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在对曾国藩的评价问题上，各种观点可谓隔若天渊，判若冰炭。褒者称之为“勋高柱石”的“古今完人”，贬者斥之为“汉奸剑子手”。双方从不同的时代要求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各持一端，互不相让。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谁也不否认曾国藩的学问与能力。近几年评论文章尤多。本文不拟对曾国藩作全面评价，仅就其读书、作文思想及教子艺术作一浅述。
一、关于读书
1、读书要“看、读、写、作”并举。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咸丰八年七•廿一此为家书所写日期，下同）。曾国藩在家书中多次强调这一主张，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四者并举，确实潜藏着深刻的为学之道，它包括了五个方面的结合。其一是略读与精读的结合，亦即博与专的结合。所谓“看”，曾国藩指的是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及《通鉴》、《周易折中》之类的书，即“饱看群书”。很明显，这里的“看”，就是广泛浏览。所谓“读”，曾国藩指的是读《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和《昭明文选》，以及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如果说前面的“看”是“目治”，那么这里的“读”就是“口诵”经过反复诵读密咏，“得其雄伟之概”，“探其深远之韵”。其二是口诵与手抄结合。所谓“写”，是指写字，“既要求好，又要求快”，力求敏捷。他把写字看作是读书扎抄与作文的基本功。其三是读书与作文的结合，即读写结合。他在指导子女读《文选》时说：“一面细读，一面钞记，一面作文，以仿效之。”（同治元年，五、十四）且经常责督子女“近日所看之书，及领略古人文字意趣，尽可自摅所见，随时质正。”其四是求新与温故的结合。曾国藩把“看”与“读”的关系作了生动的比喻：“譬如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又说：“看书与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其五是读书与做人的结合。他明确认为：“读书能改变人的气质。”当然曾国藩的所谓做人，是以封建礼教的“敬恕”二字为标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上述“四者缺一不可”的精辟主张与阐述，确是揭示了读书求进的重要规律。
2、读书要涵泳体察，识得意味。
曾国藩对朱熹的“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读书法推崇备至，认为此“二语最精当”，要子女“悉心求之”。他一针见血指出，有时所以“无甚心得”、“不能记忆”，就在于没有“涵泳体察”、“不识意味”。如何涵泳、体察？曾国藩现身说法作了指点。所谓体察，就是联系切身经历，深入体会，有所理解与领悟。所谓涵泳，他设喻道，“涵”，如春雨润花，宜涵濡而滋液；如清渠溉稻，宜涵养而淳兴。这就是熏陶感染，潜移默化。“泳”如鱼之游水，人之濯足。视书如水，视心如鱼，如濯足，深入体会（咸丰八年八、三）。这样“实求明白，久之必得此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咸丰九年六、十四）。曾国藩认为，“这就是善读之法”，正确地阐明了理解与记忆的关系。如何以此法读诗，曾国藩说得更清楚：“先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怡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读凑赴腕下。”（咸丰八年八、二十）。
3、读书要有所选择。
曾国藩教子道：“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咸丰三九年四、二十一）虽然其所择的标准与我们不同，但是读书该有所择的主张是正确的。漫无目的，不管什么书拿来就读，那只是徒费时日而已。择书而读，这是治学之要道，曾国藩对此列举史实作了论证。“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服膺之书不过数种”，他还举了柳子厚读的书，认为“二公所读之书，皆不甚多。”有条件，“买书不可不多”，也是有道理的，多藏书，应备考备读，应不时之需。“最好之书则要熟读深思，精考精通，略作札记，以老所得，以著所疑。”如“宜将《文选》最惬意者熟读，以能背诵为断。”
4、读书“不宜拘苦疲困”，要有情趣。
曾国藩一方面强调要从“有恒”两字痛下功夫，另一方面又指出，“然须有情韵趣味，养得出机盎然，乃可历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则不能有恒。”（同治四年七、十三）这里深刻地阐明了苦、趣、恒三者之间的关系，很有见地。那么，“趣”从何来；当然不是躲苦绕困，而是奋中求进，进中求趣。曾国藩曾强调“熬”和“奋”，他以写字为例，说，“数月之后，手愈拙，字愈丑，意兴越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同治五年五、十八）这里既指出了攻克难关，自求亨通精进的途径，也阐明了只有“井”才有“趣”的道理。
5、读书贵有自知，不随众附和。
曾国藩认为，“今人动指某人学某家，大抵道听途说，扣盘扪烛之类，不足信也。君子贵于自知，不必随众附和。”（同治五年十、十一）这里道出了治学的又一正道。读书要有真知灼见，贵在自悟，贵有创见，切忌人云亦云。曾国藩认为，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而后人读之，不能辨识其貌，领取其神，只能随人说短长。因此，他指示其子女，“尔以后读古文古诗。惟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自能分别蹊径”。强调“自知”“自能”，很有见地。“自知”“自能”哪里来？“全靠自己挣扎发愤，父兄师长，不能为力。”（咸丰十一年一、十四），深刻之至，精警之至。
二、关于作文
1、作文要读写结合，多作常作。
“看、读、写、作四者逐日无间”，其中体现了读写结合，已如前述。他认为唯又读又写，二者结合，才能二者互相促进。他在一次交代曾纪泽读史计划后说：“尔或间作史论，或作咏史诗。唯有所作，则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则难记也。”（同治五年八、三）此论十分中肯。
多作常作，是曾国藩再三告诫子女的，如“专心读书，多作古文”、“时时作文”、“常常为之”等，而且阐明其所以然：“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咸丰十年二、二十四）这里实质上阐明了多作常作，能促进思维、日有所进的道理。
2、作文要善于摹仿。
对于作文的摹仿，历来褒贬不一，也有的折中曰“师其意，不师其词”。曾国藩则明确主张：“不特写字宜摹仿古人间架，即作文也宜摹仿古人间架”（咸丰九年三、三）。他认为“《诗经》造句之法，无一句无所本。《左传》之文，多现成句调”，并列陈历代散文名篇所摹之本，“几无篇不摹”，甚至“即韩欧曾苏诸巨公之文，亦皆有摹拟，以成体段”。因之，他指示其子“尔以后作文作诗赋均宜心有摹仿。而后间架可立，其收效较速，其取径较便”。曾国藩的所谓“无篇不摹”，从其所据例证看，是说各有师承，均有所学习借鉴。这里的摹仿，并不是简单的套作硬仿。学生作文，特别是低年级学生，一无依傍，全自独创，似不大可能。问题在不能生搬硬套，机械套作，变相抄袭。叶圣陶先生不是一方面反对“模仿一套程式”，但另一方面又说“教材无非是例子”吗？既是“例子，就是供人摹仿的范式。当然曾国藩教子摹仿八股，以求科名，是不足取的。
3、作文下笔要珠圆玉润。
“作文不甚圆适”，是曾国藩对子女不放心的事情之一，他再三叮嘱“行文要注意一个圆字”（咸丰十年四、二十四）。他认为“珠圆玉润”是古今文人书家下笔造句、落笔结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他指出从徐陵、庾信上溯到贾谊、刘向，“莫不语圆而藻丽者”。至于马迁、相如、子云三人，“可谓力趋险奥，不求圆适矣，而细读之，亦未如不圆”。至于昌黎，“其志意直欲陵驾子长、卿、云三人，戛戛独造，力避圆熟矣，而久读之，实无一字不圆，无一句不圆”。从这些论述看，所谓“珠圆玉润”，就是圆熟、丰满、周密，亦即用语婉转精当，行文精润流畅，意义完备周详。要达到这一境界，非一朝一夕之功，惟坚持不懈，孜孜以求，方能得之。
4、作文要注意积累
曾国藩针对曾纪泽“乡试之文，太无词藻，几不能敷衍成篇”的缺点，指点说：“尔作时文，宜先讲词藻，欲求词藻富丽，不可不分类钞撮体面话头。”（咸丰九年五、四）并在列举历代文人借此成功的例子之后说：“昌黎之记事提要，纂言钩玄，亦系分类手钞小册也”。因之，曾国藩认为：分类手钞词藻，“此科名之要道，亦即学问之捷径也”。这里曾国藩把它作为“科名”的敲门砖，写八股文的要道，当然是不足取的。但认为是补救词藻太贫乏的“第一义”，是有道理的。至于认为“亦即学问之捷径”，确是经验之谈。
5、作文思路要宏开，行文要有气势。
思路和气势是曾国藩评论子女作文的常题。如“两人气象皆光昌，有发达之概，惟思路未开”。并指出，“作文以思路宏开为必发之品，意义层出不穷，宏开之谓也。”（同治五年八、三）他反复叮嘱子女“文字总贵气象峥嵘”、“尔当兼在气势上用功”（同治四年七、三），“总须将气势展得开，笔仗使得强，乃不至于束缚拘滞，愈紧愈呆”（同上），“行文为文章第一义”（同治元年八、四），等等。曾国藩常常将思路和气势联系在一起，是不无道理的。所谓思路宏开，就是“意义层出不穷”，这就要作者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浮想联翩，笔下才能恣肆汪洋，纵横千里，文章才能雄奇奔放，气势恢宏。
6、文章是“逼”出来的。
当湘乡举曾纪泽为纂修县志主编时，曾国藩认为其子“学未成就，文甚迟钝，不宜承认，然而不能全辞”，提出另请高明主编，曾纪泽为“协修”的主张。所以这样做，原因还有：“尔惮于作文。正可借此逼出几篇。”（同治五年六、十六）文章是逼出来的，不少人这样说，但原因何在？曾国藩作了这样的概括：“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这话十分深刻，它道出了客观环境、实际需要对人们的推动、促进作用。人“生于忧患”，“诗穷而后工”，大概源出于一理。曾国藩为此还从反面告诫子女：“生长富贵，但闻谀颂之言，不闻责督鄙笑之语，故文理浅陋而不自知，又处境太顺，无困横激发之时，本难期长进。”（同治六年二、二十五）
综上所述，曾国藩的作文见解可概括为八个字：多、摹、积、圆、脱、开、气、逼，实在颇为精到。
三、成功的教子艺术
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公”，其子可算是“正牌高官子弟”，然而他们不仅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反而成了清末著名的外交家和学者，这在封建社会里是很少见的。为什么会这样？曾国藩教子有方恐怕是主要原因之一。具体说来，他的教子艺术主要表现在下面这些方面。
1、重修德。表现在三方面：其一，先明志。曾国藩反复告诫子孙：“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咸丰六年九、二十九）“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可作官。”（咸丰十一年三、三）（当然，总观曾国藩全部家书，他对其子孙的前途的构想有两种：一是不求做官，但求做人。这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即孔子所谓“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的思想。其实是先做人，后做官，不是真的不做官，曾不是一再告诫子孙认真对待“科名”考试吗；二是继承和实现曾自己一心想搞学术研究的宿愿。）其二，去骄奢。曾国藩再三教谕：“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咸丰六年十一、五）“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土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富贵学气，则难望有成。”（同治元年五、二十七）其三，要有恒。曾国藩耻于自己作事治业“辄有始无终”，再三叮嘱子孙要有恒心：“所虑者第一怕无恒”（咸丰九年六、十四），“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同治元十四、四），要“从有恒二字痛下功夫”（同治四年七、十三），等等。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些都是非智力因素，但这是成材的必要前提。
2、立规矩。对子女一味责备、恨铁不成钢是不行的。“爱之以其道”，这“道”还包括必要的方法、措施。曾国藩则不断给子孙规定功课，且督责照办不误。如“每月作五课揣摩之文，作一课气势之文”（同治四年七、三），“每日习柳字百个，单日以生纸临之，双日以油纸摹之。临帖宜徐，摹帖宜疾”（同治五年一、十八），“每日习字一百，阅《通鉴》五叶，诵熟书一千字，三八日作一文一诗”（同上），“每月寄文六篇来营，断不可少”（同治五年五、二十五），等等。当然，曾国藩不一味加码，而注意“量”和“质”的适度，且留有余地。一次他说，“所规定的日课极简，每日不过两个时辰，即可完毕，而看，读、写、作四者俱全，余则听尔自为主张可也”。
3、论短长。“知子莫如父”，既要“知”得准确、及时，又要“论”得深刻、中肯。曾国藩论曾纪泽之短为：“尔之短处，在言语欠钝讷，举止欠端重，看书能深入而作文不能峥嵘”（同治元年四、四），如此论其短也知其长，一针见血，而极有分寸。论其长处为：“尔于小学训诂颇识古人源流，而文章又窥见汉魏六朝门径”（同治二年三、十四），褒扬具体，而不空泛。这种结合指导论其短长，信中颇多，恕不一一。
4、指门径。指门径，是教学中最重却又最难为的，因为这需要教师或家长本身的博学、涵养、胸怀、识力。只有胸有全局，才能居高临下，尽管三言两语，却能切中肯綮；只有识力高卓精审，才能抓住契机，指点得具体又及时。曾国藩家书中指点门径处，比比皆是。如在指导读韩公五言诗时说：“韩公五言诗本难领会，尔且先于怪奇可骇处、诙谐可笑处细心领会”，接着指出何处是“可骇处”，何处是“可笑处”，最后说：“尔从此等处用心，可以长才力，亦可添风趣。”（同治元年十二、十四）对两个儿子也注意因材施教：“泽儿天质聪颖，但嫌过于玲珑剔透，宜从浑字上用些功夫。鸿儿则从勤字上用些功夫。用工不拘苦，须探讨这些趣味出来。”（同治五年三、十四）
5、答疑难。曾国藩经常要子孙对所读的书质疑问碓，要他们在信中“放论而详问焉”，然后曾国藩复信时一一具体答复解疑。信中俯拾即是，限于篇幅，恕不举例。在答复时陈述恺切允当，具体深入，使问者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而且，答复之后还要子孙及时反馈。如一次信中这样说：“吾前一信答尔所问者三条……言之颇详，尔来禀何以并未提及？尔后凡接我教尔之信，宜条条禀复，不可疏略”（咸丰九年十、十四）。
6、评得失。曾国藩每提要求，必求落实，布置读写课务，必求汇报，要将诗、文、字，都回寄曾国藩。曾对子孙作业，书必圈点，文必详改，然后寄回，让子孙知得失，明方向。
7、慎荐师。曾国藩除自己以书信教授其子孙读书作文法之外，还常延师教授。他择师的标准是：善讲善诱有特长之明师。例如他向子孙推荐的李申夫：“最善讲述，据渠论及，不经半年，即可使听者欢欣鼓舞，机趣洋溢而不能自己”（同治五年一、二十四）。又如请吴元甲为师。吴元甲是吴汝纶之父，吴汝纶是其“一手所教成的”（同治四年一、二十四）又如因曾纪鸿之“文笔太平直”，便推荐“宋生香文笔圆熟，尽可从游”（同治五年五、二十五）。
曾国藩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其方其道都有其时代特点和阶级内容，我们不能生搬硬套。我们必须以今天的思想观点，来分析研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立足今天，借鉴昨天，发展明天：这是我们的根本指导思想。至于对曾国藩其人的全面评价，有待历史学家去做，非本文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