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作为儒家最后一位集大成者，他将传统儒学思想贯穿于治家之中，教导兄弟子侄。他的治家思想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内涵。

    一、仁爱胸怀

    “仁”是儒家文化根本范畴，《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在孔子看来，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在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情感，它不仅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而且还是处理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准绳。”所以儒家文化的“仁”解决的是怎样和谐处理“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人来到世间，第一个要处理的关系就是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曾国藩非常重视“孝友”，这是对儒家“仁”文化的继承。他认为孝友是家庭生命力所在，孝友则家兴，他在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家书《字谕纪泽儿》中说：“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甚者，曾国藩的仁爱原则不仅是对父母兄弟，他还“爱”家庭以外的戚族及朋友，甚至对军中将卒皆是如此，《清史稿•曾国藩传》：“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曾国藩把能否孝敬父母作为人立身处世的最基本要求，他在《送陈岱之出守吉安序》中写到：“父母者，育我；天者，先父母而生我；君者，后天而成我者也。有不忍忘本于父母者，而后爱身以及子姓；有不忍忘本于天者，而后爱吾君以及人民庶物，故入而供弟子之职，出而力王家，勤民事，非直好为观美，内有所激发，不得己而为之者也。”

    在这里曾国藩的所谓“入而供弟子之职，出而力王家，勤民事”正是儒家“仁”为人之根本的表达。《论语•学而第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仁之本与”。所以曾国藩认为孝悌是“仁”第一步，由此扩充开来的目标是以“仁”“力王家，勤民事”。这从曾国藩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与弟书》中可以看得很明白：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而且，曾国藩还把以“仁”“力王家，勤民事”推进到德化他人，使社会达到至善。《大学》开宗明义就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就明确提出了人的修养的三个层次：首先是“明明德”，修养个人应有的品德；进而是“亲民”，即在前一层次的修养基础上，弃旧图新，去恶从善，使自己成为一个能引导民众自新的人；最高层次是“止于至善”，达到德的极致，实现人生和社会的“尽善尽美”的道德境界，所以说儒家文化中的人生修养，不仅是使自己明白做人的道理，还在于修炼自己，同时还要以自己高尚的道德推广影响德化他人，使得人人都有良好的修养，使社会至善至美。曾国藩在《与弟书》中认为，读书人就应该按照“大学”的精神去做：

    “《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人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卒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论语•里仁第四》：“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何谓忠恕？张晔、秦华伟指出：“所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曾国藩从“孝友”而“力王家，勤民事”而“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反映了他对儒家“忠恕”仁爱文化的继承，体现出“博爱”的胸怀。

    二、中庸之道

    做任事情都有一定的标准，做事达不到这个标准或超过这个标准都得不到预期的结果。《论语•先进》：“过犹不及”。既然过分和不足都是不好的，那么怎样才是好的呢，孔子提出“中庸”，《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什么是“中庸”？这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范畴之一，“中”即适中，既不不够，也不过分。“庸”有的解释为“用”，“中庸”就是“用中”。有的学者赞同程朱的解释：“‘庸，朱注，平常也。’程子曰：‘不易之谓庸’，‘庸者，天下之定理’。……为什么‘平常’就是不能改变的‘天下之定理？’陈淳《北溪字义》说：‘凡日用间人所常行而不可废者，便是正常道理。惟平常，故万古常行而不可废’。”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理出朱子、程子对孔子“庸”的理解：那就是人们的行为应该尽量接近平常，“庸”是跟“炫烂”相比较而言的，一般的人都追求炫烂，所以孔子认为中庸是最高的仁德，人们已很少去追求了。曾国藩显然理解孔子的中庸之道，体现在治家中，他时刻教训兄弟子侄不去追求“显赫”、“豪华”，对兄弟封侯惴惴不安，对子侄的骄态和不俭朴更是直言不讳。他宁愿欠账，也要周济戚族朋友，以“求阙”；他权绾四省，却常常想着去官归乡等等都体现了他的中庸思想，正如他在《悔吝》一文中认为：

    “吉凶悔吝，四者相为循环。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为吉。过是，责为吝矣。天道忌满，鬼神害盈；日中则仄，月盈则亏。”

    “即尽善之举，盛德之事，稍过，则吝随之。余官京师，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阙斋’，恐以满盈致吝也。”

    他认为人世间的贫富无常，家运亦无常，深知贫富、盛衰的辩证关系，所以他总是要求家人保持平常的耕读家风，这样“富不享尽”，“势不多使”，则“自然悠久矣”。他的这种“平常”的治安思想是对儒家中庸思想的继承和运用。

    三、自强精神

    在传统儒家文化中，有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朱熹解释说：“天行甚健，故君子法之以自强不息；地势至顺，故君子体之以厚德载物。”孔子把自强不息的精神作为判断君子的基本要素之一，说：“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则君子也。”曾国藩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自强精神，并将它发扬光大，将此视为自立之基，他在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家书《与沅、季弟左右》中说：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

    因此，曾国藩提出，“强毅之气，决不可无”，又说“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曾国藩认为他们兄弟之所以能够有成就，是因为“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他希望他兄弟“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曾国藩正是用这种自强奋发的精神，教育兄弟子侄成就事业。同治五年，曾国荃兵败失地，常发牢骚，曾国藩就批评他“不似好汉声口”，嘱他“惟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曾国藩的这种“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志气正是传统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所在。他后辈子侄不靠他的钱财和庇荫升官发财，而是靠他的这种精神而在不同的领域成就了各自事业。

    总之，曾国藩治家思想反映了他对儒家文化的继承，他教导兄弟子侄以仁爱胸怀立“君子之志”，视“明德”，“新民”为分内事，以中庸为居家之道，平常对待富贵、权势，以自强精神为成事之基。曾国藩之后，其家族人才辈出，在社会各领域作出贡献，折射出曾国藩治家思想的科学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