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下午，杨度长孙、旅美华侨杨友龙在宾馆接受媒体的集体采访。79岁的杨友龙，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和北京市经委总工程师，退休后旅居美国，耄耋之年的他精神矍铄，敏锐庄重，平静的语调谈起祖父生前毁誉参半的尴尬境地，谈起家人对这位长辈人物的复杂情感，同时也谈起杨度青春正茂时“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的豪气冲天，临终时“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医国救民，继起自有后来人”的肩担天下、救国救民的情怀。杨友龙说，在他的心目中——
记者：您这是第几次来到湘潭？来到祖父杨度的故乡？对湘潭的印象如何？
杨友龙：我是第四次来湘潭。第一次是在2007年，因为国内政治气候的松动，对杨度的评价也日益客观公正，让我们觉得寻根问祖的时机已经成熟，这种种因素综合起来让我们觉得是时候回来看看祖父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了。第一次到湘潭的经历非常愉快，我们受到了省、市相关部门的热情接待，同时也如愿以偿地找到了祖居地，并与姜畲的一些亲友取得了联系。回到美国之后，我和亲友商量，是•不是在祖父的故乡湘潭留下一点他的痕迹？又在与湘潭的有关人员联系中，我和夫人决定在湘潭捐赠一个杨度的雕像。于是就有了我第二次、第三次到湘潭来。今天是我第四次到这里来了，这次我和在海外以及全国各地的三十多位亲友一起过来参加杨度雕像的落成揭幕仪式。我对湘潭的印象非常好，感觉这里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我参观了东方红广场、齐白石纪念馆、湖湘公园，在湖湘公园的锦桥上我们看到了杨度的线刻，以及生平介绍，做得非常精致，让我很感动。
记者：作为杨度的长孙，您怎么看待杨度的一生？
杨友龙：杨度是典型的湖湘人性格，有担当，有理想，同时也有点血性的冲动。杨度的一生有一个理想，就是实现立宪，就是用这个宪法来治理国家，这是他的一个理念。可是这个理念当时困难重重，屡战屡败，可是他坚持不懈。梁启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在报刊发文说：“要问纯粹的湖南人，请看杨皙子（杨度字皙子）：有《湖南少年歌》为证”。梁启超在湖南讲过学，他了解湖南人的个性，并且认为杨度这种豪气冲天的个性，也是湖南人的倔强。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杨度研究，可以从湖湘文化的一些个性特征来加以阐释。杨度的很多思想现在来看还是有深刻的意义。
记者：在您的心目中，是把杨度作为自己的祖父还是一位历史文化名人？作为祖父的杨度，其言行是否对您有影响？
杨友龙：我出生12天，祖父就去世了，但我的名字是祖父取的。因为没有过共同生活经历，所以说，祖父对我的直接影响是没有的，但我的血液里还是有祖父的性格因子。此外，祖父的影响对于我的父辈产生了影响，我又从父辈那里受到熏陶，从这个角度来看，祖父的影响又是存在的。我的记忆里并没有“祖父杨度”这样一个形象，我更多地把他当成一位历史文化名人。杨度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他的为国为民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遭到误解，直到1975年冬，周恩来总理病危时将杨度是秘密党员一事公之于世，杨度才再度走进人们的视野，对杨度的研究也才逐渐展开。我母亲虽然与祖父接触时间不长，但很受祖父为国为民思想的影响。抗日战争胜利后，母亲变卖了外婆遗留下来的首饰等物，倾其所有在重庆捐建了一所小学——儒英小学，这所学校现在还在。母亲的这种社会责任感又影响到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仍然从祖父那里吸取了一些精神养分。
记者：您和家人对杨度的情感是怎样的？
杨友龙：杨度的很多社会活动，对家人的生活产生了很多影响。我的父亲在德国留学是我祖父送出去的，大概是在1913年大概到1921年左右，正好是发生变革，杨度被认为是保守派，保皇派，于是很多留学生活动就不让我父亲参加，说他是帝制余孽。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埋头念书，所以后来他得到德国柏林大学化学博士学位，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叔叔身上，我叔叔后来获得了地质学博士学位。所以现在要总结起来，家人对杨度的情感大概是比较复杂的，他的很多社会活动，尤其是后来参加秘密党员，这些事情都不能为家人所深知。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杨度的认识与了解，也是随着社会对杨度研究的越来越客观公正与深入才逐渐清晰的。
记者：对目前杨度研究，您如何评价？
杨友龙：这些年来，陆续出版了一些关于杨度研究的书籍。1979年8月出版了何汉文、杜迈之的《杨度传》，1987年我姑姑杨云慧也写了一本《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从亲人的角度来讲述杨度的一生。唐浩明先生的《杨度》（又名《旷代逸才》）三卷本小说，还有田遨先生的《杨度外传》，虽然不是学术著作，但是这些文学作品的广泛发行却助推了国内的杨度研究热潮。2007年蔡礼强博士也出版了一本《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这是比较深入的研究了。而杨度著作的整理，则有刘晴波主编的《杨度集》，黄夏年主编的《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杨度集》，丘桑主编的《民国奇才奇文•旷代逸才杨度卷》，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度日记18961900》。总的来说，我觉得对杨度的研究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了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我觉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的思想开放了，面对新的东西会以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这是我们的进步，当然我们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加仔细，更加深刻。而杨度研究也会随着我们对历史的更深刻的研究而逐渐彰显其独特的意义。杨度一生虽然犯过一些错误，也经历过一些失败，但他的思想有很多光辉的东西，现在研究起来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