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先君与明德学堂的关系，先要把胡元倓创办明德学堂的经过，简单叙述一下。

　　胡元倓，号子靖，晚署乐诚老人，湖南湘潭县人，生于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壬申），比先君大两岁。他少承家学，由附生选光绪丁酉科拔贡。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湖南巡抚俞廉三选送留日官费学生，胡子靖与陈润霖、仇毅、刘佐楫、颜习庵、李致桢、俞诰庆、俞蕃同等同时被选赴日留学。到日本后，进了东京弘文学院（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专为中国留学生所设）速成师范班。

　　胡子靖在日本留学时，慕福泽谕吉之创立庆应义塾（后改庆应大学，以财政经济著名），造就大批人才。便立志回国创办学校，从事教育救国。同年冬，胡子靖学成归国，首先在江苏泰兴县会见了龙璋（研仙）与谈兴学之计，龙即极力赞同。回到长沙后，又得到龙璋之弟龙绂瑞的支持，由龙氏兄弟各出洋一千元作开办费，命名为明德学堂，赁湘春街左文襄祠为校舍，自任监督，招中学两班，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3月29日（农历三月初一）正式开学。湖南之有私立学校，自明德学堂始。其时科举尚未废除，胡子靖以一个穷拔贡办起洋学堂，一般劣绅迂儒，公开反对甚烈。于是，他找到龙璋的父亲、在籍刑部侍郎龙湛霖出面担任学堂总理，借龙的官绅地位以避谤。这年夏天，谭延闿来校参观，捐了一千元，另年助英文教员薪金一千元。胡子靖有了这笔办学资本，特地赴杭州聘华紫翔来教英文，并加招中学一班，又成立了师范班。随后，赁西园龙宅西侧房屋为校舍，别立经正学堂。经正与明德，其实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子靖是在弘文学院和先君认识的。当他初入弘文时，先君已先在该院师范班肄业，以同乡关系，彼此过从密切。1903年夏天，他往杭州聘英文教员，经过上海时，碰见先君方从日本回国，因此，坚约先君来明德共事。先君当面应允了，不久就回到了湖南，主持新成立的明德学堂师范班（后来又担任学监，即教务主任）。师范班第一期有学生陈嘉佑、彭国钧、任绍选等一百一十八人，分为两班上课，于1904年5月卒业。当时明德学堂聘请的教员中，许多人是富有革命思想的，如张继（溥泉）教历史，周震鳞（道腴）教地理，苏玄瑛（曼殊）教国文。先君兼任历史及体操教员；在其他教员缺课时，文科方面的课程，一般都是由他代课的。湖南省文史馆张平子馆员是经正学堂第一班学生，据他回忆，先君在上历史课时，向他们解释民权二字，不引卢梭、孟德斯鸠之言，而问他们读过《孟子》没有？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民权思想。由此可见，民权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并不是从外国搬进来的东西。

　　明德创办后的第二年春天，胡子靖向当时的上海道湘潭袁树勋，屈膝募得一万元，即以此款在上海购置理化仪器及博物标本，聘日本人掘井觉太郎为理化教员、水江正直为博物教员。仪器和标本都买来了，教员也请到了，只须找一位懂日语的助教即可开课。恰好陈介（蔗青）在弘文学院普通科毕业，请假回国省亲，道出长沙，先君与胡子靖就留他在明德学堂担任助教。

　　1904年（光绪三十年）秋，明德学堂赁西园周氏花园为校舍，开办高等小学，教员都由中学分任，而以陈介兼主任。明德办了小学，先君就叫我入校读书，编在乙班，这时我是十二岁。关于先君在日本求学时的活动情况，我未亲见亲闻，全然不知道。待到他在明德任教，我跟在身边，许多事实对我来是记忆犹新的。先君当时已经剪辫，在学堂里多穿操衣（一种对襟短装的体操服，夏白，秋蓝，冬黑色），天气酷热时，常光着赤膊坐在塘边树荫下看书，出门时衣着也很随便。他在回国不久，就团结同志酝酿成立一个革命的团体，并大量翻印邹容所著的《革命军》，陈天华所著的《猛回头》、《警世钟》等书籍，散布到军商各界，扩大反清宣传。1903年11月4日（农历九月十六），先君三十初度，朋友们在保甲局巷彭希明（渊恂）家备了两桌酒菜，到周震麟、陈天华、张继、宋教仁、谭人凤、苏玄瑛、柳聘农、秦效鲁、陆鸿逵等二十多人。在这次借祝寿名义举行的秘密会议上，决定成立华兴会，从事反清革命运动；对外用办矿名义，取名华兴公司，发行华兴票。

　　华兴会与明德学堂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主要成员中，有的是明德的教职员，如先君与周震鳞、张继、苏玄瑛、秦效鲁、陆鸿逵、易宗夔等；有的是明德和经正的学生，如柳继忠、陈嘉佑、萧翼鲲、胡瑛（后来堕落为国民党的叛徒，与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拥袁世凯称帝）等。也有本人不在明德，而与明德有密切关系的，如仇亮（湘阴人，后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辛亥参加山西起义有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先君长陆军部，任以军衡司长）系明德教员仇道南的儿子；或者当时不在明德，而后来与明德发生关系的，如章士剑曾任明德大学校长。此外，在明德的教职员中，有些虽未参加华兴会，而对革命运动深表同情或实际投入革命活动的，如陈凤光、李步青、陈介、王正廷（辛亥革命后任参议院副议长）、辜天佑、杨德邻（1913年任湖南财政司司长时，被汤芗铭杀害）、陆鸿第、陆鸿宾等。胡子靖本人也没有加入华兴会，他对这个革命团体却出了不少气力。

　　华兴会成立后，运动新军、会党，组织起义活动，在在需款，先君为此出卖了在长沙东乡凉塘的祖遗田产近三百石（最初卖与张姓地主，后由张家转卖与王先谦）。张斗枢在南阳街经营图书仪器印刷业务，先后捐助达万余元。彭渊恂、柳聘农、陆鸿逵等也提供了一部分经费。陆鸿逵当时是明德学堂的国文教员，因批改学生文卷，语意激烈，刘佐楫唆使教员单某持向巡抚告密，谓明德学生倡言革命。旧绅又落井下石，从而谋害之，学堂陷于危境。因得赵尔巽的维护，事未扩大。这次事件的发生，实质上是革命党人与封建劣绅之间的斗争。刘佐楫当时投拜于王先谦门下，与胡子靖意见不合，同周震鳞交恶更深，周、陆同属华兴会员，胡是同情华兴会活动的，刘就借此机会兴风作浪，唆使人家向官方告密。

　　从这里看出，当时的明德学堂，是湖南新旧势力互相交锋的场所。一方面，有一批革命党人在这里鼓吹革命思想，隐为革命中心；另方面，又是立宪派分子的活动地方。胡子靖延揽人才是兼容并蓄的。他既邀了先君与张继、周震嶙、苏玄瑛、秦效鲁、陆鸿逵等来校共事，并尽其力之所及，多方掩护他们的活动；又聘请谭延闿继龙湛霖为总理，黄忠浩也挂了校董名义，并有所捐助；湖南立宪派的重要分子如粟戡时、廖名缙、刘佐楫、曹典球等都先后担任过明德的教职员。他晚年常说：“我于死友中，最不忘者二人，一曰黄克强，二曰谭组安。”

　　此外，胡子靖通过龙氏父子的斡旋，和清廷官方也保持了一定的关系。如请当时的湖南巡抚赵尔巽来校参观，和兵备处总办俞明颐、学务处总办张鹤龄等也有交往。这样，胡子靖利用官绅权势以维持明德学堂，利用学堂以掩护革命党人的活动，而基本的态度是倾向于革命的。

　　先君在明德学堂教课，给他从事革命活动以很多的便利。如1904年先君与刘揆一、马福益等商议，谋于11月16日（农历十月初十）西太后六十生辰，全省文武官员在皇殿行礼时，预置炸弹于拜垫下以炸毙之，乘机占领长沙，作为革命根据地。这次准备起义用的炸弹，就是在掘井觉太郎的指导下，在明德学堂理化实验室秘密制造的。先君当时任明德学堂的学监，和掘井觉太郎很接近（癸丑讨袁失败后，先君亡命日本，掘井关怀旧友，特意腾出他在东京市郊巢鸭目白的房子给先君住），时常出入实验室。人以其特感兴趣，且主管教务，故不疑有他。后来这次起义事泄失败，当差役来拘捕先君时，他由明德学堂内西侧一小门溜出，躲到西园龙宅，得龙氏父子的掩护，匿居吉祥巷圣公会黄吉亭会长处，然后脱险往上海。临走前缺少旅费，胡子靖向张鹤龄处借到三百元送与先君，才乘日清公司轮船离开长沙。

　　1911年广州三二九之役以后，我由香港到东京。这年夏天，我化名黄祖光，同刘大辉、刘况、陈嘉立、陈嘉任、罗应坤（广东人）、陈模、石磊（均湖北人）等人由东京回到长沙，集体住在明德学堂。我们一面和在长沙活动的同盟会员谭心休、曾伯兴、唐蟒等人取得联系；对外则宣传成立野球会（野球一名棒球，起源于美国，当时在日本风行一时），招收青年学生学习野球，以增强体质，实则借此机会团结同志，并因学掷野球而练会掷炸弹，以为他日举事之准备。当时正值暑假期中，学生多已返乡，但参加的仍然不少，其中以明德学生居多数。记得练习不到一个月，有人向官方告密，端方由湖北来电通缉（唐蟒列第一名，我列第二名），幸得陈树藩（陈嘉任之父，时任咨议局副议长）暗通消息，我们才匆忙离开长沙，仍回日本去了。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胡子靖由日本回国（任留日学生监督），谋扩充明德学校。他到上海时，曾与先君会面。据我所知，南京临时政府酝酿成立时，先君原准备推荐胡子靖出任教育总长，后以胡不愿做官，决志回来主持明德学校，遂作罢论。

　　胡子靖办明德学校几十年，毕生精力，尽瘁于是。除了因范源濂的再三敦促。做过几个月的留日学生监督外，从未担任过其他官职。他每对明德学生演说，常说：“克强先生在日，我对他说，流血革命险而易，磨血革命稳而难，公倡革命，乃流血事业，我办教育，是磨血之人。”（他在晚年刻过一颗图章，曰“磨血人”，即取教育磨血之意）

　　1912年夏天，胡子靖去北京，行前有信给先君，商议扩充明德学校，筹办大学。当由先君领衔，呈准北京教育部设立明德大学于汉口，并领得补助费八万元。后以武汉地区兵燹之后，元气未复，而北京人才荟萃，容易聘请教授，就于第二年春改设明德大学于北京，赁干面胡同房屋为校舍，设商科及政治经济科，聘章士钊为校长，是为明德有大学之始。

　　先君以1904年10月由明德出走，1912年10月自上海回湘省亲，曾往西园龙宅叩访，并到明德学校访问，当时全体师生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这次访问，是先君出走八年后的第一次回到明德，也是最后的一次。

（辑自《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