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父李燮和，字柱中，号代均，1873年11月16日（清同治十二年九月廿七日）出生于湖南安化县蓝田镇光明山（今属湖南省涟源市）一个茶商家庭。
早年，他和先叔李云龙在家乡从师读书，接受传统教育。他自幼聪慧，为人正直，好学深思。老师为他讲解《论语》“夷狄之有君”一节时，引用当今皇帝作比喻，他问道：“为什么要夷狄人来统治我中国？”弱冠后，读王船山遗书，更慨然有亡国之痛。有为言革命者，虽心醉其说，究竟未知要领，读书依然如故。因为受过儒学的熏陶，他思想上仍然向往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1898年夏，先父与先叔同赴省垣应童子试。此时，维新运动正在全国兴起，湖南得风气之先，更是盛极一时。先父在长沙所见所闻，心情振奋，耳目为之一新。然而，就在两人考取秀才不久，清廷发动戊戌政变，维新运动宣告失败，谭嗣同等六人惨遭杀害，使他极为痛心。这年冬天，他决定独留长沙，投入刘凤苞太史门下以求深造。刘太史名声很大，但墨守陈规，敌视新学，先父在其后一年多的学习中，学问上进展很少，思想上格格不入，不免大失所望。1900年春，他写信要先叔重来长沙，共同求学于求实书院。
当时，求实书院是湖南的一所高等学府，戊戌政变后由原时务学堂改办而成。在清廷的干预下，学校的人事和课程等方面有所更易，但求新求实的宗旨与学风基本未变。先父在校学习三年，研习经史，兼学社会、自然科学及日语。不仅知识领域大为扩展，民族意识与民主思想更加深入脑海。特别他在校学习三年期间里，国内连续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义和团运动的被镇压；二是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的失败；三是八国联军的入侵和《辛丑和约》的签订。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他更深深地认识到民族危机的深重和满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从而促使他更坚定地要投身到反清爱国的革命斗争去。
在长沙期间，先父又结识了黄兴、蔡锷、刘揆一、禹之谟、谭人凤等革命党人，经常和他们交往。
1903年，先父与先叔在求实书院修业期满。先叔考取官费东渡留学日本，进陆军士官学校。先父应聘去宝庆中学堂担任教习。在平日教学中，他既向学生传授文化科学知识，更注意向学生灌输反清民主革命思想。在这期间，他与当地会党和革命人士保持联系，进行革命活动。1904年夏，他在宝庆创立黄汉会。“黄者黄帝，汉者汉人；欲以此苏国魂而振汉声，祖黄帝而耀先烈”。寓意反清革命。黄汉会初立时，仅有先父、先叔（成立时，他虽未出席，但他原先早已决定愿意参加这个反清革命组织）和陈天华、姚宏业、陈方度等6人；由于得到各地会党的支持，组织发展迅速，成员遍及三湘，赣西以及长江中下游各地。同年8月，先父应黄兴之邀，参加华兴会，并共同策划甲辰长沙起义工作。他原计划届时与谭人凤、李洞天、唐镜三等人在宝庆发难，作为响应，旋因长沙起义过早失败而不果。
1905年2月，湘中形势有些变化，先父应党人刘纲领之约，与唐镜三等人进入隆回，再次发难，不料事机失密，为清军所乘，义军死者百余人，刘氏夫妇俱战死。先父幸免于难。但在湘中已难立足，遂应聘去酃县中学堂任教习，借教书为掩护，与当地会党联系，发展黄汉会组织。但酃县僻处湘东一偶，交通通信极不方便；时日稍久，先父与外界几乎完全失去联系。1906年上半年湘中风波暂告平息。先父应党人要求重返长沙；在驻省安化中学堂担任教习，并主持黄汉会各项工作。6月，他正准备率领黄汉会党人在长沙发动一次武装起义，不意被湖南巡抚庞鸿书侦悉，密令张鹤龄捉捕。时张为游学预备科监督，新化罗仪陆副之。张思想开明，罗与先父有旧谊，二人有意维护，先父得以先期赴避上海。他在沪遇见浙人陶成章，相与谈天下国事，十分投契，并经陶介绍参加光复会。由于此时清廷侦骑四出，上海不能久留，为安全计，先父便东渡日本，暂入东京警官学校学习。其后，他在东京曾多次与孙中山、黄兴等人晤谈，并由黄兴介绍参加同盟会。从此先父也成为光复会与同盟会的重要骨干。
先父去日本后，国内黄汉会党人仍在进行各项革命活动。1906年冬，他们联络党人和会党在湘、赣间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初时声势浩大，朝野震惊，清廷急令湘、赣、鄂、苏四省派兵围攻，先父与一些留日党人纷纷回国，准备参加起义的战斗。但此时湘、赣间的起义军在清军重重包围下，弹尽粮绝，已经完全失败。先父极为悲痛，产生一种与虏拼命的想法；他深夜潜入南京城内，企图刺杀两江总督端方，因戒备甚严，未能得手，乃间道走回上海。而端方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皆悬巨赏欲得先父，清吏追捕益急，先父便出走香港，欲会晤黄兴共商对策，适黄兴已去东京，先父在港羁留两月，不及会晤，因此接受留港办报党人冯自由的建议，暂去南洋，徐图再举。
（二）
1907年春，先父开始有南洋之行。他在新加坡、缅甸和爪哇等地作短期考察。其间，曾一度在爪哇三宝垅中华学校任教。后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应爪哇邦加岛华侨曾连庆、李天麟之邀前往该岛从事华侨教育工作。当时，爪哇是南洋最富裕的地区，全境有华侨逾百万人，其中邦加岛上有华侨十多万人，占全岛人口的70％左右，是爪哇地区华侨聚居最集中的地方。该岛盛产锡、胡椒和橡胶，锡的产量更居世界的前列。全岛有槟港、烈港、勿里洋、文岛、楠榜、高木、沙横、昔兰八个重要城镇。槟港为其首府。它远离荷兰殖民中心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水陆交通发达，与祖国往来便利，有利于进行革命活动。以后，先父在槟港居住最久，也是侨居此地最早的湖南人。
先父最初在槟港一所华侨夜校任教员，教导侨生学习华文、华语。由于他爱护侨生，循循善诱；分析问题，极具远见；关心公益，平易近人，很快就受到侨胞的信任和爱戴。长期以来，南洋侨界常为侨胞团结与子弟教育两个问题所困扰。早在19世纪以前，爪哇就有华侨组织建立。1900年3月，爪哇第一个华侨社团巴城“中华会馆”即已正式成立，后来其他地区也有过类似的组织。本来这些组织应当解决这两大问题。但是，它们往往受到行业性、宗族性、地域性等方面的影响，忽视加强全体华侨的团结与推动华侨教育的发展，因此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此，先父一再向当地侨胞建议，要建立完善中华会馆，团结全体侨胞，并设立学校，教育侨胞子弟。他的建议很快为侨胞所接受。他们立即积极采取行动，推选素孚众望人士筹组会馆，迅速筹措经费，并委托先父负责学校的创建工作。到1907年秋，槟港就出现了邦加岛上的第一所中华会馆和第一所中华学校。
先父在创立槟港中华学校的过程中，既是教员，又是校长，工作十分繁重。由于侨胞子弟大都是当地土生土长，满口说的是马来土语，祖国观念十分薄弱，因此，先父决定以“弘扬祖国文化，培养热爱祖国思想，提高学生文化道德水平”作为办学的宗旨，要求以华语为教学语言，各科教材都用华文编写，主张全校师生在校内一律都讲华语。这些作法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普遍欢迎，一些原在荷文学校学习的侨生，也纷纷要求转来学习。随着学校的发展，先父又从国内邀请革命党人陈方度、胡国梁、柳聘农等人前来任教。学校规模由小而大，教育质量日益提高，槟港中华学校很快成为一所南洋遐迩闻名的学校。此后，在槟港中华学校的影响与先父的大力推动下，邦加岛上各城镇及爪哇其他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地办起了中华学校，这些学校陆续委托先父从国内请来一百几十位合格教师，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学校教育水平。正是在这些学校发展的基础上，先父又进而发起在槟港中华会馆内成立南洋华侨教育总会，定期召集各校有关人员开会，交流办学经验，研究解决教学与教育上的问题。到1911年底，爪哇全境已有华侨所办学校近百所。这些学校后来一代又一代把华侨子弟培养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成为南洋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中不少华侨子弟回到祖国继续深造和参加工作，也为祖国的革命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
爪哇华侨的祖先大多是17世纪开始到南洋来的。当时正值明末清初，海上贸易发达，闽粤商人来者日多。后来王朝更替，社会动荡，东南沿海更有不少华人迁来定居。加以荷兰殖民者1619年占领巴达维亚作为殖民据点后，为了掠夺爪哇全境资源与开发当地经济，需要大量劳动力为其服务，曾多次派人到中国沿海各地诱拐中国人前来工作，华侨人数因而大量增加。他们大多是体力劳动者，一般是先在农场、矿山当契约工，以后分散在各地从事手工业、农业和贩运等活动。虽然在18世纪下半期，华侨各项经济活动有较大发展，有的华侨甚至发家致富，但是，他们背井离乡，寄人篱下，备受殖民者的剥削、压迫与欺凌，追根问祖，饮水思源，他们对自己的家乡和祖国始终怀有深深的感情。先父平日和侨胞们的谈话中，注意使他们认识到：由于满清政府腐败与无能，炎黄子孙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推翻满清的封建统治，海内外中国人才有光明的前途。现在中国同盟会正在国内进行反清爱国的革命斗争，希望侨胞们参加到这场斗争中去！正是在先父的号召下，槟港很多知名的爱国侨胞，如温庆武、黄甲元、蓝瑞源、曾连庆等人首先带头参加了同盟会。
当时，荷兰殖民者对华侨实行“甲必丹制度”，“甲必丹”为荷语“KAPITAN”一词的音译，意译为“侨长”，即在每一地区任命一个有社会地位的华侨为甲必丹，由他们管理华侨内部事务，成为处理华侨与殖民当局关系的半官方华侨头领。温庆武就是槟港的甲必丹，他为人正派，对祖国有真挚的感情。通过他的宣传与介绍，以后又发展了邦加其他七个城镇的甲必丹和其他爱国侨胞60余人参加同盟会。1907年11月，经中国同盟会东京总部批准，同盟会槟港支部在槟港中华会馆成立。以前孙中山曾计划在爪哇成立同盟会组织，因遭到荷兰殖民当局的拒绝而未果。现在这个禁区被突破了。其后，同盟会迅速发展，不久，同盟会员遍布邦加全岛。据胡国梁撰《辛亥广州起义别记》一文中写道：“后来这个邦加岛完全党化了。”其后，先父又利用假日周游爪哇全境及新加坡、缅甸等地，经常往来于谏底里、巴达维亚、泗水、三宝垅之间，吸收大量侨胞参加了同盟会。数年之间，在爪哇全境及南洋其他地区陆续扩建一批同盟会支部，并经同盟会东京总部批准，成立了同盟会南洋总部，共辖邦加10支部和爪哇全境及新加坡，缅甸等地24个支部，侨胞参加同盟会者达数千人，反清革命运动在南洋侨界广泛发动起来了！
同盟会南洋总部成立后，先父主持其事，工作更加繁重。他不但抓紧发展组织，而且重视宣传工作，特别注意发挥报刊的作用。一方面从国内请来一大批革命党人担任报社主笔、编辑和记者，并帮助爪哇华裔商界人士出版《理报》、《泗水新闻》、《综合新闻》等印尼文报刊。另一方面又指导同盟会各地区支部创造条件，独立出版华文报刊。1907年后，同盟会一些支部即有《华锋报》、《爪哇公报》、《泗滨时报》等华文报刊相继出版。所有这些报刊当时在弘扬祖国文化、提高侨胞认识和推动革命工作诸方面，都起了积极有益的作用。
先父于1907年春来到南洋这段时间中，中国同盟会在国内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连续发动过多次武装起义，其购械筹饷经费大半仰赖海外华侨的支持，而南洋一隅，接济动辄巨万。先父为此筹划奔走，不遗余力。孙中山就曾说过：“军费唯有从爪哇等地区筹集。”廖承志也说过：“美国和爪哇华侨对孙中山的支持最大”。由此可见，爪哇地区的华侨对祖国的革命是作过巨大贡献的。其中我们外祖父母一家就是令人难忘的典范。
1909年，先父在槟港认识先母林亚华。先父刚正开朗，先母贤慧善良，两情相悦，结成伉俪。外祖父林那能，原籍广东雷州半岛，清末来邦加，先在矿山当契约工人，期满后以种植当地特产胡椒、橡树为业。外祖母邓鸿兰，也是来自雷州半岛华侨。两人成家后，辛勤劳动，生产大有起色，在连续几年丰收后，兼营锡矿业，终于成为巨富。他们致富后，仍然保持劳动者的本色，以诚待人，助人为乐，热爱祖国，支持革命。大姨父夏群盛与大舅父林振德都是当地名流，也都是同盟会员。每当国内革命需要帮助时，他们每次都能带头捐输巨款，园满完成任务。当时邦加岛华侨教育不发达，先母仅仅受到华文小学教育，她在这种热爱祖国的家庭的熏陶和教育影响下，先母从小就养成了爱祖国、爱劳动的思想品质，身在异邦，胸怀祖国。对于先父为革命孜孜奔走，十分同情和支持。在后来与先父共同生活的岁月中，两人互相关心，互相理解，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永远保持深厚纯真的感情，人们称赞他们是一对革命夫妻，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佳话。
（四）
同盟会是1905年8月，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举孙中山为总理，由黄兴等分任执行、评议、司法等部工作，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原来各个组织已不复存在。但原光复会的部分成员仍然保持双重身份，继续独立进行革命活动。先父在南洋期间，同盟会东京总部由于成员中对一些问题意见分歧，争论与风波一直不断。尤以原光复会负责人章太炎、陶成章与孙中山的分歧日益激化。1909年8月，陶成章来到槟港，谈到同盟会党务、人事和经济上的许多问题，对孙中山极为不满，先父颇为同情。陶遂邀约先父及魏兰、沈钧业、陈方度、胡国梁等人联名上书同盟会东京总部，指责孙中山，要求改选黄兴为总理。陶成章带着这封信赴东京总部，要求开会讨论，遭到黄兴、刘揆一、谭人凤等人的坚持拒绝。他们一面向陶规劝解释，一面致函先父等，逐条为孙中山申辩。为此，陶迁怒黄兴等人，并用“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为题，以“原《民报》社长章太炎名义”，采用传单形式发布，引起了各方面的注视。1910年2月，光复会机关总部终于在东京恢复成立，由章太炎、陶成章分任正副会长；决定光复会今后把工作重点放在南洋，在南洋设立行动总部，由先父与沈钧业、魏兰三人组成，先父为实际负责人。同年4月，先父按照章、陶的要求，将同盟会原在南洋所设立的各级组织悉数改为光复会的各级组织。从此，同盟会和光复会合五年而又复分。但先父考虑到两会在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大目标和救国救民的宏愿上还是一致的，所以，两会分开以后，他还是以个人身份与同盟会东京总部保持联系，以后仍在一些工作方面进行了合作。时隔不到一年，即1910年冬，同盟会决定在广州再发动一次武装起义，黄兴致函先父，建议“捐除成见，同任艰巨”。先父立即表示赞成，并致函陶成章等人，希望大家以革命大局为重，届时在江浙地区采取配合行动。11月13日，先父又应孙中山之邀，参加由其主持的槟榔屿秘密军事会议。先父回邦加后，向党人作了传达和布署。并动员侨胞筹募荷币三万余盾，以应急需。次年3月，黄兴函约先父去香港研究起义问题。当时兴潇出生不到半岁，先母家务繁忙，身体虚弱，但她没有因身家利害去阻碍义举，而是将自己大部分积蓄捐助为军费，积极支持先父的革命行动，使他能及时去香港会晤黄兴、赵声等人，并率领南洋党人陈方度、柳聘农、胡国梁和黄兴长子黄一欧等人参加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原定1911年4月27日举行，由黄兴、赵声具体指挥。但起义前夕，革命统筹部以风声外播，仓促间通知起义延期，命各部暂时解散，静待后命。但黄兴认为一切准备就绪，党人斗志昂扬，起义仍应如期举行。由于有此波折，原定步调已经打乱。原计划起义兵分四路，共中一路由先父率领部分党人先期潜伏打人广州巡警教练所，届时由陈炯明率部来攻，然后里应外合，共同一举占领广州巡警道，并炸死巡警道王秉恩。但是起义之日，陈炯明没有前来行动，原来潜伏在教练所内的党人进退失据。先父此时决心不论成败，以死相拼，主动出击；但为张通典、夏寿华二人所竭力阻止。张原为巡警道师爷，夏为巡警教练所长，两人均湘人，同情革命。他们认为：“徒焚一署而外援不至，吾辈皆死，于事何益？”另二路亦未完成计划；只有黄兴所统率的一路敢死队，多次向两广总督衙门发动猛烈进攻，并一度占领总督衙门。但孤军苦战一昼夜，弹尽援绝，清军仍源源而来，最后不得不全线撤退。一场轰轰烈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不幸失败。
（五）
广州起义失败后，先父和陈方度等党人在张通典与夏寿华的掩护下，撤出广州，到达香港，会晤来港的光复会陶成章和王文庆。大家对同盟会多次在华南地区起义失败，深表惋惜，认为光复会党人今后应当重视华东、华北地区起义的工作。其后不久，先父即和陶、王一道同去上海，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他们先在上海法租界平济利路锐进学社内成立光复会上海机关部，继而在杭州西湖白云庵内成立光复会杭州机关部，着手策划在上海地区和江浙地区的起义工作。
6月，陶成章离沪去南洋进行活动，此时先父闻先祖母病危，曾短期秘密回湖南家乡蓝田省亲，抵家后发现先祖母已病殁逾年，清廷对自己追捕正急，他不及久留，乃取道武汉回沪。当时，正值武昌起义前夕，同盟会党人都希望先父留鄂共同战斗。但他认为：“首举武汉，其得地利，逾于广州远矣，然淞沪东南门户，得之则长江以南，可无血刃而定也，”他谢绝武汉党人的要求，急于赶回上海，准备打开东南局面，发动上海起义，与湖北起义相呼应。
先父到达上海时，光复会党人王文庆、陆翰文等人正在商议，拟乘清廷当年10月在直隶之永平举行陆军阅兵式时（后因南方起义，没有举行）策动新军中的党人就近反戈一击，率部直捣清廷的老巢；正打算电召先父，先父适至。先父对王、陆等人这种舍近图远，缓不济急的做法，提出异议，并向他们阐述了光复上海的战略意义，并着重指出此时此地只有发动上海起义，才是最佳的决策。他的主张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同，乃积极策划，并发电南洋分部接济军饷。
当时，上海起义的形势还是十分困难的。先父认为起义的不利条件是：各种革命力量分散，彼此步调不一，革命组织壁垒森严，互相猜忌，互不信任。而清廷在上海、吴淞驻扎大量军警，对革命党人监视极严，起义工作一时难于下手；加以“淞沪轮舟铁轨交汇之区，其势易得而难守，藉能袭而有之，不得苏、杭响应，事终不成。”然而，先父认为有利的条件是：尽管革命团体与党人有门户之见，各自为政；但是大家革命目的是一致的，只要大家以革命大局为重，推诚相与，是会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上海、吴淞虽清廷驻扎大量军警，而且都是武装到牙齿的正规部队；但他认为“今义旗既张，人心思汉，清军将吏虽旧人，皆惴惴不敢自保，并非固结不可动摇者也”。先父肯定地说：“诸君患民党之不联络，毋虞上海一隅之难取，患啖说清将之无人，毋忧军与饷之不继。”他明确指出上海起义胜利的关键在于联络党人与策反清军。
当时，上海有三支主要革命力量：一是以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为代表的同盟会中部总部；一是以章太炎、陶成章、先父为代表的光复会上海机关部；一是以上海总商会和地方自治机关代表人物为主体的立宪派。先父与同盟会的负责人是多年的老战友，与商会和地方的代表不少是多年旧相识；经先父出面联络协商后，不仅同盟会与光复会，由分而合，决定消除成见，合作战斗，而且得到立宪派人士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以及上海商团在军事上的配合，于是革命力量团结起来了。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廷将大批湘军驻扎在吴淞、上海一带。湘军与新军不同，部队里很少有革命党人，给策反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根据这一特点，先父不避艰巨，冒着生命危险，以湖南同乡的关系，广泛地接近湘籍军警，往来游说，义激情谕，使他们同情革命；然后再由他们介绍认识许多非湘籍的军警人员，先父又把这些非湘籍的军警人员策反过来。这一大批被策反过来的清廷军警人员有：吴淞巡官黄汉湘、上海闸北巡警营管带陈汉钦、上海巡防营管带章豹文、上海巡防水师营管带王楚雄、吴淞盐捕水师统领朱廷燎、吴淞巡警区长杨承溥、吴淞炮台统领姜国梁、南汇营游击龚先耀、吴淞营参将许宏恩、上海炮台营哨官成富贵、济军督队官徐占魁及济军统带黎天才等等。由于这些人员的反正，转向革命，愿听凋遣，先父就掌握了上海、吴淞一带军队、警察的主要力量；还有一小部分尚未反正的军警，皆惴惴自危，互相猜忌，不敢妄动，给起义的成功扫清了道路。
1911年10月17日，爪哇泗水华侨汇来巨款，先父在沪筹募款项亦有进展，乃大量购办短枪火药，在法租界租屋数座，令陆翰文、尹锐志等督促党人赶造炸弹，昼夜不停；并派王文庆赴杭州，派章梓赴江宁，派柳承烈、张通典赴苏州，分头联络民党，并召集党人，让他们分别潜伏在上海附近各州县，以图并举。同时，先父又在上海召募敢死队员，报名参加者极为踊跃；其中中国体操学校和龙门师范就有大批学生赶来参加，共招收500多人。先父安排他们秘密潜伏在英、法租界内，只等待起义进军的号令。
11月2日，先父和陈其美在《民声报》社会晤，讨论上海起义日期。先父说：“必得制造局而后沪事定，然非力战，势不决。纵幸集事，而苏州有巡抚程德全所部水陆军警不少；一闻上海有警，不半日而兵且至，此危道也。”他告诉陈其美，已和王文庆等约好上海和浙江定于11月6日同时起义，使清廷首尾难顾。陈其美对先父说，他得到谍报，知道清廷五艘军舰正停泊吴淞口外，准备装运江南制造局枪支弹药往汉口，支援冯国璋的军队，向汉阳民军阵地进攻。先父面对这一紧迫形势，乃当机立断与陈商议决定将起义日期提前于次日下午四时，发动各军警同时行动。正好这天，苏州民党特派朱熙、朱廷炬、彭翼东到上海告诉先父有关苏州准备情况，并说程德全与革命党人已有默契，可以不用担心苏州清军援沪。于是先父乘夜预备《安民告示》，散发光复军白旗给各军警，约定届时以举火为号，军士皆袖缀白布条为标识，并派敢死队员周德厚送光复军白旗到吴淞，要黄汉湘等传知各军警同日起义。
11月3日晨，闸北巡警营管带陈汉钦在通知起义时，被巡警暗探队队官汪景龙发现，用手枪逼着陈汉钦到闸北巡警局长姚捷勋处告发，姚不置可否，汪见机不妙，遂向陈汉钦开枪，不中，而外面的警卒闻声，一片呐喊，汪仓惶逃去。姚捷勋原是一个开明官绅，陈汉钦在联络军警起义时，姚参与其事，并出资相助。这时，姚对汉钦说：“吾几累子矣，子善自为之。”于是默默离去。这突如其来的事变，使陈汉钦一时束手无策，赶紧去请示先父，先父对他说：“事至此，而尚趑趄耶？局长走，汝即为之长。”命他赶快传集局警，立即起义。并派人驰告巡防营管带章豹文、巡防水师营管带王楚雄立即行动。就这样，光复上海的战斗打响了。
闸北一带的军警由于多数被策反，纷纷反戈，起义一路，势如破竹。上午即占领了闸北巡警局，下午巡防营、巡防水师营也先后竖起了光复军旗帜。
江南制造局是清廷最大的兵工厂，位于沪南高昌庙，濒黄浦江，储备大量军火和物资。武昌起义爆发后，制造局成为清军最重要的军火补充基地，清军派重兵把守，并由该局总办张士珩亲自坐镇。张士珩是一个顽固忠于清廷的官僚，他命令部下在制造局四周和要口布置排炮、钢炮及水机关枪等，从海军调来兵轮两艘、雷艇一艘，重守江防。又与陆军部协商“如遇有事之时，准由制造局随时电调兵力，以重陆防”，使之成为抗拒革命的一个堡垒。先父曾派人去劝说张士珩，但毫无结果。先父还派人与制造局的卫队接上了头，卫队士兵表示愿意作内应，并认定了秘密联络的暗号，但仍很难从内部发难行动。因此，起义前，先父和陈其美有约，届时必须互相配合，共同进攻。但3日下午4日寸，陈其美企图抢头功，不经联系，就贸然率领敢死队及商团，进攻制造局。由于不知道先父派人与局卫队接头的暗号，所以当局卫队先放一排空枪后，敢死队见无子弹，便更前进抛掷炸弹，守兵乃以实弹猛烈还击，民兵不敌，陈其美及民兵数名被俘，商团退走。此次战役的失利，不仅使革命党人光复上海遭受严重挫折，而且也使陈其美本人陷入呼救无门的绝境，随时都有被张士珩杀害的危险。
陈其美战败被俘后，只有一个叫方青箱的队员驰告先父，先父大吃一惊，立即在锐进学社召集陈汉钦等将领，决定集合防营，全力救援。在这关键时刻，好些人怵于陈其美的挫败，皆相顾愕然。先父担心贻误大局，不禁神情激动，大声说：“今日之事，拿破伦所谓最后十五分钟也，其济，则诸君之勇，不济，请为君先死。”于是高举炸弹，大步奔出，众将皆感奋相随。当夜情形十分紧张，传言有大军自苏州开来，不清楚是清军还是革命军。市民恐慌，白旗半偃，先父置危险于不顾，率敢死队及诸营军警，连夜由黄浦江水陆驰往高昌庙，商团亦陆续赶到。4日凌晨2时，先父指挥发起第一次进攻，未能攻克。拂晓，先父调来了炮队，连续向制造局轰击，再令以敢死队为先锋发动第二次进攻。闸北巡长王得超冒弹雨直前，将局门炸开，钱林改奔后门，炸毁高墙，敢死队周德厚、姚敏、朱熙、潘永强、江寒、邵汝干、余武华等七人相率跃入，众军蜂拥跟进，清军哗馈。总办张士珩在纷乱中乘船从黄浦江逃遁，他刚逃走，制造局一部分倾向革命的士兵就举起了象征光复的白旗，一举占领了制造局。在这次战役中，由于守局炮兵已暗结于先父，因此，在遭遇战中，有意将炮向空中施放，前后两次进攻，民兵仅伤亡二十余人。
可是攻下制造局后，到处找不到陈其美。后来据起义人员报告，才在厕所旁边一间储藏铜铁的小房间里发现，只见他手足带上镣铐，坐在一张条凳上，头紧紧靠着板壁，默默不动。仔细一看，原来他的发辫从新凿的壁孔穿出去，缚在房外梁上挂着的一只铁钩上，所以一动也不能动。同志们给他打开镣铐，放下发辫，他已经手足麻木，不能走动。先父传令，扶着他走，舒舒筋骨，然后叫他回去休息。由于占领了制造局，上海起义至此乃宣告取得全胜。于是诸军推先父为临时总司令，总司令部即驻于制造局。
据张承槱所撰《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实录》一文中叙述，陈其美被俘后，险遭张士珩的杀害，由于制造局内部担任内应的一位士兵张杏村做张士珩的工作，特别是如果不是先父督率大队人马，连夜进攻，恐怕制造局不会在当晚攻克，陈其美的生命能否得救，也就很难说了。
上海的光复，加速了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进程，并影响了全国的革命形势。当年英国《太晤士报》对上海光复的评论说：“清政府在东南之命运已绝。”孙中山后来也评价：“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
上海光复的同日，吴淞方面，黄汉湘、朱廷燎等亦按原部署于3日发难，一举而定胜局，不仅吴淞全境光复，而且连邻近的宝山、福山、狼山、崇明、嘉定、太仓、江阴、常熟、昭文、海门、南通等10余城镇以及上至镇江，下连外海所有清军悉改隶光复军。由于长江沿海各口岸的收复，清廷留守吴淞的所有舰艇只得改泊外海。我们堂兄李刚（字育仁、同盟会员，留学日本海军学校）恰好和同学李毓麟一道归来看望先父。先父派遣他们登舰招降，事成，任李毓麟为海军司令，统领反正过来的钧和、建安等十余艘舰艇，于是吴淞形势大固。
（六）
上海光复后，正在湖北前线指挥作战的黄兴，曾致函先父，表示祝贺，并望主持沪事。函云：“沪事竞告成功，雄才佩至。湘省兵饷，络绎赴援，各省贤士，亦连袂来鄂，谋臣猛士，际会风云，北虏万无生理，乞遍告沪上同志知之，以释系念。沪事如何进展，乞卓裁主持，不必远商也”。与陈其美交往甚密的上海绅商领袖李平书也竭力推举先父出任沪军都督。他说：“上海虽属江苏省之一部，然为东南大都市，中外著名，商贾云集，交通便利，沪、宁、杭火车直达，又淞、沪支路，寅发卯达，军事上极为利便。吴淞炮台，更为江防、海防要塞，必具有军事学识、雄才大略者坐镇其间。况苏州、金陵均尚在清吏之手（时程德全未举义），非有大员不足以资号召。李燮和同志为湘军后裔，”“以之坐镇，必能号召中外；况此次来沪游说沪军营、制造局兵士、巡防营，厥功甚伟，人地声誉，均极相宜。清营士兵，多系湘籍，以之坐镇，决不致误”。前面讲过，上海起义前夕，同盟、光复两会共同协商，因沪淞两地军警人员，大都是湖南人，而先父是湖南人，便于策反，因此共同推定先父主持起义工作。同时先父长期在南洋从事教育工作，鼓吹革命，颇得华侨敬仰和爱戴，威信卓著，便于号召，因此又约定在起义成功后，由先父出任沪军都督。但在协商过程中，先父原不同意在上海设立都督府，而主张把主要精力用于招募大批军队准备北伐。
上海起义成功后，先父并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看得重要。他因运筹起义已有好几夜没眠没休，接着又应付非常，指挥长时间的激烈鏖战，身体已经支持不住，就将关防和他的私章交给杨镇毅（杨担任参谋长），委托他便宜行事，先父自己就回到锐进学社休息去了。不料上海光复的第三天，即11月6日下午，陈其美瞒着先父，突然在海防厅召开他精心策划的选举上海都督的会议，先父所属军警部队中，只有章豹文一人闻风赶到海防厅，他只见有一人高举炸弹大声叫嚷道：“都督非陈君莫属，倘有异议，请饷吾弹。”陈其美就是这样当上了上海都督，先父则被他任为参谋。自沪事起，军警界只知有先父，不知有陈其美，因此诸营官兵闻而不平，群情汹汹，有人主张由先父出面，变更陈其美已经贴出的都督府布告，有人主张逮捕陈其美，治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之罪。先父则鉴于武昌起义不久，上海刚刚光复，全国形势尚未稳定，如果兄弟阋墙，不但引人耻笑，更将贻误大局，故坚决主张退让。他非常耐心地说服了各部官兵，并力劝陈其美拨出部分军饷，安定军心，一场轩然大波，才得以平息，从而维护了上海光复的成果。
后来有人说先父曾与陈其美争功，这不符合事实。据杨镇毅在其遗稿《光复军攻克上海江南制造局及陈其美篡取沪军都督之真相》一文中说道：“同志们出生入死，光复上海，而‘沪军都督’名义被人篡窃，大家心里总觉得怏怏不平。光复会所以不与之计较者，不忍因小忿而乱大谋故也。有人谓李燮和与陈其美争功者，乌知当时之真相，‘争’字根本安不上。陈其美冒功可以惑当时，不能惑后世也。此段史实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是非颠倒，真相湮没了几十年，特表而出之，以存史实。”
（七）
这时，黄汉湘，朱廷燎等人，已经在吴淞设立了军政分府，既闻陈其美自任上海都督，极为不满，他们愤愤地说：“本谋发难沪淞者李先生也，吾等安能为陈其美下属？请得李先生督淞可乎。”他们作出决定后，在大街小巷先张贴“吴淞都督李”告示，并派队伍去迎接先父。先父乃由上海率敢死队乘车赴吴淞，途中遭到陈其美所派刺客的狙击，子弹掠耳而过。先父到达吴淞，对他们说：“淞沪相去数十里耳，而两督并立，非名也，且吾志在治军北上，而都督兼理民事，以此自累，非计也，又有江苏都督在此，不可者三矣。”于是不设都督，共推先父为吴淞军政分府水陆总司令，黄汉湘为副司令。陈其美对先父主持的吴淞军政分府亦抱敌视的态度，曾想诉诸武力，加以解决，但未能得逞。
吴淞是扼守长江、黄浦江出入的门户，它北接崇明，西望江阴，南拱上海，附近有狼山、福山等重镇，纵横二百余里，炮台棋布，地处险要，先父为了巩固这一战略要地，做了大量工作。
吴淞军政分府成立之初，遇到了以下两大难题：
其一，财政困难，入不敷出。
隶属于吴淞光复军旗下的各支军队，分散各地，以营汁算共有二十营左右，“皆视所驻地以领饷”，军饷开支数额很大。加之“时而接待客军，时而出发兵队，时而犒捷，时而抚降。此外，邮电有赀，运输有费，建兵防栅栅有费，门类百出，不可殚数。凡此应付，竭力支撑，种种困难，殆非笔舌能道其状况。”各项开支，“前后溢支之数，不可胜计”。先父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他殚精竭虑，广辟财源。采取了一系列筹款募捐措施：1912年初，先父本着“治兵首重筹饷，筹饷贵不病民”的原则，命令将吴淞所辖区域原清政府应收之款，分别轻重缓急，由民军次第征收，并设立“商船筹饷处”、“助饷处”等组织。又举办筹饷义演，发行助饷奖励券等募款方式；豉励同胞“深谅苦衷，共襄义举”。先父又凭藉自己的声誉，向海外华侨、社会各界人士以及邻近革命政权借款，从而开创了“以私人名义为公家负债”的新的筹饷方式，这是武昌首义之后革命政权建设史上绝无仅有的。通过上述种种途径，筹集了大宗军饷，从而保证了革命政权的正常运作和光复战争的顺利进行。
其二，肃清匪患，维护社会治安。
吴淞为江海出入门户，人民五方杂处，匪类出没无常。据《光复军总司令兼吴淞军政分府李通告》云：“自光复军起，各处讹言时警，忽而满暗杀团偷渡，忽而敌输军火入矣，忽而铁良、张勋刺客来矣，人心惶惶，到处皆成风鹤。”先父为了加强防务，维护社会治安命令建立一套完备的防卫系统，“司了望有炮台，游弋检查有安涛、飞霆，策电炮舰，逻市有侦探，而内部职员且从而周审夜哨。”吴淞附近的崇明、狼山、福山诸要塞也分兵把守，秩序井然。当时有些地区光复后不断有敌人偷渡、刺客潜入等警报，而吴淞及其所辖地区独无此虑，人民安居乐业，皆“倚若长城，”盐枭海匪，“闻风胆落，相率远逃”。达到了“以固门户”的目标，成为光复军北上作战的巩固基地。
先父在任吴淞军政分府水陆总司令的同时，于11月9日在吴淞中国公学设立光复军总司令部，自任光复军总司令，黄汉湘任副总司令，朱廷燎为协统。先父招兵买马，求贤纳士，集中精力，专事练兵。吴淞大批热血青年听说先父组织北伐军队，相率投奔，更有不少女子冲破阻力，踊跃从军。先父即以原敢死队为基础组建了光复军。此后，先父所率吴淞军政分府的军队，均以光复军的旗号出征作战。光复军共统辖原有老兵及续练新兵三千人和反正过来的济军一千人以及女子北伐队和女子荡宁队一百人，建立了一支拥有四千人以上的正规作战部队（另有反正过来的吴淞炮台兵及狮子林炮台兵，仍照旧驻扎在原二处炮台，以固长江门户，共二千人，未计算在内）。这支正规作战部队人数虽然不算很多，但打起仗来，却能以少胜多，勇冠诸军。再加上后来攻克南京后投降过来的张勋部属五六千人，总共有一万人左右，这支军队在战争结束后，经过改编，分属各地，成为巩固革命政权的强大武装力量。
光复会自创立以来，就把建立一支由本会控制的反清武装力量作为奋斗目标。早在1907年，光复会策动皖浙起义时，秋瑾就拟建立“光复军”制订了军制，起草了《光复军制颁谕文》，编会党武装为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各军番号。此后，陶成章也为建立“光复军”奔走筹划，但未成功。光复会主要领导人为创建“光复军”的理想，最终在先父手上得以建成。
就在这年11月，章太炎归自日本，陶成章归自南洋，皆至吴淞。初，先父之由鄂赴沪时，频电成章，促之归，及归，而先父已光复上海、吴淞。陶成章关怀桑梓，乃别去经营浙江。章太炎则谓先父曰：“用军当其锋，今虏胆已破，宜遂乘之，拘守吴淞，非计也。”先父服其说论，深幸适合我心。
当时，全国虽有一部分省市宣布独立，但有的省的领导权被立宪派、旧官僚所篡夺，对大局持徘徊观望态度；有的省，因内部或四周的局势不稳，无暇北顾；有的地区虽由革命党人掌握，却又忙于争权夺利，所以先父立意北伐，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实为全国之先声。
（八）
淞沪光复后，在同盟会与光复会的推动与策划下，杭州、苏州、镇江等地区次第光复，但南京仍为清军所盘据。南京位于长江以南，是我国东南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帝王建都之地，地处冲要，形势雄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自武昌、上海先后光复后，南京夹居其中，“已岌岌有不可终日之势”；清廷谕令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江南提督张勋，“合力图维，联络一气”，镇守南京。
清廷历来在南京驻有重兵，城内外炮台林立，易守难攻，尤其是乌龙山、幕府山及天堡城等炮台，清军均筑有极坚固的要塞。民军必须首先占领了这些要塞，然后才能攻城。
为了光复南京，经各方协商，议决组织苏、浙、镇江联军，推举已经与清军在南京近郊对峙的民军将领徐绍桢为总司令，11月11日，苏、浙、镇江联军正式组成，以镇江洋务局为总司令部，13日迁入办公。14日，先父立即派遣黎天才所部作为光复军第一协参加联军出征，16日又增派周德厚率特别敢死团继之；而王文庆、尹维俊等前由上海赴浙江召募敢死队千余人，在光复杭州后，亦率部参加联军队伍。光复军参加兵力在数量上虽然不太多，但却是苏、浙、镇江联军中的一支精锐部队。16日，徐绍桢召集各军首领举行军事会议，部署分路进击。黎天才以乌龙山、幕府山两炮台最为险要，主动请缨，担任该路进攻之责，其余要塞，分别由朱瑞率浙军攻紫金山，刘之洁率苏军攻雨花台，林述庆率镇江军攻麒麟门。11月24日，黎天才首破乌龙山炮台，然后星夜督兵开赴幕府山，“见清军甚众，知非猛攻不能取胜，乃大呼蜂拥而上，所部兵士无不以一当十，”遂大破幕府山炮台，缴获大炮14门，俘降卒五百余人，清江防水师参将张玉山所部水师十三营亦不战而降。光复军名声大振。先父继续派出四营兵力与女子卫生、侦探兵二队，开往前线，并由铁路运出巨炮数尊和船运炮弹百万发，以增强攻宁的力量。另由参谋刘召裳、冯象鼎、邹序彬、臧式谷等携银币一万五千元及牛酒等物至幕府山犒赏官兵，士气更为振奋。接着中路浙军、南路苏军接连告捷，但民军攻天堡城炮台，未能得手。12月1日，王文庆敢死队配合苏、浙联军攻破天堡城炮台。由于攻占了乌龙山、幕府山及天堡城等炮台，使南京城，落人民军炮火控制之下。是夜，黎天才所部从幕府山用新运到的巨炮击中居高临下、俯瞰全城的北极阁。时张人骏、铁良、张勋等人方登阁观战，皆胆落而逃。张人骏、铁良两人则逃到停泊在长江的日本兵舰上，转往上海去了；而这时各民军从城外向城内连连炮击。4日，我军又攻占下关东、西两炮台。张勋知大势已去，乃于半夜率所部五百人出汉西门，由大胜关渡江北逃，城中守军散窜，城北要地狮子山亦撤守，清军残部投降。黎天才整军由仪凤门入城，苏军由南门入城，浙军由通济门入城。南京宣告胜利光复。同日，先父续派新兵1000多名赴南京助战，旋即亲率大队由吴淞进驻南京，分兵赴浦口，截击张勋溃兵，彻底肃清了残余清军。
南京的光复，正值首义的湖北前线汉阳失守，武昌告急之后，因此，南京的光复从全局上稳定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也给企图以武力威胁南方革命党的袁世凯一个有力的回击，使他不敢轻视南方，为所欲为；同时，由于南京的光复，导致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政府的灭亡，也导致了从秦始皇以来绵延两千一百三十三年的君主制度也宣告结束。中国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
稍后不久，黄兴由鄂抵沪，电请攻宁部队抽调援鄂，众推先父为援鄂联军总司令。他指派黎天才率大军增援湖北，也从而实现了他当年要打开东南局面，发动上海起义与湖北起义相呼应的宿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全国纷纷响应，各地相继光复，特别是上海、南京光复后，革命形势大为好转，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推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先父身逢其盛，参加庆典，心情极为愉快。
（九）
然而，正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之际，霹雳一声，爆发了骇人听闻的凶杀革命领袖的惨案，那就是光复会巨擘先父亲密战友陶成章被奸慝行刺殒命。陶成章多年来，为光复中华，奔走海外。他精明干练，肝胆照人，深得侨胞崇敬，光复会革命经费的筹措和会务的擘划，他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上海、吴淞光复后，他从南洋回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适值汤寿潜辞去浙江都督改任临时政府交通总长，浙江都督一职，浙人咸以陶氏于浙江革命运动，厥功甚伟，拟举之以代，而“一旦如此，则浙江、淞沪、江苏的光复会势将联合一起，形成一股很大的势力，这是政治气量狭窄、宗派情绪强烈的陈其美所不堪忍受的”。是时，陶成章正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养病，陈其美指使其“卫队团长蒋介石于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一月十三日间，故往视疾，畅谈许久，夜刺杀之”。陶被刺后，举世悲愤。孙大总统致电陈其美，令其保护章太炎。当时章住在上海哈同花园，与陶成章同为光复会之巨擘。当时明知凶杀即系陈、蒋所为，然皆敢怒而不敢言。越中人士崇敬先烈公立东湖专祠及“成章小学”以纪念之。1916年8月中旬，孙中山曾到绍兴东湖陶公祠致祭成章烈士，并在陶公祠前摄影留念。
光复会和光复军对辛亥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1912年1月28日，孙中山在《致粤督及同盟会电》中指出：“同盟、光复两会成立以来，非只良友，有如昆弟”，“光复会则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江浙，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现于天下。”但光复会和光复军在陈其美看来是眼中钉；明抢沪军都督于前，又暗杀陶成章于后，权欲熏心，手段太毒辣了。
先父一生遗憾就在陶成章被刺之无真是真非，而陈其美则生前高官厚禄，死后奉为先烈、元勋，蒋介石更是因缘北伐时会，正干着比陈其美更凶狠毒辣的窃权窃国的勾当……
先父在南洋期间，陶成章写了不少书信给他，先母林亚华将这些书信收藏在身边达数十年之久，其间转辗各地，幸未散失。1951年先叔李云龙由涟源蓝田来长沙，在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先母遂取出这些书信连同《光复军志》（原版）一本，先父遗像一帧，一并交给兴藻，嘱亲自转交给先叔李云龙，托他代为献给国家。原件现藏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并于1986年12月由该学院编注付印出版，书名为《陶成章信札（修订本）》。
（十）
南京光复后，南方民军与袁世凯北洋军进入了军事对峙时期。早从1911年12月18日起，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立宪派的支持下，派唐绍仪等人为代表赴上海与民军代表进行议和谈判。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继续谋求与袁议和，争取以和平手段推翻清廷。南北议和开始后，袁世凯出尔反尔，议和迁延日久，未见成效。在南方革命派中间，对议和的态度，也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力求维护和议，企求廉价的胜利，一部分人认识到议和万不可恃，坚决主张北伐，先父就是其中显赫突出的代表。袁世凯利用议和，在南方实行停战，在北方镇压各省革命力量，而南方革命派将议和日期一再延长。一方以“和”蒙蔽天下，玩弄阴谋，而另一方却求和避战，企求廉价胜利。这种怪现象，为当时“中外人士所诧为奇特”。先父的这种激进主张，代表了当时广大中下层革命党人和广大下层民众的共同愿望。中山大学历史系赵立彬副教授在其所撰《试论沪宁光复前后的李燮和》一文中指出：当时许多中下层革命党人还是有决心以战争来夺取共和革命的彻底胜利的，他们宁可“面带笑容地前仆后继”，“下定决心非打到北京去才摆手”，“其中包含的精神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有的民军将领表示：“北伐、北伐，纵以吾辈之血，染成民国地图，亦所不惜”。“持以决心，奋扬神武，毋使九仞之功止于一篑”。一些知识分子也发表言论，主张除恶务尽“万不可苟焉而止”。其他种种反对议和，反对妥协的评论、通电，更是充斥各种报纸，南方民众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
当时南北双方实力比较看，南方民军是占优势。赵立彬副教授在其所撰《试论沪宁光复前后的李燮和》一文中认为：在政治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方革命形势高涨，而袁世凯极端孤立，不仅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而且与满清亲贵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在经济上，南方虽遇到巨大的财政困难，但清廷也同样“部库如洗”，比较而言，南方终究较北方富庶，且人民群众乐于捐输，支持民军；在军事上，仅南京地区，民军就集结了浙军、光复军、沪军、铁血军、卫戌军以及新编各军，“合计不下十余众”。湖北地区各路援军也纷纷到达，后方广东、福建、浙江还在继续派出北伐军；此外，四川、陕西、山西均已光复，河南、直隶、山东、东北都有民军在与清军作战。因而，如果南京临时政府坚持北伐，那么，以战争统一南北，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好结局，也决非天方夜谭。谭人凤后有分析：“使南京政府毅然攻击，以援鄂各军出武胜关，直趋河南与山、陕义军合；以南京集合各军分配前敌，三路夹攻徐州，分一支捣开封与鄂军合，一支由京浦人济南，与齐鲁义军合，行见北方健儿群起响应，袁且将成瓮中鳖矣”。
先占领沪、宁，西援武汉，挥师北伐，直捣幽燕，一直是先父组建光复军的宗旨。在派军进攻南京的同时，先父就已着手安排下一步的军事行动，那就是在1911年10月28日，他从吴淞来到上海江南制造局调拨武器弹药攻宁，即与李平书“商议军情”，表示待南京攻克后，“全军即赴汉口，直攻北京。”在议和期间，他不断发布文告、通电全国、撰写檄文、宣读誓词、向各界人士致函致电等等，表明自己反对与袁世凯妥协，力主北伐，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的决心。
1912年1月中旬，先父乃上书孙大总统，坦诚地闸述了他的政治主张。
先父首先指出：“一月以来，最足为失机误事之尤者，莫如议和一事。夫‘和’有何可议者？民主君主，两言而决耳，岂有调停之余地？‘战’亦何可议者？北伐、北伐，闻之耳熟矣，卒无事实之进行，坐是抢攘月余，势成坐困，劳师匮财，攘权夺利，凡种种不良之现象，皆缘是以生。若天下之大局不定，湖山之歌舞依然，我恐洪氏未年之覆辙，将于今日复蹈之也。”
先父在上书中无情地揭露了袁世凯的狼子野心，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夫袁氏之不足恃，岂待今日而后知之？溯彼之一生之历史，不过一反复无常之小人耳。甲午中东之役，戊戌之政变，庚子之拳乱，合之此次之事变，凡国中经一次之扰乱者，即于彼增加一绝大之势力，彼盖乘时窃势，舞术自恣之人耳。安知所谓尽力民国，又安知所谓效忠满廷？凡其竭智尽技，纵横捭阖而为之者，无非为彼个人之计。夫为个人者，但思乘时窥便，以弋个人之利益，而无丝毫公众之利益置其眼中，故其所为，恒不可以常情测度。岂惟不可以常情测度，即彼身居局中者，亦无从测度己身之所为，何则？彼以术驭人，而不悟彼乃为术所驭者也。”因此，先父大声疾呼：“故袁氏者，断不可恃者也。恃袁氏无异恃袁氏之术，袁氏之术，乃其所以自欺欺人者也。彼自身且不可恃，独奈何欲率天下之人，依赖袁氏之术乎？故今日者，必须去依赖袁氏之心，而后可以议战，以神圣庄严之大总统，奉之于袁氏足下，而袁氏蹴尔而屑，岂非神州男子之奇辱耶？”对袁世凯玩弄反革命和战两手，先父复严正指出：“近者，议和屡有破裂之势，然袁氏犹时出其诡计，或谓派梁土诒莅沪，或传派唐绍仪续议，无非欲以迷离惝恍之手段，以懈我已固之人心，而支持其破碎之残局”。
他批驳那种借口“战限延长，非吾民之福，南人北伐，非地势所宜”的妥协退让论调。他说：“凡事之可以平和解决者，则以平和解决之，凡事之不能以平和解决者，则战争者，所以促进平和，而断非扰乱平和之具！”他发人深省地问道：“假令两军相持不决，前途之平和，可希冀乎？不能希冀，而犹欲假和议之美名，以涂饰天下人之耳目，吾未见其可也。”他说：“今日之所恃者，在能战耳，在能战而后能和耳。若夫抢攘纷扰于不和不战，忽和忽战之间，则人心之恐怖，靡有已时，商业之壅滞，犹如昔日，岂必杀人流血，而后为损失耶！”“况夫相持愈久，则外交之枝节愈多，此次各国，所以取不干涉主义者，”“非有爱我之心也，我内部而稍有可乘，彼必不肯牺牲自国之利益，以曲徇我为事，今俄之于蒙古，其明证矣。是故无论自对内对外言之，民主、君主之解决，宜速而不宜迟。而其解决之手段，不外于平和与武力二者，然就今日之时势观之，断非平和可以解决，则徒讲一时弥缝之策，希冀战争之不再开者，名虽尊重人道，实则违背人道，何则？以其迁延愈久而损失愈大也。故今日之战，为人道而战，决非破坏人道之举也”
对于南军北伐一事，先父引用“汉高起于丰沛，明太起于濠泗”的史实来说明南军北伐成功的先例，以击破“南人北伐非地势所宜”的谬论。并进一步指出北伐以建共和乃人心趋向。他说：“东南之人，趋向共和，固已成为事实，即西北之人，其表面虽仍服从满洲，其精神早已趋向民国。其尚恃君主顽见者，不过少数顽迷之官僚派耳。北方义士，无拳无勇，困于专制之积威，兵力之蹂躏，方且屡蹶屡起，以为我南方民军之响应，而我顾对岸观火，若秦越人之视肥瘠，其谬者且倡为南北分治之论，以离间我南北之人心，破坏我神州之统一。其何以对我北方同胞耶？”
先父在这份上书中再三强凋“民心”的决定作用。他说道：“且夫混一南北，建设共和国家者，亦视夫我国民之决心何如耳。我国民若无此决心，则虽已破坏之各省未必其能建设，若其有此决心，则我谓天下之事，何事不可以期成？区区北虏，又奚足当我人之一撼者？”“国家之基础，建于国民心理之上，我国民而畏难苟安之国民，不欲收混一之功，则亦己耳；不然者，以武汉一隅，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今日乃以十六省之疆土，而受制于贼虏，此燮和所大惑不解者也。夫武汉之事，起于国民之决心，今日之北伐，亦诉之于国民之决心而已。”
先父又及时地向孙大总统建议，要以法治国，以法作为巩固共和的基础，他在上书中指出：“凡国于地球之上者，无论其为何种政体，要必有法焉。此所谓法者，以齐一天下人之心志，而使之向于国家之目的，以为有节制之动作也。一国之人苟有逾越法之范围者，则其国立踬；矧军政时代，法纪散佚，一切造作，皆以意行之，令人民无所适从，于是浮躁浅薄之徒，蠢然并起，口含大宪，躬行悖谬。”“政府无从施其干涉，社会无从加以制裁。于是中央政府，乃成一坐拥虚名之势矣。虽有议决之法律，谁与行之；虽有颁布之文告，谁与遵之？彼参议院诸人，终日摇唇鼓舌，以议论天下之大计，其于国家有何裨益哉？夫中央政府之所以能成为统一机关者，不外能统一财政与军政耳，今各省财政，多患匮乏，往往只图自保，而不顾及中央之行政，则中央统一财政之谓何矣？各省军政，亦无统系，往往夸示其兵之多，而不顾及兵之能战与否，则中央统一军事之谓何矣？夫此二者，非不能统一也，徒以人人有挟以自重之心，而不顾虑国家之大局，驯至饷源匮竭，兵士有哗变之虞；军队增多，异日有流寇之患，涓涓不绝，将成江河，瞻念前途，不知涕之何从也。夫所贵乎共和者，必人人自尽其义务，自识其所遵循之途，而后乃能达共和之目的。今人人攘臂以言共和，无丝毫相谅之心，是共乱也，非共和也。吾民苦满清苛政久矣。一旦得脱离其羁绊，方且伫足拭目，以睹太平之盛治，今则军政时代，丝毫未为吾民谋建设，而攘夺吾民权利之举，则无日无之。吾民虽忍其无量之痛苦，以待吾辈之建设，而返之吾辈出民水火之初衷，又安忍以军政时代为借口，而不措意于民政乎？”
先父认为辛亥革命是不同于以往那种改朝换代的革命的。他精辟地说道：“况夫今日之革命，大非昔比。昔日之革命时代，只知有破坏，而不知有建设者也。今日之革命，则必一方破坏，一方即著手于建设，庶足以内谋民生之安虞，外杜各国之觊觎。所谓建设者无他，恃有法而已矣。国家之基础在于人民之心理，而人民心理之表现，又以法为特征。故法者，实人民心理反映也。人人既制此法，以为率循之标准矣，则人人必先守法，而后法乃行。”“人知国家有法，不敢以私意成见，败天下之事，庶国家可收统一之效，而共和之基础，乃确定矣。若乃漫无秩序，彼此水火，攘名夺利，徇私忘公，则匪为民国前途之梗，抑亦人心风俗之隐忧也。新政府诸公，其可以不谋所以挽之，而甘为亡清之续手？”
先父这份上书体现了他在祖国转变关键时刻的卓越政见。他这些铮铮忠言，特别是北伐彻底推翻清王朝和反对和议，反对倚重袁世凯的呼吁，如能引起当时革命党人的重视，尤其是南方那些当权者的警觉，则又何须日后再来揭举“二次革命”，继之以“护法”、“护国”之役。而凡此种种，也还是挽回不了狂澜巨浪，在以后三十多年中，神州大地一直浊浪滔天，纷纷攘攘，民如倒悬。
不管先父怎样剀切陈词，大声疾呼，与愈来愈嚣尘上的和议，拥袁之声相比起来，他的声音毕竟是低沉难以入耳的。早在南方数省光复后不久，拥袁之声便阵阵而起。19111年111月9日黄兴致函袁世凯，希望他“以拿破伦、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伦、华盛顿之事功”，并表示“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伦、华盛顿，即南方各省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并称赞“项城（袁世凯）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孙中山在给参议院辞呈中说道：“此次清帝退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其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尽国”。
自南北双方开始和议，对于北方的袁世凯来说，他也知道清朝这栋腐朽大厦的倾覆是势所必然；但他更为关心的是南方革命党人究竟有多大实力，他们究竟肯向他让步到什么程度。所以他采用又拉又打的两面手法，在攻下汉阳后，便按兵不动，养敌以自重。南方却是一片诚意。他们认为只要满清退位，建立共和国，至于谁当总统是无关紧要的。既然袁世凯能做到这点，大总统的职位自然非袁莫属了。所以辛亥革命一度胜利的果实最后终于落入袁世凯这个窃国大盗手中。
辛亥革命实际上失败了！
一直到1913年3月20日下午4时袁世凯指使其内阁总理赵秉钧在沪宁车站暗杀了宋教仁以后，孙中山才开始彻底认清了袁世凯的狡猾奸诈的真正面目。当时他说：“袁世凯之所以敢于如此胡作非为，主要是我们的革命方略不行，这其中，我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袁，乃是我犯下的最大的政治错误……”。
（十一）
1912年1月11日，孙大总统任命先父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先父在南京城中韬园设立总司令部，重新组建并扩大光复军队伍，并致函各报馆，请转各省都督、各军司令，表明自己“誓逐满虏，并剿袁贼，”“矢志北伐，保卫共和”的决心。时先叔李云龙在广西担任兵备处会办兼任陆军小学总办，也前来担任参谋长，堂兄李刚担任炮兵司长兼任团长，共同协助策划北伐。1月15日，停战将满，先父立即上书大总统、黄兴陆军总长并转伍外交总长。书云：“袁世凯屡假和议，缓我北伐，而彼则于停战期内，违约进兵，攻掠民军光复之各地，阴谋巨测，实我寇仇。敝军前奉电示，‘不得率行轻战’。只为顾全和约，不得不遵。迩因世凯撤回和使，破坏和局，岂容坐屯兵马，再误时机。应请贵代表于停战期限旧历二十七日早八点钟以前，宣布战令，以便北伐。敝军除由黎天才领第一协赴鄂助援外，现在驻扎宁沪，计十三营，均已准备出征。届时如仍未奉战令，燮和即视为停战期满，亲督所部，分途出发，直捣黄龙，破釜沉舟，誓不荡尽虏氛不返。此物此志，当以日月共揭矣。”先父又于1月31日致电袁世凯，电文称：“逊位问题，久不解决，外忧内患，迭起环生，乃公始则宣言清后允认共和，继又遁词并未议及逊位。以一手掩尽天下目，本公惯技，天下议公狡狯不信。公真实议和，未始无繇。今段祺瑞联电于前，良弼被炸于后，逊位阻力已消除净尽，满族釜底游魂何能为崇？公一举足，大业立就，若公犹持其惯技，以与天下人撑持，燮和武夫，惟有以铁血与公相见，以众衅亲离之残局，当万众一心之民军，孰胜孰负，惟公详察之”。其时，清廷集结重兵进攻山东潍县，登州、黄县、即墨等地民军告急。烟台民军电致先父，“万望指日前来。”先父旋奉临时陆军部令，他立即派遣参谋刘毅、副官姚敏、公羊寿文等先赴烟台建立兵站，继而派遣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炯率第一团第三营、第二团第二营，又复派遣第一团团长周朝霖率该团第一营开赴烟台作战。2月5日先父誓师江上，”以魁日率领后队继行，其北伐誓师词云：
“中华民国纪元二月五日，李燮和率师北伐，谨誓于吾国亲爱之军人曰：天厌胡德，汉帜重兴，武汉振臂一呼，全国响应，风迅云涌，已光复者凡十四省。惟虏廷残喘尚存，袁氏狡诈百出，和议终不可恃，战争终不可免，我民军乃誓师北伐，以期扫荡虏氛，建设一完全之共和国。夫吾民军非好战也，苟有可以平和解决之道，吾人无不乐从。且南北同是同胞，战争之惨祸，非他人受之，而吾同胞受之也。故民军从种种方面，以期平和之解决，凡我当局者之宣言，及其趋向平和之举动，谅为世界友邦及国内人民所共谅。无如吾人希望平和之心愈切，而满洲亲贵破坏平和之心愈甚，负隅不服，阴肆抵抗，是以我军民不得不出于战争，以期最后之解决。吾民军所怀抱之宗旨，共和而已，其能以平和手段达此宗旨，固为吾人之所冀幸。若平和手段不能达此宗旨，而不得不出于一战，则吾人宁能避之？今日天下汹汹，全国之人，不遑寢处者，皆此满洲少数亲贵扼之，是故吾人秣马厉兵，兴师北伐，以与此少数之满洲贵族战。夫以吾全国之人民与少数之异族战，其为胜负不待蓍龟而决。若乃迁延不决，倏战倏和，本非平和可以解决，而偏欲以平和解决之，则战限之延长，生灵之涂炭，孰职其咎？故吾人之北伐者，非欲扩张战争之范围也，实欲缩短战争之期限，非欲驱吾同胞于锋镝也，实欲拯吾同胞于水火。天下事有似激烈而实平和；似非人道主义，而实为人道主义者，如今日之北伐是已。且吾临时政府诸公，其所以降志辱身，以与虏廷讲和者，庸非希望平和，尊重人道乎？吾军人者，亦希望平和，尊重人道者也。独至平和手段不能解决、人道主义不能保全之时，则吾军人自有吾军人之职务在。所谓军人之职务者，则在于铁血主义，灌溉平和，以芟夷民贼，保障人道。人或谓军人为破坏平和者，吾则谓地球上希望真正平和者，莫军人若也。人或谓战争为破坏人道，吾则谓地球上之真能拥护人道者，莫军人若也。使世界各国之人民，不流血，不战争，令此恶劣之政府，及屠戮生灵之民贼，长存于天壤，则天地将返于浑沌，人道或几乎熄灭，又安有光华灿烂如今日者乎？是故吾军人者，自有吾军人神圣之职务，在和之一字，非吾辈军人所宜道也。吾辈军人以战为天职，乌知所谓和者，以战为能希望真正之平和、拥护真正之人道，又安有廷颈企足以冀幸和议之成立者。其策战策和者，惟政事家之策略则有之，非吾辈军人所有事。一恃及和，则军心懈，斗志驰矣。今者和议破裂，动员之令已下，吾愿吾军人矢志灭敌，必坚必贞，其有为共和之敌者，则歼除之，不遗余力，务使吾中华民国得以早底成立，吾军人之职务于是乎尽。异日者直抵幽燕，黄龙痛饮，吾北伐军人之名誉，乃垂诸天壤而无穷，而其责任则皆自今日基之。吾辈军人，可不勉乎哉！”
2月8日，先父致电山东全省军民，电称：“自鲁省取消独立后，官吏之顽暴、志士之残摧，殊堪发指。民军以吊民伐罪为宗旨，不忍坐视，是以蓝都督出师于前，沪军队出发于后，皆以拯民水火，驱除虏吏为唯一之目的。登、黄之捷，人心愈奋，方今和议屡展，恐不可恃，搜简军实，不容稍懈。况虏因我复登、黄，屡次遣兵来袭，现更派第五镇兵来烟，我军已成守势。若非厚集兵力，不独进取无望，恐反为虏所乘。本司令念燕赵之末下，齐鲁之可危，用是誓师北伐，拯吾同胞。海岱之间，素多侠士，且朴实耐劳，克守秩序，尤为此邦人士之长。必有为吾之先驱，直捣虏巢，或有奇技异能，足资进取者，军门翘企，毋任欢迎。用特布闻，以当露布。”
正当先父准备亲率大军北上歼敌时，不料南北和谈突然以妥协告终，袁世凯如愿以偿。其结果是：清帝退位，孙中山必须让位，而袁世凯将继任临时大总统。先父奉命终止北伐。
回顾辛亥革命，武汉一呼，天下响应，然而各地光复的情形不同，有革命党人用暴力夺取的，有新军起义而占领的，有清官吏“反正”过来的，北方还有袁世凯控制的地方。这些政权的支柱，都是依靠军队，各地都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南京临时政府从成立的时候起，便面临着十分严重的财政危机，且不说其他方面的巨大开支，仅军需一项，便不堪负担。南京附近的民军“嗷嗷待哺，日有哗溃之虞”，每日前往陆军部索饷者不下数十起，致使陆军总长黄兴“寝食俱废，至于吐血”，更为严重的是各地都督及一些军队中的实力人物（尤以北方袁世凯为最甚）拥兵自重，把军队作为自己谋取名利的私家财产，暗中形成割据的局面。所以对于新建的民国来说，迅速整编全国军队，乃是一项事关重大，不容回避的重大任务。正是在上述的形势下，先父毅然向孙大总统提出辞呈，要求解除光复军北伐总司令职务，树立整编军队，不拥军自重的好榜样。
先父在呈孙大总统书中这样写道：“窃司令于上年八月十五日由武昌赴沪，因念上海属东南要区，吴淞为长江门户，欲规划东南，接济内省民军饷械，断清军运输之路，截萨军舰队后援，非得吴淞、上海不可。当即创设机关，密制炸弹，购械筹饷，组织秘密军队，号光复军。游说淞、沪各处兵警，联为一气，遂于九月十三日，一鼓而光复上海，义旗所指，吴淞、崇明、狼山、福山各重镇次第光复；又数日而苏、浙反正，司令乃组织军政分府于吴淞，厚集兵力以固门户。旋督令部将黎天才率师会同苏、浙联军进攻金陵，先后占领乌龙山、幕俯山、狮子山、天堡城、东西梁山诸险要，清军大震，遂于十月十二日攻克金陵全城。惟时武汉敌兵尚在相恃，休军数日，即命部将黎天才率师数千赴鄂助战；一面筹备饷械，预备北征，业经开步兵一团，令旅长李炯、团长周朝霖率军往烟台驻扎，正拟继续出发，忽奉临时陆军部令，以清帝退位，毋庸北伐等因，当即传集将士，谕以南北统一，宜归马放牛，共图建设，以维国本等语，士众皆欢呼，祝民国万岁。窃念武汉起义之初，东南半壁除九江为民军占领之外，余如南昌、安庆、苏州、江宁、杭州、吴淞、上海等处均未响应，武汉孤立无援，几丧大局，司令招募军队，自筹饷械，以全力经营东南。迨江浙既下，而上游遂有恃无恐矣。既而临时陆军部成立，乃荷补助军需，由是光复军始归临时陆军部统辖。今完仝陆军部既已成立，司令二十年来所怀志愿亦已少酬，自知无建设之力，乏经世之才，不足共裕新猷，赞扬治业，再四思维，惟有自请辞职，以免贻误，业将取消光复军名称，裁撤军司令部各由，呈请临时陆军部核办在案，司令得以劫灰余生，栖息田里，敢云挂冠，聊以藏拙。家住洞庭之滨，衡山之阳，有薄田二十亩，古籍千余卷，鸡黍桑麻，差足自给，枕书抱膝，颇能自娱。非避东海之滨，欲卧北牖之下，伏乞大总统俯念微忱，不予责备，则清泉白石，无非出自鸿施，扫地焚香，永祝共和万岁。除分行外所有司令自请解职归田情由理合，具文呈请大总统察核施行，实为公便。”
1912年3月10日孙大总统批复则曰：“呈悉。该司令规划东南，往来淞、沪，朱家结士，瞿义兴军，用张光复之旗，誓扫膻腥之秽。遂乃蛟腾沪渎，鹰攫金陵，收龙盘虎踞之雄，作电掣风驱之势。于是汉阳睛树，无碍云绕，岳墓南枝，顿教风定。厥功甚伟，其绩尤多。当夫开府吴淞，联军苏浙，横江锁铁，竞胶王浚之楼船；断水投鞭，直慑苻秦以草木，定倒悬之大局，推发踪之功人。今则天下一家，旗新五色，人无贰志，政美共和，国家方倚寄于长城，将军遽退藏于大树。从赤松而辟谷，固秦仇已报之心；徒朱地而计家，岂范策未行之故。然而一行已决，早知驹谷难留，百战余生，宜遂荷衣初服。用兹嘉许，放李靖为神仙；树之风声，使樊侯无容地也。惟买山之钱不备，歉仄滋多；而柱下之史待修，荣名靡替。此批。”字里行间，孙中山对先父的革命业绩和淡泊高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先父在辞职的同时复通电各省都督、各军司令，通电指出：“自满清退位，南北联和，民国丕基，于以大定，军政统一，实为急务。现在南北军队，数逾百万，其中不乏拥兵自重之人，涓流不绝，则恐酿流寇之祸。大局定后，均应由临时陆军部改编，其有背统一之旨者，请与天下共击之！”先父认为一个国家要振兴，“非武力无以立国”，但是军队不能掌握在少数军人手中，致使形成拥兵窃政的局面。那么怎样才能以“武力立国”而又不出现拥兵窃政的局面呢？在通电中，他倡导全国皆兵之制，使“今日之拥兵自卫者，将自讶其无谓，即异日亦不至厉民以养兵，劳兵以卫民”。即先父认为，军队应该属于国家的、人民的。
先父在辞呈和通电中，体现了他对“民国”、“共和”的一片赤诚，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令人如见其肺腑。但他所虑军人拥兵窃政，不幸袁世凯肇端于前，各地军阀继之于后，先父一番苦心，付之流水，今日思之，犹有余慨！
先父辞去光复军北伐总司令后，孙中山曾授为陆军部次长，但先父没有就职。袁世凯窃取了总统大位后，4月1日，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黄兴再三恳留先父并于4月4日即通告委任先父为长江水师总司令。通告云：“长江古称天堑，关系匪轻。自海禁既开，内地行轮，商船辏辐，奸人伏莽，盗迹充盈，防御稍疏，贻患滋巨。前清于湘、鄂、皖、赣、宁、苏、浙七省沿江方面，设立长江水师提督，藉资镇压而保治安，立法颇善。自武昌起义，各省独立，用人行政，各自为谋，长江水师之制遂破。今日南北统一，共和告成，亟宜规复前制，以消隐患而固国防。业经本部商同海军部长呈请前孙大总统，委任前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充任长江上下游总司令在案。因李君志在退隐，一再力辞，是以悬未发表。然长江重镇，非有声望素著，勋业昭彰者不能肩兹巨任。经兴再三恳留，始允就职。兹已刊刻关防，不日颁发，孰促就任视事，用行通告。凡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各水师，总归李总司令节制。责成该司令就旧日营规，考察现在情形，酌量编制，务期周密完善。各省都督公诚体国，谅能和衷共济，以维时局。各水师营军士，其各凛遵命令勿忽。”
先父就任长江水师总司令后，将总司令部设立在安徽太平府，立即亲临各省，实地调查。他从太平府出发，先到湖北与黎副总统筹商水师一切事宜，再去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了解情况，并与各省都督讨论有关问题，然后，全面整顿水师，大力维护长江流域治安。工作顺利，战绩辉煌。很快，长江流域沿岸各省治安，大为好转，江上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
就在这时，先母林亚华抱着不满两岁的兴潇，在大舅父林振德的陪同下，告别了养育她的土地——邦加岛，告别了外祖父母和亲人们，回到了她向往已久的祖国，这是她第一次踏上祖国神圣的大地，也是她第一次看到美丽如画的祖国的河山，其内心的激情和喜悦之情，是可想而知，她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她认为这是她一生中的最大的幸福。随即抵达太平府与先父团聚。不久，袁世凯又任命先父为长江水师总稽查，先父则托病辞谢了。9月13日，在黄兴自动取消南京留守职务之前，先父决然辞去了长江水师总司令一职，从此以后，他已不再担任任何政治上或军事上的职务。
（十二）
其实，早在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先父在思想上就觉得民国已经建立，革命的目的基本实现，今后自己应当功成身退，脱离政坛，为国计民生做些有益的实事。现在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他的这种思想更加坚定。正是由于这样思想的影响，从这时开始，他就满怀激情和许多党人及友人一道，往来京沪等地，把自己投身到一些实业和文化教育的活动中去。
最初，他是向教育部申请经费，以原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部南京韬园作为校址，将原光复军女子北伐队改办成为一所女子学堂。继而与黄兴、张继、宋教仁等人在上海创办《世界报》。该报是针对民初武人擅权，党派林立的混乱局面而创刊的，以输入世界常识，指导共和政府，平均地权，主张人道为宗旨。定《报纲》九条：一、趋重世界大势；二、严督政府及国民行动；三、实行民生主义；四、维护国际和平；五、主张男女平权；六、融和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七、指示国民外交；八、提倡精神教育；九、整理财政，发展经济。此外，如振兴工商业、整顿海陆军、扩充拓殖事业等，本报皆特别注重。该报内容包括：论说、专电、译电、要闻、访函、来稿、时评、文苑、插画、广告等。均以海内外著名之政治家、法律家、军事家、实业家分别担任有关内容的编辑，影响很大。
其后不久，他与黄兴、蔡元培、范源濂、王芝祥、徐绍桢、熊希龄，胡汉民等在南京联名发起组织“拓殖协会”，并向全国各省都督、议会、各政党发出通电称：“民生主义以拓地垦荒、殖产兴业为目前切要之务，吾国西北土旷人稀，而东南人满为患，农无田而可耕，兵无法而退伍，民生坐困，而工商业亦因以不振。同人深慨，民国前途，极为危险，特集同志，创设拓殖协会，思有以苏民困，维国本。惟财力绵薄，难期发展，用特电恳贵都督，邀集绅商学界鼎力协助，并研究拓殖办法，随时赐教，使民生主义可以实行，而国防及军事关系均可资以为用，国利民福，端在于斯，深望赞襄本会，毅力维护，不胜盼祷之至。”该协会创办拓殖学校，分蒙文、藏文两科，三年毕业，学生派往蒙、藏两处工作，以开发东北、新疆资源，实践民生主义。后改名为垦殖协会，成为当时一个很有影响的实业团体。
同年11月，他与于右任、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和平会”，其宗旨为：“协助共和，改良社会，化除党派以维世界平和，保护人权以畅国民生计。”该会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实业和推进文化教育事业，创办国民厚生银行，并“添招商股，专为振兴实业及农、工、商贩贷款，为国民生计之机关。”其主要开展的工作：（1）创办工艺厂，讲求制造及蚕桑、畜牧、垦矿、种植诸事业，以次推行各府州县，并承办地方一切建筑工程。（2）组织演说团，派员于各府、州、县、市、镇地方演说共和原理，开通民智，使人人有国家思想、俾造成完全民国。（3）设立学校，并设各种工艺教科，另附设“半日学堂”，使工商各界之人，于营业之暇藉以学习，输入普通知识。（4）创刊《白话浅说报》，俾农、工、商贩粗识文字者亦能了解，为转移风俗服务。（5）设立贫民院，俾“寒苦小民及劳动工役诊视之便利；”并增设贫儿院，专收养无靠小孩，教养成人，使之学习工艺，或贷其资本使之从事商贩贸易。（6）附设济良所，为论为娼妓者，“代为择配，使得其所。”此外，该会还创办了不少社会福利机构。
1912年12月12日，先父与黄兴、龙璋和邦加侨胞曾连庆等人在长沙招股200万元，创办“中华汽船有限公司”，订造商船6艘，往来于长沙、武汉间，以期收回外谥之权利，扩张自由之实业，他以后又在上海创办《东方日报》，聘请湘籍文人向构文（瑞彝）为总编辑，又邀请著名新闻记者和评论家黄远庸为特约通讯员、兼写社论。该报言论公允，内容充实，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社会、文化和实业活动，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激发了人们投资企业的热情，促进了众多的工矿企业的创办，对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十三）
1913年，袁世凯来文聘任先父为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并邀请进京商议国家大政。先父对袁素无好感，加以自己脱离政坛，从事社会活动，工作很忙，原拟置之不理，没有答复，旋因同乡好友杨度专函转达袁氏诚意相邀的请求，继而，已应邀去京的光复会老友章太炎又来书促驾，在京供职的先叔李云龙、堂兄李刚则一再来书，希望全家亲人在京团聚；同时，袁氏上台后，曾多次扬言：“愿竭尽力量发扬共和之精神，永不使君主政权再行于中国。”孙、黄刚刚北上与袁商订了《协定大纲》十条，他们南返后，又交口称赞袁“苦心为国”，“欲治民国，非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以当之，”“袁必能尽忠民国”，使先父以为袁已经顺应潮流，已经改弦易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袁原先的看法。因此，他怀着对友情、亲情的思念和对袁的幻想，及“消弭世难”的愿望，于是年8月，离开刚开始兴办的社会事业，和全家人乘车同去北京，谁知此去陷人袁氏的罗网，开始过着半囚徒的生活。
先父抵北京20多天后，在友人孙毓筠的陪同下，会见了袁世凯，袁初时以礼相待，握手寒喧，但当先父提出“今后要发扬共和精神，不使君主政权再行于中国”时，他即拂然不悦，立即端茶送客。以后先父又把“团结异已，增强法制”等数事写为条陈，托孙毓筠向袁转达，亦如石沉大海。不久，袁更公然下令通缉孙、黄，对在京革命党人施加迫害。章太炎不受笼络，关押在龙泉寺；尹昌衡反对帝制，加罪下狱；派人监视、跟踪蔡锷，随时准备逮捕；对先父则借口保护，实际上，派岗哨监视，加以软禁。当时北京处于袁氏一片白色恐怖的统治下，人人自危，不敢多言，先父不顾牵连和安危，对受难党人，尽力维护。章太炎生活困难，拒袁赠款，先父曾多次接济。尹昌衡在狱待决，先父写信责袁，进行营救。蔡锷是先父求实书院的前身时务学堂的学友和战友（早年蔡锷还在广西时，先父曾一度由湖南到广西进行革命活动）常来我们家的内室里密谈。他俩密谈时，任何人都不准进去。后来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协助他逃出北京。
随着袁氏复辟步伐加快，先父受到监视更严，门外增设了岗哨，只允许其在许可范围内行动，家人出入亦须严受盘查。被允许会见的宾客只限于杨度、孙毓筠、胡瑛等数人。有次，杨度来谈，出示所作《君宪救国论》一文，攻击共和，力赞帝制，先父断然不表苟同。时过数日，杨度又陪梁士诒总理来访，重提前话，先父以他语乱之。1915年8月初，杨度、胡瑛两人同来，要先父共同拥袁劝进，并以坐牢杀头相威胁，先父不为所动，而是表示：“诸君如何办，各请自便，我自己退职已久，不问国事，恕不奉陪。”
此后，袁对先父恨之入骨，杨度等人亦不复来。但1915年8月14日《北京时报》发表杨度执笔的《发起筹安会宣言》中，“李燮和”三字赫然列为发起人之一。他早已失去登报发电的自由，除大骂杨、胡几声外，还能有什么办法？袁死后再登报发电，已无意义。总之，先父直到1916年6月6日袁死后，才脱离半囚徒的状况，恢复正常人的生活。
关于先父列名筹安会的问题，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直存在误解、值得研究的问题。解放前，由于蒋、陈国民党当道，长期把持了国民党史档和宣传舆论，任意颠倒史料，臧否人物，对光复会和先父的革命功绩，尽力贬抑和歪曲。因此，对于先父北上后的一些真实情况，也湮没得很少有人知道。而坊间有的出版物对这方面问题的论述，习非成是，以讹传讹，也给人们的认识上产生了不良影响。
冯自由在其所撰《光复军司令李燮和》一文中说先父“潦倒穷途”、“不得志于民党”，至是为杨度甘言所诱。（冯在其所撰此文中说先父“为黄克强所设长沙明德学堂学生”。这也错了。先父从未在长沙明德学堂读过书，也不是黄克强的学生。先父与黄克强是同时代的人。长沙明德学堂，系胡元倓所创办，并非黄克强所创办，黄克强曾经在该学堂任教。）陶菊隐在其所撰《筹安会六君子传》中也跟着附和说：“六君子之一的李燮和，此时是个穷极无聊的失意军人，1913年宋案发生时，他曾到北京活动，也以调和南北自命，电劝黄兴适可而止，此次因生活困难，又从湖南到北京来观光，被杨度拉进了筹安会，做了一名无足轻重的配角”。冯说先父“潦倒穷途”，“不得志于民党”，陶呼应说先父“穷极无聊的失意军人”，而被杨度拉下了水，陶又说先父两次北上，这都不符合事实。先父出生于一个颇为富有的茶商家庭，是当地著名大户“李园”的主人，“李园”就是钱钟书所撰《围城》中三闾大学原型国立师范学院的创办时的院址。
“李园”是一个大庭园，大庭园围墙四周里外广植松树、杉树、枫树、樟树、槐树、柏树、椿树等树木，并广植桂花、酸枣、枇杷、桃子、梅子、李子、柚子等果木及种植一大片又一大片的楠竹。树木长得高大浓密，果木一年四季鸟语花香，楠竹长得密密层层，亲临其境，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李园”位于湖南安化县蓝田镇（今属涟源市）光明山最东端地区，是先祖父李春轩于19世纪末开始修建的，供子孙居住，于1912年到1918年建成，占地面积约六万平方米，有两层房屋八大栋，上下房屋一百间，两个大客厅，读书楼一栋，各种附房、杂房共四十间等等，占建筑面积约七千余平方米。但“李园”的亲人们大都外出工作，所以许多空房无人住。
1938年7月当时的教育部决定要在湖南办一所师范学院，筹备主任廖世承院长选定蓝田镇为院址，他来到“李园”造访先叔李云龙、先母林亚华，说明来意，认为“李园”房屋建造模式以及周围环境空地很多，非常适合办学，希望我们家人给予支持。先叔和先母以及全家人认为办学是件大好事，反正大部分房屋未住人，何乐而不为，于是全家人一致同意，各房从“李园”迁出，将全部房屋和空地无偿借给国师使用，不取分文。
国师无偿借用“李园”房屋后，先在“李园”大院内后面高地上的一片菜园地上，修建了九间教室，取名为九思堂；又在“李园”大院园内左侧一片菜园地上辟了一个操场。国师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工作，终于是年十二月一日在“李园”前坪上举行了开学仪式。
当时国师的所有办公部门和第一届全体各系学生以及当时和以后从各地聘请来的大批教授，都安排在“李园”大院园内，因为在这里生活方便舒适些。
国师每年都要招收新生入学，所以学院随即向光明山西端地区发展。学院在这个地区，逐年添建了总办公厅、大礼堂、图书馆、教室、心理学实验室、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男女生宿舍、发电机室、浴室、医务室、联谊社、体育办公室、警卫室、教职员住宅、天然游泳池，又在靠近“李园”东端地区修建了一个大运动场。到1944年国师拥有九系四科三班，及附中，子弟小学，民众教育馆等庞大机构，规模之宏，可与国内之有名历史院校并驾，而是时各系教授，又多海内知名学者，教学质量自然很高，学术空气浓厚，可谓鼎盛一时。而“李园”也成为国师的摇篮。
但到1944年6月，由于战火逼近蓝田，国师西迁溆浦，廖院长认为无偿借用“李园”房屋达六年之久，特向教育部建议，由当时担任教育部长陈立夫亲书“广厦春风”四字，刻成匾额，送到我们家，以示表彰，一时成为美谈。
解放后，由于“国师学风”的发扬光大，国师又进入了更加辉煌时期，那就是最后发展成为设施更加完备、规模更加宏大的湖南师范大学。
以上我们写了国师的创办经过及其发展的情况，“李园”的房屋和环境情况，国师与“李园”的关系，以及当时教育部对“李园”的表彰。我们之所以这样不厌其详地叙写，是用来说明先父决非如冯、陶两人所说的“潦倒穷途”、“穷极无聊的“失意军人”。
记得先父在《上孙大总统请群光复军北伐总司令职呈》中说过这样的话“……家住洞庭之滨，衡山之阳，有薄田二十亩，古籍千余卷……差足自给……等语。先父既拥有这么多的财产，怎么一下子就成为一个“潦倒穷途”、“穷极无聊”的“穷光蛋”了，这难道可能吗？
前面讲过先父脱离政坛后，便满怀激情和许多党人及友人一道，往来沪宁等地，投身于实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中去。但如果先父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和他们一道，往来沪宁等地，投身于实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中去的。这又充分说明先父决非如冯、陶两人所说的“潦倒穷途”、“穷极无聊”的“失意军人”。
前面讲过我们外祖父母是印尼邦加岛一个锡矿主兼胡椒园和橡胶园主的巨富，也讲过当年在北京章太炎不受笼络，关押在龙泉寺，后因章氏以绝食相抗，袁贼才同意他迁居钱粮胡同。这期间，章太炎拒袁赠款，生活困难，先父多次给予接济。如据《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提到他得以搬进钱粮胡同是“李柱中（先父）助资，钱念劬助力……”由此可见，冯、陶两人所说的先父“潦倒穷途”、“穷极无聊”，全系无稽之谈。先父也不是什么“失意军人”，他由一个普通教员，一跃而前后六任总司令：即上海起义临时总司令、吴淞军政分府水陆总司令、光复军总司令、援鄂联军总司令、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长江水师总司令等，政治上是一帆风顺的。他解甲归田，全出自愿，何曾有过一天失意？我俩兄弟，现在一个95岁，一个快90岁了，我俩兄弟的童少年时代都是在北京度过的，我俩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当年我们全家人到北京前和在北京期间，虽非富有，却一直是宽裕的，真不知道冯、陶两人究竟依据什么把我们家说成了“潦倒穷途”、“穷极无聊”的人家了？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在蔡东藩等所撰《民国通俗史演义》里说：杨度等发起成立筹安会后，“李海上检查厅呈文反对帝制”、“李海是李燮和的族弟，上书弹劾，居然有大义灭亲的意识”。何汉文等所撰《杨度传》里说：“李诲向检察厅上文，指控杨度等叛逆昭彰，动摇国本，恳准按法惩治。”又说“李诲是湖南的省议员，又是李燮和的弟弟……最后只好请李燮和去加以劝止。”言之凿凿。但先父只有一个弟弟，名叫李云龙，字卓然，派号代塔，没有用过其他的名字，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从未担任过湖南省参议员，在父辈兄弟和我们同族中也没有李海、李诲其人，上述人物情节，皆主观杜撰，全系小说家言，当然更非信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事人的大量回忆录的发表和有关史料的发现以及专门著作的出版，我国史学界对这一问题，已经进行了更为客观、公正的研究，开始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如据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记载：“孙少侯（即孙毓筠）时为袁氏要人，柱中（先父）以狱事被胁，皆人筹安会。”“余甚恶少侯，而知柱中无他。”当时章太炎与先父常有交往，对先父在京情况，实有深切了解，故能作出定论。又据龚翼星为先父所撰墓志铭一文中说：“湘潭杨度以《君宪救国论》谄项城，窜君名其中”。如果当时先父是亲自签名，不是被杨度“窜”名其中，龚是不会如此写的。再据原光复军参谋长杨镇毅述，杨福祥记《光复会和光复军》一文中写道：“1915年（乙卯）袁世凯帝制自为，李燮和被背列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未敢声明，却被后人误为晚节不贞。”
近据辛平编著《民国将领录》中简介先父事功时说：“1915年，被杨度私下列名为筹安会时，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袁世凯死后，始获自由。”
近又据我们家乡一涟源市志编纂委会编写的《涟源人物志》记述先父时写道：“民国4年8月，袁世凯阴谋称帝，燮和被杨度私下列名筹安会发起人，软禁北京，次年6月，袁世凯死，他始获自由。”
近年现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理事、辛亥革命史研究常务理事、湖南历史学会常务理事饶怀民教授，搜集了大量资料，写了《李燮和与沪宁光复》一书，对先父的一生作了客观、公正、全面的论述，并对先父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作者旁征博引、精辟分析、力排谬误，一扫数十年来人们对先父的某些模糊、错误的认识，揭示了历史的真相。
筹安会作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御用团体，当时宣称：由杨度出面，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组成。大量史料证明，作为所谓的六君子之一的先父，从未“以筹一国之治安”为袁世凯进行鼓吹；而是对袁贼倾覆民国，极为痛恨，以致受到袁贼的软禁与迫害。当时先父在失去自由，他本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杨度私下列名筹安会，完全是出于袁党的阴谋骗局，当然是先父所不能接受的。现在应当是明确这个问题的真相，还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十四）
其后，我家仍住北京，先父的心情也变得安静起来。他平日在读书看报之余，最喜欢和我们回忆当年参加革命的往事，特别是在南洋的岁月。他曾多次说过：南洋是他的第二故乡，他永远难忘南洋美丽的风光，富饶的土地和那些勤劳勇敢热情的人们！
1922年夏，先父带领我们到了南洋。旧地重游，在槟港和外祖父母全家亲人重聚，大家畅谈这些年来的风风雨雨；在爪哇等地和侨胞、战友以及当年学生的会晤，大家重温过去那些峥嵘的岁月；又去过许多城市与乡村，访问过中华会馆与中华学校，到处都受到广大侨胞盛情接待与热烈欢迎。1923年春，先父终于满载着浓浓的亲情与友情依依不舍地乘船回到了祖国。
多年来，先父东奔西走，南征北伐，身心憔悴，终于积劳成疾，不幸于1927年8月16日（夏历七月十九日）病逝蓝田故里，享年54岁。弥留了际，他还一再轻轻地念着：“南洋、南洋、南洋……”。虽然他不能再看到南洋了，但他的心永远和南洋同在！
先父永远活在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心中！
历史也会永远铭记着他为中华的崛起，为人民千秋万代的未来无私奉献的一生！
他毕生献身革命的精神，永远教育鼓舞着我们和我们的后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奉献自己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