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燮和一生参与四个革命团体，六任总司令，在辛亥革命史上具有悠长的资历和显赫的身份地位。辛亥武昌起义后，他从武昌东下上海，策反上海驻军，主导上海光复；开府吴淞，编练光复军，参与南京光复；随后出任光复军北伐总司令，西援武汉，北伐烟台；为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共和国建立了卓著功勋，在光复会及辛亥革命史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但由于后来列名“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李燮和长期被打入另册，被剔除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行列，所有的著作在提到他的时候，总是将他与“筹安会”六君子联系起来，从不提他是一位卓著功勋的民主革命家，这是极不公正的。后来治史者，有责任纠正历史的成见和偏见，恢复李燮和的资产阶级民主民主革命家的本来面目。
一、身兼四会的老革命党人
李燮和（1873—1927），字柱中，湖南安化县监田镇（今涟源市）人。据史料记载，晚清时期，安化县的红茶业盛极一时，叶德辉、余金声、朱雨田等人因贩运安化红茶至俄国出售而“皆成巨富”。李燮和的父亲也因经营茶叶而致富。李燮和早年与弟弟李云龙等在私塾读书，当老师讲解《论语》“夷狄之有君”一节时，李燮和即问老师：“奈何使夷狄人君我中国？”说明他从小就对满洲贵族的统治怀有不满。及稍长，又读《船山遗书》，胸中兴起“亡国之痛”。1898年冬，李燮和偕弟弟李云龙负笈省城长沙，先就读于朱太史门下。但朱太史思想守旧，李燮和兄弟很不满意，便于1900年转学到求实书院。在此期间结识了黄兴、刘揆一、禹之谟等革命志士。1902年底，李燮和从求实书院毕业，到宝庆府中学堂任教，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4年复，李燮和、李云龙兄弟与陈天华、姚宏业、陈方度等6人发起成立黄汉会。“黄者黄帝，汉者汉人。欲以此苏国魂而振汉声，祖黄帝而耀先烈。”黄汉会反清革命的用意十分明显。同年8月，李燮和又应华兴会会长黄兴的邀请参加了华兴会。1904—1905年间，黄汉会先后策划了长沙起义、隆回起义，但均遭到失败。1906年春，李燮和重返长沙，在驻省城的安化县师范学堂担任教员。6月间，他策划黄汉会党人在长沙再次起义，为湖南巡抚庞鸿书侦悉，李燮和在他人的帮助得以离开长沙，逃往上海。在上海遇到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两人“一见如旧相识”，十分投契，陶遂介绍李加入光复会。小久，李燮和东渡日本，入东京警官学校学习。同年10月中旬，李燮和在东京见到了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协理黄兴，“遂由黄克强介绍入会”。这样，李燮和一人即兼有黄汉会、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四个革命团体成员的资格，这在辛亥革命领导人中是十分罕见的。
1906年12月4日，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萍浏醴起义，消息传到日本，李燮和与谭人凤，周震麟、杨卓林、宁调元、胡瑛、洪春岩、何弼虞等人立即潜回国内谋响应，李燮和与杨卓林等到江苏南京、扬州等地谋响应，当他们到江苏时，萍浏醴起义已经遭到清廷的残酷镇压，悲愤已极的李燮和当即产生了与清朝官吏拼命的想法，他潜入南京城内企图刺杀两江总督端方，但未能得手，随即逃往上海。端方随即“悬二千金购燮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悬赏500两白银“购燮和”。形势险恶，李燮和在国内无法立足，不得不潜往香港躲避。1907年存（春）赴南洋，先到新加坡，9月至印尼的榜甲。榜甲是爪哇的一个属岛，有华侨10万，整个爪哇岛则有华侨100万以上。李燮和与柳聘农、陈方度、易本羲、何震生、王文庆、沈琨、李天麟等一面在榜甲的中华学校任教员，一面开展革命活动。李燮和足迹遍及南洋各地，发动华侨加入同盟会。
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李燮和具有许多优秀的品格。章太炎评价说：“柱中……最为朴溅（诚）悃？。……其敬贤慕善，亦当世所稀有。”经过李燮和等人的艰苦工作，先后在南洋华侨中发展数千人加入同盟会，南洋革命势力进入鼎盛时期。李燮和也因此征（在）南洋华侨中树立了很高威信。魏兰说：“华侨对于李燮和、沈钧业之信用极深。”《光复军志》一书则说：“燮和故豪纵不羁，及居榜甲，刻自操励，尤为华民景仰，每有兴废，辄咨而后行。”孙中山、黄兴在粤桂滇三省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费用大都仰给于海外侨胞，“而南部一隅，接济至以巨万计，则以燮和故也。”廖承志生前对人说，在捐款方面，“美国和爪哇的华侨对孙中山的支持最大”。这其中，自然与李燮和的积极筹款是分不开的。
1909年，李燮和参与了章太炎、陶成章发动的倒孙（中山）风潮。1910年2月，光复会在日本东京重建总部，章太炎、陶成章分任正副会长，同时在南洋设立行总部，代行东京本部职权，李燮和、沈钧业、魏兰为执行员，李燮和实际上是行总部的负责人，他将南洋的同盟会机关部改组为光复会机关部。从此，章太炎、陶成章、李燮和成为光复会后期的三个领导人。他们三人中，章太炎是理论家和宣传家，而陶成章与李燮和则是领导实际斗争的领导人，陶、李二人的关系尤为密切。
光复会与同盟会分家后的一段时间，两会关系相当恶劣，孙中山与陶成章之间尤为紧张，甚至双方一度有指使谋杀对方的传闻。孙中山在致吴稚晖的信中要吴“将陶信中忌功、争名、争利及煽人行杀于弟之口声无理处指出，并下以公平之评判”。而魏兰所撰《陶焕卿先生行述》则称：“先生在英、荷各属运动，孙文、胡汉民皆作函阻止之。先生至榜甲岛之槟港，孙文诬指先生为保皇党，运动人暗杀先生，幸赖李燮和力为剖白，始免于难。”章太炎口述的《光复会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亦云：“甚有人谋暗杀陶君者，赖李燮和保护之。”可见，李燮和在南洋华侨中的群众基础好，在陶成章与孙中山之间起到了某种缓冲调和的作用。
1910年冬，同盟会准备在广州发动大规模起义，黄兴致函李燮和等人，希望“捐除意见，同任艰巨”，“燮和等欣然从之”。同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开秘密军事会议，部署起义，李燮和受槟港同志委托参加了会议。会后，李燮和返回槟港，传达会议精神，动员华侨捐款，共得款17000余元，由李燮和面交黄兴。不久，胡国梁等也将募集到5000元送到设在香港的统筹部。李燮和与陈方度、胡国梁、柳聘农等还亲自参加了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李燮和撤退到香港，与陶成章、王文庆会晤，他们分析了革命形势，对同盟会在华南地区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深表惋惜，认为光复会今后应当重视华东、华北地区。随后，李燮和即与陶成章、王文庆离开香港前往上海，他们在上海法租界平济利路良善里“锐进学社”内设立光复会机关部，由尹锐志、尹维峻姐妹主持机关部事务，同时发行《锐进学报》，并在杨树浦及法租界赖格纳路没立了两处秘密机关。稍后在杭州西湖南岸的白云庵成立杭州机关部，着手策划江浙地区的起义工作、1911年8月间，陶成章复返南洋筹集起义经费。李燮和则于9月间潜回安化老家省亲，此时已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前夕了。
二、主导上海光复，不计个人得失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李燮和在老家得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急忙奔赴武昌见黎元洪，他对黎说：“淞沪东南门户，而天下财货之所委输焉，得之，则长江以南，可无血刃而定也。”黎元洪随即委派李燮和从武昌前往上海发动起义。
1911年10月6日，李燮和到达上海，与王文庆、陆翰文、尹锐志、尹维峻等光复会成员商讨起义方略。随后，他一面致电南洋光复会机关请求接济军饷，一面秘密招募敢死队，购买枪械，制造炸弹。中国体操学校和龙门师范学校有500多人参加敢死队。李燮和安排他们秘密潜伏在英、法租界内，等待起义的号令。为联络江浙各地的革命党同时响应，李燮和派王文庆、章梓、柳承烈，张通典等人分赴杭州、南京、苏州等地发动，李燮和和留在上海独当一面。
当时，驻守上海、吴淞及长江江阴要塞的清军军警武装有近万人，策动军警等起义反正，就成为沪淞光复的关键。沪淞军警基本上属于湘淮军系统，思想保守，平时与革命党人鲜有联系，不像新军有不少革命党人潜伏其中。李燮和以湖南同乡关系，首先争取到了吴淞巡警队官黄汉湘（湖南湘乡人）的合作，通过黄汉湘的介绍，李燮和又争取到了上海闸北巡逻队队官陈汉钦，通过陈汉钦，李燮和又争取到了驻沪巡防营管带章豹文（湖南人）、巡防营水师管带王楚雄（湖南人）、江南制造局炮兵哨官成贵富，以及“阴附于陈汉钦”的上海道所辖的一营沪军；之后，黄汉湘又联络了海巡盐捕营统领朱廷燎（湖南湘乡人）、吴淞巡警厅长杨承溥（上海华亭人）、吴淞炮台统领姜围梁及济军督队官徐占魁。只有济军统领黎天才持中立态度，巡防营统领梁敦倬则态度游移摇摆不定。江南制造局总办张士珩（楚宝）是淮军统帅李鸿章的亲外甥，此人思想顽固，坚持不受策反。至此，“沪淞一带兵警，皆隐附燮和”。黄汉湘、陈汉钦、朱廷燎三人还由李燮和介绍加入了光复会，这就为上海光复铺平了道路。
11月2日，李燮和与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陈其美在《民立报》馆相见，磋商起义事宜，约定11月3日下午4时行动。
11月3日午后，由于出现意外情况，闸北巡警情急之下在陈汉钦、章豹文、王楚雄指挥下首先发难，于下午2时光复闸北。
同日下午，黄汉湘与朱廷燎、杨承溥等集议于吴淞警署，决定在复旦公学内设立吴淞军政分府，推黄汉湘为总司令，朱廷燎为水军司令兼参谋，杨承溥为民政总长，并传檄诸军易帜，树起光复军白旗。吴淞炮台守官姜国梁、南汇营游击龚先耀，吴淞营参谋许宏恩皆反正。巡防营统领梁敦倬弃师而逃，其部归附起义军。济军统领黎天才知吴淞情势有变，已事先避往上海城内。黄汉湘遣人携犒赏济军，督队官徐占魁、队官乘机作为内应，济军也宣布反正，由徐占魁权充统领。至此，吴淞也宣告光复。同一天下午2时许，陈其美与李英石集合全体商团团员及敢死队员于江南制造局附近之南操场。李英石以商团总司令的名义宣布作战命令。攻打江南制造局的任务由刘福彪组织的敢死队打前锋，商团殿后。江南制造局，位于上海南门外高昌庙地区的黄浦江畔，南（由）清末洋务派领袖、两江总督曾国藩于1866年创办的，设有船厂、船坞、炼钢厂以及修建船只、制造军械的车间，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军火制造厂之一，局内存有大批军火，枪炮，如能占领，则对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下午3时，陈其美指挥敢死队，携带向商团公会借来的40枝步枪、子弹若干发，以及自制的土炸弹，由杨谱笙率领攻打制造局，陈其美则随军督战。下午5时许，乘制造局启门放工之际，杨谱笙指挥敢死队员一涌而入。局中驻军先放空枪一排，敢死队员能炸弹开路，然而发起冲锋。清军见状，便居高临下以实弹密集射击，打死敢死队员一名，打伤多人，敢死队的攻势受挫。存（在）这个过程中，陈其美与高尔登俩人陷入了制造局。李平书获悉陈其美被俘后，连忙与李英石赶到制造局见张士珩，为陈其美缓颊，并请求保释陈其美，但遭到张士珩的拒绝。李平书保释陈其美不成，回到自治公所，组织商团反攻制造局。同时，杨谱笙、俞凤韶等连夜赶到闸北，请求李燮和与陈汉钦派兵支援。
李燮和得到报告后，急召陈汉钦等在锐进学社内商议对策，李燮和随后命令章文豹的巡防营、南市沪军营、陈汉钦的闸北巡警、王楚雄的水师营及敢死队迅即赴援。当时各将官“方惩于陈其美之失，相顾愕眙，惧失色”，李燮和见此情景，急忙为大家打气说：“今日之事，拿破仑所谓最后十五分钟是也。大局存亡，在诸君一勇怯间耳！无已，燮和请为诸君先登。”说完，李燮和手握炸弹，带头向江南制造局冲去。李燮和冲锋在前，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气。11月4日凌晨2时，各路援军陆续赶到江南制造局所在地高昌庙。李燮和一声令下，以沪军营为前驱，敢死队为先锋，一举攻下制造局。因为在进攻制造局前，李燮和已经策反了制造局炮兵哨官成贵富，制造局炮兵对空放空炮，故起义军仅以伤亡二十余人的代价即拿下了制造局。
闸北吴淞及上海市区光复后，李燮和派刚从日本留学海军归来的侄子李刚及其同学李毓麟，游说停泊在外海的清军舰队官兵，建安、楚有、登瀛洲、辰字，宿字炮舰，湖鹏雷艇宣布反正，推李毓麟为海军司令。李燮和等又传檄光复上海周围各县城，派龚先耀往福山，许宠恩往狼山，许国祥往崇明，洪松之、朱涛往嘉定，马友才、董鹏飞光复太州，章兆旗往江阴，数日之内，先后光复宝山、崇明、海门、通州、太仓、常熟、江阴等州县及狼山、福山等要塞，“计获清印五十余颗，于是上抵镇江，下接外海，所有清军悉隶属光复军部下”。
史学界公认，上海光复，是同盟会、光复会和上海绅商三股政治势力合作的结果。细分起来，当然有功劳大小之别。
上海光复过程中，有上海军警、商团和会党三种武装势力参与其中，并各自发挥了作用。这三种势力的力量是不平衡的。上海的军警有近万人，势力最强。上海的军警军官多是湘军余部，与光复会领导人李燮和有同乡关系。李燮和通过此层关系，将上海军警的大部分掌握在自己手中。关于上海商团的人数，目前的材料说法不一。李平书说：“至辛亥春已达一千余人。”李宗武则说：“在11月1日（农历九月十一日）上午，由商闭公会集合所属23个商团团员2000余人”。商团人数虽然也不少，但缺少武器弹药，大多数人是徒手空拳。夏国梁说：“李英石宣布起义，要大家徒手打进制造局去拿枪，真有些尴尬。我趁李英石巡视队伍，走到我们行列前时，我即大胆地责问李英石：‘我们手无寸铁，怎样去打仗？’他说：‘等一下就有。’所以商团同志送了我一个绰号叫手无寸铁。后来有人送进场来几十支手枪和百余把旧单刀，和一些三炮台香烟罐做的手榴弹，分发给团员和敢死队，救火会商团分不到手。”冯润生说：“李英石发布了三道作战命令，正式起义。原来发枪是假的，要大家打进制造局去拿枪。这时全体团员有枪的少，徒手的多，面部表情形形色色，情绪兴奋的有，胆怯的也有。有枪的团员感到打制造局很兴奋，徒手的感到沮丧。有人向李英石提出质讯‘没有枪怎样打仗’。后来李英石将敢死队介绍给大家见面，鼓励大家不怕死，跟着就执行命令。我们两北半城的七个商团担任进攻城厢各衙署，占领西北半城城门防守九亩地附近改过所、监狱、自新所及维持治安。”由此看来，商团的实力显然不如军警。
而由同盟会和陈其美所能直接指挥领导的只有中国敢死团在上海的100余人，以及由张承槱、刘福彪指挥的会党武装，实力最弱。
通观上海光复的史实来看，应该承认，军警所起的作用最大。自然，掌握了军警的李燮和功劳最大。郭孝成说：“沪淞之克，燮和之功第一。”钱基博说：“江南之光复，实以上海为肇端；而上海之发难，则以安化李燮和为主谋。”
当代著名上海史专家熊月之教授也认为：“江南制造局被攻克，标志着上海起义的成功。江南制造局是打下来的，靠三支武装，反正以后的军警，商团，会党。三支武装在攻打制造局战斗力作用各不相同，但实力最强、最后解决问题的是军警。”以上论断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按照一般的原则，在上海光复中，功劳最大的光复会领导人李燮和应当出任沪军都督。当时上海是江苏省属地，非省会所在地。按已有的惯例，各属地先于省会城市而光复的一般称军政分府。上海光复后，是成立军政分府，还是立都督？光复会、同盟会、上海绅商在要不要立都督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李燮和在《光复军事略》说：“燮和以事机虽顺，战争方始，乃专注意兵事，组织总司令部，预备添招军队，光复江宁，徐图北上。而陈其美、李平书等主于上海推立都督，燮和以为都督兼任民事，不宜分裂江苏统治之权，与陈其美等议异。”上海光复后，李燮和即以上海临时总司令发号施令。
但同盟会方面的想法与李燮和不同，在上海起义之前，同盟会中部总会就已开始酝酿新政府的人选，并且预先作了任命。任命李平书为民政总长，伍廷芳为外交总长，沈缦云为财政总长。同盟会预先任命的李平书、伍廷芳、沈缦云都是上海最具有影响时局的人物。毫无疑问，由李平书等出掌新政权的民政、外交、财政，对于扩大革命声势，确保起义胜利和稳定胜利后的局面，都很有必要。李平书等人的实际地位、社会影响和政治态度，决定了他们确是新政府的合适人选。就此意义上说，预先作出任命以相邀约，本来无可非议，但是，同盟会中部总会并非上海起义的唯一发动者和组织者，陈其美未与光复会商定就抢先借托军政府的名义独自作了任命，显然还包括营造氛围，以示权力所归的意思。
既然要成立都督府，那么由谁来充当都督？同盟会方面，自然竭力推举陈其美，帮会势力、报界和留日回国的士官生也都拥戴陈其美。而以李平书为代表的上海绅商势力，既不愿外地人陈其美来当家，更不愿关系陌生的李燮和来作主，他们先后推举钮永建（上海人）、李显谟（上海商团临时总司令、李平书族侄）当都督。在这场复杂而又微妙的权力角逐过程中，李燮和首先被排挤出局。11月6日下午，上海各界代表近60人，齐集旧海防厅推选都督。由于同盟会方面事先有推举陈其美的腹案，而商团方面则一心想推举他们的政治代表人物李英石。同盟会和上海绅商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不约而同地决定排挤光复会及其政治代表李燮和。11月6日的会议，光复会方面的人员被排除在外，仅有章豹文一人临时打听到消息，挤进了会场。经过几经协商，同盟会与上海绅商首先达成妥协，推举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并由他负责组织沪军都督府。沪军都督府的重要职位由同盟会与上海绅商及社会名流担任，光复会完全被排挤到一边。李燮和的上海临时总司令职务被剥夺，沪军都督府仅给他安排了个有名无实的“参谋”职务（参谋共有11人之多）。
对此结果，光复会方面“大哗”。“有人主张逮捕陈其美，治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之罪。”但李燮和“考虑再三，以为武昌起义不久，上海刚刚光复，全国形势还没有稳定，如果兄弟阋墙，不但引人耻笑，而且要贻误革命全局，因而坚决主张退让”。这时，李平书也出来斡旋，他对李燮和说：“今日之事，大局为重，愿公一言！”李燮和回答：“诺！”李燮和将军警长官召集到于制造局，极力安抚他们，要他们“静待后命”。随后，李燮和“劝其美大出赀以犒，而以军牒交其美”。
按照当时的实力对比，李燮和如果不接受被排挤的局面，要举兵推翻沪军都督府是完全做得到的，甚至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李燮和为了反清革命的大局，他没有这么做，他的退让维护了上海光复的革命成果，意义重大。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争权夺利的事层出不穷，给革命大局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对比之下，李燮和没有因为自己个人的名利得失而忘记反清革命的大局，表现了一个革命家应有的君子风度，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可以说，李燮和的退让是辛亥革命史上的一个亮点，值得大书一笔。
孙中山《建国方略》中有这么一段话：“武昌既稍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吾党之士皆能见及此，故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孙中山对于上海光复的意义和作用的评价是正确的，可惜的是，他把李燮和主导上海光复的功劳全部安到了陈其美头上，明显属于张冠李戴，应当予以纠正。
三、编练“光复军”，参与南京光复
1911年11月9日，李燮和来到吴淞，当时吴淞大街小巷贴满了“吴淞都督李”的告示。李燮和认为淞沪相距仅数十里，两个都督并立，十分不妥，他极力开导和劝说黄汉湘等人销去吴淞都督名号，自己改称吴淞军政分府水陆军总司令，黄汉湘任副司令。
11月18日，光复会会长章太炎来到吴淞军政分府，稍后副会长陶成章亦到。“成章关怀桑梓，别去经营浙江军务；炳麟为燮和规划进兵方略，筹助军饷。”在章太炎的指导下，在黄汉湘、杨承溥等人的协助下，李燮和着手编练光复军。
编练光复军本来是光复会领导人秋瑾、陶成章的梦想，由于他们相继牺牲，这个愿望最后在李燮和手中实现。李燮和在吴淞中国公学内设立光复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黄汉湘为副司令，陈强（后易邹序彬）为参谋长，李刚为参军，彭骥为军法长，漆英负责军需。光复军合计原有老兵及续招的新兵，约3000人，加上收服的龙济光的济军1000人，以及“女子北伐光复军”，总数在4000人以上。
在上海、杭州、苏州、镇江相继光复后，只有东南重镇南京尚在清军控制之下，光复南京成为革命党人的当务之急。在沪军都督陈其美等人的倡议下，决定组成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推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李燮和积极响应，11月14日，派遣黎天才统带600人首先出发，周德厚率特别敢死团随后，王文庆、姚敏、陆翰文从浙江带来杭州兵300人、台州兵600人，也隶属于光复军系统。江浙联军总兵力万余人，光复军系统先后参战的部队有2000人左右。光复军虽然只占江浙联军的五分之一，但这是一支精锐的部队，战斗力极强，在攻克南京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攻占南京城外的乌龙、幕府二山、抢占南京城的的制高点的战斗中，光复军发挥了关键作用。攻打南京的历次战斗中，光复军协同友军并肩作战，黎天才统率的光复军尤其“健斗，推锋而前，锐不可当，一时有黎老虎之称”。黄兴在致黎天才的贺捷电中，称“光复金陵，实仗劲旅之力”。
四、西援武汉，北伐烟台
1911年12月3日，李燮和率大队进驻南京。南京的光复，及时扭转了湖北汉阳失陷所带来的不利局面，对于稳定革命形势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南京光复后，光复各省代表推举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后改为副元帅，代理大元帅权），成为革命阵营的实际领导人。黄兴鉴于汉阳已经失守，武昌危在旦夕，决定调军西援武汉。根据黄兴的批示，李燮和与江浙联军将帅商议后，大家推举李燮和为“援鄂联军总司令”。李燮和受命后，以黎天才统率的五营为基础，编入张联升的一营，再由联军总司令徐绍桢调拨江防二营，镇江都督林述庆调拨窦国治、赵荣华二营，并抽调各军营中之有枪械者，合编为援鄂为第一镇，计有步兵四标、炮兵一宫、机关炮兵一队，升黎天才为统制，以张联升、犹应龙为协统。援鄂军的军需饷项“亦多得各军师及上海都督陈其美协济”。援鄂军先遣队由张联升率领于1911年12月24日从南京出发，黎天才则于1912年1月2日起程西上，黎天才的援鄂军抵达湖北后，改隶湖北民军系统，不复归李燮和统率，于是李燮和专治北伐之师。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1月12日，陆军部任命李燮和为光复军北伐军总司令，李燮和在南京城内韬园设立了总司令部。这时，黎天才的援鄂军改属湖北民军，王文庆、陆翰文、王萼指挥的三营在南京光复后并入朱瑞指挥的浙军，李燮和不得不重建光复军。他以朱廷燎统率光复军第一旅，留守吴淞等地，以徐占魁一团、冯象鼎炮兵一营、工兵一队、李炯新募步兵一团合编为光复军第二旅，以李炯代旅长，另募宪兵一队，以杨承溥为宪兵司令官。总计吴淞、南京的光复军共十三营，约5000人。不久，李燮和接到沪军都督陈其美发来的电报，陈其美指令沪军刘基炎等三营，盛典型四营，随光复军北伐，归李燮和节制。这样，光复军系统的兵力大增。
正在李燮和编组北伐军准备大举北伐之际，南方革命阵营内要求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进行妥协的势力占了上风，南北和议早已进行，妥协派随时准备将大总统的职务让给袁世凯。李燮和对袁世凯的真面目看得很清楚，他多次致函孙中山、黄兴、伍廷芳，并通电起义各省都督、各军司令及报馆，揭露袁世凯玩弄和谈，窃取革命果实的卑劣伎俩，坚决反对与袁世凯妥协，力主北伐，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在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长函中，希望孙中山当机立断，不要被妥协势力所左右，不要被各种流言蜚语所吓倒，他十分尖锐地指出：“一月以来，最足为失机误事之尤者，莫如议和一事。夫和有何以议者？民主君主，两言而决耳，岂有调停之余地？战亦何可议者？北伐、北伐，闻之耳熟矣！卒无事实之进行，坐是抢攘月余，势成坐困，劳师匮财，攘夺权利，凡种种不良之现象，皆缘是以生。若天下之大局不定，湖山之歌舞依然，我恐洪氏末年之覆辙，将于今日复蹈之也。”李燮和针对革命阵营中一部分人对袁世凯的幻想，李燮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评：“夫袁氏之不足恃，岂待今日而后知之？溯彼一生之历史，不过一反复无常之小人耳。甲午中东之役、戊戌之政变、庚子之拳乱，合之此次之事变，凡国中经一次之扰乱者，即于彼增加一绝大之势力，彼盖乘时窃势，舞术自恣之人耳。安知所谓尽力民国，又安知所谓效忠满廷？凡其竭智尽技，纵横捭阖而为之者，无非为彼个人之计。夫为个人者，但思乘时窥便，以弋个人之利益，而无丝毫公众之利益置其眼中，故其所为，恒不可以常情测度。岂惟不可以常情测度，即彼身居局中者，亦无从测度过己身之所为，何则？彼以术驭人，而不悟彼乃为术所驭者也！故袁氏者，断不可恃者也。恃袁氏无异恃袁氏之术，袁氏之术，乃其所以自欺欺人者也。彼自身且不可恃，独奈何欲率天下之人，依赖袁氏之术乎？故今日者，必须去依赖袁氏之心，而后可以议战，以神圣庄严之大总统，奉之于袁氏足下，而袁氏蹴尔而不屑，宁非神州男子之奇辱耶？”
李燮和这一时期发表的大量言论，义正辞严，表明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对形势、对袁世凯的清醒认识，比起那些妥协派来要高明得多。可惜的是，妥协势力在南方革命阵营内占了上风，李燮和无力回天。
1912年2月初，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发来命令，以山东民军告急，急需派兵应援。李燮和当即派参谋陈毅等赶赴山东烟台办理兵站事宜。2月7日，李燮和发布《北伐军北伐檄文》。随即指派光复军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炯率第三营、第二团第二营首先出师北伐；2月9日，又指派光复军第一团团长周朝霖率第一营会同沪军刘基炎等营随后出发。正当李燮和准备亲自指挥大军北是（上）时，南北妥协已经告成，北伐嘎然中止，革命大业半途而废。
五、功成身退，解甲归田
光复会的宗旨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李燮和也一直牢记这个宗旨。南北和议告成后，李燮和最担忧的是将帅拥兵，破坏国家的统一。他说：“且夫兵，犹火也，不戢则焚。一代之兴，其首起皆草泽乌合，非夙能以坚明约束者也。功成事定，将帅或贪兵自重，士兵则亦倚将骄恣，上下倾结，而天下淆然以乱。历观往事，大都可知已。”
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告退位。同一天，李燮和致电南北军界统一联合会，倡议南北军人不要“拥兵自卫”，他说“现在南北军队数逾百万，其中不乏拥兵自重之人，涓流不绝，则恐酝流寇之祸。大局定后，均应由临时陆军部改编，其有背统一之旨者，请与天下共击之！”李燮和又致电袁世凯、孙中山及各省都督和各军司令，提出：“凡我民军，均应由临时陆军部改编，不得私用名称”。
为了以身作则，为天下倡，李燮和率先取消了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部，并上书孙中山请求解甲归田。辞呈在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后指出：“今海内敉平，国基大定，燮和十年来所怀志愿亦已稍酬，自知无建设之力，乏经世之才，不足共裕新猷，赞扬治业。日夕思维，惟有自请解职，得以历劫余生，栖息田亩，敢云挂冠，聊以藏拙。家住洞庭之滨，衡山之阳，有薄田二十亩，古籍千余卷，鸡黍桑麻，差足自给，枕书抱膝，颇能自娱，非避东海之滨，欲卧北牖之下。伏乞大总统俯念微忱，不与责备，则清泉白石，无非出自鸿施，扫地焚香，永祝共和万岁。”
孙中山批准了李燮和的请求。1912年3月10日，孙中山高度评价了李燮和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批呈写道：“该司令规划东南，往来淞沪，朱家结士，翟义兴军，用张光复之旗，誓扫膻腥之秽。遂乃蛟腾沪渎，鹰攫金陵，收龙盘虎踞之雄，作电掣风驱之势。于是汉阳晴树，无碍云烧，岳墓南枝，顿教风定。厥功甚伟，其绩尤多。当夫开府吴淞，联军苏浙，横江锁铁，竟胶王浚之楼船；断水投鞭，直慑苻秦以草木，定倒悬之大局，推发纵之功人。今则天下一家，旗新五色，人无贰志，政美共和，国家当倚寄于长城，将军遽退藏于大树。从赤松而辟濲，固秦仇已报之心；徒朱地而计家，岂范策未行之故。然而一行已决，早知驹谷难留，百战余生，宜遂荷衣初服。用兹嘉许，放李靖为神仙；树之风声，使樊侯无容地也。惟买山之钱不备，歉仄滋多；而柱下之史待修，荣名靡替。此批”
对于李燮和自释兵权，解甲归田，社会舆论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民立报》评论指出：“贵司令屡立战功，绍武穆之遗风；身退功成，媲范蠡之伟烈。积十余载经营惨淡，此次克复沪淞，封锁长江门户，转战金陵，奠定东南半壁。重光故国，新造民邦，厥功甚巨。”“李司令之功成求退，高风让德，诚足令人景仰不已也。”
在辞职请求被批准后，李燮和将所部光复军分别办理了移交。光复军遣散后，李燮和在南京留守黄兴的一再邀请下，于4月4日勉强担任了长江上下游总司令。黄兴发表的通告云：“长江古称天堑，关系匪轻。自海禁既开，内地行轮，商船辏辐，奸人伏莽，盗迹充盈，防御稍疏，贻患滋巨。前清于湘、鄂、皖、赣、宁、苏、浙七省沿江方面，设立长江水师提督，藉资镇压而保治安，立法颇善。自武昌起义，各省独立，用人行政，各自为谋，长江水师之制遂破。今日南北统一，共和告成，亟宜规复前制，以消隐患而固国防。业经本部商同海军部长呈请前孙大总统，委任前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充任长江上下游总司令在案。因李君志在退隐，一再力辞，是以悬未发表。然长江重镇，非有声望素著，勋业昭彰者不能肩兹巨任。经兴再三恳留，始允就职。兹已刊刻关防，不日颁发，敦促就任视事。用行通告，凡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各水师，总归李总司令节制。责成该司令就旧日营规，考察现在情形，酌量编制，务期周密完善。各省都督公诚体国，谅能和衷共济，以维时局，各水师营军士，其各凛遵命令勿忽。”
李燮和受命后，在安徽太平府设立总司令部，对长江水师进行了一番整顿，维护了长江流域的治安。但李燮和与长江水师将领素无渊源，他们“不甚服从命令”，李燮和更加意兴阑珊。6月13日，黄兴宣布辞去南京留守，李燮和也乘机宣布长江水师总司令一职。7月间，袁世凯任命李燮和为长江水师总稽查，李燮和以身体有病辞谢了。
六、列名筹安会“六君子”是白璧微瑕
李燮和奔走革命十余年，九死一生，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共和国立下了卓著功勋。然而，他却因为所谓“倒孙风潮”和筹安会“六君子”问题，被长期打入另册，受到不公正对待。
1915年12月23日，云南护国军以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抚按使任可澄名义促袁世凯表明态度的电报中，即要求袁世凯“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25日，云南护国军唐继尧等通电全国，重申前请，并说：“窃以国势至今，危于累卵，非大总统即日取消帝制，惩办元凶，无以救亡。”从此，李燮和的名字即与所谓帝制祸首紧紧联在了一起。
钱基博《辛亥江南光复实录》说：“独惜李燮和、顾忠深二人者，皆奋起革命，以显名辛亥。而卒不自贵重，陷身非类，一为洪宪之劝进，一为倭奴之重？，认贼作父，君子有以哀其不终也！呜呼！”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在龚翼星撰的《光复军志》前加了如下的“编者按”：“李燮和创立光复军，对辛亥革命有一定功绩，后为袁世凯收买，参加筹安会，遂为世人唾弃。”
《近代史资料》第57号在发表李燮和的《光复军事略》时也加了这样的“编者按”：“李燮和，湖南安化人，清末参加反清活动，曾入光复会、同盟会，辛亥前夕，参与陶成章策动的倒孙分裂活动。重组光复会后，他为主要领导成员。辛亥革命中，光复上海，组织光复军，支持江宁战役，曾起过重要作用。民国成立后，投奔袁世凯，为总统府高等顾问。1915与杨度一起组织筹安会，支持袁世凯称帝。”
在国民党统治大陆及台湾时期，史学家谁也不敢提光复会。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台湾岛内的政治气氛才有所缓和。台湾学者在讲到上海光复时，虽然不能不提到光复会，但无不以李燮和后来参加筹安会为口实而予以贬低。1980年，台湾著名史学家沈云龙撰《陈英士、李平书与上海光复》一文，在提及光复会与李燮和时，用了如下的贬斥性语言：“李燮和以光复上海有功之人，竟欲为沪军都督而不得，其间亦自有其原因及经过。……燮和治军不严，纪律废弛，勤索饷需，贪得无厌，为沪上绅商所不喜，故让督一事，原非出其本愿，迫于公论，不得不然。入民国后，闲居四载，尤抑郁无聊，竟厚颜附和洪宪帝制，与原隶民党之胡瑛、刘师培、孙毓筠，同列于筹安会六君子之林，为世论所不齿。以视陈英士因沪督一举成名，终且见贼于袁世凯而身殉，死义之烈，为国人所永念，其贤与不肖，相去殆不可以道里计矣！”
台湾“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中华民国建国史》，其第一篇第七章第二节“沪宁光复稳定大局”，为吴振芝、孙子和先生执笔。其结论是：“光复会与李柱中对上海光复之贡献，不容抹煞，然其比重绝不如同盟会与陈其美。民国成立至二次革命，全国政局为同盟会及由同盟会重组之国民党与袁世凯对峙之局，李柱中自外于同盟会，亦不得志于政坛。民国四年，李在杨度甘言诱惑之下，列名筹安会六发起人之一，背叛其亲与创立之民国，为袁世凯‘帝制’之帮凶，翌年，袁世凯败死，柱中顿失所依，更感愧见故人，自是蜷伏家园，郁郁以终，其与陈其美之坚持立场，勇于任事，卒为革命牺牲性命之高尚情操相比，则又有云泥之别矣。”以李燮和后来参加筹安会为口实，来贬低他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与贡献，这是很长时间论史者的一种时髦而有效的做法。
最为糟糕的是大陆出版的各种大学、中学历史教科书，对于李燮和的革命事迹只字不提，只有在“倒孙风潮”和筹安会“六君子”中才能找到李燮和的名字，似乎李燮和天生就是一个反面角色。歪曲历史，莫此为甚。
可以说，李燮和是辛亥革命领导人中歪曲最厉害的一个人。在李燮和蒙冤去世8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些平心静气的分析，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还先人以公道。
所谓“倒孙（中山）风潮”，是非曲直虽然很复杂，现在看来，当事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光复会一方的责任也许更大一些。实事求是地说，在这场政治风波中，光复会一方的主角是章太炎、陶成章，李燮和只是一个重要的配角。我们的历史并没有因为章太炎、陶成章发动了倒孙风潮而否定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那么，我们对于李燮和这个配角就更不应该揪住辫子不放。
筹安会“六君子”的问题要更严重一些。但笔者认为，对于“六君子”也应当做具体分析，绝对不可以等量齐观。
筹安会理事长杨度，是袁世凯的幕僚，他一贯反对共和，鼓吹“君宪救国”的谬论。他在袁世凯幕府中因受粤系首领梁士诒、皖系首领杨士琦、周学熙等的压制排挤面（而）一直不得志。他另辟蹊径，走“太子”袁克定的路线，他把袁克定比做唐太宗，而自封为房玄龄、杜如晦，鼓动袁氏父子称帝，企图捞取政治资本，搞政治投机，杨度可以称为帝制祸首。
筹安会副理事长孙毓筠本是革命党健将，于1912年下半年投靠袁世凯后，成为袁对付革命党人和国民党的最得力的帮凶。在筹安会“六君子”中，袁世凯最倚重和看重孙毓筠，先后任命孙毓筠为约法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孙毓筠以约法会议议长的身份主持炮制《中华民国约法》，为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制造法律依据。筹安会成立后，孙毓筠担任副理事长，成为最活跃的角色。孙毓筠也可以称为帝制祸首。
李新、李宗一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说：“筹安会的中坚人物是杨度和孙毓筠，其余四人都是被拉来装点门面的。”其实，被拉来装点门面的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四名理事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刘师培叛变革命最早，叛变后先后投靠端方、阎锡山、袁世凯，是一个最没有气节的文人。他投袁后被任命为参政。在洪宪帝制发动后，刘师培以“国学大师”的资格多次上“劝进表”，为袁世凯歌功颂德，时人将它与汉代杨雄为王莽称帝歌功颂德的《剧秦美新》相比。丑态百出，让人作呕。
胡瑛也是一名老革命党人，曾任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山东都督等要职，并参加“二次革命”，胡瑛的岳父饶智元（湖南《定一报》主编）因抨击袁世凯而遭杀害。胡瑛流亡日本后因为受不了贫困潦倒的流亡生活，于1914年底从日本回到北京，与杨度接头，变节投靠了袁世凯，并成为筹安会理事。胡瑛的变节十分明显，黄兴在去世前曾对李根源说：“胡经武无志节，可恨可怜，……”
严复早年是李鸿章的幕僚，辛亥革命后依附袁世凯，被袁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严复虽然依附袁世凯，但对洪宪帝制却一直没有信心，在筹安会也没有什么言行，属于被动列名。
李燮和的情况，与严复有不同的地方，也有大体相同的地方。1913年，袁世凯授予李燮和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及国务院咨议官的虚衔，并授意杨度、章太炎（当时正与袁合作）出面邀请李燮和北上共商大计。当时正值“二次革命”前夕，李燮和于5月24日在上海《申报》上发表《致黄兴书》，奉劝黄兴对“宋案”和“善后借款”适可而止，向袁世凯让步。李燮和随即由南京北上。李燮和解释说：“燮和则先自湘省起赴江宁、上海，旋入京师，冀弭其难。或疑燮和本与孙、黄并起革命，顾反中道自异。燮和曰；‘吾亦犹往年首倡解兵意也’”但事与愿违，李燮和到北京后，由孙毓筠陪同与袁世凯见了一次面，但因为政见不同，话不投机，寒暄几句后，李燮和刚想转入正题，对袁有所进言，袁即不耐听，立即端茶送客。李燮和只好将“团结异己，增强法制，加速建设”的意见成条陈托孙毓转呈袁世凯，当然不可能得到袁的同应。很快，李燮和住处有了军警把门，名为保护安全，实为监视居住，李燮和从此失去自由。李燮和只能以看书、打牌、酗酒来排遣心中的忧愁和苦闷。到了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时，袁又指使某肃政史指控李燮和“侵吞公债”，呈请查办，以进一步胁迫李燮和就范。这是袁世凯一贯玩弄的奸雄手段。筹安会理事的名义是杨度等人强加给李燮和的，李燮和也没有参与筹安会的任何活动。李燮和的过错就在于他没有积极反抗，而是采取了沉默，沉默就等于是默认，在这一点上，李燮和与严复的表现是相同的。章太炎在辛亥武昌起义后与立宪派及旧官僚为伍，捧黎（元洪）拥袁（世凯），专与孙（中山）黄（兴）作对，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但当他认清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真面目以后，对袁世凯进行了激烈的抗争，甚至以视死如归的气概反抗袁世凯。在这个问题上，李燮和的表现显然比章太炎差了许多。据说，李燮和之所以对杨度的等人的逼奸行为采取了默认态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燮和及其弟弟李云龙、侄儿李刚等三家数十口人都在北京，他顾虑自己起来反抗，袁世凯就会对他及他的家人下毒手，故而选择了隐忍不发。但他内心其实是十分痛苦和自责的。章太炎《自定年谱》说：“七月，等（筹）安会起，劝进者日数百……孙少侯（毓筠）时为袁氏要人，柱中以狱事被胁，皆豫筹安会，余甚恶少侯，而知柱中无他，柱中来见，不甚诮让也。然柱中颇自愧，不继见矣。”尽管章太炎体谅和理解这位老部下、老朋友不得已的苦衷，但李燮和自己却深深自责，深感愧对故人。
重获自由后的李燮和，怀着愧疚的心情回到安化老家，从此闭门谢客，读书自省。他深感自己一生追随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为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而出生入死，但在关键时刻却没有旗帜鲜明地为捍卫自己参与创建的共和国而抗争，内心感到无比愧疚，他曾撰联自责：“北顾效三呼，渡河杀贼虚初愿；南来欠一死，列简蒙冤愤晚年。”
1927年8月16日，李燮和在老家病逝，终年54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李燮和与筹安会的关系与严复基本上属于同一情况，属于被动列名，与杨度、孙毓筠等人的有意为恶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笼统地称李燮和、严复为帝制祸首犯是不妥当的。无论如何，正如我们不会因为严复曾经列名“筹安会”而否定他是我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一样，也同样应当不要因为李燮和曾经列名筹安会而否定他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说到帝制祸首，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依然是一笔糊涂账。笔者认为，严格说来，杨度、孙毓筠组织筹安会为洪宪帝制摇旗呐喊，固然罪无可逭，但实际上他们二人也只能算是外围人物，真正的帝制祸首除了袁世凯、袁克定父子外，其核心人物应当是杨士琦、朱启钤、梁士诒、段芝贵、张镇芳、周自齐、雷震春、阮忠枢、袁乃宽、夏寿田、薛大可以及倪嗣冲等一干人。现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把筹安会“六君子”当作主要帝制祸首，实在是找错了对象，贻笑大方。
辛亥革命时代的领袖人物，大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一生正确或完美无缺的人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这里面诚然有个人的因素（比如性格、个性、学识、视野等），更多属于时代的局限。辛亥革命本质上是一场不成熟的革命，思想理论和组织路线准备都不充分，革命突然爆发，革命党人仓促投入战斗，不得不与立宪派、旧官僚势力建立联盟，受他们的腐蚀和影响，进而谋求与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妥协，追求廉价的速成的胜利，结果弄得全盘皆输。这种大起大落的剧烈变化，让许多人转不过弯来，跟不上形势，从而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和吸取，但我们决不能因为他们中的某些人走了弯路而否定他们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国所建立的功勋。
综上所述，综观李燮的全部革命生涯，可以肯定他是一位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立下卓著功勋的革命家、军事家；也是辛亥革命队伍中罕见的识大体，顾大局，具有君子风度的政治家。我们不能因为他一生中的某些失误和过错而否定一切，实事求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所应有的态度。
（本文是2005年提交在绍兴召开的纪念光复会成立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