是说，曾国藩“是‘宗教家、道德家、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古今完人圣相’”等等。
7 结束语
曾国藩的治学，志向远大，思维独特，践行坚决，毅力超凡，勤学苦研，埋头苦干，遇到困难不低头，有了成就不自喜，每天写日记反省督促自己再接再厉、不断进取，强制自己有力，在社会科学方面获得了扎实基础理论、深厚的知识素养与丰硕的成果，赢得了世人的敬仰、羡慕与赞许，给治学的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难以言尽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