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活年代和时代背景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生于湖南安化县一书生家庭。有两个客观因素对陶澍一生有重要影响：一是时代，陶澍出生在乾隆末年，主要活动在嘉庆、道光年间。这一时期，吏治趋于腐败、财政同益亏空，河工、漕务、盐政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政也趋于疲弊，再加上各种灾害频发，百姓生活艰难疾苦，农民反抗斗争不断；二是人文地理环境，其出生地湖南的湖湘文化一向有经世传统，讲求学以致用，重视实践，关心政治。陶澍少年时代即随父到长沙城南书院、岳麓书院求学，在求学过程中他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从经世学者罗典那里学到了不少实务之学。其先祖陶侃、父亲陶必铨都是崇尚实学、主张通经致用的学者。在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下，陶澍从小勤奋好学，早年即立下经世之志。嘉庆七年（1802）中进士，年仅24岁。他为官清廉，办事精明，曾先后调任山西、四川、福建、安徽等省布政史和巡抚，后官至两江总督。两江所辖，为清朝财赋重地，陶澍自道光元年（1821）以后长期任职两江，直至1839年去世。而担任两江总督的时间长达九年，这在清代历史上是极罕见的，陶澍“隐然一身为江淮屏障”。
二、灾前预防思想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而嘉道年间的灾害发生频率更是明显高于清前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凶是水利工程失修。江南境内有吴淞、黄浦江、浏河“三江”，其北又有白茆河，其支流港汊纵横，形成天然的灌溉网络，但由于年久失修，三江淤塞，反而为害。陶澍为官江南时，非常重视河工水利。他认为江南河湖众多，“若不亟加疏浚，一遇旱涝之年，非淹即涸，不特民生受困，亦且蠲缓赈恤，入少出多，于国计大有关系”无论是在安徽、江苏巡抚任内，还是两江总督之时，他都“以农田水利为国计民生要务，专意讲求”。
道光十二年，“陶公总督两江，巡抚林公复与督抚会奏，浚浏河、白茆河”。道光十三年，在陶澍主持下，林则徐筹划挑浚浏河、白茆河，由陈銮、李彦章具体负责。在兴修河工时，陶澍极为重视河工质量，亲自察看验收。另外，他还筹划主持修建宝山、华亭两县海塘。水利工程的兴修，对防止水旱灾害有一定作用，时人对此给与了高度评价：“其经费则皆拮据于财赋劳瘅之余，视昔人尤不易，非大府恫心民瘼，断莫之举。”
此外，陶澍非常重视仓储，这是中国自古以来防范荒歉的重要措施。陶澍在安徽巡抚任上时，鉴于皖省洪水造成的哀鸿遍野，他上奏朝廷劝设丰备义仓。他认为常平仓和社仓已经历久弊生，官民俱累，不如“变而通之，惟有于州、县中每乡、每村各设一仓，秋收后听民间力量捐输，积存仓内。遇岁歉，则以本境所积之谷，散给本境之人。”这种义仓由民间自筹自管，一切不经官吏之手，避免了被侵吞克扣，而且义仓就近设立，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对紧急救荒是有利的。所以，到陶澍总督两江时，又上奏在“江宁省城筹设丰备义仓，城乡捐输稻谷，以防荒歉。”
兴修水利、设丰备义仓等是积极的预防和备荒措施，能够减轻灾害的危害程度，但不能阻止灾害的发生。当灾荒到来之时，需要紧急、积极的救灾。
三、紧急赈灾思想
陶澍为官期间，安徽、江苏等地多次发生水灾，陶澍领导官民积极抗灾救灾，下面根据《陶澍集》、《陶文毅公全集》等资料来看一下陶澍的紧急救灾思想。
集中反映陶澍救荒思想的是道光六年所上《收养江北灾民并筹议劝捐章程折了》和道光十一年所上《屡陈江苏办灾章程折子》。这两道奏章都是处理水灾的，水灾发生不同于旱灾，水灾来势凶猛，往往使人措手不及，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极大损失，尤其需要为政者认真妥善处理。综合陶澍的措施，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安置流民，维护社会安定。水灾发生后，百姓流离失所。如道光六年江淮水灾发生后，百姓扶老携幼赴江宁苏松常镇太仓等属地方，每处皆有数百至数千不等，而“苏属人烟稠密，空地无多。若任灾民四散游乞，必至填塞街巷，有妨做业，间恐滋事”。道光十一年水势初来，汪洋一片，灾民无可托足，难免逃荒外出，“其中良莠不一，如聚集太众，恐至滋生事端。”在这种情况下，陶澍仿照宋代富弼的做法，下令该地方官于城外多觅宽大庙宇，搭棚设厂，分别停住，以免露宿，俟水退时再遣送回籍。
（二）赈济灾民，散给口粮，以资养赡。道光六年江淮水灾发生后陶澍下令各地或煮粥，或散米，或发钱，地方情形互异，各视所宜。特别强调各个地方须同时进行赈济，以免所有的人都聚集一处，人满为患。道光十一年江苏发生特大水灾，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在赈济灾民问题上提出“变通煮赈以资熟食也。”他说：“查从来救荒，每多煮粥。然粥厂需费较重。今拟兼用糊面，亦济不足。一厂之中，多设锅灶。天明举火，烧水令沸。即将白面调以凉水，俟汤沸入面于锅，随入即浇。即已调熟。随煮随给，不稍停留。此锅甫罄，而彼锅又熟矣。”这种方法煮的粥很稀，和康熙雍正年间对煮粥的要求“插筷子不倒，包毛巾不漏”差很远，但在朝廷财政困难，加上“灾重且广，颗粒乏收，哀鸿遍野，博济实难”，在这种情况下，陶澍的办法实是凶时制宜，非常实用有效的救活灾民的好方法。对此陶澍自己也说“事省费轻，亦以备隆冬煮赈之一法”。
（三）平抑粮价，禁止烧锅酿酒。水灾发生后，颗粒无收，市面上粮价昂贵。陶澍采用三种方法抑粮价：一是动用常平仓；二是委派人员分赴邻省没有受灾之区采买米麦，然后分拨到各地，设厂平粜：三是分劝积谷之家，随力平粜，各济本村。除平抑物价外，还要劝民珍惜粮食。而“耗谷之具，莫如曲蘖”，即酿酒耗费粮食，在灾荒发生时百姓粮食紧缺，不容更滋暴殄浪费，因此陶澍提出“禁止烧锅以裕谷食也”。
（四）收养老病及幼小。老弱病残之人“出既无力，归又无家”，尤堪怜恻，陶澍吩咐地方“择城外宽敞寺院与之栖止，按日发给口粮”。水灾发生时很多贫民受灾外出，无力抚养孩子，致将孩了遗弃道旁。陶澍劝谕富民收养，并保证本生父母日后不应认还。
（五）施医药治病，施棉衣御寒。水灾发生极易引发疫病，“民人被水远来，既受潮湿，沾濡又多，不服水土，易生疾病，恐酿时疫”。陶澍饬令各粥厂设医生二名，随时给药调治，重视民命。对于灾民来说冬天是最难过的，仅施粥散米糊口还小够，倘若无御寒之衣，很难保全。陶澍倡多捐立善堂，施放棉衣。鉴于穷人得棉衣易于当卖，陶澍了解到有一种棉花弹成絮袄，两面用线经网，不费布，亦可御冬，“其价既廉，鬻之无利”，灾民在分到棉衣后就不会典卖，这样确保灾民有御寒之衣。并饬谕典当铺老板“凡今冬赎取棉袄布衣者，让利一半”，这样损富有限而济贫实多，有利于稳定人心。
正如陈銮所说，陶澍“无时不以济人利物为志”，这不仅体现在急赈时，更体现在他为灾后恢复生产作长远打算。
四、灾后恢复发展思想
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下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低，一旦发生大的水旱灾害，个体小农纷纷破产，流离失所，成为无业流民，如果当政者处理不当、不及时，就可能造成农民起义。引起社会动荡。在这方面，陶澍采取了积极的措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资送流民回籍复业。由于水灾突来，百姓流离失所，水未退时即便资送亦无家可归，必须收留安顿，如前所述。但在安置流民时，要登记造册，以便将来资送回籍。陶澍要求各厂“仍照保甲之法，每场设立一册，登载户名、籍贯、男妇、大小口数，俟资送回籍时，并册移知原籍。”如此既能确保灾民安全，防止滋事，又能在水退后让灾民回籍恢复生产。
（二）收牧耕牛以备春耕。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里，牛是最重要的劳动工具。但贫民遇灾，自己尚且难顾，虽有耕牛无力喂养，所以往往会卖给宰牛之人，以此聊以度日。但日后需要牛耕田之时，又无力春耕致使错过农时，荒芜田地。陶澍提出：“于捐款中酌提经费，设局收养，仍给以当票，并锯下角尖，俾其收执，以俟赎时比对”。这种方法其实是由政府来充当当铺，所当之物为耕牛，政府代为饲养保存，等将来春耕时可以凭票和牛角尖赎回所当之牛。这种办法道光三年在江苏省行之有效，故陶澍倡导采用，也体现一种“爱物仁民”的思想。
（三）劝施种粮，以备种植。水灾发生后，灾民仓促逃荒，所带粮食有限，等水退后由于无力购买种粮，若使土地荒芜，那来年仍是饥荒。故“应即通饬劝谕，有能施给子种者，或谷或菜，其功同于钱米，均可广布，以蕃种植，而资速济”，有了种粮，灾民回籍后即能自谋生路。
除此以外，在陶澍的救荒思想中，有多处体现出安贫保富、损富济贫的思想。比如灾害发生后，陶澍倡导官员捐养廉银，这些款项，或直接用于救济火民，或用于办赈人员食用支出，如道光六年《屡陈办灾积弊折子》中“现经该督府捐廉三万余两，分拨灾区作为办赈委员吏役人等食用之需”。再比如一些偏远山区，由于救灾经费所限，很难普济，陶澍提出“即以各村所捐之资赡其本村；其贫村不敷捐办者，以临近富村酌以协济。每处公举三两人经理董管。其捐项仍存于捐者之手，官吏皆不经手。即乡董亦只记其捐数与得钱人数，为之调拨，使其自相授受，施者见德，受者感情。”这种方法可谓一举多得，一可防止经官吏之手滋生腐败；二可使贫民得到粮食或银两生活下去，从而稳定社会；三贫民直接从富裕者之手得到钱粮救济，感念其恩，又是乡亲，自然会更团结稳定。正如陶澍所说：“庶安贫即以保富，而人心自贴矣”。
综上所述，陶澍的救荒思想既有对前人荒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有自己的创举。而且由于陶澍多年为官地方，先后做过山西、四川、福建、安徽等省布政使、巡抚等，职责所在加上忧国忧民之心，经世致用之志，其提出的防灾、救灾章程、方法都比较实际，而且考虑周详细致，今天看来仍有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