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杰出代表，长期以来我们对曾国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外交等外在事功上，而对于文学家的曾国藩研究不够。正如梁启超所谓曾国藩即使没有什么“事业”，仅就文章而言，亦可传入“文苑”，青史留名。

    一、少年情怀总是诗

    道光十四年（1834），曾国藩只有二十四岁，第一次参加湖南乡试，得中第三十六名举人，迈出了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春风得意的青年学子即于中举后的第二年进京会试，参加进士考试，向科举制度的最高峰迈进。二十五岁的曾国藩写下了《乙未岁暮杂感》，这几首诗可以看作是曾国藩早期诗歌的代表，“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言为心声”，曾国藩刚到京师，志存高远，有“气吞云梦”之势，“铲平君山”之志。虽然两次进士考试落第，但曾氏毫不气馁，他还年轻，远大的前程等着他。三年后，曾国藩再次进京，大考得中第三十八名进士，经过复试、殿试、朝考，曾国藩一路凯歌高奏，授翰林院庶吉士，而曾氏当时只有二十八岁，而一般人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一般都四五十岁了，即使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近代大思想家魏源年长曾氏十八岁，却迟曾氏两届得中进士。更为重要的是曾国藩可以不由“考卷误终身”，摆脱八股文的桎梏，去读自己想读的书，追求真正的学问。

    曾氏在这一时期写的诗，如《小池》、《寄弟》、《杂诗九首》、《秋怀诗五首》、《里胥》、《送吴荣楷之官浙江》、《题龙九诗》等，大都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气象峥嵘，风格劲峭，追求奇崛劲挺的审美效果。正如钱仲联先生所指出：“曾湘乡提倡黄山谷诗，其源发于姚惜抱。自姚惜抱喜为山谷诗，而曾湘乡祖其说，以诗学变一代之运，硬语盘空……诙诡中存兀傲之态。此得昌黎阳刚之美者。”早期的曾国藩，其诗歌创作主要在道光年间，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追求“傲兀不群”的阳刚之美，走的是宋诗一路，身受黄庭坚的影响。

    二、中年意气浑似酒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1852年曾国藩赴江西乡举差事时得母去世的噩耗，回家奔丧的途中长沙被围，太平军在南方大半个中国已形摧枯拉朽之势。曾国藩在家守母制不到半年便接到寄谕，令其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协同巡抚办理湖南团练、镇压农民反抗。曾国藩本来是想利用守丧期间静下来读读书，将以往的经验加以整理，使心得体会学术化，使自己无愧词臣。无奈天下之大，已经安不下一张书桌，把一介书生推到了你死我活的军事斗争的最前方。曾氏虽为三军统帅，手不释卷，不失读书人本色，但没有翰林院的清闲，遍兼五部侍郎的优雅。同前期的意气豪迈，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相比，进入中年的曾国藩，兼负苍生社稷，大清安危，他面临着棘手的现实政治、军事、经济复杂的人际关系，此时文章真正成了“经国之大业”，曾国藩更多关注古文理论的建设，创作了不少气吞万里如虎的阳刚之文，而诗歌则多抒发个人情怀之作，在诗风上渐渐改变了前期的阳刚之气，阴柔美学成分有所加重，在诗歌风格上突破了一味宗宋的局限，呈现多元化的格局。曾国藩前期的诗学观，我们可以从他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三月初五日给弟弟们的家书中略知一二：

    九弟诗大进，读之为之距跃三百，即和四章寄回。树堂、筠仙、意诚三君，皆各有和章。诗之为道，各人路径不同，难执一己之见以概论。吾前教四弟学袁简斋，以四弟性情与袁相近也。今观九弟笔情，则与元遗山相近。吾教诸弟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以汩没性灵，至要至要。吾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此外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此三家无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则用功浅矣。我之门径如此，诸弟或从我行，或别寻门径，随人性之所近而为之可耳。

    从曾氏早期学诗门径可以看出，他主要是推崇宋诗一派，而且主要是创作。咸丰以后曾国藩在诗歌方面主要着力于诗歌的抉择、鉴赏，对诗歌美学的发掘。如曾氏在咸丰初年选编《十八家诗钞》则在杜、韩、苏、黄、李之外，新增了曹植、阮籍、谢灵运、鲍照、谢、李白、王维、孟浩然、白居易、杜牧、陆游、元好问十三家，已经突破了宋诗派的疆域，向更广大的诗歌王国拓展，而且曾氏这时作诗、选诗、评诗主要出于个人的审美偏好与艺术修养，与诗教无关，主要是曾国藩残酷军事斗争的一种“调节”和业余“爱好”，正因如此，曾国藩中年诗作阴柔成分增多，成为这一时期诗歌风格的主导。

    与中年时期诗歌的创作与鉴赏相比，曾国藩在散文理论方面建树更大，在散文创作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在晚清文坛可谓自成一家，曾氏颇为自信，在当时和后世得到了很高评价。曾氏在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十三日湘军祁门大营被围，身家性命危在旦夕之际给其子曾纪泽、曾纪鸿的家书（相当于遗嘱）中仍念念不忘他的古文事业：“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起复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窭无知，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夫复何憾！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曾氏一生最恨大话空言，曾氏曾给自己一生事业的传人李鸿章传授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可见，曾氏对古文的自信，绝不是自吹自擂，正如他自己所说“用力颇深，探索颇苦”，尤其是“古文尤确有依据”。梁启超谓曾国藩即使没有什么“事业”，仅就文章而言，亦可传人“文苑”青史留名。民国文人徐一士兄弟对曾国藩很是推崇，称“国藩文章诚有绝诣，不仅为清一代之大文学家，亦千古有数之大文学家也”。他还把曾、胡、左三人加以对比，认为三人奏议各有所长，“均为清大手笔”，而“若以文字学根底论”，则以曾国藩“为独优”。

    那么曾国藩在古文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呢？1859正月，曾国藩依据自己的治学经验为后辈精选三十三位先贤，希望后辈通过他们建立起合理的学识根基。三十三位先贤，由其子曾纪泽画其像，曾氏做解说词。在论述这件事的《圣哲画像记》中写道：“然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可见早期的曾国藩继承了桐城派的古文观，而且推崇姚鼐的“阳刚”“阴柔”美学。“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二种。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类言之，论著类、辞赋类宜喷薄；序跋类宜吞吐；奏议类、哀祭类宜喷薄；诏令类、书牍类宜吞吐；传志类、叙记类宜喷薄；典志类、杂记类宜吞吐。其一类中微有区别者，如哀祭虽宜喷薄，而祭郊社祖则宜吞吐，诏令类虽宜吞吐，而檄文则宜喷薄；书牍类虽宜吞吐；而论事则宜喷薄。此外各类，皆可以是意推之。”从曾氏的这则日记中可以看出，曾氏不仅继承了姚鼐的文章分阳刚与阴柔两种风格，而且继承和发展了曹丕、陆机等中国传统的文章风格理论，而且把阳刚、阴柔这两种风格与具体的文体结合起来，指导文体写作，而且打破了骈散的限制，把这两种风格应用在应用文体的写作之中。

    曾氏在继承“阳刚”与“阴柔”这两种风格的同时，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把这两种风格又具体化为八种境界：“尝慕古文章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为文章，略得八类之一以副斯志。是夜，将此八言者各作十六字赞之，至次日辰刻作毕，附录如左：

    “雄：划然轩昂，尽弃常故，跌宕顿挫，扪之有芒。

    直：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川势如龙，转换远迹。

    怪：奇迹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

    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

    茹：众议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共晓。

    远：九天府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

    洁：冗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

    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

    曾国藩在把古方“阳刚“与”阴柔“两大风格具体为八类的同时，进一步对什么是真正的好文章进行追问与探索。他在同治四年（1865）六月初一日给其子纪泽纪鸿的家书中谆谆教导：

    尔写信太短，近日所看之书，及领略古人文字意趣，仅可自摅所见，随时质正。前所示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古人绝好文字，大约于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长。而所阅古文，何篇于何者为近？可放论而详问焉。

    曾国藩从“气、识、情、趣”四种境界来探讨古文的声势、度量、神韵、趣味，并认为古人的好文章，大致于这四条中必有一条，的确是见解不俗而且持论公允。曾氏在提出古文这四种境界之后，于同治四年（1865）六月十九日的家书中进一步提出了“古文四象”：

    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者，偶思邵子四象之说可以分配，兹录于别纸。尔试究之。

                             文章各得阴阳之美表

理气之成象者	文境各有所长	经书之可指者	百家之相近者	自抄分类古文	自抄十八家诗
太阳	气势	书之誓孟子	扬雄韩文	论著奏议	李韩
少阴	情韵	诗经	楚辞	词赋	少陵义山
少阳	趣味	左传	庄子韩文	传志	韩苏
太阴	识度	易十翼	史记序赞欧文	序跋	陶

    “古文四象”的提出，标志着曾国藩文章风格理论的成熟，将中国传统的阴阳二气和姚鼐的阳刚、阴柔文章风格理论和宋代理学家邵雍的太阳、少阴、少阳、太阴四象运用到文章学中，并与文章中的气势、情韵、趣味、识度四种文章境界相对应，而气势又有喷薄、跌宕之分，情韵有沉雄、凄恻之分，趣味有诙诡、闲适之分，识度有闳阔、含蓄之分。曾氏运用这一理论对中国两千多年文学和自己所编的古文集《经史百家杂钞》、《诗集》、《十八家诗钞》进行一一考量，选出经典作家、经典作品，正如曾门四学士之一吴汝纶《记〈古文四象〉后》所说：“自吾乡姚姬传氏以阴阳论文，至公而言益奇，剖析益精，于是有四象之说，又于四类中各析为二类，则由四而八焉。盖文变不可穷也如是。至乃聚二千年之作，一一称量而审之，以为某篇属太阳，某篇属太阴，此则前古未有，真天下瑰伟大观也。”笔者认为这段评语作为曾氏在文章学理论上的贡献实不为过，吴汝纶没有溢美之辞。

    曾氏虽然在文章学理论上提出了“古文四象”之说，认为文章有气势、情韵、趣味、识度四种境界，但曾国藩本人在其《书家》、《日记》、《诗文》中反复提出自己对阳刚之文的偏好，曾氏本人的确创作出气象峥嵘、大气磅礴的阳刚之文。曾氏在提出“古文四象”之说不久的同治四年（1865）七月初三日与纪泽纪鸿的家书中写道：

    然少年文字，总贵气象峥嵘，东坡所谓蓬蓬勃勃，如釜上气。古文如贾谊《治安策》、贾山《至言》、太史公《报任安书》、韩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论》、苏东坡《上神宗书》，时文如黄陶庵、吕晚村、袁简斋、曹寅谷，墨卷如《墨选观止》、《乡墨精锐》中所选两排三迭之文，皆有最盛之气势。尔当兼在气势上用功，无徒在揣摩上用功。大约偶句多，单句少，段落多，分股少，莫拘场屋之格式。短或三五百字，长或八九百字千余字，皆无不可。虽系《四书》题，或用后世之史事，或论目今之时务，亦无不可。总须将气势展得开，笔仗使得强，乃不至于束缚拘滞，愈紧愈呆。

    嗣后尔每月作五课揣摩之文，作一课气势之文。讲揣摩者送师阅改，讲气势者寄余阅改。四象表中，惟气势之属太阳者，最难能可贵。古来文人虽偏于彼三者，而无不在气势上痛下工夫。两儿均宜勉之，此嘱。

    曾氏这封家书，首先强调了“文贵气象峥嵘”，列举了文学史上的贾谊《治安策》、太史公《报任安书》、韩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论》、苏东坡《上神宗书》等，皆有最盛之气势。曾氏还从创作上指出文章要有气势，大约偶句多，单句少，段落多，分股少，不要拘泥于八股文的格式。其实对古文阳刚之气的偏好，曾氏早年就多次在《家书》、《日记》中有过表述，曾氏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七日与诸弟书中写道：

    六弟之信，乃一篇绝妙古文，排傲似昌黎，拗很似半山。予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愈拗愈深之意。故于太史公外，独取昌黎、半山两家。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论字亦然。每蓄此意而不轻谈。

    曾氏古文尚气势崇阳刚之风的特点，著名湘学研究者钱基博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史》里有过专门论述：“湘乡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而又据高位，自称私淑于桐城，而欲少矫其懦缓之失；故其持论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词，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彩炳焕而戛焉有声。”钱先生这段文字非常全面论述了曾氏古文阳刚文风形成的原因：

    第一，“雄直之气”这里“气”可以理解为曾氏个人的“气质”，“才气”。

    第二，“宏通之识”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从文章内容来理解。曾国藩将姚鼐“义理、考据、文章”之学发展为四门，“义理、辞章、经济、考据”，并与孔门四学相对应：

    有义理之学，有辞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辞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予于四者，略涉涯，天质鲁钝，万不能造其奥窈矣。情取其尤要者，而日日从事，庶以渐磨之久，而渐有所开。义理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四子书》，曰《近思录》。辞章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曾氏《读古文钞》与曾氏《读诗钞》二书，皆尚未篡集成轶，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考据之学，吾从事者四书焉。曰《易经》，曰《诗经》，曰《史记》，曰《汉书》，此十种者，要烂熟于心。凡读此书，皆附于此十书。如室有基而附之；如木有根而枝叶附之。如鸡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垤不见异而思迁。其斯为有本之学乎！

    曾国藩将“经济”之学引入文章内容之中，改变桐城古文空疏的毛病，使文章内容与现实政事相联系，改变了文人们空谈义理，或只以考证为业，沉溺于对字句词章的推敲等弊病，使文章内容与国计民生和国家生死存亡相联系，不同于抒写风花雪月，男女情怀之作，从而容易把文章做到气度恢弘，文势豪迈。实事求是讲，曾国藩不是提出“经济”之说的第一人，桐城三祖之一的刘大最先提出过“经济”之说，但刘氏一生穷困潦倒，虽文名崭露，但欲求升斗之禄都不可得，只靠教读入幕为生。而曾氏二十八岁即中进士，十年七迁，连跃十级，遍兼礼、兵、工、刑、吏五部侍郎，以吏部侍郎身份办团练，成为千军万马的军事统帅，掌握兵权，被封一等毅勇候、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出将入相，曾氏的这种身份与地位，他的“经济观”是一介穷儒的刘大所无法比拟的，正如曾氏所言，有识才有气度，这是从曾氏本人的见识方面来理解。

    三、老成之境，冲淡之见山高水长

    “盛极而衰”是不变的规律，虽然攻克天京之后曾国藩裁军撤勇，极尽“韬光养晦”之能事，但仍少不了朝廷的猜疑，权贵的嫉恨，尤其是“天津教案”事件把他从人生的巅峰抛向了地狱，声望跌到了最低点，由“中兴名臣”变成了“卖国贼”。加之中兴的无望，局势越来越坏，曾国藩和心腹幕僚赵烈文谈论清朝前程时，都感觉到清朝已到穷途末路，清朝的灭亡只是一个时间和方式问题。曾氏常想到此种结局，但求“速死”。一位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卫道者，却预感到他所寄托的体制的崩溃，其绝望之情非个中人所能想象。前程的绝望和现实的困境使曾国藩向文学寻找寄托，在诗文风格上曾氏表现明显不同于早年和中年的风格：

    夜读《故文•杂记类》，微若有所得者。柳子厚山水记，似有得于陶渊明冲淡之趣，文境最高，不易及。

    从这则日记可以看出此时的曾国藩文学趣味明显地偏于冲淡一路，而且眼界颇高，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气宕神远，那颗受伤的心灵在大自然中得到放松和抚慰，从而获得“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境界；陶渊明诗歌的冲淡之味非人力所为，是回归自然之后的本真，“真与淳”的境界是自然之子的情怀。柳宗元的山水游记、陶渊明的田园诗歌是中国文学史冲淡风格的代表作。

    晚年的曾国藩对冲淡风格的欣赏和偏爱甚至超过了他戎马倥偬十几年血雨腥风中换来了的“盖世功业”。曾氏在同治六年（1867）三月二二日给其子纪泽的家书中写道：

    尔七律十五首圆适深稳，步趋义山，而劲气倔强处颇以山谷。尔于情韵、趣味二种，皆由天分中得之。凡诗文趣味约有二种：一曰诙诡之趣，一曰闲适之趣。诙诡之趣，惟庄、柳之文，苏、黄之诗。韩公诗文，皆极诙诡，此外实不多见。闲适之趣，文惟柳子厚游记近之，诗则韦、孟、白傅均极闲适。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尔胸怀颇雅淡，试将此三人之诗研究一番，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耳。

    曾氏认为陶渊明五言古诗、杜甫五言律诗、陆游的七言绝句这三位诗人高雅淡泊的胸怀即使是称孤称王也换不来。这既是曾氏晚年对冲淡之风喜爱的写照，也是曾氏对诗境文境的追求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通过历时性角度对曾国藩青年、中年、晚年文学风格的探讨，发现曾国藩阳刚文风一以贯之，具有稳定同一性，同时又具有开放动态的多样性，具体说来有如下特征：

    1.古文崇尚阳刚。

    2.诗歌是阳刚与冲淡兼有，具体而言早期诗歌重阳刚，中期和晚期诗歌主冲淡。

    总之，曾国藩文学风格是同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