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话语中的军阀，是指采用非法途径干预国家政权的军事集团。从中国文化语境来看，中国自古便存在军阀现象。魏晋时期的豪强割据、唐末的藩镇割据，为“中国史上吻合于军阀之名的现象。”对于“军阀”现象的批判始于20世纪初期，具有鲜明的现代语韵意识，映射了现代初期的军政关系表象，揭示了现代军事集团干预国家政治的政治根源。从军阀制度的视角来研究曾国藩创建湘军对于近代军阀制度的影响，既满足了诠释近代军阀制度雏形的需要，又从历史纵横的角度找到了近代军事历史变迁的文化用语与深刻内涵，有助于对曾国藩创建湘军对于近代军阀制度的影响作一番事理性分析，而不仅仅囿于缺乏事理分析的事实性判断。
曾国藩创建湘军对于近代军阀制度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已有的研究大多只是对湘军兵制的制度特性进行了分析，却未能解释这一组织制度本身及其后来的衍化者对于自身的离散性和对国家政治权威的侵蚀的制度根源。执其一端的论述方式显然难以全面、深刻、辩证地解剖这一近代重大兵制改革。本文立足于历史文本的解读，跳出了或褒即贬的二极言说方式，试图从湘军的组织原则、组织方式和组织中枢三个方面论证湘军兵制聚合性与离散性并存的组织特性，揭示近代军阀制度产生的制度诱因。
一 私谊至上：湘军的组织原则
湘军与历史上传统的军阀集团不同，主要以封建性的关系为纽带，通行私谊至上的原则。曾国藩利用师缘、地缘和乡缘等关系，组织了一支“以忠义之气为主”的湘军组织。
早期的湘军全都是湖南人，即使日后出省作战，也大多以湖南人为主。一遇招募，即回原籍招募。曾国藩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有此乡缘，作战时自能患难相顾。而曾国荃“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罗尔纲先生认为，湘军效仿戚家军的招募制度，要求在家乡的偏僻山村招募那些朴实有士气的青壮年农民，凡油头滑面、有市井和衙门气的一概不用。其理由是：“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气，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士兵应招时，每人都要取具保结，注明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姓名以及本人的指纹。其招募的办法主要有三：一是统兵亲自招募，不假手他人；二是严定选兵标准；三是必在湖南原籍招募。凡统帅欲建军，拣统领数员，“营官由统领挑选，哨牟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牟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枝，生叶，皆一气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由于勇营是私人招募来的，凡勇皆服原募之人。所以一旦将领战死疆场或被开除，就必须先把原先的旧营遣散，然后由新的将领再行招募。湘军的这一组织特点改变了绿营“将与兵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妨，败不相救”的弊端。这种封建性宗法关系对于湘军体系及其战斗力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湖南勇丁所以稍稍可用者，原于未募之初，先择管带，令其各就原籍选募，取具保结而后成军。成军以后，严加训练，层层控制。该勇丁均系土著生长之人，有家室妻子之恋，故在营则什长、百长、营官、将领而得治之；遣散归籍，则知县、团总、户长得而察之，遇有私逃，则营官、将领禀知本省，得按籍捕之。
就师缘而言，湘军重要人物都与曾国藩有师生关系，或自谦以名生份侍之。曾国藩对于这样的学生也是极力严格要求，以增强湘系集团的团结和稳固。罗泽南部下的李续宜、李续宾、王鑫、蒋益澧、刘腾鸿都是罗泽南的学生。李鸿章和彭玉麟本与曾国藩无师生名分也以曾国藩门生自居，执子弟礼甚恭。湘军集团重要成员之间更是以联姻为纽带，如胡林翼与罗泽南是亲家，罗又与曾国藩是亲家，而曾国藩与郭嵩焘、李续宜、李元度都是亲家。这些封建性的关系纽带使湘系集团的重要成员之间在政治上遥相呼应，互为犄角，使湘军整体上表现出兼具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色彩的组织。这种政治上同声共气的利益格局与政治心理，容易使湘军集团形成共进退的战略步骤与选择，但也容易产生这样这样一种不可控的局面：一旦某些诱因的作用，容易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事实上，湘系集团在维护曾国藩的统帅地位上和维护湘军的大局上是一致的，形成了左右晚清政局的政治利益共同体。虽然湘军内部偶尔存在交恶或分裂的倾向，但湘系集团成员在维系湘系集团的共同利益上往往能形成默契，形成与晚清朝廷政治博弈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朝廷皇权政治的权威性。如胡林翼抚鄂期间，胡林翼对于并无权能名分的曾国藩奉事唯谨，极力护持。及至曾国藩授两江总督，胡林翼说：涤帅现握督符，兼管地方，必可成功也。并在支撑湘系和援吴之策上，供其驱遣。早在湘军作战初期，左宗棠对曾国藩虽语多讥讽，素有隔膜。但曾国藩毕竟是湘军的统帅，在左宗棠看来，曾国藩或许才具颇欠开展，但其地位不可替代，因此左宗棠为曾国藩及其湘军出谋略，筹军饷不遗余力。樊案后，曾国藩针对咸丰帝垂询左宗棠可否调曾营任使一事，曾国藩移步换形并极力推荐左宗棠：“查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简用藩皋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这种辞令直接为左宗棠谋官谋权，为湘系集团势力的扩张打下基础。后来，适逢朝廷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曾国藩抓住时机奏请左宗棠统辖浙江军务和简用左宗棠为浙江巡抚。这种论点鲜明体现了湘系集团内部成员之间同声共气的政治特性。
曾国藩尝言：“盖楚军向来和衷之道，重在函商，不重在奏请也。”曾国藩的这种单纯维系湘军内部利益关系的做法显然与朝廷的政治利益是不相符的。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北上“勤王”的多次军事行动中，曾国藩多次抗拒朝廷命令的做法虽说是曾国藩谨慎所致，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昭示了曾国藩囿于湘军体系内部政治利益的基本考虑，显示出政治上的离心倾向，以至后来公开向朝廷保荐湘系集团重要成员出任地方督抚大员，湘军遣调大多由湘系重要成员来决定，朝廷命令往往成为虚设和一纸空文。建立在乡缘、地缘和师缘等封建纽带上的湘军组织具有鲜明的封建性、宗法性和封闭性，对于八旗和绿营而言，这种组织原则在加强湘军内聚力的同时，为内部的野心者走上分裂道路制造了土壤，形成了与中央政治权威博弈的分裂态势。
二 兵为将有：湘军的组织方式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蓬勃发展暴露出八旗、绿营的腐败，曾国藩认为：“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继而仿照戚继光“束伍成法”，对绿营兵制进行改造：“初立三百六十人为一营，已而改五百人为一营，营分四哨，哨官四人。统以营官，自两营迄十营数十营，视才之大小设统领焉，通领径隶大帅。”湘军的这种编制体系，使各营彼此独立，互不相属。湘军实行的“募兵制”与朝廷的经制兵制不同，实行的是“将必亲选，士必亲募”的募兵制，仿效戚继光之成法，而具有三条规定：第一，统兵必亲自招募，不假手他人；第二，严定选兵标准；第三，必在湖南原籍招募，取具保结。在募勇方面，尤其强调招募那些健壮、朴实、憨厚的山乡农民，凡沾有绿营习气的卒牟一概拒绝，也不要那些在集镇、码头油滑之徒，更不要那些在衙门当过差役的书役、胥吏之类；在选将方面，一要才堪治民，二要不怕死，三要不急名利，四要能耐劳苦。从湘军的内部组织制度来看，各级将帅总是由上一级军官挑选，如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则由什长挑选，形成了所谓“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的团队精神。这种以封建宗法关系为纽带的自上而下的个人私属关系，造成了湘军的私属性质。王定安在《湘军记》里曾进行过详尽的描述：
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连。牟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或帅欲更易统领，则并其全军撤之，而另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
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这样描述：
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
所以，在湘军的这种组织方式下，“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枝叶，皆一气贯通。”而这种招募制容易使“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受其么惠。”湘军的这种组织制度是晚清30年间军事制度的主要形式，对于后期的淮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淮军的体制大体上承袭了湘军制度，罗尔纲有言：“淮军之于湘军，好似儿子之与母亲。”平定太平天国后，晚清朝廷着意整顿绿营，在继续沿袭绿营体制无效后不得不承袭湘军体制。曾国藩后来在直隶练军的章程也为各省效仿；此外，建立在各省勇营基础上的“防军”也大都照搬了湘军体制。罗尔纲先生对此有过总结性评价：“有清一代的军制，咸丰前是绿营制度的时代，咸、同以至光绪甲午为湘军制度的时代，甲午站后为兴练新式陆军的时代，而论其转变，则以湘军为枢纽。”湘军的组织方式是一反绿营军制的上下统属关系，变成了以各级将领为中心的私属军队。这种“牟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的私人隶属性具有多层次性，没有统属关系的两个层次之间不得相互染指。但湘军的这种组织特性与清王朝高度集权的政权体制是相违背的，注定了湘军体系内部、湘军体系与朝廷之间往往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容易走向冲突和分裂的边缘。从其与朝廷的关系来看，这种私属性“代表着一种非正规的组织形式的出现，它隐隐地含有对清帝国权力的高度颠覆性。”这种态势也使得曾国藩领导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与朝廷的权力和组织冲突若隐若现，使清朝廷权力体系出现了“外重内轻”的格局。事实上，早在曾国藩训练湘军起，大学士祁澡就告诫过咸丰帝：曾国藩闾里匹夫“一呼百应”，“恐非国家之福”，咸丰帝不得不收回授里曾国藩湖北巡抚的任命，而在此后利用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总是使曾国藩“客位虚悬”，不授予地方实权，及至江南大营被太平天国攻破后才不得不倚重曾国藩并命其节制四省军务。湘军攻下南京后闹出的“劝进”虽难以找到历史文本证据，但这种功高震主后与朝廷摊牌的政治挣扎也是合乎历史逻辑推理的。
从湘军的内部关系来看，正是因为湘军兵制中“兵为将有”的制度安排，湘军内部将领容易走上背离主帅的道路，抑或形成内部的分歧，削弱湘军内部的凝聚力。这种状况本身就是湘军体制蕴涵的一大变数。湘军初期，王鑫因与曾国藩发生了一些意见分歧，与曾国藩的关系渐行疏远，导致老湘营与湘军历史上的的第一次分裂。但湘军的这种组织体制赋予了将领极大的权力，老湘营的分裂使得曾国藩本人也对这种组织体制的隐患有所知觉，担心“一将不受节制，则他将相仿，又成离心离德之象。”事实上，湘军内部的宗派属性确实容易滋长并形成人心的离散性。湘军原本就是通过宗法关系建立起来的，随着湘军规模的扩大，湘军内部的离散性也呈显性发展状态。曾国藩最早认识到这一点：“此前湘军如罗玉山、王璞山、李希、杨厚庵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以及胡骆等脚下盘桓。”李元度因遭到曾国藩的弹劾转而投靠了浙江巡抚王有龄，造成了湘军历史上的第二次分裂。这种离散性在曾国藩与左宗棠分道扬镳各成一军以及李鸿章建造淮军这一异己力量后得到了鲜明的例证。
中国传统的政治集权社会的秩序表面上看是依靠自上而下的权力干预，实则是依托传统的士绅阶层的非正式权威来进行的，其中封建式宗法关系对于维系传统政治统治秩序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湘军内部的封建宗法关系和私属性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政治特点。这一特点一旦与地方的财政、政权相结合，容易滋长成为独立于中央政治权威体系之外的体制外分散力量，从根本上否定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系。从本质上看，湘军的这一组织体系及其制度设计并不是一种制度革新，充其量只是对传统秩序和组织体系的一种调适和替代，其中的宗法性和私属性等历史沉渣和落后因素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和“显现”。后期的淮军和袁世凯的北洋新军都显示了离散性组织体系对于中央集权及其本身的瓦解作用，造成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危机。曾国藩创建湘军本身旨在维护和巩固专制主义集权体制，却在历史的“不经意中”对自身及其专制制度进行了否定。
三 湘军幕府：湘军的组织中枢
幕府渊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与中央集权形成此消彼长之势，到汉代形成了军队将帅和文职官员罗致文人谋士的幕府。后来，随着历代中央集权体制和科举制度的最终形成，幕府制度开始萎缩。明末清初时期的幕府制度开始再度兴盛，但太平天国运动给清政府造成的政治危机使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本不相交错但相互补充的幕府制与官僚制形成了双轨并行而幕府制渐次取代官僚制，出现了新生的幕府官僚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以督抚权力为中心的幕府制度是新旧行政体制转换的过渡形态。在晚清王朝不得不倚重湘军来镇压太平天国的政治格局下，军权、财权、行政和人事权悉数落入湘军手中，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权力格局，使得地方督抚以体制外的约束方式附和朝廷的政令。尽管薛福成在1875年的《应招陈言疏》中提出过：“可否略仿汉、唐、宋遗法，仰承世宗鼓励人材之盛心，准令各督抚奏辟幕僚。自京外官以至布衣，如有才守出群者，许即专疏保荐。视其本职，计资论俸，一体升转，无职者量加录用。”但湘军幕府却难以纳入王朝的官僚体系，形成了与体制内的官僚体系并行不悖的体制外空间。从传统的幕府制度来看，幕府人员不纳入国家行政机构体系，属于体制外的社会力量。但雍正期间，清王朝却正式承认了地方督抚幕府的合法性。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皇帝昭谕吏部：“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矣。但幕宾贤否不等，每有不肖之徒，沟通内外，肆行作弊。……嗣后督抚所延幕宾，须择历练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将姓名具题。如效力有年，果称厥职，行文咨部议叙，授之职位，以示砥砺。”
湘军的崛起改变了晚清的政治结构。满清政权入关以后，对汉族官员防范甚严，朝廷的职官设置中都明确规定了满、汉及其他民族的具体人数和份额。咸丰前，清用人权都集中于中央，三品以上文武官员由军机处开列名单，呈请皇帝审定，三品以下则由皇帝、吏部和督抚分掌，缺额各有定数。即使地方衙门自行延请幕僚，也有属员不准为幕和停止幕宾议叙的禁例。清政府准允湘军幕僚出任地方官吏自然有其“言不由衷”，但时势所逼，实属万不得以。咸丰十一年，潘祖荫上疏曰：
多事之秋，用人尤亟。……臣愚谓令在廷大小诸臣，各抒己见，各举所知，广开言路，毋拘常例，果有学识超群，名实兼副者，破格录用。
曾国藩借此机遇大力举荐湘系集团重要幕僚。如杭州再陷，公举左宗棠，付以浙江。苏州之陷，贼逼上海，官绅来乞师，公举幕僚李公鸿章，付以江苏事。这样，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湘军幕府任务纷纷出任地方督抚，所谓“中兴将帅以出生而致彻侯，以走卒而膺专阃。”太平天国灭亡之后，布衣幕僚以积功、积劳授有职衔，而奏调之员也大多难归其位。在洋务运动中，地方督抚借口新政，调属员入幕府，官幕交相轮转，黜陟日渐操于督抚之手。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经常利用保举的机会大肆举荐湘系将领，如左宗棠为闽浙总督，郭崧焘为广东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唐训方为安徽巡抚，刘蓉为陕西巡抚等。一时“名门大吏，半出其门”，蔚为景观。这样形成了湘军大帅自荐人才，而在政治上互相呼应的局面。在湘军裁撤后，尽管湘军的势力遭到了削弱，但湘系势力更是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在发挥作用，左右朝廷政治大局。
传统的幕府功能单一，或军政，或民事。在传统体制看来，幕府的幕僚只是一种用来糊口的职业，一般不能通过幕主的举荐而进入官场。到了晚清，曾国藩建立的幕府成为了幕僚的进身之阶，成为了天下一时之最。曾国藩幕府的幕僚大多被破格提升，升迁之快，世所罕见。如李鸿章和沈葆桢由四品道员直升为二品巡抚，郭嵩焘和李翰章都是在二年之内连升三级，位至巡抚。至1872年，出自曾国藩幕府而位至三品以上者即有22人，位至督抚者11人，官至道、府、州、县者更是不胜枚举。其中，幕僚经举荐出任地方实缺官职后，其人的政治、军事等活动仍然与幕主保持一致，供其驱使。如郭嵩焘在1863年出任广东巡抚，其主要任务就是为曾国藩的湘军筹集军饷。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官吏如按察使、布政使等本已有地方实缺官职，不属于地方督抚的属员，但因为湘军扩张权力的需要，曾国藩也通过奏调方式使朝廷允准地方大吏入幕，襄办军务，体现出湘军幕府干预地方行政且把地方大员纳入自身体系的体制外力量的增长。因此，湘军幕府中很多人身份模糊，亦官亦幕，巩固了地方督抚即幕主的权力和政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朝廷的政治权威。在这个意义上说，湘军幕府为晚清政权的重要基础，却又开削夺中央专制权力之先河，带来了地方势力派的滋长，造成了晚清更深重的政治危机。所以，湘军的地方势力派的生长是以湘军幕府为其组织依据的，即便湘军大部被裁撤后，湘军幕府所蕴涵的政治能量不减反增。时人有言为证：
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
湘军幕府作为一种制度，被湘系其他重要幕僚所延继和发展，晚清诸多重臣相继仿效而不断扩张个人的权力和政治空间。后期的淮军幕府规制也大多仿效湘军幕府。淮军幕府人员不尽为私人宾席，可随时因功奏保升陟，授以实缺，其薪水虽非官俸，大半由所属局或军营供给。晚清重臣张之洞与湘军渊源不深，但其幕府深受湘军幕府的影响，正是依靠其幕府力量来操纵政局。这些幕府正式继承了湘军幕府的特点，利用幕府来编织权力网络，组织核心集团，左右朝廷政局。康有为曾经对此进行过简单概述：
一兵、一卒、一晌、一糈，朝廷皆拱手而得之督抚。
从另一方面来看，曾国藩作为这湘军幕府的领袖并不具备普遍的法定权威意义，仅仅是依靠其道德名望而取得了对湘系集团的控制，但这种控制并不是非常严密的。一则其地位有时候并不居于湘军之首，二则内部幕僚一旦发生分裂，也只能停留在“诚”和“礼”的管责之中，缺乏严密的制度管制与约束，容易形成“多头并列”的局面。湘军内部的几次分裂固然与湘系成员之间的性格冲突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湘军内部的精神纽带过于松散与脆弱，湘军领袖的地位更多的来自于领袖的名望和封建宗法关系，湘军内部缺乏系统的组织制度约束。事实上，湘军幕府权力的扩张是在一个特殊历史情境下的产物。当曾国藩领导的湘系势力崛起并获得了对地方的军、政、财和人事权的控制后，中央皇权已受到了严重削弱。自湘系集团重要人物胡林翼署湖北巡抚而突破清朝督抚不以武官开列的旧制以来，至同治年间，地方大吏“几尽为湘淮军人物所占据”，出现了“典兵为地方疆吏当然之事，且有随意编练军队之权”。即便湘军裁撤后，湘军做为一股政治力量已经渗透到国家政权的主要枢纽机构，时人多有记载：
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领帅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亦两百余年中所未见。
湘军则南止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及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
光绪宣统年间，清政府想收回地方督抚的部分权限时就受到了地方督抚的联合反对，满汉矛盾再度加深，造成了辛亥革命时清王朝的土崩瓦解，根源在于“根本颠扑”，“抽心一烂”。
曾国藩创建湘军并没有形成割据地方和挟持皇权的军阀集团，一定程度上与湘军统帅及其政治抱负有关。湘军“澄清天下”和的政治取向使得这一集团更是以一种政治集团而存在，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系势力还是自觉地把自身的行为选择纳入了清朝廷的政治轨道，没有演变成为离心的军事集团，极力维护和修复清朝廷的政治秩序。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创建湘系集团虽在主观上化解了朝廷暂时的政治危机，却在客观上为清王朝的覆灭创制了军阀制度诱因。作为湘系重要成员的赵烈文和王闿运等都对湘军体制及其幕府潜藏的端倪进行了中肯的分析。赵烈文就曾经指出：“师事成矣，而风气则大辟蹊径。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洲无主，人自为政”，“剖分之象盖已滥觞。”对于曾国藩自裁湘军以消除朝廷疑虑时，赵烈文也指出：“师进退大计，所关非浅。”王闿运在同治九年的日记中记道：“观其将富兵横……恐中原复有五季之势，为之泉突。余去年过湘乡县城，如行芒剌，知乱不久矣。”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兵制不但对于淮军、练军提供了制度模式，而且为后来的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埋下了祸根。在罗尔纲先生看来，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推源这几十年来的祸乱，实以湘军制度使兵为将有以种其基，其将帅得据督抚的地位，以行其权势而促其成。故祸乱虽不见于湘军盛时，而其祸源则实由于其制度所造成，固昭昭俱在，班班可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