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那年，我只有十四岁，接触面不够广阔，认识也很肤浅，但是我看到了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早在革命前的几年，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已经日益澎湃汹涌，青年学生大多为民族主义思想所陶醉，都不安心读书。大家认为，我们处在清政府的暴力统治下已有二百余年，今后还要受到洋人的更凶恶的统治，这种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大家知道，革皇帝的命有杀头充军的危险，但是不革命更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而前者还可死中求活，后者只有死路一条。这种看法和心理，在中年人和老年人中间也是相当普遍的。
我是革命前一年回到湖南的。在此以前，我在南京三条巷文昌宫高等小学读书。那里姜、杨两位老师经常向学生讲太平天国的故事，讲得声泪俱下，而我们也听得涕泗交流。一天，老师带我们游锺山，这一星期就用“游明孝陵记”作为课文题，不少同学写了反映民族意识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得到姜老师的鼓励和好评。我下了一个结论：明朝的勃兴和灭亡，都不是单纯的改朝换代的问题，而是与整个民族的盛衰成败有关。姜老师一面给我鼓励，一面嘱我不要写得太露骨。这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回到长沙，我去考明德学堂，由于招收新生的日期已过，特许我单独补考。堂长刘师陶老师只看了作文卷子，认为满意，就录取我为高年级的插班生。明德在长沙颇有名，主办人胡九先生（元倓）、龙大胡子（璋），在当时是号称进步的教育家和开明绅士，咨议局议长谭延闿也是校董之一，大名鼎鼎的革命家黄兴在这个学堂里担任过体操教习（这是为了掩护革命活动）。龙璋的住宅“西园”在学堂的左侧,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就是在西园秘密成立的。我们在这个革命气氛浓厚的学堂里，经常听到唐才常被杀、陈天华投海、萍浏醴起义失败这类革命血泪史。唐才常的一子一侄都和我同班。我们经常到老照壁（地名）集益书店，偷偷买些传播革命思想的书刊，彼此交换阅读。我们这一群青年小伙子，谁也不愿意做亡国奴，谁也不甘心做一人一姓的臣仆。我们的血沸腾了。
我回来的一年，恰好赶上长沙饥民抢米和火烧抚台衙门的大暴动。就在上一年，湖南遇到自然灾害，粮食产量减少，但是昏庸媚外的政府官吏允许帝国主义商人运米出口，加以唯利是图的地主豪绅乘机囤积，以致米价一日数涨，人民活不下去。这次暴动反映了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强烈意识，城内外洋行、教堂也被放火焚烧，一时火光烛天，全城鼎沸。我们虽被禁止外出，但都爬到高处瞭望全城烟火，都不禁低声叫道：“烧得好！”我们非常钦佩那位亲手锯断抚台衙门辕门内帅字旗大桅杆的木匠，同时还加油加酱地传述着一些飞檐走壁的英雄们到处放火的故事。这次暴动虽被镇压下去，但是人心思乱，皇帝的江山显然是坐不稳了。
同年十月，日本政府宣布“日韩合并”，这是又一次刺激人心的大事。国文教员用“哀韩国论”作为课文题，我们同学都写了痛哭流涕的文章。我套了杜牧的《阿房宫赋》写道：“韩国人不暇自哀，而我国人哀之，我国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他国人而复哀我国人也！”这些文章都得到老师的鼓励和好评。
由于学生们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终于有一天，学堂墙壁上出现了“革命排满”的标语。老师害怕闯出祸来，才郑重其事地作了一次训话，告诫学生不得意气用事。但是这类标语仍然不时发现。
以上回忆，说明革命思想的传播，学生的日益倾向革命，已经不是清政府所能镇压下去的了。
果然，第二年武昌革命爆发。只隔了十二天，十月二十二日，湖南首先响应起义。我们所盼望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湖南起义的前后情况，各方记录很多，我只把我所接触到一些社会动态写下来。
一、新军占领抚台衙门，驱逐巡抚余诚格后，只杀了几个抗拒革命的官吏，省城秩序没有受到影响。人民群众热烈欢迎革命，彼此互道“恭喜”，就像过新年和办喜事一样。没有人害怕杀头充军，只有极少数反革命的地主豪绅，既怕革命党杀他们的头，又怕“王师一到，玉石俱焚”，他们的心情倒是十分沉重的。例如王先谦就逃往岳州友人家中，叶德辉也逃往乡下避难。此外打轿子下乡的也还不乏其人。但是革命政府没有清算他们，过了一些时候，这些反革命分子又安然无恙地回到城里来了。
二、剪辫子是革命后最早形成的一种风气，大家认为不剪辫子就是甘心做满奴和亡国奴的显明标志。于是在学校中剪掉同学的辫子，当街剪掉路人的辫子，施者引为笑乐，受者啼笑皆非。有些遗老和顽固派，害怕没有辫子见不得皇帝，就把辫子盘在头顶上，用帽子遮盖起来，或者索性把额发留起来，改作道士装，借以逃过这一关。
三、女子没有剪发的风气（剪发风气是到1926年大革命时期才盛行的），但是女子放足盛行一时。个别女子剪发，受到当局制止。例如剪发最早的衡粹女学学生周永祺，组织了“妇女剪发会”，呈请官厅立案推行，民政长刘人熙斥为“不中不西不男不女之怪现象”，不但不准立案，而且勒令她本人蓄发，恢复本来面目。女子放足后，由于过去缠足时间过久，不能恢复旧观，于是形成了不大不小的“黄瓜脚”，只有幼龄女子未受缠足之害，才能保存天足。
四、革命后，男女交际自由、结婚自由和男女平权的呼声很高，湖南有不少女子活动家被称为“英雄”或“女伟人”，名闻全国。但是她们多在省外活动，例如唐群英、王昌国等在北京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欧阳雅文在南京组织“女子北伐队”等。湖南还没有一个女公务员，女权运动也不十分活跃，只有一家《女权日报》，寿命也不长久。直到第二年，“唐群英大闹长沙报”，湖南女子的声势才开始引起社会人士的注意。总的说来，辛亥革命后，妇女并未获得解放，社会人士还是用开玩笑的态度对待女权运动。但是湖南女子已开始冲破了旧礼教的封锁线，纷纷要求入学，要求有选择配偶的自由。因此女学校逐步有所发展，而自由结婚也不是家长所能阻止的了。
五、关于服装问题，虽然有人建议加以改革，但是革命政府认为这是不急之务，而且事关全国，并未作出决定。湖南人很少有穿洋装的，街头所见，仍以短打朋友（劳动人民）和长褂子（非劳动人民）为最多。公务员佩带白布臂章，上面标明职别，加盖机关印信，不久，改用铜牌证章。所谓“纱马褂与委任状”满天飞，是后来发生的现象。我曾经看见过青布（或湖绉）包头，前面打一个英雄结，身穿黄呢制服的军人。根据年长于我者的回忆，大街小巷经常有模仿戏台上武生打扮的青少年出现，但我没有碰见过。他们还说当时结婚所用礼服，女的仍是凤冠霞帔，男的换了纱帽红袍，如当时有名的社会人士宁协万就留有这种结婚照片，但我也没有看到过。
六、湖南响应起义后，出兵援鄂是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湖南原有新军一个混成协（旅），共约四千人，起义后每个营几乎都扩充成为一个师，共计成立五个师，约五万人。因此，到处招兵买马，到处可以看到新兵演习，祠堂庙宇都驻满了兵。革命后招募新兵的特点：首先是这样大的数量是前所未有的，而完成任务的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其次是以前应募入伍的几乎全部都是城市贫民和农村贫雇农，而这次却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参加。这可以说明，人们踊跃参军不是单纯地为了解决饥饿问题，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参加革命。
由于学生参军的人数很多，都督府决定先成立学生军一营，驻扎又一村讲武堂内。我的年龄虽不及格，但因身长合乎尺度，前往测验时，居然也被吸收了。学生军的管带是明德学堂的体操教习李雨初，他会说笑话，学生考试体操这门功课时，他给每人一百分，这件事情曾经引起学校当局的批评，但是学生对都有好感。我们明德的参军学生都很高兴有这样一位管带。但是过子几天，管带忽然换了蒋宝山（也是体操教习出身）。我们调查原因，据说讲武堂大厅原有一轮红日图，李雨初就职时又在上面贴了一张“指日高升”的红条，被认为名位观念太重，与革命宗旨不合，因而受到撤职的处分。我们在这个特殊的军营里受过几个月的军事训练，但是没有领到枪支，没有来得及开拔援鄂，就因和局告成而被解散了。
辛亥革命初期，招兵买马是湖南最突出的一个现象。如有人口称能在外府州县收编若干军队，湘军都督往往不加调查研究，就给以司令名义和部分经费，因此各县有不少赤手空拳的司令出现。他们的实力只有门前守卫的两支枪，而这两支枪也还是从别处借来的回也还有人骗钱到手而一去不回。这种乱糟糟的现象，在以后政局变动时期都曾发生过。
七、湖南起义后的第10天，就发生了一次大政变，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都被乱兵杀害，参议院院长谭延闿被推为都督。长沙社会对这一血案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人认为，反正只有10天，就杀了两位都督，这究竟是革命呢还是争权夺利？另外一种人则说，焦达峰出身“会匪”，陈作新不过是一个被革了职的新军排长，他们做了都督，压不住众人，谭三先生门第声望都好，从此湖南政局可以走上正轨了。我们还听到关于谭延闿被迫上轿的消息，据说他躲在荷花池私宅不肯出来，湖南各界人士首先说服了他的母亲，他才奉母命出山云云。我们没有想到这种传说是谭延闿自己编造出来的，目的在于万一革命失败，可以取得清政府的宽恕。我们更没有想到这次政变就是谭延闿和君主立宪派篡夺革命政权的阴谋所酿成的，因而还误认谭延闿是个颇得人心的“好都督”了。
八、湖南响应起义后，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破坏，但是财政经济上所受影响很大。由于兵额骤然增加，税收尚未统一，革命政府所负担的庞大军费没有来源，只得设立一个“筹饷局”，按房地产、田产的多寡来摊派捐款。这一措旋立刻遭到地主、绅士的激烈反对，把它说成是“暗无天日”，“鸡犬不宁”，甚至同情革命的上层社会人士也都不以为然。例如前清军机大臣瞿鸿□在上海作寓公，他在草潮门正街置有巨宅一所，经常有人前往收捐，大绅士熊希龄、谭延闿的同科张其锽都在省外为他打电报来加以阻止。他们认为，推翻皇帝是另一回事，至于侵犯私人财产，损害地主、绅士的利益，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于是革命政府只得用增发货币的手段来填补财政上的赤字。当时由湖南官钱局改名成立的湖南银行，其资财仅数十万两，而前后发行钞票竟达二千二百余万元。此外，大地主朱云谷堂、民族企业和丰火柴公司也都发行代价券流通市面。因此，货币不断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直接受害的都是劳动人民。
1912年2月，南北和议成功后，湖南因财政困难而大举裁兵，对于退伍军人，特别是残废军人，并未给以妥善的安排。因此，由湖北退回来的断臂缺肢的残废军人组织了“伤兵乞丐团”，成群结队地到处请愿，到处强讨恶索，使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
九、革命初期，都督府在龙璋所住的西园设有“招贤馆”，广招天下英雄豪杰和奇才异能之士。但是没有“八行书”（荐信）是不得其门而入的；而有了“八行书”，也要看“来头”大不大。“来头”不大的只能住在“招贤馆”里候差，吃饭不要钱，所以“招贤馆”成了候差人员的招待所，不久也就宣告结束了。
随着政局的转变，湖南政界抢饭碗、争位置的丑剧不断发生。首先是同盟会与立宪派之争。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谭延闿以立宪派首领而兼国民党湖南支部长，他在立宪派与国民党之间，南北势力之间，新旧派别之间，政客与军人之间，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采取了面面敷衍的态度，因此有“八面玲珑”之称。其次是路界之争。湖南划分为中、西、南三路是从前清科举时期开始的，目的在于按地区分配科举名额。科举制度废止后，改为按地区分配留学生的名额。革命后，各路人士又力争按地区分配政治用人的名额。例如省议会有正副议长三人，必须按中、西、南三路各居其一，民政长以下各司司长人选，也必须三路平均分配。党派之争再加上区域之争，把湖南政界闹得乌烟瘴气，因此湖南人民对革命产生了悲观失望的心理，后来“二次革命”时期，湖南人民认为又是国民党与袁世凯的权利之争，而不再支持国民党了。
十、革命后，湖南的政界风气起了深刻的变化。前清时期，官吏可以纳妾蓄婢，但是不许宿娼叫局；可以把酒席叫到家里来吃，但是不能公开地上馆子。那个时候，长沙著名菜馆有清溪阁、徐长兴、玉楼东、天然台几家，“堂吃”所占的地位都不大。樊西巷、福源巷一带“花街柳巷”，官吏不敢问津。官吏宿娼被认为“有玷官箴”，可以被参奏革职，甚至老百姓可以把他拉下轿来揍他一顿。革命后，这种假道学的风气不存在了，官吏、议员不但可以在饭馆子里叫堂差，大吃大喝，而且可以到妓院摆花酒，大宴宾客。因此，原有的饭馆子都扩大了门面，并且陆续增加了曲园、挹爽楼、一枝香、天乐居等家。娼妓的人数和营业也大大发展了。
（辑自《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