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笔耕不辍，著述宏富
王闿运（1832－1916）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期的一位著名学者，“誉满天下，谤亦满天下”，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几乎都与近代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二十余即有志于著述”，一生笔耕不辍，著述宏富。朱德裳尝谓：“清人善注书，不善著书。惟湘绮文章经学，合而为一，以著书、注书，自然大雅。故得《王志》一卷，胜读曲园千篇。”王闿运于五经皆有著述，但刻版有成都尊经刻本、长沙刻本、东洲刻本，成书后又屡加修改，有的著作经多人改订，故存在数量、版本、体例、卷数、著作者、书名等问题。例如，王代功在《湘绮府君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的结束语中提到其父亲的经学著作为十二种；蔡冠洛在《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将王闿运的著作列为十种；王森然的《近代二十家评传》认为王闿运的著作为十一种；《清史稿》中提到王闿运经学著作已刊的有九种；《湘潭地方文献研究资料目录》记载有十六种；《湘潭县志》则列为十二种；马积高先生在《湘绮楼日记•序》列举王闿运的主要经学著作有十种；台湾冯晓庭先生认为王闿运经学著作有十三种；台湾魏怡昱在其硕士学位论文《王闿运春秋学思想研究》中，对王闿运主要经学著作（十一种）的成书经过、版本、体例、卷数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与叙述，尤其是对比考察了《春秋例表》的三种版本：光绪七年尊经书局刊本，光绪年间长沙刊本，光绪三十四年廖震重校的东洲刊本，解决了该书的许多疑点。中山大学刘少虎的博士论文则指出王闿运的经学著作应为十九种。上述所列王氏经学著作有的虽然数量相等，但所列名称不同，卷数不一，或者未列版本与卷数，甚至将异名同书列为二书。哪种为可靠正确，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以下对王闿运经学的主要著作略作阐述。
王闿运的《诗》学著作为《诗经补笺》二十卷（又名《诗补笺》、《毛诗补笺》）。其著作形式是对《毛传》及郑玄《诗笺》的补正性笺释，文本选择兼重古文《毛诗》与今文三家诗。他在经文之下先列文字校勘意见，在笺释中兼容并蓄今古文传说，在肯定的同时又往往对其不当之处予以严格批评，考证名物典制则力求简易，明显摆脱了清代朴学家的繁琐风格。《诗经补笺》是王闿运用力甚多的《诗》学著作。咸丰九年（1859年）他始“治《诗经》，作《诗演》数卷”，但此书未保存下来。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于衡阳“始作《诗补笺》”，光绪元年（1875年）“《诗补笺》成”。据《年谱》记载：“属稿未定，命功、丰兄弟依新义讲之，遇有校难，即行更正。凡手钞五通，至老犹有定正焉。”可见，此书写完后，他一直未定稿，时有修改，直到晚年。光绪十八年（1892年）二月，东洲书院院生建议刊刻《诗经补笺》，次年三月刻成，并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刊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交付江西书局木字版印之。民国十二年（1923年），收入长沙汇印本《王湘绮先生全集》二十六种中，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有铅印本出现。
王闿运的《书》经研究有三本著作，即《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尚书今古文注》。王闿运二十五岁时始治今古文《尚书》，到三十八岁时才为《尚书》作笺。他很推崇清代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但认为孙氏的疏正有违背马融大义之处，因此取孙氏的本子再加以勘正，所谓“以为《尚书》之学，东晋以来经传淆伪，大义不明；自国朝高宗刊正群言，始辨真伪。江（艮庭）段（茂堂）之伦承风撰述。阳湖孙星衍书稍后出，最称详审，古书佚说一字咸搜；犹病其采辑大誓违于马义，又仍用旧读，句绝多伪；爰取孙本再加刊正焉”。据《年谱》记载，《尚书笺》初稿成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月七日，长沙营盘街居宅的一场大火，将“《书笺》焚焉”。幸运的是，王闿运早在光绪六年（1880年）于尊经书局刊刻的《今古文尚书》的眉端，摘抄有《书笺》，后又几经改定，才得以成书。此书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东洲书院刻成。王闿运之《尚书笺》除了考定《尚书》篇目，其内容集《尚书大传》、《史记》、欧阳、大小夏侯及马融、郑玄之说而笺之，每句下先引经文异字，再引《史记》、马、郑、《大传》等注，引古书者多注明出处，用近人之意处则不注所本，对孙疏之误辨之，多申伏而易郑。此书唯有东洲书院刻本，后被收入民国十二年《王湘绮先生全集》长沙校刻汇印本中，又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中。该书在《年谱》中记为二十九卷，《全集》中原书为三十卷，故以三十卷为确。
王闿运在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北游南归途中，“于德州漕渠旁店中得《尚书大传》，日夕披览。以为《大传》之文多入《礼记》，伏生所述，并孔为经，所作书笺，多申伏以易郑，乃采陈本，除其重复，补郑注之阙，成《尚书大传注》四篇”。到光绪十一年时，他又重新加以审定，成书七卷，交尊经书局刊印。王闿运在书中，对《尚书大传》的异文、衍文、佚文多有考证，对礼制名物训释也有所创见。不过，其著此书不是重在辑佚，而是舍辑佚，从事于注疏。此书有光绪十二年（1886年）成都尊经书局刊本和光绪年间元和江氏湖南使院刻本，收入《灵鹣阁丛书》、《王湘绮先生全集》、《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中。
《尚书今古文注》三十卷唯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简要介绍。与《尚书笺》相似，主要取孙星衍的撰著稍加刊补，又偏主《尚书大传》、《史记》之意，以示后学弟子。光绪五年成都尊经书局刻本是此书唯一的版本。
王闿运在十九岁时有志于习礼，二十四岁始治三礼，作《仪礼演》十三篇，分章节，正句读，后因成《礼经笺》而废弃之。王闿运一生留下来的礼学著作，就是三礼笺，即《周官笺》六卷、《礼经笺》十七卷、《礼记笺》四十六卷。《年谱》关于《周官笺》的始作与成书年代不详。光绪十七年五月记载改《周官笺》，光绪二十二年孟夏记载由东洲书院刊刻。《周官笺》依《周官》六篇而有六卷，在每句经文之下，先列郑玄注，次列王氏笺，对郑注或订正，或补遗，或本其成说，或下己意。此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刊刻于东洲书院，收入《王湘绮先生全集》和《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中。
《礼记笺》始作与成书年代均不详。《年谱》载王闿运于30岁时“始读《丧礼》，取郑注孔疏，杜氏《通典》及国朝言理诸家，考定仪节，未及成书。又因前作《仪礼演》，非著述体，欲更作之，亦未果，然注礼之意，至是益发舒焉”。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王闿运写就《礼经笺》十七卷，交由成都尊经书局刻之，次年刻成。这个版本现无法查证。光绪十九年（1893年）王氏对《礼经笺》作了修改，书成之后其弟子十多人共同校勘，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夏刻于东洲书院。全书亦是先列郑玄注，再列王氏笺。此即今日所见版本，收入《王湘绮先生全集》、《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中。
王闿运的易学著作为《周易说》十一卷，又名《周易燕说》，包括上下经六卷，系辞传上下各一卷，始作和成书都在王闿运39岁时，即同治九年（1870年），《年谱》和《日记》对此都有较为清楚的记载。王闿运认为清代《易》学只讲象数，不言文义，不利于后学对《周易》的理解。故他节取李鼎祚《周易集解》为本注，而以己意说之。此书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才在东洲书院刊刻，后被收入《王湘绮先生全集》、《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中。
王闿运的春秋学专著有《穀梁申义》、《春秋公羊传笺》、《春秋例表》（包括三个版本）。《穀梁申义》是王闿运的第一部春秋学著作，始作和完稿于三十八岁时，即同治八年。此书之体例，正如王闿运在《穀梁申义序》中所云：“诸例增减，旧注已详，兹但约举巨疑，不全载经传。”亦即该书不全录经文、传文，不重复已有详细说明的旧注，只举有重大疑问、对理解《穀梁传》有影响的问题进行申述。因此《穀梁申义》甚为单薄。现存版本见民国十二年长沙刊本《王湘绮全集》二十六种以及《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
《春秋公羊传笺》始作于光绪二年，于光绪三年初稿成。虽然初稿成于光绪三年，但是在不断的增修当中，《年谱》光绪九年和十年的条下俱言“改《春秋笺》”，至光绪十七年又加以改定。故《春秋公羊传笺》的著作过程横跨了王闿运的中年和晚年。现今可见的版本是光绪三十四年修正的版本。
从名称来看，《春秋公羊传笺》似乎是对《公羊传》传文本身作注解。从内容来看，此书的著作形式是在《公羊传》原文上先列出何休的《解诂》，然后再书王氏自己的笺注，在笺注中王氏常与何休的说法有所不同。关于王闿运作《春秋公羊传笺》的意图和动机他并未言明。从书名来推测，“笺”是表识的意思。例如，郑玄解说《诗经》以宗毛亨的传为主，如果毛传讲得不够明白或太简略，郑氏便加以补充发挥；如果自己对毛传有不同的见解便记下自己的意思，不和毛传相杂，于是称这一写作方式为“笺”，与别出心裁自成一家的传注有所不同。王闿运信奉《春秋》为万世法典，解经的目的在于回归原典，有拨乱反正的理想。他基本按照《公羊传》和何休《解诂》的思想和思路来解经，从中探究治国安邦、澄清人心、维护社会秩序之法，释经时将《公羊传》文和《解诂》注文一并抄录于书中，以示尊重或认同。同治十年，他曾称赞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是有系统、有根柢的学问。终其一生，他始终强调的《春秋》王鲁、三世说、华夷观等等，都是从《公羊传》和何休《解诂》发挥而来的。这些都显示，王闿运作笺的动机并不是与何休的解释相对立。但王氏并不认为何休的《解诂》十全十美，所以，他在笺释《公羊传》时对何休的说法往往有所舍弃。
《春秋例表》是王闿运用力最多的一部经学著作。他“以为《春秋》拟《易》而作，圣人之极功，终身研之而不能尽”；“前后义例拘贯，浩于烟海，无以测之，《春秋》信难通也”。《年谱》记载《春秋例表》为王代丰（王闿运次子）著，由王闿运改定，故未将此书列入王闿运所著书中。《清史稿》亦未将之列入。可是，有较多资料将《春秋例表》列入王闿运的著作中，如《近代名人小传》、《清代七百名人传》、《近代二十家评传》、《湘潭地方文献研究资料书目》。近年来，台湾的冯晓庭、魏怡昱在有关王闿运的经学论文中亦如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录有三篇关于《春秋例表》的提要：一为张寿林所撰光绪七年成都尊经书局刻本《春秋例表》（一卷）提要，作者题为王闿运；一为杨钟义所撰光绪戊申刊本《春秋例表》（一卷）提要，作者题为王代丰；另一篇张寿林所撰光绪三十四年刊本《春秋例表》（三十八卷）提要，作者题为王代丰。此三者对作者归属均未作具体说明。后两者为同一本书，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王闿运在船山书院改定而刊刻。实际上，《春秋例表》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光绪七年尊经书局刊本，光绪年间长沙刊本（《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未有提及），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东洲刊本。三书均以表格形式，将《春秋》中具有“微言大义”之“义例”一一概括，其后罗列《春秋》中的不同书写法则，其中尊经书局本有二十八“义例”，长沙本有二十四“义例”，东洲本有三十八“义例”。收入《王湘绮先生全集》的《春秋例表》，为三十八卷东洲刊本。
除上述经学著作外，王闿运另著有《论语训》二卷、《尔雅集解》十九卷、《夏小正注》一卷、《逸周书注》一卷、《王氏六书存敳》八卷、《〈小戎篇〉车制器饰考》稿本、《湘绮先生校补许氏〈说文〉古籀释》底本等。《湘潭地方文献研究资料目录》、《近代名人小传》及《清代七百名人传》列有《小戴记笺》，但《年谱》和《日记》中没有提及，《王湘绮先生全集》和《续修四库全书》也都未收录，有待相关资料的发现而作出进一步查证。
从二十五岁著成生平第一部史学著作《桂阳州志》开始，王闿运终其一生研治史学长达六十余年。其所论著，有《湘军志》十六篇、《桂阳州志》十七篇、《衡阳县志》十篇、《东安县志》七篇、《湘潭县志》十二篇、《王氏族谱》四卷、《史赞》十七卷、《论夷务书》若干卷（一说未成书）、《日记》若干卷。除以上所述外，王闿运的史学著述还包括传记、碑铭、墓志、《王氏交友传》等系列作品。其构思往往能以立意取胜，行文骈散兼施，单复并用，文笔清逸，无半点斧凿之痕。尤其是墓志，为时人所景仰。弟子杨钧尝言：“湘绮之文，墓志第一。数千年来，传志不分，变为一体。而湘绮崛起，体格判然，峭妙轻灵，难于踪迹。”王闿运并非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以“经世致用”为旨归，其史学著作更是如此。他认为：“经曰多识前往，语曰知多闻见。史之用也，本则《尚书》。自昧者以同《春秋》，而大乱史例。但事变之来，宜以经决。事不豫设，借古明之，非欲赞扬尧、舜，讥诛桀、纣。以哙之乱，讥尧可也。死位为正，予纣可也。皆假以立法，非准此论人。已往之事，又何足议？故读史但观其情伪，记其美善，无取横议，以陷大愚。”
在王闿运的大量诗作中，也时常可见史事录存，尤其是当代的热点政治事件，诸如《独行谣》、《圆明园词》、《游仙》等。他作诗史的目的在于：“明于得失之迹，达于事变，怀其旧俗，国史之志也。故综述时贤，详记大政，俟后世贤人君子兴起。”也就是将爱国心、民族情和匡时救弊之志蕴含于简洁而又意味深长的诗句中。同时，王闿运爱好游山赏水，访奇探幽，每至一处，总要对历史地名、名人掌故、文化传说考究一番；发思古之幽情，即兴抒怀，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诗章，包括诗、词、赋、联语等等。其五言古体诗宗魏晋，七言古体诗宗盛唐，在颇行宋诗的晚清诗坛独具特色。他所作《秋醒词赋》、《牵牛花赋》、《思归引序》等，文辞清丽隽美，即景抒情，均是上乘之作。王闿运二十八岁客山东济南，编过《八代诗选》；入川主讲尊经书院，又欲编《八代文粹》，未果。及至六十三岁掌教船山书院，命门生选《八代文粹》，并亲为之叙。王闿运选编八代诗文，意在提倡魏晋六朝文，反对唐宋八大家的“文以载道”，表达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和主张。
2 校勘精确，刻印优良
王闿运极为重视书籍的收藏与刊刻。他于1879年在尊经书院设立专门校书刻书的尊经书局，旨在丰富书院藏书与方便诸生阅读。书局成立后，重点刊刻了一些古本书，如《今文尚书》、《说文解字句读》等传统典籍类书籍，以为院生研习学问的基础资料。而且尊经书局所刊刻之书校勘精确，刻印优良。例如，《礼经笺》、《礼记笺》、《公羊笺》、《今文尚书》、《春秋例表》、《南史》、《北史》、《神农本草》、《八代诗选》、《楚辞释》、《尊经书院初集》等。王闿运刻书“宜取古书卷帙少者刊行之”，倡导师生共同参与校勘，他本人亦亲自点校，刊刻了许多孤本、珍本和善本，内容以经史文词之书为多。王闿运在船山书院除讲学、祭祀外，也刊刻了不少书籍，例如，清光绪十九年至宣统三年篆刻《湘绮楼全集》十一册；光绪二十二年刻《周官》、《周易说》二册；还先后刊刻了《尚书笺》二十八卷等。这些刊刻书籍，对传播古籍，提高院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质量，促进学术研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王闿运喜重抄写，讲求以抄助读，其书法笔风雅健，自成一体。其弟子马宗霍曾赞誉道：“湘绮书笔重墨凝，朴茂多姿，盖从北碑中出，虽为文章所掩，然极堪实玩也。先生经术文章，照顾当世，书法其余事耳。……其行楷小书，虽似绝不经意，而古泽书气，醰乎有味，于书家外别成一格。又云先生初习小欧，功力颇深。笔能运墨，墨能透纸，端肃有度，雅饬入程。既参马鸣寺，得其竣宕，益渐妙致。”例如，《清故国子监生赠奉直大人廖君碑》、《致许仙屏书》、《周甲七夕词六十一绝句》、《招隐诗寄谭公子》、《赠贻舫联》、《湘绮手抄〈周易说〉》等，均可见王闿运书法之特色与功底。
3 从兼综经今古文看王闿运的“公羊学”风格
我们可以根据王闿运的几部经学著作对其兼综经今古文的公羊学风格进行较详细地探讨。首先，如前所述，王闿运对古文的《周官》、今文的《仪礼》、《礼记》均有笺释。著作有《周官笺》、《礼经笺》、《礼记笺》。《周官》的传承谱系，一直存在着很大的疑问。《周官》是古文经，《汉书•儒林传》对古文经书如《毛诗》、《古文尚书》、《左氏春秋》等，对他们的传承谱系都有较详细的述说，惟独不提《周官》与《礼》古经。《汉书•艺文志》仅著录《周官》之书，对它的传习者未曾说明。许慎的《说文解字•序》提到鲁恭王所得的各种古经以及张仓献《左传》诸事，唯独不提《周官》的来由。到东汉晚期，学者才对《周官》的传授源流作出种种的推测，但是可疑之处仍然很多。许多北宋的学者怀疑它的真实性，认为它与刘歆帮助王莽篡位有关，这与汉代古文家所谓的《周官》为周公所作，同样也是没有足够的论证材料。《周官》的真伪再一次引起了较大规模的争辩是在清代常州今文经学派兴起之后。庄存与虽然也怀疑《周官》的真实性，但是他相当重视它的重要性，认为《周官》与《春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其学术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今、古文的门户，他的《三礼》之学，讲的就是古文的《周官》。庄存与的外孙宋翔凤，开始明确地把今文经学的研究与《周官》的辨伪史联系在一起考察。到了龚自珍，更诋《周官》为伪书，认为它本不是经，它之成为经，是刘歆为助王莽篡位而加。总之，越后来的今文经师，越因为《周官》的传承谱系不明，作者可疑，而益加地排斥、否定它的地位与价值。但王闿运对《周官》并不曾排斥，认为它是周公的著作，这和今文学者宋翔凤、龚自珍等人攻击《周官》为刘歆伪作的立场有很大的不同。
王闿运视《周官》为周公寄托理想的作品，他对三《礼》都作笺注，今文的《仪礼》、《礼记》以及古文的《周官》对他似乎都是同等的重要。他没有把焦点放在经典的辨伪考证上，既同今文家一样推崇《春秋》，又同古文家一样认同《周官》是周公执政时期的作品。例如，王闿运在《论治道》中说：“治世备于六经，其最著名者《周官》、《春秋》，一文一质，一极治一极乱，由今观之，《周官》繁密，似非人情，每月属民，尤近烦渎。意当时自别有应官之民，必非农工。耆老闲居，里党无事，日相讲论，等之稗官，此今乡里所常有，非别徵召也。治乡则必密，治天下则必疏。文质相救，各因其世，要在先自治而已。修己安人，尧、舜犹病，圣人无治人之法也，况欲一事设一法哉？”又如，他在《论周、孔同异》中说：“多为其法者，《周官》是也；不立一法者，《春秋》是也。鳌蛙壁虫莫不有官，所以进野人而文之。齐、宋、江、黄惟意所书，所以约一己而质之。周公治治，而孔子拨乱也。有人之见存，则课已疏矣。后之论者亦求其精，而欲以喜怒未发，预为存养，故功旷而不实，事至而丧其所守，一身不自主，而敢治万物乎？故志则《春秋》，行则《周官》。”至于他何以肯定《周官》的作者为周公以及他对其他今文经师给予《周官》的评价持着什么样的态度，在王闿运的学术著作中并没有看到。因为这不是他关注的重点，他并不措意于学术史中今、古文门户的争辩。他的重点是在经世、外王的方向上。他提出将《周官》与《春秋》对比，因为《周官》一书是古人看重的“理想国”的制度，是一张面面俱到的美好蓝图。王氏承认《周官》的价值，但是他又认为当世是不宜采用《周官》的。因为《周官》的制度法令非常繁多，虽然此书的理想是在建国之初就有一套完整的规划，但是天下没有久而不衰的制度，当有一天遇到了外来冲击时，这个完整的规划也无法应付，所以预先规划的完密制度，在乱世时就变成了不切实际。
其次，王闿运对于《春秋》三传，尊崇《公羊》，重视《穀梁》，认为《左传》不传《春秋》。对于《春秋》三传，在经史上有何异同，王闿运作了如下分析：“余推测经文，本传《公羊》，泛览二传，各得其趣。左氏专于史，离经别行，其体即司马《本纪》之准也。闻驳意殊，不关《春秋》，其有得失，比之迁、固，乃三史之学，非六经之谊，已别条辩著于当篇。至于《穀梁》，依经树义，其有离合，难审其由。后人见《公》、《穀》之异同，疑二传之所受，乐左氏之事实，曲《春秋》以从之，故有赴告则书，陋同朝报，月日无意，随其刀笔。或又悉废三传，妄作褒讥，乱其词，乱其事，而《春秋》亡矣。”他认为《春秋》三传之中，只有《公羊》和《穀梁》二传才是解《春秋》“经”之传，《左传》注重于史，“离经别行”，“非六经之谊”；《穀梁传》则“依经树义”，“可为世范”。那么王闿运对《左传》的看法是否完全没有今古文家派的立场？考察王闿运在《穀梁申义》的“隐公九年，九月，考仲子之宫”一条中，反驳《左传》的说法，并说“《左氏》书法，先儒通识以为皆刘歆以后，传《左氏》者所妄加，定论已久，今不致辨也”。可见其认定刘逢禄以来的说法，认为《左传》本不传《春秋》是经过刘歆等人的缘经饰义，而且这种说法早已是定论了，所以他不再多作论辩。或许这也是他不谈三传今古文的原因之一。从这个层面来看，如果有人说王闿运是跟随今文经学者的观点或许没有错。不过，从王氏的许多资料来看，他批评《左传》都是放在《左传》是史非经的角度上来说的。
此外，王闿运作《诗经补笺》二十卷，在著作形式上是对古文《毛诗》及郑玄的《诗笺》作补正性的笺释。虽然在文本的选择上是以《毛诗》为主，但是在笺释的过程中，对《毛诗》与今文的齐、鲁、韩三家诗，其实也是采取兼容并蓄的立场，相较于魏源的排斥《毛诗》，力主返西汉今文三家诗的立场是不相同的。
从以上王闿运对各经典的态度上来看，长期以来被视为是今文经学者的王闿运其实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今文、古文对立的观念恒于胸中。虽然，从《尚书》来说，他申伏生之学以易郑玄；从《春秋》来说，他认同《公羊》，这是今文家派的立场。但是从治学风格来看，他并不从事经典的辨伪，不特别去区分东汉与西汉的区别。王闿运经学所展现的今古并存现象，与晚清经学呈现出的今古兼存、新旧对立的学术环境密切相关。古文经学自清初汉学复兴以来迭有发展，极盛时期“家家贾马，人人许郑”，虽然今文经学从常州庄存与以来亦颇为发扬，但古文经学的学术特色与学说重心，仍然为学者重视与坚持。另一方面，自庄存与起稍有拓展的今文经学，在刘逢禄、宋翔凤等学者的推动之下，不但传承体系清晰，学说旨趣也至为宏显。身处如是之环境中，王氏经学倾向于调和今古，似乎是合理并且容易被解释的。同时，王闿运经学之所以呈现出今古兼蓄的状态，与其出身背景也有极大的关联。王闿运不同于刘逢禄、宋翔凤等人，具有强大的家学背景充当学问指导，也不像陈奂、刘宝楠等人，由地域深邃的学术风气决定其学问性格。王闿运关于经学研究的基本立场或者偏好，并非先天的强制植入，而是后天的观察演进。因此，先天强制的免除，造就了其取舍的客观性；后天观察的依循，则促成了其好恶的自由性。另一方面，年少时期的王闿运以诗文写作（包括八股时文）为学问重心，至二十余岁方才开始致力于经学研究，虽然从此力求“通经致用”，不再仅是专注“训诂词章”，但经学并非其唯一的学问指标，他对于经说的取舍，相较于以经学研究为本业的学者而言具有更宽广的自主性。此外，综观王闿运一生行事交谊，除了少数地方性研究者外，其与当时的治经名家，无论是今是古，均绝少关联，缺乏集团属性或者学友间的强力牵绊，这些似乎也造就了王闿运看似自由无拘束的经学研究风格。若以考究王闿运的学术性格来检视“今文学”与“公羊学”之间，更可以发现二者的不同。“公羊学”兴起的主要因素还是儒学经世传统的要求所致，相较于“今文学”的“复西汉之古”、“以复古为解放”的学术目的，仍是有所不同。王闿运倾向的是“公羊学”一系，他的兴趣不是公羊学本身的学术问题，而是如何形成一种适合当时的思想，并据以回应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公羊学”者，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好以《公羊》大义范围五经，陆宝千曾说“清儒之治《公羊》学者，有一根本观念：孔子既作《春秋》，则其他经书曾经孔子之手者，亦必有微言大义存焉。”王闿运以《公羊》义说《论语》，著有《论语训》即是此一情况的体现。事实上，王闿运的今古兼具，似乎可以提供学者一个思维路向，即放弃前人今古壁垒分明的观点及立场，省却分辨今文、古文属性的精力与时间，直接探究诸书的内容，客观地分析书中的学说在经书诠释学史上的意义、省察其中的思想观点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状态的关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