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清宣统二年）春，长沙贫苦市民因米价昂贵，无处籴买，受着当时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迫不得已，群起斗争，酿成焚烧抚台衙门的惊人事变。关于这一重大事件，湖南近代历史文献已有所记载。我那时年方二十，正在湖南高等实业学堂肄业，耳闻目见，记忆犹新。现就记忆所及，将事变的起因和群众斗争的情况及反动统治阶级的处理经过，草成此文。
首先谈一下这次事件的起因。大家都知道，洞庭湖垸田收成的丰歉，关系湖南民食极为重大。俗话说：“滨湖熟，天下足。”反之，滨湖歉收，湖南人民的食粮便将受到严重的影响。1909年（宣统元年）春夏间，湖北荆江和湖南沅澧二水同时暴涨，以致南县、华容、澧县、安乡、常德等县的堤垸溃决极多，所存无几；全省许多地方，也都遭受水旱灾害，普遍歉收。长沙粮食的来源，主要是靠滨湖各县。这样一来，运进省会的粮食，自然大大减少。这时邻近省会各县如湘潭、宁乡、醴陵等县，也因年岁歉收，米价奇贵，贫民无力籴买，大户又囤积居奇，不愿出售粮食，群众为饥饿所驱，已有向富室“吃排饭”的行动。我们学校同学，常有家信谈及。笔者原籍醴陵，此风更甚。这是1909年冬季的情况。省会方面，因仓库尚有相当数量的存粮，这年冬季还可勉强度过。到了1909年春，听说市内公私存谷只有三、四十万石，按当时省会人口计算，不足两个月的需要。而距离新谷登场，还有数月之久，在这种情况下，人心浮动，是很自然的。我记得我们高等实业学堂，常年四季每天都吃三餐干饭；到那年春夏间，早晨已改吃稀饭。我还记得往年丘陵地区和山乡的贫民，在青黄不接的时期，多向滨湖地区或邻近省垣的富裕县逃荒；而1910年的情况恰恰相反，灾区贫民多向长沙市区行乞，大批饥民涌入省垣。在省会存粮已感不足的情况下，又加上这样多嗷嗷待哺的外来饥民，问题便更加严重了。
自然灾害和民食艰难的情况既如上述，如果没有贪官污吏和地主豪绅及帝国主义者相互勾结，不顾人民死活，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个人为的因素，或许不致激成如此巨变。无如利令智昏的湖南巡抚岑春蓂（浑名岑老五），倚仗父兄和老师的势力（其父岑毓英，历任巡抚、总督，三兄岑春煊，为慈禧太后的宠臣，其师张之洞又是煊赫一时的体仁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不但不设法救灾，反而驯顺地履行1909年间与英、美、日三国商人签订的运米出境的照约。明运之外，还有暗偷。我曾听得曾任长沙市商会主席左学谦说过，1909年湖南谷米出境的数目，暗偷的部分不少于明运的部分。从事暗偷勾当的，是一批外地的奸商。他们勾通官府，把湖南的粮食，一部分偷运往广东出口，一部分运往省外各大城市高价出售。这样一来，本省的粮食问题便变得更加严重。当省会局面已临危急阶段，邻近各县贫民“吃排饭”的事也日见增多，岑春蓂才被迫咨准清廷总理衙门，颁发布告，禁米出口；同时借办义粜为名，发起劝募绅捐，冀图缓和紧张局势。而以王先谦、叶德辉、杨巩、孔宪教等为首的豪绅，认为此举于他们不利，反要求岑开仓平粜，企图借平粜抢到更多的谷米，从中谋取暴利。因此豪绅和抚院之间发生矛盾。左学谦在某次谈及长沙饥民闹事时对我说过，当日长沙豪绅囤谷居奇者，以叶德辉为首，仅他一家存谷就有一万多石；其次为杨三豹子（杨巩），约有七、八千石；王先谦、孔宪教等人也都有大量存粮；一班米商亦复存粮不少。因官绅不睦，此推彼诿，真所谓“道士斗法，病人吃亏”了。左当时曾极力奔走斡旋，不得要领。由于官绅斗法，造成米价高涨，贫民难以忍受，蠢蠢欲动。岑春蓂据报，即令长沙知府和知县召集众绅在席少保祠开会，谋求解决办法。卒以双方利益冲突，会议没有结果，米价因而愈益飞升，无法制止。往年长沙米价，每升约三十文，荒年亦不过五十文，而当时则早晨米价八十文，中午八十五文，晚上竟升到九十文；有一家八口，终日奔走，难得凑足一升米价的。加以碓坊闭粜，饥民根本买米不到。当时我曾听到同学谈及一桩极悲惨的事：南门外有一个以挑水为生的贫民黄某，手中仅存制钱八十文，满以为可买得一升米。不料他妻子持往社坛街某碓坊籴米，米价已升到八十五文，没有买到。其妻愤恨之下，跑到老龙潭投水自杀。两个小孩立在潭边哀声哭泣。黄某赶到，见状悲痛万分，不能抑制，拖着两个小孩一同投潭溺死了。这个消息当晚传遍全城，人心大为激动。这不过当日无数悲剧中的一桩而已。奸商豪绅，既不顾人们死活，乘机大肆掠夺；民众要求官府开仓平粜，又不获准；因此自然地把仇恨集中到巡抚岑春蓂身上，斗争就这样起来了。
我记得这年（1910年）夏历三月初四下午，我往市面上购买文具，只见到处都有群众麇集，公开大骂“狗官”。到傍晚的时候，市面上更为紧张，南门外碧湘街一带的群众竟聚集数千人，高声大骂官府。岑派出府县当局和长沙协副将杨明远前往开导弹压。杨到达后，立即被群众包围。于是岑又派巡警道赖承裕前去弹压群众，解救杨出险。据我们学校工友某告我，当时他看见赖乘坐绿呢大轿，随带弁兵多人，就鳌山庙大空坪召集群众训话。这家伙不识时务，竟对群众大声斥责道：“我们福建人在茶馆里喝一壶茶，要一百文左右，你们长沙人进茶馆的，也花同样多的钱喝一壶茶，为什么不嫌贵？米为主粮，每升制钱八十文，你们就闹起事来，这就是造反，造反是要惩办的！”群众听到这样糊涂的话，蜂涌向前，把他的翎顶官帽摘下，并将他捆在鳌山庙侧的柳树上，饱以老拳。岑春蓂闻报，急增派兵勇前去，方将赖解救出来。当天晚上，群众愈聚愈多，据学校派人打听，约有万人上下包围了抚台衙门，要求岑抚出见，并大声叫喊“抚台给我们饭吃！”同时坚决要求将被捕的饥民刘永福放出。岑春蓂看到形势不妙，悬牌表示次日举办平粜。群众以岑信誉扫地，不听他的，将牌捣毁。而据称刘永福当时没有押在抚署，无法立即释放。群众因之更加愤怒，立将东西辕门和照壁捣毁，锯桅杆，毁石狮，并有一批群众向内堂冲进。岑令卫队开枪，死伤了一些人。次日上午外面风声紧急，我们学校无形停课。我想出去看看热闹，走到了贡院西街（现在的中山路）曾国荃私宅门前（当时大门上挂有“威毅伯第”一块木匾），人众拥挤，不能前进。只听得人声鼎沸，看到火光烛天。忽然之间由抚署方面发出一阵枪声，登时群众如潮水一般后退，曾宅立将大门关闭。我机警地挤入曾宅。因为我当时着有学校制服，宅内的人允许我往晒楼上观看。我在那里呆了约二小时，远远望见抚署火焰甚炽。旋曾宅有人探知抚署内号房、赍奏厅、文武巡厅、大堂、二堂等处都被焚烧殆尽。这一次官逼民反的大事变发生后。岑春蓂畏罪，急电清廷自劾，并保布政使庄赓良署理巡抚，随将抚院关防交庄赓良，自己悄悄溜走。
庄赓良本来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在湘作官多年，总想一尝巡抚味道。而岑春蓂因自己认为有靠山，平日也瞧庄不起。庄在事变发生前和事变过程中和湖南劣绅头子王先谦、叶德辉、杨巩、孔宪教等勾结一气，幸灾乐祸，企图坐收渔人之利。当岑奉诏革职，新任巡抚尚未发表，庄以布政使护理巡抚的时候，王、叶、杨、孔等唆使一班喽啰背着几块高脚牌分途游街，牌上写着“众绅公议，平价申冤，藩台担任，诸君请退”十六个大字。我于初五日下午在府正街亲眼看到这种场面。又于是日下午在东长街（现在的蔡锷中路）看见庄乘坐绿呢官轿，后面有一群人高呼“庄青天”，庄也假惺惺地装出一个深表同情于贫民的样子。庄在接到抚院关防后，曾办理一个极短时期的平粜，借以笼络人心。可是当群众的斗争继续发展，并把锋芒转向帝国主义者的时候，他作为帝国主义的忠顺奴才和屠杀群众的刽子手的真面目，便逐渐暴露出来了。
事实的经过是这样的：当群众知道这回长沙米荒，天灾固然是一个原因，而美、英、日帝国主义者的商人贿通官府，运出大批谷米，乃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们便把攻击的矛头转向洋行、教会这些帝国主义的侵略机构。在初五晚上，帝国主义者在长沙的侵略机构被焚烧、捣毁的极多。现在能够记忆的，被焚的有：长沙海关、英商太古洋行趸船栈房、恰和洋行趸栈房、北正街美国圣公会、道门口信义会、北门外两天主堂、大西门河街英美烟草公司、西长街挪威教堂等。被捣毁的有：东牌楼遵道会、学院街内地会、社坛街福音堂、大小西门一带美商美孚洋行、英商怡和洋行、德商瑞记洋行、日本领事住宅等。此外城厢内外各碓坊、堆栈之米，在先一晚已被抢劫一空。巡警岗位之被打毁者，更不可胜数。公立学校也有被波及者，如中路师范学堂、长沙府中学堂等。当日传说，因谭延闿那时任中路师范学堂监督，他又是咨议局议长，地位高，声望好，本有责任向清廷主管部门力争早日取消外商运米照约，他竟淡然视之；他与王、叶等豪绅关系密切，本可说服他们赞助举办义粜，他却采取依违态度，群众对谭恨之甚深，因而涉及师校。至府中学堂原设在学院街三府坪，与某教会邻近，或系被波及者。这是当时的一种说法，可能出自揣测。但其他学校在这次事变中并未遭受损失，却是事实。可见当时关于“暴民”“仇视学校、破坏教育”的指责，显系故意造谣，中伤群众。还有一事可以证明这种谣言毫无根据：当事变发生时，我曾穿着学校制服外出探看，随处都遇到饥民，他们不仅对我毫无危害，且无一语辱骂，其余可以概见。
当初五晚上群众毁损外人财产的事件发生后，庄赓良惊惶万状，即于次日清晨，召集省会官绅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采用残酷镇压办法，并立即付诸实行。是日上午我在府正街看见长沙知府汪凤瀛率大批兵警巡街，兵士高举“放火捣乱者，就地立杀无赦”的牌示。不久又在青石桥（现在的解放路）遇见一个头戴翎顶、身披马褂的大员跨着骏马，前后有士兵十余人护卫；走在前面的一个刽子手，一手拿着尚有血迹的马刀，一手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游街示众。听街上人说，这位大员是兵备道吴某，被枭首的人是在小西门外“滋事”当场被拿获的。又听说他们在南门外还杀了几个人。自初六至初九，这数日间，城厢内外满布兵警，无辜被戮者，时有所闻。长沙市的饥民暴动就这样被压平了。邻近省会各县的饥民暴动，也被庄赓良及其后任严厉镇压下去了。
当岑春蓂出走以后，庄和王、叶、杨、孔一班劣绅正在洋洋得意之际，不料美、英、日等驻京使节以洋人财产被毁，向清廷提出交涉，索赔巨款。庄虽百般阿谀、迁就，无奈帝国主义者的贪欲难餍，问题仍迁延不能解决。清廷对岑、庄二人均不满意，二人同被革职，调湖北藩司杨文鼎继任湖南巡抚。其余有关官绅也都受到处分：劣绅王先谦、孔宪教分别降级，叶德辉、杨巩革去功名，嗣后不准干与地方事务。当处分案发表后，叶德辉认为自己受了委屈，他写给苏州金庭学校校长方新（我们高实同学）的信中有“愧居王后、耻在杨前”一语，方将原信给我看过。因为当日两湖总督瑞澂参劾以上四个劣绅时，王列头名，叶第二名，杨第三，孔第四。王曾任岳麓书院山长和国子监祭酒，地位较高；杨是一个贪污悭吝的小人，故叶有是语。其实叶也是一个衣冠禽兽，与杨是一样的坏东西。此后数年，他们稍为敛迹。至于赔款问题，经新任巡抚杨文鼎反复与外人商量后，结果以库平银八十万两了案。这个数字是学堂监督曹典球告知我们的。
（辑自湖南《文史资料》第2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