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书林清话》进行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评述。一方面具体论述了《书林清话》在文献学、书史学上重大创获，另一方面也详细考证了《书林清话》的错误与不足。
第一章，作者简要评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学者叶德辉的生平。首先对其家世、交游作了总体介绍，然后列举了他的著述和在辑佚、刻书、藏书方面的成就。
第二章，分析了明清两代版本目录学发展的轨迹和《书林清话》的成书的背景，总结了《书林清话》在版本目录学和书史学上的价值，同时对其内容和版本情况作了简要的说明。
第三章，从体裁的创新、史料的运用与发掘和思想理论的扬弃三个方面论述了《书林清话》在文献学领域的价值，重在凸显叶德辉独特的学术眼光和创新精神。
第四章，介绍了李洣的《书林清话校补》和长泽规矩也的《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然后从五个方面对《书林清话》进行了考辨。
结语部分再次肯定了《书林清话》的学术价值，并对将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引言与文献综述
叶德辉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争议性的人物。在政治上，他是湖南有名的保守派，而在学术上，却是当时全国知名的学者，在经学、小学、校勘学、辑佚学、版本目录学上皆有很高的造诣。他藏书甚多，其观古堂与道州何绍基的东洲草堂、湘潭袁芳瑛的卧雪庐及岳州方功惠的碧琳琅馆并称为湖湘四大藏书楼。时德辉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书林清话》是其研究版本目录学的心得总结，也是一部研究中国书史的专著。当代著名的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称此书“称述藏书家故实，广采名流燕语，扬榷得失，语多精辟。”叶德辉之后的中国近现代文献学家撰写的版本目录学著作，如姚名达《目录学史》、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都引用了《书林清话》的材料。
纵观国内外有关研究《书林清话》的情况，有旨在纠谬补缺的，如李洣《书林清话校补》和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的《书林清话纠谬并补遗》；有从整体上论述《书林清话》的学术价值的，如袁庆述的《叶德辉和他的〈书林清话〉》，肖小云的《论叶德辉〈书林清话〉的文献学价值》，彭文静《论〈书林清话〉的学术创获》；有从某个角度进行研究的，如戚福康的《从〈书林清话〉看叶德辉的出版思想》，那成英的《评清末目录学名作〈书林清话〉》；也有综合评述《书林清话》得失的，如彭清深《〈书林清话〉得失谈》。因为以上文章大多系单篇论文，限于篇幅，立论难以展开。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准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对《书林清话》作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
第一章 叶德辉生平及学术成就概论
第一节 生平事略
叶德辉（1864—1927），清同治三年正月十四日生于长沙坡子街公和染坊，字焕彬（亦作奂份、奂彬），号直山、直心，又号郋园、郋园老人。
叶氏祖籍南阳，宋时南渡，迁居吴中洞庭山。光绪末年（大概1850年左右），叶德辉的祖父因避战乱，始南迁入湘，居省会长沙。叶德辉的父亲名叶俊兰，字雨村，善于染技，在长沙坡子街开公和染坊，后在其岳父的资助下，到甘肃经营茶叶。由于经营有道而积资渐丰，于是在湘潭广置田产。叶俊兰生有四子，叶德辉居长。他八岁入小学，攻读《四书》、《说文解字》、《资治通鉴》、《五朝名臣言行录》等。十五岁时，曾弃学经商，后又重入学。他十七岁就读于岳麓书院，十九岁时因参加科举考试时没有湖南县籍，经业师徐峙云（湘潭人）介绍，捐二百金入学宫，归入湘潭县籍。故叶氏有时自称南阳叶德辉、长沙叶德辉、湘潭叶德辉，有时也自称江苏吴县人。叶德辉光绪十一年（1885年）乡试中举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会试中第九名贡士，殿试二甲，朝考二等，以进士身份授吏部主事，是年二十八岁。叶德辉对做官并无多大的兴趣，两年后他便返乡家居。叶德辉的政治思想颇为保守，1927年大革命时，他因反对农民运动而被处决，葬于长沙南乡烂泥冲金庭公山。
叶德辉一生交游颇广，他与友朋互相切磋学问，获益良多。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王先谦、缪荃孙和张元济。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曾经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等职，还主讲过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是清末湖南的大儒。叶德辉因性格果敢坚决和学术功底扎实而颇受王氏赏识。王先谦所刊刻的《汉书补注》“同时参订姓氏”名下便列有“叶德辉字奂彬湖南湘潭人进士官吏主事”。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曾提及一件轶事：“颇闻祭洒撰《世说》，缘先生一言指谬，索还赠本，毁板重镌。”光绪十七年王先谦思贤讲舍刻《世说新语》三卷，书成之后赠与叶德辉一本，作为后生晚辈的叶德辉指出了其中的一个错误，王先谦竟重新镌刻出版，可见其对叶氏的信任与推崇。
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一字筱珊，晚号艺风，是晚清著名的目录学家、金石学家和藏书家。他与叶德辉私交甚笃，二人经常书信往来，探讨古籍的刊刻、鉴别与收藏。叶德辉对缪荃孙的版本目录学造诣甚为服膺，他曾感叹：“辉平生学旨，颇有异于湘人。由于衣钵再传，如亲指授，故刻书校书二事，自谓能习公之传，不谓奖誉频频，谦怀善下，辱书再四，引与同方，若得亲炙门墙，其成就当不止此。”其孺慕之情溢于言表。缪荃孙家藏善本甚多，叶氏所刻书之底本常出自缪氏之藏。如叶氏在拟刻《宋赵忠定奏议》时写信给缪荃孙：“赵忠定有奏议数十篇，采入《历代名臣奏议》。辉所藏为张天如删本，读公《艺风堂书目》，知有明经厂刻足本，求公抄录见寄。辉此时暂录张天如本，殆不洽心。表章先贤，海内同志无几，不得不琐渎于公，知必以孺子为可教也。”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出版家。他先后主持辑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十余种古籍丛刊。叶德辉与张元济同年及第，颇有交情。叶德辉曾通过张元济阅读涵芬楼藏书。张元济在刊刻《四部丛刊》时也得到了叶德辉的支持和帮助。叶德辉在《书林余话》中谈到刊刻《四部丛刊》时说：“其时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宋元版书，甲于南北，主人瞿良士启甲，风雅乐善，得余介绍，慨然尽出所藏，借之影印。……余又从日本白岩子云龙平向其国岩崎氏静嘉堂假得宋本《说文解字》……（《四部丛刊》）为书二千余册，为卷一万有余，萃历朝书库之精华，为古今罕有之巨帙。”
除了王先谦、缪荃孙和张元济，叶德辉与傅增湘、章太炎、黄侃、叶昌炽等学者也有交往，这些良师益友为叶德辉进行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第二节 学术成就
近代学者李肖聃曾这样评价叶德辉：“论者谓湘州皕年以来文儒相望，而甄微广述，孤诣致精，撰集穷乎众流，徒人及于域外，未有若先生者也。”叶德辉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其著述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计有：
（1）经部：《周礼郑注改字考》六卷，《仪礼郑注改字考》十七卷，《礼部郑注改字考》二十卷，《春秋三传地名异文考》六卷，《春秋三传人名异文考》六卷，《经学通诂附经学绪言》六卷，《孝经述义》三卷，《天文本论语校勘记》一卷；《六书古微》十卷，《同声假借字考》二卷，《释人疏证》二卷，《说文读若考》八卷，《说文籀文考证》二卷；
（2）史部：《隋书经籍志考证》六卷，《汉律疏证》六卷，《宋赵忠定奏议别录》八卷，《宋绍兴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考证》二卷，《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二十卷，《观古堂藏书目录》四卷，《郋园读书志》十卷，《书林清话》十卷，《书林余话》二卷，《藏书十约》一卷；
（3）子部：《古今夏时表》一卷，《燕兰小谱》五卷，附《海鸥小谱》一卷，《星命真原》十卷；
（4）集部：《古泉杂咏》四卷，《消夏一百诗》二卷，《观书百咏》四卷，《和金桧门观剧绝句》一卷，《昆仑百咏》二卷，《南游集》一卷，《书空集》一卷，《岁寒集》一卷，《汉上集》一卷，《于京集》一卷，《还吴集》四卷，《北征集》四卷，《浮湘集》一卷，《山居文录》四卷，《北游文存》二卷，《翼教丛编》六卷，《觉迷要录》四卷，《輶轩今语评》二卷。
辑佚学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传统治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叶德辉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古籍辑佚上作出了贡献，经他辑佚的书计有：《淮南万毕术》二卷，《鬻子》二卷，《郭氏玄中记》二卷，《许慎淮南鸿烈间诂》二卷，《山公启事》一卷，《山公逸事》一卷，《孙柔之瑞应图记》一卷，《孟子刘熙注》一卷，《傅子》三卷，《说文段注三种》三卷，《晋司隶校尉傅玄集》三卷，《素女经》一卷，《素女方》一卷，《玉房秘诀》一卷，《洞玄子》一卷，《月令章句》四卷，《义乌朱氏论学书札》一卷，《宋忠定赵周王别录》八卷，《宋赵忠定奏议》四卷，《疏香阁遗录》四卷，《唐人小传三种》三卷。
刊刻是古籍整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叶德辉就很重视书籍的刊刻出版。清末的张之洞曾著有《劝刻书说》，提倡士绅刊刻书籍，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一“总论刻书之益”中录著了张文，并颇有感触地说“文襄倡其言，故光绪以来，海内刻书之风，几视乾嘉时相倍。而文襄仅在粤督任内刻《广雅丛书》百数十种。自后移节两湖几二十年，吾屡以续刻为请，公绝不措意。”叶德辉所刻书，杜迈之、张承宗合著的《叶德辉评传》中不仅有详细的目录，且重新加以系年。根据这份目录，我们发现叶德辉刻书多迭160余种，涉及的范围包括经学、史学、小学、版本目录学以及家集等等。叶德辉曾将其所刻单行本分别结集成丛书，包括《观古堂汇刻书》初、二集13种（1902年）、《观古堂所著书》613种（1902年）、《观古堂汇刻书》614种（1902年）、《丽廔丛书》（1907年）、《双梅影闇丛书》17种（1907年）、《石林遗书》613种（1911年）、《观古堂书目丛刻》615种（1918年）等等。叶德辉曾说：“前贤藏书目录，此生平所笃好者。”故他所刻书籍中，私家目录犹多，计有：
明代：朱睦■《万卷堂书目》四卷，周弘祖《古今书刻》二卷，高儒《百川书志》二十卷，梅鷟《明南雍经籍考》二卷；
清代：钱谦益《绛云楼书目补遗》一卷，曹溶《静阳堂元宋人集书目》一卷，朱学勤《结一庐书目》四卷附《宋元本书目》一卷，赵魏《竹崦庵传抄书目》一卷，黄丕烈《求古居宋本书目》一卷，王闻远《孝慈堂书目》四卷，陆漻《佳趣堂书目》不分卷，朱彝尊《潜采堂宋元书目》一卷，黄虞稷、周在浚《征刻唐宋人秘本书目》一卷附《考证》二卷。
叶德辉之所以能获得较大的学术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丰富的藏书。著名的藏书家傅增湘评价叶德辉：“吏部君奋起于诸公之后，其闳识旷才，欲整齐四部，网罗百家，与当代瞿、陆、丁、杨齐驱并驾，惜生逢阳九，志不获舒，而身亦被祸，然其风流余韵犹能沾溉后学于无穷。”傅氏认为，叶德辉在晚清私人藏书家中的地位堪与晚清四大藏书家瞿绍基、陆心源、丁丙、杨以增同等。其实这并非谀美之词，因为无论是从藏书的质与量两方面来说，观古堂藏书都足以和四大家藏书媲美。叶德辉将他多年藏书心得集结成《藏书十约》，书中涉及了书籍的购置、鉴别、抄补、校勘等十个问题，对私家藏书方法进行了探索。此书的特点逐在于根据南方的地域和气候总结藏书的经验，如“装潢篇”云：“北方书喜包角，南方殊不相宜，包角不透风则生蠹，糊气三五年尚在则引鼠，余北来之书，悉受其害。又北方多用纸糊布匣，南方则易含潮；用夹板夹之最妥。”
在叶德辉众多的学术成果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推他的版本目录学著作《书林清话》。正如其弟子杨树达先生在评述叶德辉的版本目录学成就时说：“纵览吾师之盛业，殆于网罗四部，囊括九流，钻仰有年，弥嵯卓尔……其于史也，淹通目录，识别版藏。凡雕刻源流，传本真赝，莫不骈列在胸，指数如画。即今《读书》一志，声重寰中，《书林》二话，遍流海外，其明证也。”当代文献学家谢国祯对叶德辉的学术地位也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他说：“（叶德辉）精于目录之学，能于正经正史之外，独具别裁，旁取史料，开后人治学之门径。”
第二章 《书林清话》成书的学术背景及内容概述
第一节 成书的背景
《书林清话》的问世，是明清版本目录学发展的必然。
明清时期图书编纂和刻印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私人藏书甚为普遍，这直接促进了版本目录学的发展。明代的官家书目，据黄虞稷《千顷堂藏书目》记载，有十种以上；而私人藏书目更是超过了以往各代，其中高儒《百川书志》、周弘祖《古今书刻》、晁瑮《宝文堂书目》等，都是各具特色的私家目录。其中周氏的《古今书刻》在体例上就别具一格，它按行政区域进行编排，上编著录各省版刻书，计有16个地区，176个部门；下编则著录各省所存石刻，计15个地区，130个部门。此书在考证明代出版和文献存佚情况方面很有价值。
清代的版本目录学更是出现了全面繁荣的景象。清代中期，高宗下诏搜访遗书，藏之秘阁，又着纪昀等每书皆校其得失，撮举大旨，汇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总目》遵循了刘向《别录》、《七略》以来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宗旨，体例严密，考证精详。它不仅是中国古代书目编纂的里程碑，而且是中国学术史上一部集大成的鸿篇巨制。同时，清代的私家目录的编纂也较之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体现在私人藏书家不仅藏书编目，还开始自觉进行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其开山之作是钱曾的《读书敏求记》。它收录了钱氏所藏宋元刻本634种，每书有解题，着重说明版本的异同，书版的刊刻质量和流传情况，提出从版式、行款、字体、纸张、墨色、印章等方面确定刊刻年代。如《读书敏求记•卷第二》“《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下有解题云：
吾家《通鉴》有大字宋本，复有宋人手批者半部，刻镂精工，乌丝外标题周遭殆遍，尚是宋时装潢，未经今人刊订者。然总不如此本矜重。
清代的版本目录学思想还体现在一些学者的题跋和随笔中。清人题跋当中，最著名者当是黄丕烈为其藏书所写的题跋，其中有很多记载了书籍的版式、装潢及流传情况，具有较高的版本学价值。这些题跋都收入了《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举该书卷二“史类”的“《前汉书》（残宋本）”为例：
海宁吴槎客先生……冀行囊携得《汉书》残本数册，字大悦目，在宋椠中信为佳刻。余所藏景佑本外，却无别本可对，惟《范史》亦有此十六行、十六字本，与此本当是同出一时，卷第下撰书、注书亦分两行，盖款式同也。
随笔类如钱泰吉的学术随笔集《曝书杂记》。钱氏自述此书的写作经过时说：“夏日曝书，就所闻见，附笔写录，以授学徒。”此书杂记古今书籍的成书经过学术源流、版本优劣以及各藏书家抄书、藏书的轶事，内容十分丰富。如此书卷上钱氏论“宋体字”引杭世骏《欣托斋藏书记》说，并谓：
宋字滥觞于明季。汪琬、薛熙刻《明文在》凡例云：‘古本均系能书之士各随字体书之，无有所谓宋字也。明季始有书工专写肤廓字样，谓之宋体，庸劣不堪。’余尝以此言验所见书，成化以前刻本，虽美恶不齐，从未有今所谓宋字者，知《明文在》凡例之言不谬。
此语道出了“宋体字”的来龙去脉。古书都是擅长书法的人按自己的字体书写上板，没有所谓“宋体字”。明末出现了由刻工所写的横轻直重的肤廓字体，被称为“宋体字”。此段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刻书分宋元体字之始”曾加以援引。
到了清末民初，一些著名的学者如缪荃孙、张元济、傅增湘、杨守敬等人凭借其广博的闻见，整理古籍、著书立说，推动了近代版本目录学的发展。如张元济主持编辑的《四部丛刊》是近代最大的一部善本丛书，保存了不少宋元明旧刻和名家批校本，这无疑是张氏将其丰富的版本目录学知识应用于实践的成果。傅增湘的《藏园群书经眼录》收录善本共四千五百余种，近代常见的善本基本包括在内，是了解近代所存古籍善本概要和流传情况的必备要籍。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部富有特色的著作——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此书的体例为先以一首七言绝句概括一位藏书家藏书的特点或生平，然后系文加以注解。如卷七“方功惠柳桥”一条，诗云：
冬丹副叶写书根，觏若昆吾切玉痕。此是碧琳琅馆本，典裘持付海王邨。
后有解说云：
方桥柳太守，名功惠，湖南巴陵县人。起家盐筴，曾一摄潮州府篆，饶于赀，喜收书，所藏明贤集尤富。光绪丙戊、丁亥间，昌炽游幕至五羊，介程蒲生太守求一窥其册府，未得请。越十余年至庚子春，太守已捐馆，其家捆载遗书至都门求售。过厂肆，见样本，一睹其装潢图记，即知为粤中装订，碧琳琅馆旧藏也。每册有东丹笺副叶，可以辟蠹，书根宋字，齐如刀切。顾绌於资，望洋兴叹，仅典衣购得吴中乡先哲书五、六部，《皇甫司勋集》其一也。尚有钱叔宝《续吴都文粹》一百卷钞本，索高价，正往来商榷，而拳祸作，仓皇避地，遂不复可问津矣。
诗文对湖南藏书家方功惠的碧琳琅馆藏书的特点和书籍流散情况进行了简述，为研究方氏藏书提供了资料。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诗歌这种文学体裁有其局限性，并不适合作为学术研究的文体。正如叶德辉在盛赞该书“于古今藏书家，上至天潢，下至方外、坊估、淮妓，搜其遗闻佚事，详注诗中，发潜德之幽光，为先贤所未有”之余，又不无遗憾地说它“限于本例，不及刻书源流与夫校勘家掌故”。就是这部《藏书纪事诗》，成为了促使叶德辉撰写一部更为系统的书史的直接原因。
在《书林清话叙》中，叶德辉表明，他写作《书林清话》的初衷是补《藏书纪事诗》的不足，撰写时又多“引用诸家书目题跋”充分体现了学术的传承。而他在平日“检讨诸家藏书目录题跋”时，信手所记录的“刻本之得失，钞本之异同”，以及藏书、刻书的掌故，成为《书林清话》丰富的史料来源。可以说，成书于1911年的《书林清话》是无数学者的学术精髓和叶德辉本人研究心得相结合的成果。
第二节 内容概述
在写作《书林清话》时，叶德辉运用了分析综合、分类比较和逻辑推理的方法，以丰富的史料阐明了书籍称页、称篇、称卷、称本、称部、称函等问题，大体展示了我国古代的图书由简书到帛书，从抄本到刻本的演变过程。同时它也记载了我国古代图书的出版史料，包括雕版源流，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及宋、金、元、明、清各代刻书的情况，以及名人抄书藏书、历代书价、古籍辨伪等书林掌故。缪荃孙在《书林清话序》中评价说：“焕彬于书籍镂刻源流，尤能贯串，上溯李唐，下迄今兹，旁求海外。旧刻精钞，藏家名印，何本最先，何本最备，如探诸喉，如指诸掌。此《书林清话》一编，仿君家鞠裳之《语石编》，比俞理初之《米盐簿》，所以绍往哲之书，开后学之派别，均在此矣。”
有的学者曾将《书林清话》126个标题分作十类，即雕版源流、历代官刻、历代私刻、历代坊刻、断代研究、古代抄本、古代藏书、古代书业、古代书话、古籍辨伪。我们将这十类再进行整合，可以分为四大类：
第一大类：关于书籍的装帧抄印、墨色纸张方面的（共21条）：
卷一：书之称册、书之称卷、书之称本、书之称叶、书之称部、书之称函；卷二：书节抄本之始、巾箱本之始；卷六：宋监本书许人自印并定价出售、宋刻书纸墨之佳、宋造纸印书之人、宋印书用椒纸、宋人钞书印书之纸；卷七：明人装订书之式；卷八：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盛于清道咸以后、绘图书籍不始于宋人、宋元明印书用公牍纸背及各项旧纸；卷十：明以来之钞本、古人钞书用旧纸、钞书工价之廉、女子钞书。
第二大类：关于书版的刻制（包括活字版）方面的，又可分为3小类（共61条）：
第1类，与刻板的产生、发展、形式、字体等方面有关的：卷一：书有刻板之始、刻板盛于五代、刀刻原于金石、板本之名称、版片之名称、刊刻之名义；卷二：刻书有圈点之始、刻书分宋元体字之始；卷六：宋刻书之牌记、宋刻书一人手书、宋刻书行字之疏密；卷七：元刻书多用赵松雪体字、元刻书多名手写、明许宗鲁刻书用《说文》体字、明刻书用古体字之陋、明人刻书载写书生姓名；卷八：宋以来活字板、明锡山华氏活字板、日本朝鲜活字板；卷九：内府刊钦定诸书、因库发馆校书之贴式、国朝刻书多名手写录亦有自书者。
第2类，与刊刻者有关的：卷二：书肆之缘起、宋建安余氏刻书、南宋临安陈氏刻书之一、南宋临安陈氏刻书之二、宋陈起父子刻书之不同；卷三：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宋州府县刻书、宋私宅家整刻书、宋坊刻书之盛；卷四：金时平水刻书之盛、元监署各路儒学书院医院刻书、元私宅家塾刻书、元时书坊刻书之盛、元建安叶氏刻书；卷五：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明人私刻坊刻书；卷七：元时刻书之工价、明时刻书工价之廉、明毛晋汲吉阁刻书之二、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五、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六、明毛晋刻《六十家词》以后继刻者；卷八：明华坚之世家、明安国之世家、辑刻古书不始于王应麟、丛书之刻始于宋人；卷九：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之二、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之三、刻乡先哲之书、古今刻书人地之变迁、吴门书坊之盛衰、都门书肆之今昔。
第3类，与伪刻有关的：卷一：唐天祐刻书之伪；卷四：广勤堂刻《万宝诗山》；卷十：《天禄琳琅》宋元刻本之伪、坊估宋元刻之作伪、宋元刻伪本始于前明、张廷济蜀铜书范不可据、日本宋刻书不可据。
第三大类：关于各类刻本及其优劣价格等方面的（共21条）：
卷五：明人刻书之精品；卷六：南宋补修监本书、宋刻经注疏分合之别、宋蜀刻七史、宋监重刻医书、宋刻纂图互注经子、宋刻书字句不尽同古本、宋刻书多讹舛、宋刻书著名之宝；卷七：元刻书之胜于宋本、明时书帕本之谬、明南监罚款修版之谬、明人不知刻书、明人刻书改换名目之谬、明人刻书添改脱误；卷八：唐宋人类书刻本、明以来刻本之希见；卷九：无锡秦刻九经之精善、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之一、国朝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之优劣、乾嘉人刻丛书之优劣。
第四大类：与版本有关的掌故和逸事（共23条）：
卷一：总论刻书之益、古今藏书家纪板本；卷二：翻版有例禁始于宋人；卷六：宋元刻本历朝之贵贱；卷七：元时官刻书由下陈请、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一、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三、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四、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七；卷八：似丛书非丛书似总集非总集之书；卷九：武英殿聚珍板之遗漏、国朝不仿宋刻经史之缺典、经解单行本之不易得、洪亮吉论藏书有数等；卷十：近人藏书侈宋刻之陋、宋元祐禁苏黄集板、宋朱子劾唐仲友刻书公案、明王刻《史记》之逸闻、朱竹垞刻书之逸闻、藏书家印记之语、藏书偏好宋元刻之癖。
第三节 版本情况
《书林清话》自问世以来屡经重刊，故其版本多达十余种。据叶德辉的侄儿叶启崟《书林清话跋》，《书林清话》成书于宣统辛亥即1911年，因战祸刻而复停。1919年叶启崟“因据稿本，取校原引各书，漏载者补之，重衍者乙之”，并请叶德辉鉴定，“从弟康侯定侯检校”，再次付梓。1920年，叶氏以“观古堂”之名刻《书林清话》十卷，为丛书《观古堂所著书》的一种。《书林余话》成书于1923年，1928年，刘肇隅在上海所办的印书馆将其附于《书林清话》之后刊印了500部。这是《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最早的合刊的版本。1935年长沙古书刊印社印《书林清话》，是《郋园先生全书》的一种。
新中国成立后，《书林清话》的版本更多了。1957年1月古籍出版社据1920年观古堂刻本排印了《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1987年中华书局即据这个本子影印。1990年12月，上海书店出版的《民国丛书》第二编第五十册《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据观古堂刻本影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书林》二话的价值更加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相继有多家出版社将其再版刊行。1998年3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如版了由刘发等校点的《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1998年7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李庆西标点的《叶德辉书话》，其中包括了《书林清话》、《书林余话》和《藏书十约》；1999年4月岳麓书社出版了“旧藉新刊”《书林清话、书林余话》并附李洣《书林清话校补》；1999年10月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由紫石点校的《书林清话（外二种）》；1999年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林清话》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丛书》的第十五辑。
第三章 《书林清话》的学术的价值
《书林清话》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书史，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叶德辉创造性地使用了“书话”体裁，使《书林清话》这部文献学专著内容充实而又形式灵活。他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搜集整理了为数众多的史料，其中有很多曾经被学者们所忽视的史料，第一次在《书林清话》中显现地了独特的价值。在运用史料的过程中，叶德辉还对传统的文献学思想进行了思考和扬弃，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
第一节 体裁的创新
《书林清话》开创了“书话体”体裁的先河。所谓“书话”，是指与书有关的轶事趣闻的小品文。书话采用笔记体，故形式灵活，趣味盎然。它又有古代藏书题跋的特点，因而虽属随笔杂谈，却有较大的信息含量，随处可见作者的真知灼见。
《书林清话》采用主题标举的形式，每卷下细分若干独立的章节，每个章节一般几百字至数千字不等。有的篇幅较多的专题，为求规范划一，作者将其分成若干章节。如卷九“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专题有三个章节，“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之一”对纳兰成德的《通志堂经解》进行了总体评价，一方面肯定这部丛书“表章宋元人遗书，其功诚不可没”，一方面批评“主裁者无卓识”，所录之书取舍失当，且校雠不精。“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之二”引乾隆五十年二月二十九日的御批，指出《通志堂经解》其实是徐乾学为了逢迎权贵纳兰明珠而题明珠之子成德之名的事实。在这个章节里，叶德辉也略及成德的才学人品。“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之三”引姚元之《竹叶亭杂记》所记有关《通志堂经解》的轶闻，得出“目录与刻书之不合，信有之”的结论。三个章节合起来就大致概括了《通志堂经解》这部清代丛书的情况。
《书林清话》的体例与框架为后来的“书话体”著作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现代的文学史专家和书话作家唐弢先生（1913——1992）表示，他的书话作品就是综合了叶德辉《书林清话》专论藏家和版本的特点和古代诗话、词话以评论为主的特点，而“较多的注重‘书’的本身上，偏重知识”。经过多年的发展，“书话体”已经成为现代散文体裁的一支。书话以其特有的散文化的笔触，述说有关书籍的掌故逸闻，丰富了书籍文化的内容。探讨书籍尤其是古书的版本目录，关注其收藏保存，本就是“书话”的题中应有之义。200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书林清话文库》，包括了韦力的《书楼寻踪》、曹培根的《书乡漫录》、孟昭晋的《书目与书评》、刘尚恒的《二余斋说书》、谢灼华的《蓝村读书录》和周岩的《我与中国书店》，这些著作可以看作是对叶德辉，《书林清话》所开创的“书话体”的继承和发展。
因一本书的写作流传而开创了一种图书评述的新体式，《书林清话》厥功甚伟。
第二节 史料的发掘与运用
对于史料的裒集、扒梳是《书林清话》中最能体现叶德辉学术功底的，而其中反映雕版源流和历代刻书情况的史料尤能体现叶氏作为文献学家的素养。
1.雕版起源问题分析
卷一“书有刻板之始”条中叶氏讨论了雕版起源的问题，他列举了比较普遍的三种观点：一是“世皆以为始于五代冯道”；二是认为“唐固有之”，以宋代叶梦得、朱翌为代表；三是认为“雕版兴于六朝”，以日本人岛田翰和罗振玉为代表。
叶德辉明确地赞同第二种观点，并指出“书有刻本……唐僖宗中和年间已有之”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引用了殿本《旧五代史》卷四十三《唐书•明宗纪》长兴三年二月注文中柳玭《家训序》中的一段文字：“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晓。”他还指出“唐元微之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有‘缮骂模勒衒卖于市井’之语，司空图《一鸣集》九载有《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这都可以证明唐时刻板之大行，应在僖宗以前。
同时叶氏对岛田翰的“雕版兴于六朝”说进行了有力的驳斥。首先岛田氏所据陆深《河汾燕闲录》引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雕版”之语，实是本于隋费长房《三宝记》，而其原文曰：“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意即谓废像重雕，遗经重撰。岛田氏在文献瓷料的征引上便已经站不住脚。其次，从情况上说，即使遗经可以雕版，废像如何雕版？再次，岛田氏认为《颜氏家训》云：“江南书本”，便谓“书本”为墨板，不知刘向《别传》中即有“校雠者一人持本”之说，叶德辉反驳“若以诸书称本，定为墨板之证，……亦得谓墨板始于两汉乎”。叶氏的驳斥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按：叶德辉说“书有刻本，世皆以为起于五代冯道”，持“雕版始于五代”观点的学者的确为数不少。宋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二：“毋邱俭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至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载陶岳《五代史补》。”此条《书林清话》卷一“总论刻书之益”中叶德辉已引，并辨“毋邱俭”为“毋昭裔”之误。宋代距离五代尚不久远，其时已有人赞同“雕版始于五代”之说，后世附和者更不乏其人。如元代的王桢，明代杨慎、于慎行，清代万斯同、包世臣等。
雕版起源的问题之所以历来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是因为缺乏实物证据，人们仅能从现有的文献材料中寻找蛛丝马迹。直到上个世纪初，不断有印刷品实物被发现，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在出土的一系列印刷品中，1926年新疆吐鲁番出土的鸠摩罗什的《妙法莲花经》残卷和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塔身舍利洞内所藏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据考证都有武则天制字，因而被断为武周（684—707）时期刻本。如此，它们比唐咸通九年（868）王玠造的《金刚经》还早了一百多年，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当然，这些实物都是叶德辉、岛田翰等人无法见到的，叶氏仅凭所见到的文献材料，便能有理有据地反驳颇为盛行的观点，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可谓善于运用史料。更难得的是，他认为雕版印刷起于唐代的见解，就现在看来还是很接近史实的。
2.较早关注和研究古代版权保护制度
《书林清话》卷二“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条对宋代三个禁止翻版的牒文进行了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版权”的概念，但实际上涉及到了我国古代版权保护的问题，是中国较早地研究古代版权问题的文章。
叶氏所记三则有关版权的资料是值得注意的。其一，叶德辉所藏五松阁仿宋程舍人宅刻本王偁《东都事略》目录后长方牌记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之语。“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八字，和现代书籍的版权页上的“版权所有，不得翻印”有异曲同工之妙。程舍人作为《东都事略》出版者，他“审上司”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在编辑和刊刻过程付出的智力劳动和经济利益。据胡道静先生考证：《东都事略》的写作年代不会晚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刻印时间约在绍熙间（1190——1194）。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版权声明。叶氏能在众多牌记中发现这则牌记，真可谓独具慧眼。
其二，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载祝穆《方舆胜览》后所录两浙转运司榜文：
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本宅见刊《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事文类聚》凡数书，并系本宅贡士私自编辑，积岁辛勤。今来雕板，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纪胜》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为，枉费钱本。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叶德辉原注：以下别起提行）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板之意。乞给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版，断治施行。奉台判，备榜须至指挥。（原注：以下别起提行。）右令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榜施行，故榜。（原注：以下元号年月日一行。）嘉熙贰年拾贰月（原注：下空二格）日榜。（原注：以下别起提行。）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原注：以下别起提行。）转运副使曾（原注：下空六格。）台押。（原注：以下别起提行。）福建路转运司状。乞给榜约束所属，不得翻开上件书版，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
这段榜文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一，当时图书出版业竞争激烈，一些射利之徒常常翻雕他人书籍，严重损害了作者和出版者的利益。二，对于盗版者的惩罚是“追人毁板”，这个惩罚是颇有威慑力的，因为雕刻书版耗时耗力，费用不低，一旦被毁，对盗版者来说，经济损失不小。三，这里涉及到版权的继承问题。榜文所说的“祝太傅”是祝穆之子祝洙，他之所以让家人吴吉上告，是为了维护他对父亲著作版权的继承权。四，申请者也指出“书市射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纪胜》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这说明申请者主要是出于对作者精神权利和经济利益的保护。
其三，《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中旧抄本宋段昌武《丛桂毛诗集解》前的国子监公文：
行在国子监据迪功郎新赣州会昌县丞段维清状：维清先叔朝奉昌武，以《诗经》而两魁秋贡，以累举而擢第春官，学者咸宗师之。卬山罗史君瀛尝遣其子 至来学，先叔以《毛氏诗》口讲指画，笔以成编。本之东莱《诗记》，参以晦庵《诗传》，以至近世诸儒，一话一言，苟足发明，率以录焉，名曰《丛桂毛诗集解》。独罗氏得其缮本，校雠最为精密，今其侄漕贡（原注：樾）锓梓以广其传。维清窃惟先叔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倘或其他书肆嗜利翻板，则必窜易首尾，增损音义。非惟有辜罗贾士锓梓之意，亦重为先叔明经之玷。今状披陈，乞备牒两浙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乞给据付罗贡士为照。未敢自专，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给本监。除已备牒两浙路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取责知委文状回申外，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须至给据者，（原注：以下别起提行。）右出给公据付罗贡士（原注：樾）收执照应。淳祐八年七月日给。
《丛桂毛诗集解》的作者是段昌武，段氏死后其侄段维清与其徒罗樾向国子监申请，国子监下达给两浙、福建两路转运司要求明确罗樾拥有该书的版权。以国子监名义出版的《丛桂毛诗集解》似乎是官刻书，实际上是段、罗假国子监之名的私家刻本。段、罗二人是借行政的力量来垄断渔利。叶德辉就明确地指出他们“假官牒文字以遂其罔利之私，此亦自来书坊禁人翻雕己书之故智也。”其评论一针见血、切中肯綮。
按：版权属于西欧文艺复兴的产物，与商标权、专利投合称知识产权。它是指作者根据法律对他的作品享有的权利。广义的版权保护，也包括保护出版者的出版权。版权问题是印书业充分发展的产物。世界公认的第一部版权法，是1709年英国的“安娜法”，它首次承认作者是受保护的主体。
现代版权观念和立法经验传入中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西方商品大量涌入中国，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思想、新思潮也随之进入中国社会。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力主变法图强，建立资产阶级的法治国家。国人中率先倡导著作权保护的是严复。他率先引进西方著作权观念并强调建立这一制度的重要意义，为近代中国著作权立法作了重要的理论酝酿和舆论准备。1902年，严复写成著名的《与管学大臣论版权书》，第一次向官方提出对“著”、“述”、“译”、“纂”的权利进行保护以利于学术发展的呼吁和主张，精辟论述了保护著述译纂者权利的重要性。他驳斥了儒家“文字雅道，著译之士，宜以广饷学界为心，而于利无所取，以尽舍融为群之义”的观点，指如著述译纂之事非常辛劳，“敝精劳神”，而且从事者也需要具备相当高的学识修养，“非学足以窥其奥者不办”。所以，著述译纂者精力上的消耗应当得到相应地补偿，版权也应当得到保护。版权法律文本的出现，体现了这一阶段我国版权制度发展的成就。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大清著作权章程》，因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而未及实施，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这个法律既是当时版权意识和版权要求的反映，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意识，尽管它实际上并没有产生过什么法律效应。清末民初的绝大部分小说都标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或类似字样，这些现象说明，清末民初，在风气渐开的古老中国，版权观念已趋向普及和深化。
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写作于清末这一复杂的历史时期，虽然叶氏本人是个颇为保守的学者，但他也不可能不受到当时新思想的冲击，不可能不感受到社会思潮的剧变。他能注意到“翻版有例禁始于宋人”，就很有可能受到了《大清著作权章程》的启发。
从叶德辉搜集的以上三则史料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虽然宋代已经有版权保护思想，但还停留在萌芽阶段，与现代的版权保护还有很大的差距：没有通行全国的版权保护法规，多由个人申请地方政府批准特许，随意性极大，是否给与保护往往取决于地方官的一己好恶，人治的色彩相当浓厚。同时作者或者出版者获得特许也是个别的历史现象，叶德辉在“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中也说：“当时一二私家刻书，陈乞地方有司禁约书坊翻版，并非载在令甲，人人之所必遵。特有力之家，声气广通，可以得行其志耳。”
叶德辉在“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中谈版权保护的对象仅仅限于民间私刻，至于官刻，他认为“其他官刻诸书，则从无此禁例”，这却不尽然。据宋代罗璧的《识遗》卷一记载：“宋兴，治平（1064—1067）以前，《九经》犹禁携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1068—1077）后方尽弛此禁。”可见宋英宗治平之前，国家曾经颁布禁令，禁止民间私自刊刻“九经”。“九经”是儒家的基本经典，国子监花费大量精力校订和刻印，作为封建国家进行思想教育的教科书。校订者在校正过程中耗费了较多的智力性劳动，同时出卖以取得经济利益，这样国子监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大规模印制图书的官办出版社。国家禁止民间随便刻印“九经”，即使刻印也须申请国子监批准，这实际上是保护国子监对“九经”刻印出版的一种专有权。又《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八四记载，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二月二十三日，“诏民间毋得私造历日；今司天监选官，官自印卖；其所得之息，均给在监官属。”历书所载带气有关农业生产，又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印销量都很大，所以雕印是由政府控制的。民间书坊为了获利，便将历书翻印贩卖。上述诏令正是从经济利益着眼来禁止民间私造历书，实际上也是对历书版权的保护。
另外，有宋一代，也有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而对民间出版物进行控制的例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五：
哲宗元祐五年七月戊子礼部言：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国史、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许人告，赏钱一百贯。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他书籍欲印者，纳所属中转运使、开封府牒国子监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凡不当雕印者，委州县监司国子监觉察，从之。
当时辽国竭力想刺探宋朝的情况，宋朝廷便对涉及军国利害、边事防御的出版物严加防范，以勿使其流入辽国。虽然这一条例的初衷并不是为了保护国子监等中央刻书机构对于国史、实录、本朝会要的版权，但是实际上却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3.对宋元两代刻书情况的论述
叶德辉在卷三的“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宋州府县刻书”、“宋私宅家塾刻书”、“宋坊刻书之盛”和卷四的“元监署各路儒学书院医院刻书”、“元私宅家塾刻书”、“元时书坊刻书之盛”等条中集中论述了宋元两代的刻书情况。
前人论及刻书，有从时代来划分的，故有宋本、元本、明本、清本之分，这样划分无疑涵盖面较广，但失之笼统。有从地域来划分的，故有所谓浙本、蜀本、闽本、江南本、麻沙本之称。分类较前者为细，但以地域来划分，涵盖有限。还有从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来划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按雕版先后来分为祖本、原刻本、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等。这两种划分多见于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的著作，它们都是从书籍某一方面的特点着眼，并不适合宏观的论述。
而叶德辉根据古代刻书活动的主体，将书籍分为官刻本、私宅本、坊行本三类，实为一大创见。他把散见于各家书目中的有关于宋元两代官刻、私刻与坊刻的史料集中起来，对宋元两代的刻书情况进行了总结。
以宋代为例，宋代比较重视文化事业，比起唐五代时期，出版业已经形成了系统和规模。就官刻两言，据《书林清话》的记载，中央的刻书机构有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德寿殿、左廊司局，其中国子监最为重要。国子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机关，其所刻书称为“监本”。叶氏认为国子监刻书以经史为多，而医书尤为所重。不仅中央国家机构进行刻书活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也积极地进行出版活动。宋初承唐后期之制，地方实行道、州、县三级建制。太宗时改为路、州、县三级，终宋不变。路级机构为转运使司（俗称“漕司”），最高长官为转运使，掌一路军、民、财、刑大权。后又设提点刑狱司（俗称“宪司”），提举茶盐司（俗称“仓司”），安抚使司等。州又有州、府、军、监之分，四者皆为州级官府，直属朝廷。《书林清话》中就列举了两浙东路茶盐司、两浙西路茶盐司、两浙东路安抚使、浙东庾司、浙右漕司、浙西提刑司、福建转运司、潼州转运使、建安漕司、福建漕司、淮南东路转运司、荆湖北路安抚使、湖北茶盐司（湖北庾司）、广西漕司、江东仓台、江西计台、江西漕台、淮南漕廨、广东漕司、江东漕院、江西提刑司，共21个刻书的地方官府，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各种地方行政机构。
天水一朝，除了地方行政机构进行刻书活动外，各地的书院也刊刻了不少书籍。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机构，是在封建官学日益衰落的背景下形成的。书院萌芽于唐代，唐玄宗曾置丽正书院以聚集文学之士。到了宋代，书院变成了教育机构。北宋初年，州县学未建，全国只有嵩阳、应天府、潭州岳麓山、江州白鹿洞、衡州石鼓等少数几个书院。南宋时，随着理学的兴盛与广泛传播，各地的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书院最初由关心文教的士大夫所建，后来，各地官员争相兴建，向朝廷申请田产，任命山长，这样书院就变成了半官半私性质的教育机构。在《书林清话》中叶德辉将书院置于州郡县学之后，是有道理的。书院为了便于生徒学习和满足藏书需要，有时也自己刻印书籍。书院本一般质量较高，顾炎武在《日知录》总结其原因说：“山长无所事，而勤于校雕，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储官，而易印行，三也。”可谓确论。《书林清话》卷三“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将散见于各家书目的八个书院所刻十二种书籍加以搜集汇总，无疑为后世研究书院刻书提供了史料。现代研究宋代书院出版活动的著作，如周宝荣《宋代出版史研究》等所举宋代书院刻书，皆未出叶德辉所列举的范围。
同时，叶德辉注意到了书坊作为古代书籍出版的主要机构的地位和作用。《书林清话》共126条，其中就有29条论述书坊刻书。叶德辉在给缪荃孙的书倍中这样介绍《书林清话》：
（书林清话）其中最有趣者，分别陈起、陈思所刻书之题字；余勤有堂余仁仲、余清安之非一人；《万宝诗山》之为明书坊叶景逵所刻，自来收藏家误为宋本；刘氏翠岩精舍至明犹存。若此者皆收藏家向不分辩者。其他一板而展转递售，如勤有堂之李杜诗板，一转售于叶广勤日新堂，又转售于金台汪谅，皆于蛛丝鸟迹中考之。
可见叶氏对历代坊刻史料之注重和扒梳考订之勤。
历代的书坊以盈利为目的，其刻书普遍存在校勘不精、印刷质量低劣等问题，故中国历代的学人士子对于坊刻书的评价不高。自宋代开始，就不断有人对书坊所刻书进行讥评。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授惶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罚，改题而止。
此事多被后人所引用，以说明麻沙坊本棱勘之粗疏。宋代的周煇对麻沙本更是深恶痛绝，他在《清波杂志》中说：“印刷文字，讹舛为常。盖校书如扫尘，旋扫旋生。……若麻沙本之差舛，误后学多矣。”明代谢肇淛也曾评价建阳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并认为：“大凡刻书，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耳。”清人对坊刻书的评价也甚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多次提到坊刻的低劣。如《子部•类书一》《源流至论》的提要中说麻沙书坊所刻书：“大抵出自乡塾陋儒，剿袭陈因，多无足取。”
叶德辉同样指出了坊刻本存在作伪、校勘不精的问题，但他对于书坊在书籍出版和文化流通方面所作的贡献却能够客观地加以评价，不落前人窠臼。他在卷三的“宋坊刻书之盛”、卷四“元时书坊刻书之盛”、卷五“明人私刻坊刻书”以及卷九“吴门书坊之盛衰”、“都门书肆之今昔”中，对宋至清的书坊刻书情况做了详细的统计。尤其对历来备受指摘的建阳书坊刻书大加赞赏，认为自宋至明六百年间，“建阳书林擅天下之富，使有史家好事，当援《货殖传》之例增《书林传》矣。”宋代的朱熹在《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中说：“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他肯定了建阳书坊对刻书业和文化传播所作的贡献，但还没有像叶德辉一样将建阳书坊的地位提到可以为其树碑立传的高度。
对于坊刻盛行的原因，叶氏分析道：“盖世愈近则传本多，利愈厚则业者众，理固然也。”这是很有道理的。从刻书的目的上说，官刻主要是为了传道教化，多刻儒家经典。家刻关注学术影响，多刻名人名著，并精心校雠，但刻印数量有限。而坊刻的目的多是为了赢利。为了赢利，书坊刻书必须求新求快，新颖的内容能吸引读者购买，快速地将书籍投放市场能抓住社会需求的动向。叶德辉分析元代坊刻书籍的特点时说：“大抵有元一代，坊行所刻，无经史大部及诸子善本，唯医学及帖括经义浅陋之书传刻最多”，正是反映了元代社会群众普遍的阅读需求。书籍生产的市场化使坊刻的图书产品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最终与官刻本、家刻本鼎足而立，并把这种鼎足之势保持到清末。
4.著名刻书家生平的考证
叶氏在拥有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上有名的几个刻书家如宋代建安余氏、宋代临安陈起父子、明代毛晋进行了专题研究，其中对陈起父子及毛晋生平的考证尤见功力。
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序》中称：“宋季临安书肆，若陈氏父子遍刊唐宋人诗集，有功于古籍甚巨。”王国维提到的陈氏父子便是南宋临安以刻书卖书闻名的陈起父子。陈起父子的生平，叶德辉之前还没有人做过系统的研究。作为南宋都城有名的书肆主人，陈起父子与当时很多文人都有交往，如刘克庄、赵师秀、吴文英、叶绍翁等。叶德辉就从这方面入手，收集了大量的有关陈起父子的诗文，并加以分析，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称陈道人者，为陈起，字宗之，又字彦才，号芸居；称陈解元者，为陈起之子，号续芸，名已不可考。另有陈思者，由于史料不足，而暂阙疑，不必将其所刻之书属之陈起父子。陈起父子在临安棚北大街睦亲坊南刻书鬻书为业，但父子所刻书不同；父刻多为唐人集，子刻多为说部及宋人集。叶德辉为后世学者研究陈起父子提供了方法和素材，实有承前启后之功。
曹之是对陈起父子研究较多的现代学者，在他的《中国古籍编撰史》和《古籍版本学》两本著作中皆有专门的小节来论述陈起父子的生平和刻书活动。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一书中他大体上遵循了叶氏的思路，分“陈起其人”、“陈起、陈思与陈解元”、“江湖诗案”、“编刻图书”四个部分，其中有十一处引用了《书林清话》中的材料。曹之在叶德辉的基础上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他将有关于陈氏父子的大量史料加以整理分类，使之条理清楚。另外还详细考证了陈起在“江湖诗案”中所受的影响。但是曹之在“陈解元”称号的归属上于叶德辉出现了分歧。叶德辉根据影宋本周弼《汶阳端平诗隽》前的序言有“续芸陈君书塾入梓”及序后“临安府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印行”的牌记认为“陈解元”是陈起子陈续芸。而曹之引清人丁丙《武林坊巷志》：“陈宗之，钱塘人，宁宗时乡贡第一，时称陈解元，事母至孝，居睦亲坊，开肆卖书以奉母。”认为“陈解元”是陈起。
我们认为，除了以上材料，二人都没有提出更有力的证据，所谓孤证难立，其实都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在学术界两种观点各有支持者，如《宋代出版史研究》持陈续芸为“陈解元”之说，而《中国版本文化丛书•坊刻本》赞同陈起为“陈解元”。其中后者认为陈起父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同经营书铺，那么陈续芸在陈起死后也不必就改称名号，这一观点颇为通达。历史上的确有很多著名的书籍铺的名号都是世代沿袭的，如宋代建安以刻书著名的余氏家族自宋至元就一直使用“勤有堂”之名。但是陈起与时人赠诗唱和，如果其确曾为乡贡第一，以古代士子对功名的重视，诗文中必会有所提及，但是竟然在史料中找不到有关的任何一点信息，不能不令人生疑。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陈解元”究竟是谁，还是当存两说。
毛晋是明代著名的刻书家，《书林清话》卷七分六条对其生平和成就进行了考证和论述。“明汲古阁刻书之一”条对毛晋校刻古籍的成绩推崇有加：
明季藏书家，以常熟之毛晋汲古阁为最著。当时遍刻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唐宋人别集，以至道藏、词曲，无不搜刻传之。观顾湘《汲古阁板本考》，秘笈琳琅，诚前代所未有矣。即其刻《说文解字》一书，使元明两朝未刻之本，一旦再出人间，其为功于小学，尤非浅鲜。
就是这样一位功绩显著的刻书家，其生平事迹却鲜为人知，故叶德辉在“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二”条即引陈瑚《为毛晋在隐居乞言小传》、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梅道人《汲古阁主人小传》、蒋光煦《东湖丛记》、王应奎《海虞诗苑》等史料该详加钩稽、考证，使毛晋的生平、家世及学术成就逐渐凸显出来。叶氏还探讨了毛晋藏书的渊源去向，论述了毛晋刻“十七史”的缘起、毛刻书版心的名称。与此同时，叶氏批评了毛刻多而不精的缺点。如“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一”条在肯定其成绩后，又云“刻书不据所藏宋元旧刻，校勘亦不甚精。数百年来，传本虽多，不免贻佞宋者之口实。”并一一列举孙从添、陈鳣、段玉裁等人对毛刻书的批评，这为后人研究毛晋刻书提供了大量素材。
在“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六”中叶氏说：
毛氏刻书，板心题‘汲古阁’三字，人人知之矣。然间有称‘绿君亭’者，吾所藏《二家宫词》、《三家宫词》、《浣花集》三种皆如此。尚有《洛阳伽蓝记》，载莫友之《知见传本书目》。是否为毛氏书堂，抑受板于他氏，此亦考毛氏掌故所当知者矣。
毛晋刻书，板心多题“汲古阁”，而间有称“绿君亭”的，叶德辉初不能定其为毛晋的书堂名，还是书板易主之后他人的书堂名。后来叶氏得到了毛晋所刻的《陶靖节集》，发现其版式与《二家宫词》、《三家宫词》一致，故断定“‘绿君亭’即毛氏署名，非他氏也”。
按：现代文献学家刘盼遂先生《毛子晋与绿君亭》一文中对毛晋之“绿君亭”题名有所考证，并进一步提出“绿君亭之名，为子晋早年与汲古阁并用者。中年后则专用汲古阁之名。”
刘氏称他曾经得到两本毛刻《苏米誌林》，一本版心刊有“绿君亭”三字，封面左下方刻有“海虞 绿君亭藏”六字，且每卷开页都题有“明 东吴 毛晋 子晋辑”八字。此书既为毛晋所辑又是他所刻，则“绿君亭”当属之毛晋。另一本在《东坡誌林》和《元章誌林》后各有毛晋的跋语，记毛晋得合刊两书的缘起。刘氏还根据两则毛刻书的序言：一则是“海虞缪希雍作《绿君亭梓行本草经疏题辞》”，因“今按是书全部板心镌‘绿君亭’三字，据缪序，知《本草经疏》一书全属子晋所刻”，故知“绿君亭”为子晋的斋名：一则是“徐亮为毛晋序《群芳清玩十二种》”其中有“少焉集绿君亭，绛帐清晖，墨池古色”的句子，又证明“绿君亭”确为毛晋所有。
考清钱泳《履园丛话》：
虞山毛子晋生明季天、崇间，创汲古阁于隐湖，又招延海内名士校书，十三人任经部，十七人任史部，更有欲益四人，并合二十一部者。因此大为营造，凡三所：汲古阁在湖南七星桥载德堂西，以延文士；又有双莲阁在问渔庄，以延缁流；又一阁在曹溪口，以延道流……阁外有绿君亭，亭前后皆植竹，枝叶凌霄，入者宛若深山。
此处不仅说明“绿君亭”在毛晋斋的方位，更是暗示了此名的由来。
刘盼遂先生“绿君亭之名，为子晋早年与汲古阁并用者。中年后则专用汲古阁之名”的结论因我们未能遍览毛氏书而只能存而不论，但就叶德辉和刘盼遂提到的这几种有“绿君亭”字样的毛刻来看，《苏米誌林》刻于天启元年（1621），《神农本草经疏》、《三家宫词》、《陶靖节集》皆刻于天启五年（1625），《二家宫词》刻于天启七年（1627），《群芳赏玩》刻于崇祯二年（1629），毛晋（1599——1659）（虚岁）分别为二十三岁、二十七岁、二十九岁、三十一岁。刘氏之说不为无据。
5.书价、刻工价等史料的搜集
书籍的定价和刻工价是中国出版史研究的一个方面，并能从侧面反映一个朝代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故很有价值。《书林清话》就涉及到了此方面的史料。
关于书价问题，卷六“宋监本书许人自印并定价出售”一条中有北宋本《说文解字》、南宋刘林钺《汉隽》、淳熙三年舒州公使库刻《大易粹言》、明仿宋施宿等《会稽志》、旧抄本宋孔平仲《续世说》、明正德己卯重刻宋庆元元年刊《二俊文集》、明影宋绍兴十七年刻《小畜集》七种书籍前记载书价的谍文。
淳熙三年舒州公使库刻曾穜《大易粹言》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其牒文云：
今具《大易粹言》壹部，计贰拾册，合用纸张印造工墨钱下项，纸副耗共壹仟叁百张，装背饶青纸叁拾张，背青白纸叁拾张，棕墨糊药印背匠工食等钱共壹贯伍百文，赁板钱一贯贰百文足。库本印造见成出卖，每部价钱捌贯文足。右具如前。淳熙三年正月日雕造所贴司胡至和具。
谍文中没有说此书的总成本价，李致忠先生根据叶德辉所引的旧抄本宋孔平仲《续世说》的记载的绍兴年间刻工价进行推算：《大易粹言》每部用纸1300张，合钱约150文，装背饶青纸30张，背青白纸30张，各合钱约440文，三项钱总计约600文，加上棕墨糊药印背匠工食等钱共1贯500文，赁板钱1贯200足，总计成本价不过4贯钱。而《大易粹言》的定价却是8贯文足。
这反映了在市场的影响下，宋代的地方行政机构也把刻书当作了牟利的手段，而且利润还颇为可观。这个结论的得出，有赖于时德辉对史料的搜集之功。
叶德辉之所以会留心刻工价、书价这些被中国传统文人所忽视的细节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他身兼学者和商人的双重身份，这使他既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又有精明的商业头脑，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叶德辉从纷繁的史料中挑选出几则有关古代书价的谍文，正是体现出了他对于商业信息的敏感。
第三节 思想理论的扬弃
1.对“佞宋”之风的反思
“佞宋”是《书林清话》中涉及得较多得话题，书中提到清人“佞宋”的章节有“宋刻字句不同于古本”、“宋刻书多讹舛”、“宋刻书纸墨之佳”、“宋元刻本历朝之贵贱”、“明以来刻本之希见”、“经解单行本之不易得”、“近人藏书侈宋刻之陋”、“藏书偏好宋元刻之癖”。叶德辉根据史料，对宋刻书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并对风行一时的“佞宋”思想进行了反思。
叶氏首先肯定了宋刻具有以资校勘的作用，例如北宋蜀刻诸经因源于唐蜀《石经》，就十分可贵。但他也指出“宋以来儒者但求义理，于字句多不校勘。其书即属宋版精雕，只可供赏玩之资，不足供校雠之用”。这就从学术史的角度说明，宋版书校勘不精的根本原因在于，宋儒把学术精力都放在义理的探究上，而对字句的校雠却不甚留意。他引王士祯《居易录》二云：
如钱牧斋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参’诗，从宋刻作‘两脚但如旧’而注其下云：陈本作‘雨’，此甚可笑。《冷斋夜话》云：老牡诗‘雨脚泥滑滑’，世俗乃作‘两脚泥滑滑’。此类当时已辨之，然犹不如前句之必不可通也。
又举各家书目题跋中的例子，如：
《钱日记》载宋蔡梦弼刻《史记》，目录后题识称‘乾道七月春王正上日书’，七月‘月’字，为‘年’之讹。《缪续记》裁宋阮仲猷种德堂本《春秋经传集解》，前牌子方印文‘了无窒碍’，‘窒’误诈‘室’。此虽小误，则其校雠不善可知。
对清人盲目佞宋，他颇有微词。归安陆心源以“皕宋”名楼，自夸有宋本书二百本。然叶氏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二百本，乃是“析《百川学海》之各种，强以单本名之……况其中有明仿宋本，有明初刻似宋本，有误元刻为辽金本，有宋板明南监本，存真去伪，合计不过十之二三。”他对世传以爱妾换《后汉书》事，尤为反感，讥讽其“事似风雅，实则近于煞风景。此则佞宋之癖，入于膏肓。”
怎样对待宋本，叶德辉自有心得。他认为“宋板不必尽是，时板不必尽非”，“但从善本可耳”。这一思想显然是高于流俗的。他还指出宋本以下，元本亦有可取之处。因为“元本源如于宋，故有宋刻善本已亡，而幸元本尤存。”卷七“元刻书之胜于宋本”条中，叶氏举了八个例子证明经史子集四部中，皆有元刻胜于宋刻的。例如经部，元大德平水曹氏进德斋本《尔雅郭璞音注》，就胜于明吴元恭所从出之宋本。
按：“佞宋”之说始于顾广圻，他在为好友黄丕烈撰《百宋一廛赋》送了爱宋版书成癖的黄氏一个绰号“佞宋主人”，黄氏也欣然接受，常自署此号，从此“佞宋”一说便传开了。清代自康熙、雍正朝以来宋元旧刻日稀，而如黄丕烈等痴爱宋版书的文人学士不少，“佞宋”遂成为清人藏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特征。
叶德辉对于宋刻的态度与他的藏书思想和商人的身份有关。在他的另一部著作《藏书十约》中在书籍购置方面，他就主张“先经部，次史部，次丛书。经先十三经，史先二十四史，丛书先其种类多、校刻精者。”他之所以弃子、集而重丛书，是因为丛书往往涵盖了子、集，购买精校精刻的丛书比单本子部、集部书籍更实用、更经济。同书中，他还强调购书也要权衡轻重缓急，把有限的经费用在急需和有用的书籍上。他不仅考虑到书籍的学术价值，还充分估计了书籍的性价比。宋元本书自清乾嘉以来身价惊人，据《书林清话》卷六“宋元刻本历朝之贵贱”条说“张南皮以三百金购宋板《诗经朱子集传》，徐梧生以三百金购北宋本《周易正义》。”而这些天价宋元本书还多为校勘不精的坊刻和残本。相比之下，精校精刻的“时本”价格便宜得多，自然就成为叶氏收藏的首选。叶德辉收藏的宋版仅有《南岳总胜集》、《玉台新咏》两书。
2.对版本、目录和校雔之间关系的理解
叶德辉在卷一“板本之名称”条说：“近人言藏书者，分目录、板本为两种学派。大约官家之书，自《崇文总目》以下，至乾隆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为目录之学。私家之藏，自宋尤袤《遂初堂》、明毛晋《汲古阁》，及康雍乾嘉以来各藏书家，龂龂于宋元本旧钞，是为版本之学。然二者兼校雠，是又为校勘之学。本朝文治超轶宋元，皆此三者为之根柢，固不得谓为无益之事也。”叶氏以版本目录学家的眼光立论，把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当作清朝学术的根柢，显然失于偏颇，但这段话表明了他对版本、目录和校雠三者之间关系的看法，那就是：一、版本、目录、校雠各自为独立的学科；二、校勘学包括了版本学、目录学和校雠学。
清代学者对于目录学和校雠学关系的看法，分歧很大，一种看法认为目录不是独立的学科，它包含在校雠之中，其代表人物是章学诚（1738—1801）。他说：
校雠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订字句，则其小焉者也。绝学不传，千载而后，郑樵始有窥见，特著《校雠》之略，而未尽其奥，人亦无由知之。世之论校雠者，惟争辩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异同，当考辨者，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且摇曳作态以出之，言或人不解，问伊：书止求其义足矣，目录无关文义，何必讲求？彼则笑而不言。真是贫儿卖弄家私，不值一笑矣。
“校雠”一语始于刘向《别录》：“雠校者，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曰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隋书•经籍志》有：“刘向校书，每一书就，向辄别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谬讹，叙而奏之。”刘向董理全书的方式就是先校雠，再目录，目录是校雠过程中的产物。郑樵《通志•校雠略》说：“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俱在。”章学诚继承了刘向父子及郑樵以来中国古代的校雠实践重在辨析学术源流的传统，他在《校雠通义》中称：“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章学诚从这点出发，将校雠看作专门的学科而否认目录学的存在，不免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私人所藏书籍数目的增多是促进目录学独立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宋代以后，由于印刷事业的发展，书籍的种类数量大大增加，私人藏书活动日益普遍。周密的《齐东野谣》卷十二有这样的记载：
宋室承平时，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鄱阳吴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献、晁以道、刘庄舆，皆号藏书之富……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这三部著名的目录学著作皆出现在宋代，并不是偶然现象，可以说目录从校雠学的附庸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学术发展的需要。
另一种看法与此相反，认为校雔学是目录学的一部分。第一个提出“目录学”概念的是王鸣盛（1722—1797），他在《十七史商榷》开宗明义地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得其门而入。”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他将目录学的地位抬得很高。清末的孙德谦（1869—1935）在《刘向校雠学纂微》中说：“郑樵《通志•校雔略》，其论编次者，为目凡七……夫《校雔略》中而备论编次之事，而校雔者，目录之学，非仅后世校雔家但辨订文字而已，是可知也。”张尔田（1874—1945）在为孙书作序时虽然感叹：“大哉校雠之为学也！”但他亦说：“《隋书经籍志•簿录篇》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知校雠者，目录之学也。”他也认为校雠之学是隶属于目录学的。
叶德辉承王鸣盛的说法将目录学独立出来，是考虑到了当时的情况，编定的目录既然可以反映学术的源流，历代目录又不可胜数，把“目录”作为研究对象，从传统的校雔学中剥离出来，又有何不可？至于校雠，它自有其学科特点，完全不必硬性划在目录学之下。叶德辉对目录和校雠的理解是较为通达的。
在叶德辉看来，目录学和版本学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之间也是有联系的。
首先，何谓版本，版本如何产生的，叶德辉在卷一“板本之名称”条说：
先祖宋少保公《石林燕语》云：‘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版本初不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为秘书丞，尝言《前汉书》本谬甚。诏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遂为刊误三十卷。其后刘原父兄弟，两《汉》皆有刊误。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一部，末题用十三本校，中间有脱两行者，惜乎今亡之矣。’据此而论，雕版谓之板，藏本谓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自雕板盛行，于是板本二字合为一名。
也就是说，“本”原是指未雕之前的写本，“版”原谓雕版产生之后的印本，雕版盛行之后，“版”、“本”才合为一词专指雕版的书籍。这是版本的最初含义。
叶德辉认为版本学是在目录学中产生的，与目录学关系密切。他说：
古人私家藏书必自撰目录，今世所传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是也，……自镂板兴，于是兼言板本。其例创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目中所录，一书多至数本。有成都石经本，秘阁本，旧监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杭本，旧杭本，严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川本，川大字本，川小字本，高丽本，此类书以正经正史为多，大约皆州郡公使库本也。同时岳珂刻《九经三传》，其〈沿革例〉所称，有监本，唐石刻本，晋左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现行本，……合二十三本。知辨别板本，宋末士大夫已开其风。
在这段话中，叶德辉指出由于雕版印书技术的发展，书籍出现了“异本重本”，私人藏书家便开始著录不同的版本，这便产生了版本学。当然叶氏所谈是指正式辨别和著录版本而言的，他没有谈及在雕版书籍出现之前的汉代就有著录版本的先例。刘向《别录》中就有所谓的“长水校尉臣参书”、“大夫公太常博士书”、“中外书”之别，已启后世“版本”之定义。
第四章 《书林清话》考辨
第一节 《书林清话》出现谬误的原因及前人考辨之作
1.《书林清话》出现谬误的原因
《书林清话》成书于清末民初，在叶氏写成本书之后，中国书史和版本目录学的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传统的学术观点也不断被打破。例如清代的目录学专著都认为《相台九经》是南宋岳珂主持刊刻的，而现在已经考证出是元代岳氏的后人所刻。《书林清话》中多次提到岳珂刊刻《九经》、《三传》，显然是错误的。对于这种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错误我们应该加以指如，而不宜苛求。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书林清话》出现的大多数的谬误主要还是主观原因造成的。叶德辉生性自负，加之青年登第，且受到缪荃孙、王先谦等前辈学者揄扬，有时便不免显得自信有余而谨慎不足。例如：张元济在刻《四部丛刊》时，傅增湘指出《盐铁论》以明弘治涂桢刻本为佳，而缪荃孙处所藏即为真涂氏本。而叶德辉根据已藏《盐铁论》有弘治十四年都穆序就认定自己的这本才是真涂本。因叶氏坚持己见毫不让步，张元济就采用了他的藏书。此事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子部》的《盐铁论》条有记载：
明嘉靖刊本，九行十八字。前有弘治十四年都穆序。按：此嘉靖刻本，叶奂彬德辉乃据前都穆序强指为弘治涂桢本，且以之引入《四部丛刊》。余争之不得，惋叹而已。其真涂本在江阴缪氏，与此决不同。
在《双鉴楼藏书续记》卷上傅增湘又详述事情始末，并道：“惟论学之道，要在心平；考证之途，必勤目涉，意气固无所于争，而是非终不俗曲”这未尝没有道出叶氏治学有时意气用事的事实。
2.前人对《书林清话》补遗和纠谬成果概述
《书林清话》在版本目录学领域堪称筚路蓝缕的开创之作，是研究版本目录学不可或缺的，但它也存在不少谬误，前人考辨《书林清话》之作以李洣的《书林清话校补》和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的《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最为著名。
《书林清话校补》原载于1936年的《文澜学报》第二卷第二期，1957年古籍出版社印行《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时将其一并刊印。《书林清话校补》考证精审，特别是对各书版本的考证和补充很能看出李洣的版本目录学造诣。如《书林清话》卷一“古今藏书家纪板本”中叶氏列举了多种书目，并说明版本情况，但时有遗漏，李洣就对其进行了补充。“古今藏书家纪板本”条云邵懿辰《批注四库全书简明目》“二十卷，无刻本，莫发之《知见传本书目》即据以为底本。”《校补》有案语：“案是书近有邵章家刻本，定名《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刊成于己未年，其属宣统辛亥十月竣工，盖避言国变耳。再案是书初印本首叶栏外有‘杨昭儁督印’朱文长方印。昭儁字潜盦，湘潭人，家梅庵丈弟子，工篆法。时为平政院掾吏，未几客死京师，年才三十也。”《校补》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初刻本有“杨昭儁督印”，亦可谓善补书林之掌故。又有：“丁日昌《持静斋书目》四卷，《续》一卷，光绪辛丑家刻本。”《校补》：“案莫友之撰《持静斋藏书纪要》二卷，文学山房活字印本。江标编《持静斋宋元钞校本书目》一卷，灵鹣阁刻本”。《校补》兼及与《持静斋书目》相关著作之版本情况，为学者研究指明了方向。
李洣对叶德辉的某些不甚严谨的推断也进行了校正。《书林清话》卷一“古今藏书家纪板本”条有“古人私家藏书，必自撰目录……（宋）诸家所藏，多者三万卷，少者一二万卷”之语，此种论断缺乏佐证，实属臆测之语。《书林清话校补》引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所记，证明宋时私家藏书有多达八万卷者，陈振孙藏书就有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周密也因“三世积累，先君子尤酷嗜，至鬻负郭之田”而藏书四万二十余卷，以及“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宋人的这条笔记无疑证明了叶氏论断之误。但是《书林清话校补》只写到卷三“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未成完帙，故校补的内容有限。
《书林清话纠谬并补遗》本连载于日本《书志学》期刊，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将其摘录编译，仅收了原文的校勘部分，附在书后。《书林清话纠谬并补遗》重在纠谬，作者查阅原书对校引文，进行了细致的校勘，点画之微也不放过，但考证不如《校补》之详。如卷一“刊刻之名义”条“其曰模刻者，阮氏文选楼仿刊宋《绘图烈女传》卷八，末有白文墨地木印记云：‘建安余氏模刻’是也。”《纠谬并补遗》云：“原本卷八末作‘建安余氏摸刊’，卷一第三叶末及卷三末作‘静庵余氏模刻’，卷二末作‘靖庵余氏模刻’，卷三第一叶末作‘建安余氏模刻’。《清话》卷二‘宋建安余氏刻书’条亦误。”长泽氏能如此详细地指出叶氏之误，可见其对阮元所刻《绘图烈女图》之木记一一进行了查检。叶氏在列举“某书见于某书目”时的张冠李戴之处，《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也一一指出，如：卷二“宋建安余氏刻书”有：“仲夏刊《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五卷，亦称余氏勤德书堂，刻《广韵》五卷，无元号刊刻年月；均见《森志》、《杨谱》。”《纠谬并补遗》：“《森志》无勤德书堂本，而有双桂书堂本，《杨志》著录。‘均’字当删。”
遗撼的是，《纠谬补遗》的某些条目失之简略。如卷十“日本宋刻书不可据”条中叶氏认为杨守敬“《留真谱》明翻宋刻为真宋本之类，殆如盲人评古董”《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说“叶氏厚诬杨氏，所言甚过”，没有详叙理由，让人难以信服。
前人关于《书林清话》补缺纠谬的成果无疑给我们继续深入考证《书林清话》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而且他们遗留下的未论及之处，也给我们留下了研究的空间。
第二节 《书林清话》考辨
1.承各家书目之误
叶德辉十分重视历代藏书目，在《书林清话》中他经常引用诸家目录中的观点和材料。近人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说叶德辉“所著《书林清话》、《余话》大率撮自诸家藏书志。”据不完全统计，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引用了60多种书目、题跋，实际上他阅读参考的又远远不止这些。各家书目中所提供的观点以及丰富的二手材料，如书名、跋语、牌记等，不加考证是很容易出现错误的，《书林清话》有就七处承各家书目而产生的错误。以下第一条是承袭观点之误，其余六条是引用材料之误。
（1）卷一“古今藏书家记版本”条有：“岳珂刻《九经》、《三传》，其《沿革例》所称有建本、唐石刻本……”卷二“宋建安余氏刻书”条又说：“闽中造纸印书宋时极盛，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即有建本之名。”卷六“宋刻书字句不尽同古本”：“南宋刻书最有名者为岳珂相台家塾所刻《九经》、《三传》，别有总例……”
按：相台岳氏刊《九经三传》，世称善本。今所传《春秋经传集解》每卷后有“相台岳氏刻梓荆谿家塾”牌记两行。前人因以为相台本群经为岳珂家刻本，又别有《九经三传沿革例》，亦肯定为岳珂所编。《书林清话》显然接受了这种观点。
清人将相台岳氏所刻《九经》、《三传》属之南宋岳珂由来有自。乾隆时于敏中奉旨编撰《天禄琳琅书目》，其卷一的《春秋经传集解》提要云：
晋杜预集解，三十卷。前自序，末附五代冯继先《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无名氏《春秋年表》。诸卷未有木记，曰‘相台岳氏刻梓家塾’，或曰‘相台岳氏刻梓荆谿家塾’，为长方椭圆亚字诸式，具大小篆隶文。盖南宋岳珂，乃飞孙，本相州汤阴人，故以相台表望。南渡后徙常州，今宜兴有珂父霖墓，故家塾以荆谿名。珂校刊《九经》、《三传》，著《沿革例》，雠勘最为精核。
《四库总目提要》卷三十三《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称：
宋岳珂撰……宋时《九经》刊板，以建安余氏、兴国于氏二本为善。廖刚又厘定重刻，当时称为精审。珂复取廖本《九经》，增以《公》、《穀》二传及《春秋年表》、《春秋名号归一图》二书，校刊于相台书塾。并述校刊之意，作《总例》一卷……实为有动于经学。
由于《天禄琳琅书目》、《四库总目提要》这两部目录都是敕撰的官修书目，带有绝对的权威性，所以此后官私书目都认定荆谿岳氏的《九经》、《三传》即岳珂所主持刊刻的。直到上个世纪持这个观点的还不乏其人。如刘国钧的《中国古代书籍史话》、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
《九经三传沿革例》并非为岳珂所刻，而是元时迁居江苏宜兴的岳飞后人岳浚主持刊刻的。对于这个问题前辈学者已有论述，而张政烺先生实为第一人。他的《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写于1943年，1981年才发表，收入《张政烺文史论文集》。文中对宜兴岳氏的刻书情况进行了考证，提出相台岳氏《九经》、《三传》实出于元初岳飞后人的新观点。《中国版刻目录》采用了张氏的观点，在《春秋经传集解》解题中称该书“卷后有‘相台岳氏刻梓荆溪家塾’两行，前人因肯定相台本群经为宋时岳珂家刻本。别有《九经三传沿革例》，亦肯定为岳珂编著。张政烺先生谓相台本群经系元初义兴岳氏据廖莹中世彩堂本校正重刻，与岳珂无涉。”
李致忠先生《宋版书叙录》“《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一条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相台岳氏刻书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考证，他指出《九经三传沿革例》卷首叙例为：“乃命良公刻梓家塾……视廖氏世彩堂本加详焉。旧有《总例》，存以为证。”则岳氏《九经》当采自廖莹中世綵堂本。廖莹中，字群玉，号药洲，宋邵武人。登科为贾似道客，时约开庆、景定间（1260—1264）年间。周密《癸辛杂识》载“贾廖刻书”一条，云廖莹中刻诸书，始于《开景福华编》。此书述开庆、景定间贾似道解合州白鹿矶诸围事，而廖刻《九经》更应在此书之后。岳珂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卒于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廖莹中刻《九经》，无疑是岳珂身故之后，那么根据廖本来刻《九经》的肯定不是岳珂。《四库总目提要》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就称岳珂所据廖氏《九经》不是廖莹中所刻，而是廖刚所厘定重刊。这就更加难以自圆其说。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相台荆溪岳氏刻《春秋经传集解》的各卷牌记上有“玄同子邵桂子之印章”、“玄同子”或“玄同子邵桂子之印章”等墨记。据周叔弢先生考证，邵桂子为南宋末人，入元后避地云间（今松江县），云间与荆溪临近，邵氏很可能被岳浚延致校刻《九经》、《三传》，故在刻书时印上自己名号。这也可以作为《九经》、《三传》刻于元代的证明。
（2）卷一“刊刻之名义”条：“《黄书录》宋刊本《产科备要》八卷跋云：‘淳熙甲辰刻板南康郡斋’是也。”
按：时氏误记。考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产科备要》条”云：“末卷有跋语三行云：‘长乐朱端章以所藏诸家产科经验方编成八卷刻板南康郡斋淳熙甲辰岁十二月初十日。’”《宋元书刻牌记图录》上编“宋刻本”中有书影，如下：
图4—1 《卫生家产科备要》书影
（3）卷一“刊刻之名义”条：“《杨录》宋麻沙本《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集》五十卷”。
按：此处脱一“文”字。同书第三卷“宋私宅家塾刻书”、同书第六卷“宋刻书之牌记”皆作《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宋元书刻牌记图录》上编“宋刻本”中有宋麻沙刘仲吉刻本，作《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集》。另外第六卷“宋刻书之牌记”云：
一、宋刊本《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目录后有碑牌云：‘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近求到《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比之先印行者增三分之一。不欲私藏，庸镵木以广其传，幸学士详鉴焉。乾道端午识。’
《宋元书刻牌记图录》影此书牌记于作“近求到《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计五十卷”，书影如下：
图4—2 《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书影
（4）卷六“宋刻书之牌记”条：“一、宋刊本《后汉书》一百二十卷，目录后有木记云：‘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证，并写作大字，锓版刊行，的无差错。收书英杰，伏望炳察。钱唐王叔遠谨咨。’”
按：叶氏误记。《藏园群书经眼录•史部》：
《后汉书注》九十卷：宋王叔■刊本，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三字至二十四字不等，线黑口，左右双阑，版心记后汉记字。目录后有木记，最后：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正并写作大字锓版刊行的无差错 收书英杰伏望炳察钱塘王叔■谨咨。’
《宋元书刻牌记图录》上编“宋刻本”有此书牌记五行，作：“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证并写作大字锓版刊行的无差错 收书英杰伏望炳察钱塘王叔■谨咨。”书影如下：
图4—3 《后汉书注》书影
（5）卷六“宋刻书之牌记”条：“宋建安魏仲立刻《新唐书》二百五十卷，目后有牌记云：‘建安魏仲立宅刊行，士大夫幸详察之。’见《缪记》。”
按：《宋元书刻牌记图录》上编“宋刻本”中作“建安魏仲立宅刊行，收书贤士伏幸详鉴。”《藏园群书经眼录》史部著录与此同。书影如下；
图4—4 《新唐书》书影
（6）卷六“宋刻书之牌记”条：“然未若蔡琪刻《后汉书》一百二十卷，目录后有碑牌云：‘时嘉定戊辰季春既望，蔡琪纯父谨咨。’见《黄书录》。其牌记不言事实，但识年月，而亦曰谨咨，则诚不知其取义。”
安：此书牌记《宋元书刻牌记图录》亦有，作“时嘉定戊辰季春既望刊于一经堂将诸本校证并无一字讹舛建安蔡琪纯父谨咨。”叶氏所记阙“刊于一经堂将诸本校证并无一字讹舛建安”十八字，无怪叶氏说其“诚不知其取义”。书影如下：
图4—5 《后汉书》书影
（7）卷六“宋刻书之牌记”条：“一、宋刊《东莱先生诗律武库》三十卷，前集有碑牌四行云：‘今得吕氏家塾手校《武库》一帙，用是为诗战之具，固可以扫千军而降勍敌。不欲秘藏，刻梓以（原空）诸天下。收书君子，伏乞详鉴。谨咨。’见《黄记》、《陆志》。”
按：当为误记。《藏园群书经眼录•子部•东莱先生分门诗律武库》二十卷”条云：
宋刊宋印本，半叶十一行，行十九字，黑口，四周双阑，版心间记字数。目录前第三至六行有牌子四行，录如下：今得吕氏家塾手钞武库一帙用是为诗战之具固可以扫千军而降勍敌不欲秘藏刻梓以淑诸天下收书（原空）君子伏幸（原空）详鉴谨咨。
下注：“刘氏嘉业堂藏书。”《宋元书刻牌记图录》所录即为嘉业堂所藏书，书影版式牌记如下：
图4—6 《东莱先生诗武库》书影
2.考证不周之误
考证是清代学术的主流，特别是乾嘉时期，吴、皖两派双峰并峙，共同构成了考证学极盛的局面，其余波流绪也影响到了清末的学者。叶德辉亦精于考证。他对南宋临安陈氏父子和明代毛晋行年及刻书活动的考证就颇见功力。但是《书林清话》中也常见考证不周的例子，如下面两处：
（1）卷二“书节抄本之始”：“魏了翁节录《五经正义》为《五经要义》，是为节钞义疏之始。”
按：魏了翁所撰实为《九经要义》。《四库总目提要》之《周易要义》提要：
宋魏了翁撰……王袆《杂说》云：‘孔颖达作《九经正义》，往往援引纬书之说。欧阳公常欲删而去之，其言不果行。迨鹤山魏氏作《要义》，始加黜削，而其言绝焉。则亦甚兴以廓清之功。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四十四“群经类”，载《九经要义》二百六十三卷。《阮外集》之《尚书要义》提要云：“……了翁在靖州时著《九经要义》凡二百六十三卷……”。又《涉园序跋集录》：“宋魏了翁撰《九经要义》，此为其一。”
据《宋史》魏氏本传，《九经要义》作于他谪居靖州的绍定三年（1230）前后，是对九种儒家经典义疏的辑录排比，并从经书中概括阐发义理。《九经要义》为诸经要义的总集，分别是《周易要义》、《尚书要义》、《毛诗要义》、《仪礼要义》、《礼记要义》、《春秋左传要义》、《仪礼要义》、《论语要义》和《孟子要义》。今仅存前六种，后三种已佚。
清光绪年间，江苏书局将其中存世的五种合编为《五经要义》丛书，这五种《要义》分别是：《周易要义》十卷着一卷 光绪十二年（1886）刊，《尚书要义》二十卷 光绪十年（1884》刊，《毛诗要义》二十卷 光绪十二年（1886）刊，《仪礼要义》五十卷 光绪十年（1884）刊，《礼记要义》三十三卷（原缺卷一至二） 光绪十二年（1886）刊。在魏了翁存世的六种《要义》中，《春秋左传要义》未被《五经要义》收入。叶德辉可能正是受江苏书局梓行《五经要义》影响，误认为魏氏节录的就是这五种经书。
（2）卷三“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而医书尤其所重，如王叔和《脉经》、《千金冀方》、《金匮要略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五书，于绍圣元年牒准奉圣旨开雕，于三年刻成。当时所谓小字本，今传者有《脉经》一种，见《阮外集》。”
按：《四库总目提要•千金要方》提要云：“思邈……更撰翼方辅之。考晁陈诸家著录载《千金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钱曾《读书敏求记》所载卷数亦同。又谓宋仁宗命高保衡、林亿等校正刊行，后列《禁经》二卷。合二书计之，止六十二卷。此本增多三十一卷，疑后人并为一书，而离析其卷帙。”《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有《千金翼方》三十卷：“唐孙思邈撰。明华氏刊本。万历间王氏刊本。【附录】日本有仿宋本《千金方》、仿元本《千金翼方》、江户医学刊（某氏）。【续录】黄丕列有宋刊本，内有钞补，清乾隆金匮华希闳刊本，日本覆明王肯堂本。”
3.史料运用之误
叶德辉善于扒梳、整理史料，对史料的分析也颇有心得。如前文提到的，在缺乏实物佐证的情况下，他仅凭《旧五代史》中的记载和唐人的书序就准确地推断出了雕版印刷起源的大致时间，便是证明。但是根据史料作出论断，既需缜密地分析又要大胆地总结，稍有疏忽就可能使结论出现偏差，甚至违悖事实。
（1）卷四“元私宅家塾刻书”条：“元时私宅刻书之风，亦不让于天水，……有阅两朝而犹存者，其一：“刘君佐翠岩精舍……”
按：叶氏将古代的刻书机构分为官刻、私刻、坊刻三个系统确为卓见，但遗憾的是他只列出宋元明三代所见于各家书目的官刻、私刻、坊刻之名，却没有对这三个刻书系统进行界定。特别是私刻和坊刻，相似之处不少，有时的确难以判断。故叶氏自己在实际操作中也有混淆的时候，例如“刘氏翠岩精舍”看起来似乎为私刻，实际上属于民间书坊。
给坊刻下一个规范而科学的定义并不容易，综合现代各文献学、书史学书籍对坊刻的说法，书坊刻书大致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书坊刻书的目的是牟利，为了迎合社会各阶层的需要，它出版的内容多为历书、医书、科举用书等较为浅陋的书籍；二是书坊所刻书的牌记，很多都有现代商业广告的性质，是书商“促销”的手段；三是书坊一般以家族成员为主，再吸收一些工匠，坊主本人也多精通印刷技术；四是书坊一般集中在经济文化繁荣的地区，与其他书坊形成一种“规模经营”；五是书坊主常常是子承父业，不少书坊历经数个朝代，故其所刻书籍较多。而私家书塾刻书就完全不同了。私人刻书不是为了牟利，所刻书多为家族前贤的作品或是偶然得到的善本，而且因资金等问题只是偶一为之，种类和数量都不是很多。
按以上的坊刻的特点，来看元代刘君佐的翠岩精舍，就会发现它是坊刻无疑。其一，翠岩精舍所刻书籍的种类多。《书林清话》卷四“元私宅家塾刻书”条中，叶氏列举的其他私宅所刻书少则一种，多者不过四种，但翠岩精舍的则多达十种，有：《周易传义》十卷，《朱子诗集传附录纂疏》二十卷，《三家诗考》六卷，《新编古赋解题前集》十卷、《后集》八卷，《尚书辑录纂注》六卷，《注陆宣公奏议》十五卷，《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纂图新增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前集》二卷、《后集》二卷、《续集》二卷、《别集》二卷、《新集》二卷、《外集》二卷，《刻真子补注王叔和脉决》三卷，《脉要秘括》。若不是以刻书为业很难想私人会刊刻这么多种书籍。
其二，它刊刻的书籍以经史为多，如叶氏列出的就有《周易传义》、《朱子诗集传附录纂疏》、《三家诗考》、《大广益会玉篇》等，或许叶氏正是因为翠岩精舍所刻浅陋之书少，才将其属于私刻。其实翠岩精舍正是顺应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元代科举重经义而轻诗赋，经义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内出题，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注《四书》试士，即从元代开始。故翠岩精舍重经史刊刻史理所当然的。
其三，其牌记的语言具有广告性质。据《中国版本文化丛书•坊刻本》引现藏北京图书馆的翠岩精舍刻《大学章句一卷或问一卷中庸章句一卷中庸或问一卷》的牌记：
两坊旧刻《四书》，讹缪不一。今得金华鲁斋王先生批点笺注正本，仍分章旨，明事义，正句读，附释音，端清儒，三复校正。经注大字，鼎新绣梓，视他本实为明备，原与四方学者共之。至正丙申孟春，翠岩精舍谨记识。
又现存国家图书馆的《注陆宣公奏议》牌记：“是书也，陈古今之得失，酌时势之切宜，故愿与天下共之。幼学壮行之士，倘熟与此，则他日敷奏大廷，禹皋陈谟，不外是矣。”其广告的商业性十分明显。
其四，翠岩精舍刻书活动持续时间较长。据叶德辉所说，翠岩精舍刻书始于元延佑甲寅（1314），终于明成化己丑（1469），期间相隔155年，私家刻书怎么能延续这么久？
从以上四点来看，“翠岩精舍”是一个历经元明两代的书坊，起先是由刘君佐主持，刘君佐死后其后继者仍沿用了“翠岩精舍”之名。
（2）卷一“版本之名称”条：“两近人言藏书者，分版本、目录两学派，大约官家之书，自崇文总目以下至乾隆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为目录之学。私家之藏，自宋尤袤遂初堂、明毛晋汲古阁，及康雍乾嘉以来各藏书家，龂龂于宋元本旧抄，是为版本之学。”
按：叶德辉所谓的“近人”，从他接下来所举的例子来看，当是指从宋代起到清代的目录学家。他把官家所修目录和私人所修的目录截然分开，认为前者都重在编目录，是目录学；后者重在记版本，是版本学，这未免太过绝对化。
宋代所修的《崇文总目》是现存最早的目录专书。宋仁宗景佑初，以集贤院、史馆、昭文馆三馆及秘阁藏书，诏王尧臣、聂冠卿、郭慎、吕公绰、王洙、欧阳修等仿唐《开元四部录》之体，编成目录六十六卷，所收有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庆历元年十二周进上，仁宗赐名《崇文总目》。朱彝尊在《经义考》中说：
《崇文总目》，当时撰定诸儒皆有论说，凡一书大义必举其纲，法至善也。其后若《《郡斋读书志》、《书录解体》等编，咸取法于此，故虽书有亡佚，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焉。
又在《曝书亭集•崇文书目跋》中说：“辞不费，而每书之本末具见，法至善矣。”南宋时出现了一卷的《崇文总目》，只有六十六卷之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目录类》之《崇文总目》提要取朱彝尊《经义考》之说：“考原本于每条之下具有论说。逮南宋时郑樵作《通志》，始谓其文繁无用。绍兴中遂从而去其序释。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著录皆云一卷。是刊除序释之后，全本已不甚行。南宋诸家或不见其原书，故所记卷数各异也。”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对这个说法进行了考证：
《崇文总目》一册，予友汪炤少山游浙东，从范氏天一阁抄得之。其书有目而无序释。每书之下多有注阙字者。陈直斋所见，盖即此本。题云绍兴改定。今不复见题字，或后人传抄去之耳。朱锡鬯跋是书，谓因郑渔仲之言，绍兴中从而去其序释。今考《续宋会要》载，绍兴十二年十二月，权发遣盱眙军向子固言，乞下本省，以《唐艺文志》及《崇文总目》所阙之书，注阙字于其下，付诸州军照应搜访。是今所传者，即绍兴中颁下诸州军搜访之本。有目无释，取其便于检寻耳。岂因渔仲之言而有意删之哉。且渔仲以荐入官，在绍兴之末，未登馆阁，旋即物故。名位卑下，未能倾动一时。若绍兴十二年，渔仲一闽中布衣耳。谁复传其言者。朱氏不过一时揣度之词，未及研究岁月。聊为辨正，以解后来之惑。
成于清代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目录。清高宗为了炫耀其“文治武功”，同时禁毁对清朝统治不利的书籍，从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开始，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历时十年纂修成一部规模庞大的丛书，名叫《四库全书》。在纂修期间，对采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和一些没有采入的书籍，都曾分别编写内容提要；后来把这些提要分类编排，汇成一书，就是这部《四库全书总目》。为了纂修《四库全书》，清政府设立了“四库全书馆”。每当一部书籍校订完成，就由馆臣拟写一篇提要，放在书的前面。提要的内容，除了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外，还要列作者之爵里、考本书之得失，以及辨订文字增删，篇帙分合。后由总纂修官纪昀、陆锡熊据乾隆皇帝的旨意加以修改，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汇辑成《四库全书总目》200卷，乾隆五十八年（1793）由武英殿刊行。
《总目》全书共二百卷，按中国古代传统的分类法，分经史子集四大类，每一大类又分若干小类，其中一些比较复杂的小类再细分子目。每一大类、小类的前面有小序，子目的后面有案语，扼要地说明这一类著作的源流以及所以分这一类目的理由。每一类的后面，还附有“存目”。根据《四库全书总目》的《凡例》规定，列入“存目”中的书籍，一种是书有谬误，应在提要中“附载其名，兼匡厥谬”；另一种是“寻常著述，未越群流……并亦存其目，以备考核。”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七月，《总目》初稿完成。在以后大约七八年的时间内，《总目》的内容，随着《四库全书》的不断补充和抽换，也有过几次增改。据现在所知，《总目》在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已经写定，并在这年由武英殿刻版（见一九三三年出版的《故宫所藏殿版书目》）。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浙江的地方官府又根据杭州文澜阁所藏武英殿刻本翻刻。从此以后，这部《总目》就得到广泛的流传。《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古典目录学方法的集大成者，它的大小类序真正起到了辨章学术、考证源流、提纲挈领和指导治学的作用。余嘉锡先生精辟地指出：“提要之作前所未有，足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
《崇文总目》未注明版本，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注明某处采进本，某人家藏本，乃是说明此书之所从得，于版本无关。从两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上看，是可以称之为官书中的目录之书。但官书中也有没有目录学价值的，如明代正统时杨士奇所撰的《文渊阁书目》。此书目不分经史子集，唯以千字文编号，每号若干橱，有册数而无卷数。钱大昕《潜研堂文集•跋文渊阁书目》说：“此目不过内阁之簿帐，初非勒为一书，如《中经簿》、《崇文总目》之比，必援述之体责之，未免失之苛矣。”《文渊阁书目》著录虽富，但其编纂目的是为了登记内阁藏书，体例与《崇文总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同，因此并没有目录学上的价值。
另外官家目录亦并非全不记版本，清代的《天禄琳琅书目》就开官家目录重版本的先河。《天禄琳琅书目》时乾隆时诏于敏中将昭仁殿所藏宋金元明刊本及影写宋本，编成十卷，其例以书的刻版时代为次，一书而两刻皆工，则两本并存。一版而两印皆精，也两本并存。每书各有解题，详其锓梓年月，及收藏家题识印记，并一一考证其时代，学术源流。嘉庆时又诏彭元瑞依前编为《天禄琳琅》二十卷。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一《古今藏书家纪板本》中就曾介绍过“《天禄琳琅书目》是为官书言板本之始”，在此处却未提及。
（3）卷一“书之称本”条云：“书之称本，必有所因。《说文解字》云‘木下曰本’，而今人称书之下边曰书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计数之词。”
按：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所谓本者，谓杀青治竹所书，改治已定，略无讹字，上素之时即就竹简缮写，以其为书之原本，故称曰本。其后竹简即废，人但就书卷互相传录，于是本之名遂由竹移之纸，而一切书皆可称本矣。镂板既兴，一书刻成相率摹印，与杀青上素之义，尤相符合，故又有板本之称。
余氏认为“本”之得名是因为书写于帛素时以遗经改定的竹简为底“本”，此取《说文》中“本”的引申义。《校雠广义》第一章第一节“版本与版本学”中亦说：“本的原义为树根。许慎云：‘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引申其义，则据以校书的原本也可称本。”
叶氏由今人称书之下边为“书根”而反推古人称“本”的由来，误。
4.主观好恶之误
纵观《书林清话》，叶德辉抨击得最多的当属杨守敬。有以下几处：卷六“宋刻经疏分合之别”，卷十“日本宋刻书之不可据”，卷十“近人藏书侈宋刻之陋”。“日本宋刻书之不可据”中，叶氏云：“又所著《日本访书志》中载卷子本佛经各种，大半近高丽旧抄。至《留真谱》误以明翻宋刻为真宋本之类，殆如盲人评古董，指天画地，不值闻者一笑。杨又刻有《激素飞青阁双钩法帖》，其作用亦同。盖貌为好古之人，而实为孳孳为利，吾断其所著所刻书不足信今而传后矣。”“近人藏书侈宋刻之陋”中又说：“至宣都杨守敬，本以贩鬻射利为事，故所刻《留真谱》及所著《日本访书志》，大都原翻杂出，鱼目混珠。盖彼将欲售其欺，必先有其二书，使人取证。其用心固巧作伪益拙矣。”
按：杨守敬（1839—1915）湖北宣都（今枝城）人，原名开科，字鹏云，号惺吾，晚年自号邻苏老人。他四岁丧父，十一岁就随祖父经商。但他仍一心好学，二十四岁中举，以后屡试不第，遂绝意功名。杨守敬于舆地、金石、书法、目录皆有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杨守敬集》就收录了杨氏的著作八十三种。杨守敬书法成就颇高，在日本人有现代书道之父之称，其作品在日本很受推崇。杨守敬历史地理学上的成就最大，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水经注疏》、《隋书地理志考证》等。罗振玉将他的地理学与段玉裁、王念孙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并称为清朝三绝学，这个评价就很高了。叶氏讥评杨氏仅在目录学与书法上，而对其舆地学绝不置一词，也从侧面证实了罗振玉的论断。他的版本目录学著作的代表就是叶德辉极力抨击的《日本访书志》和《留真谱》。
杨守敬对版本目录学的研究起步较晚。1880年，年过四十的杨守敬应驻日公使何如璋之邀远赴日本。当时日本正值明治维新，日人引进西学而轻视旧学，家藏古籍皆贱价出售。杨守敬多方搜求，所获颇丰。这些古籍激发了他对于版本目录学的兴趣，于是开始从事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后来他得到了日人森立之、涩江全善合著的《经籍访古志》抄本，这本书是日藏汉籍善本的解题目录，记载了所录汉籍的收藏情况，这为杨守敬以后的访书提供了线索。杨守敬每得一书就考证其源流，积久成编，命其名为《日本访书志》。《日本访书志》共十六卷，大致以四部分类，佛道附后。它的主要特色在于书籍的收录与版本的考证。《日本访书志》所收书多为古刻旧抄及日本、朝鲜刊本。据书前目录所载，其中宋刻本三十六种，翻宋、影宋、仿宋本八种，日本覆宋本五种，元刻本二十八种，明刻本五十四种，日本刻本二十三种，朝鲜刊本及活字本十六种，旧抄本、古抄本和影抄古写本或古刊本四十一种，卷子本或影抄卷子本十四种，其他版本十四种。其中许多古籍国内已经失传而赖杨氏之力使后人得见其貌，杨氏实在功不可没。在版本考证方面，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中的一段话，可作为评价：
《四库提要》之外，其他诸家记版本者，尤目开收藏家之派，钱记开鉴赏家之派，卢补开校仇家之派，皆非学术源流之书。唯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扬守敬《日本访书志》其庶几洪氏所谓考订家乎？
《留真谱》是一部善本书影，它是从一些比较珍贵的版本中选取能够代表版本特征的书页，描摹其体式仿刊而成，并将其加以编排的书目。其所收书大多为《日本访书志》收录，还有一些书籍是杨守敬实在无法得到的稀见善本，有较高的版本目录学价值。
这两本书目特别是《留真谱》是有不少缺点的，如收书不够精当，体例不够完善，模刻印刷质量也不高，但却并非如叶德辉所说的“如盲人评古董”。对于叶氏给杨守敬及其著作《日本访书志》和《留真谱》所作的评价，《书林清话纠谬并补遗》就曾下按语：“叶氏厚诬杨氏，所言甚过。”仅举一例，《书林清话》卷六“宋刻经疏分合之别”中，叶德辉说杨守敬“以不误为误”，实际上却是自己错了。
宋代之前，儒家经典的经文、注解、笺疏都是分开刊印发行的。日人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引南宋黄唐所刻《礼记正义》跋文有“绍兴辛亥”题年。绍兴是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绍兴辛亥（1131），与高宗称帝（1127）不过相隔四年，故阮元在刻《十三经注疏》时推测经疏合刻在南北宋之间。叶氏转引日人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所载两浙东路茶盐司本《尚书注疏》卷末跋文，全文为：
六经蔬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阙。绍兴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锓诸木，庶广前人之所未备。乃若《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以贻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
绍兴壬子，即辛亥后一年。叶德辉解释“辛亥、壬子相距一年，刻成始识，情事之常。”而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载两浙东路茶盐司本《尚书注疏》二十卷，解题中称题识为“绍熙壬子”。绍熙是南宋光宗赵惇年号，绍熙壬子（1192）与绍兴壬子（1132）整整相差六十年，故杨守敬推测经疏合刻是在南宋中期。叶德辉因《孟子七经考文》和《经籍访古志》所见都为绍兴，便断定《易》、《书》、《周礼》、《毛诗》、《礼记》经疏合刻是在绍兴年间，杨守敬所称“绍熙”是“以不误为误，不足令人征信矣。”
其实叶德辉在没有亲眼见过上面提到的《礼记正义》、《尚书注疏》或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刻的五经中另外三经中的任何一本，只是根据山井鼎引文和森立之引文这类二手材料，就断定杨守敬所见一定有误，这种治学态度一开始就颇不严谨。他虽然一再引用黄唐的跋文，却对跋文理解有误。跋文中所说“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这几句话说明在黄唐之前两浙东路茶盐司就将《周易》、《尚书》、《周礼》三经的经疏加以合刊了，黄唐只是仿前人之制，将《毛诗》、《礼记》经疏合刊而已。那么叶德辉、杨守敬都曾加以援引的《尚书注疏》后的跋文，当是后人在重修《尚书注疏》时移入的黄唐为《毛诗》和《礼记》所写的跋文。阮元虽相信山井鼎的“绍兴”题年，但显然意识到了这点，并没有确定经疏合刻始于黄唐，故推测是南北宋之间。
据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宋刊本《礼记正义》、《尚书注疏》、《周易注疏》来看，三书的跋文题年确实如杨守敬所说为“绍熙”。另外，日本足利学校遗址图书馆也藏有宋刊本《礼记正义》，卷后黄唐跋文作“绍熙辛亥仲冬”，卷中避光宗赵惇的讳“惇”、“敦”等字皆缺笔。曾在北京图书馆特藏部工作的李致忠先生在《宋版书叙录》中分别考证了《周易注疏》和《尚书注疏》，也确切地证明了黄唐题识是“绍熙”而非“绍兴”。考证之中对黄唐行年的研究最能说明问题。黄唐生卒年虽史无记载，但《南宋馆阁续录》卷八所载黄唐从淳熙十年（1183）至庆元二年（1196）的仕途经历，确定从年龄上来讲，绍兴辛亥（1131）黄唐不可能作两浙东路茶盐司提举；而康熙《绍兴府志》也记载绍兴壬子（1132）两浙东路茶盐司提举是李沐，绍熙壬子（1192）正是黄唐。这样杨守敬根据所见古籍说黄唐跋文题年为“绍熙”是没错的，错的只是他对于跋文的理解。至于经疏合刻的年代，李致忠先生根据《周易注疏》中“敬”、“桓”、“贞”、“恒”、“构”字皆缺末笔的避讳情况，推测是南宋初年。
以叶德辉的博闻广识，却因为对杨守敬的偏见而意气用事，不经考证便妄下论断，犯下本应该避免的错误，正如古人所说，“事不耳闻目见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5.失于查检之误
由于《书林清话》是以笔记的形式撰写的，其中的材料并非收集于一时一地，而叶氏也失于查检，故书中也现了前后矛盾的情况。
（1）刻板出现和盛行的年代
卷一“书有刻板之始”条中云：“刻本世皆以为始于五代冯道，其实唐僖宗中和年间已有之。”其后又云：“唐元微之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有‘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之语。司空图《一鸣集》九，载有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可见唐时刻板书之大行，更在僖宗以前矣。”叶氏既已云刻本在唐僖宗中和年间已出现，又说刻板书盛行在僖宗之前，显然前后矛盾。
另外，卷一“刻板盛于五代”条中叶德辉认为“雕版肇祖于唐而盛行于五代”而在同卷“刊刻之名义”条中又说道：“刻板盛于赵宋，其名甚繁。”叶氏在一卷之中对于刻板盛行于何时就提出了两个不同的观点，一是五代，一是赵宋。这又前后矛盾。
（2）安国刻《初学记》年代
“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有晋府“嘉靖甲午（十三年）刻安国桂坡馆《初学记》三十卷，见《杨志》、《丁志》。”而“明人刻书之精品”中却说“锡山安国桂坡馆……嘉靖甲午（十三年）刻宋绍兴本《初学记》三十卷。”叶德辉又加按语：“明藩及徐守铭宁寿堂本，皆从此出。”
按：嘉靖十三年晋府翻刻安国桂坡馆之《初学记》，则安氏原刻不当亦刻于嘉靖十三年。
考《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之《初学记》：“嘉靖十年锡山安国仿宋刊本，佳。……嘉靖十三年晋府刊本，佳。”《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之《初学记》注“明刊本明嘉靖锡山安国刻本”，题记云：“……每卷首有‘锡山安国校刊’六字。目录标题后有‘大明嘉靖辛卯锡山安国重校刊’一行。”嘉靖辛卯即嘉靖十年。故安国《初学记》刻于嘉靖十年，晋府于嘉靖十三年翻刻。
又叶德辉自撰的藏书目《郋园读书志》卷六中记其藏有《初学记》三部，一部为“明嘉靖十年安国刻本”，一部为“明安国活字印本”，一部为“明嘉靖甲午晋藩刻本”。可见，叶氏误安国《初学记》刻于嘉靖十三年当是因其失于查检。
（3）“晦明轩张宅”的类属
卷四“金时平水刻书之盛”：“金源分割中原不久，乘以干戈，惟平水不当要冲，故书坊时萃于此。而他处私宅刊本，亦间有之。今可考者，如……晦明轩张宅”。同卷“元时书坊刻书之盛”有“平阳张存惠堂”。
按：《藏园群书经眼录•子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三十卷》：蒙古定宗四年己酉张存惠魏卿晦明轩刊本”。《宋元书刻牌记图录》；“中原干戈，高原南渡，汴梁书肆和雕板工人随之南行，或迁往金之刻书中心平水（或称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县境。）……晦明轩主张存惠字魏卿，平阳人，精星历之学，刻书甚多。”其实张存惠就是晦明轩的主人，其书坊由金入元，不当分为两处。叶德辉把“晦明轩张宅”所刻书归于私宅本，而将“平阳张存惠堂”刻书划入坊刻本，不免自相矛盾。
结语
长期以来，传统的文献学一直囿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圈子，一方面许多版本目录学的史料被反复利用，难以出新，而另一方面雕版史料和各代刻书藏书的故实却被弃置不用。这令原本就“有学无术”的古典文献学陷入了窘境。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版本目录学的专著，就走出了这个瓶颈。
叶德辉继承了历代藏书家“积书而读，丹铅治学”的传统，潜心学术，穷年著述，经过几十年的发掘整理撰写成《书林清话》，使古典目录中丰富的“刻书源流与夫校勘家掌故”得以体现也应有的价值。在运用史料的过程中，叶氏对版本目录学的价值逐渐有了自己认识，虽然这些认识远未形成体系，但蕴涵于其中的真知灼见却如谢国桢所说能“开后人之治学门径”。叶德辉之后，有不少的学者都对《书林清话》进行过研究，并从中借鉴方法和择取史料。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不可能没有缺憾，《书林清话》也不例外。
1957年古籍出版社在重排《书林清话》的时候，曾经号召学术界的专家们“能够广为搜罗考订，使本书成为更完善的著作。”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研究《书林清话》的学者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是至今没有一本专著对《书林清话》的价值和谬误作一个综合评述，希望我不揣浅陋所作的这篇论文，能对《书林清话》的研究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