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经史之辨”，是指历代学者们基于“五经”究竟是史还是经的论断。这一问题不仅仅是对五经进行性质判断，而且深刻地体现出这些学者们的学术观念与价值取向，甚至是他们进行经学研究、构建自身思想体系的前提。对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经、史性质的判断同样重要。王闿运继承刘逢禄、宋翔凤等前辈的治经传统与风格，以认定《春秋》是经而不是史为基础，在推尊《公羊》的前提下，主张《公羊》、《穀梁》可以相发并存，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春秋》三传观。
一 《春秋》是经不是史
王闿运判定《春秋》是经而不是史，是建立在对经、史功能的认识基础之上的。王闿运指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世之人事，皆非情理，谬正经。如以经义绳之，则自入荆棘矣。”在王氏看来，经与史在功能上是有区别的，经是用以致治的“大义”，而“史”是用以资鉴和垂训的“成例”，不能混淆两者的不同领域。王闿运认为《春秋》从宗旨与原则中均体现了作为经所应有的“微言大义”。在王闿运用力最多的一部经学著作《春秋例表》一文中指出：
大哉！圣人之作乎！五经皆以致治，《春秋》独以拨乱，故三王没而仲尼穷，五经变而《春秋》作，宪章文、武，祖述尧、舜，唯其辞而已。是以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水土以缵禹功，于是有外内之词，天时以奉明威，于是有时月日之科，进退褒贬，生死存亡，专在三科治之。
在其看来，“三王没而仲尼穷，五经变而《春秋》作”，亦即《春秋》之作乃是继承五经的，虽与五经“致治”不同，但它是在五经变微的背景之下儒家圣人孔子的“拨乱反正”之作，作为经的基本精神与前者是一致的。因此，《春秋》一书能够“宪章文、武，祖述尧、舜”，“有内外之词”、“有时月日之科”、“进退褒贬，生死存亡，专在三科治之”，展示作为经书的作用。同时，王闿运认为《春秋》一书还体现了作为经的某种神圣性、权威性，王氏以司马迁对《春秋》的评价，指出为人君父、为人臣子者，不能不懂《春秋》，否则“必蒙首恶之名”、“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春秋》虽记载齐桓、晋文之事，可是遣词造句、布局谋篇都是孔子的良苦用心，“一予一夺，不出一字；一美一恶，不嫌同词”，一言以蔽之，“其实皆以为善”、“《春秋》者，礼也；礼者例也”。
《春秋》作为经的为万世垂法的特征，鲜明地表现在《春秋》一书具体的书法义例中，从而体现出与史学著作的差异。例如，对《春秋》经文“何以终乎哀十四年”的解读，王闿运特别阐发《春秋》为经不为史的理念，认为：“所谓四时备者，例也，《春秋》不记事，……其文无之而非义，其词无在而非事，……若必终其一年仍是史，而非经也。则止于春者，示《春秋》之非史也。”在其看来，经不是记一事一时，《春秋》的意义在于揭示儒家某种永恒性的理念。又比如在解“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时，王闿运认为：“灾王者获之于西，若海外不臣者皆灭亡也。”西狩获麟本来是一个历史事件，但是王闿运却认为将孔子创述的意义却不是简单描述这样一个事实，而是蕴涵着“若海外不臣者皆灭亡也”的“大义”，表现了儒家“大一统”的永恒的世界理想与价值观念。再如，在解释“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时，王闿运指出：
凡殺君而自立者，必自以为己正，而被殺者不正，故因而子之，以示讬正之义。若真书绝之，则统绝矣。彼投君罪既见，即已受治，此正即位，又若更新《春秋》之义，贼无不讨，如其无及，亦仍以正君之法待之，使彼逆取顺守，改过悔罪，乃为宏也。若为史臣，则当守正直笔，身死而已。
按照《春秋》的书法，继位的国君是不书即位的。今隐公被桓公所杀，桓公即位，为什么《春秋》还要书他即位呢？王闿运在笺释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凡是杀害国君而自立的人，必定认为自己是正的，别人为不正，故《春秋》仍然用正君即位的方式来书写；若是书写他不正，则代表鲁国的君统已绝了，这并不是《春秋》的本意。同时，《春秋》采用正君之法来对待他，使他能够改过悔罪，逆取顺守这才是最积极的意义。王闿运指出，这正是经学的书法与史学的书法不同的地方。如果是史家，就会直接书写史实，表明桓公杀隐公而篡位，但《春秋》毕竟是经，它的重点并不在于事实的真相，而是它所要彰显的义。
在认定《春秋》是经而不是史的基础之上，王闿运对解释《春秋》的三传进行了尊黜褒贬，指出：
余推测经文，本传《公羊》，泛览二传，各得其趣。左氏专于史，离经别行，其体即司马《本纪》之准也。闻驳意殊，不关《春秋》，其有得失，比之迁、固，乃三史之学，非六经之谊，已别条辩著于当篇。至于《穀梁》，依经树义，其有离合，难审其由。后人见《公》、《穀》之异同，疑二传之所受，乐左氏之事实，曲《春秋》以从之，故有赴告则书，陋同朝报，月日无意，随其刀笔。或又悉废三传，妄作褒讥，乱其词，乱其事，而《春秋》亡矣。
在这段文字中，王闿运否定了《左传》长期以来阐释《春秋》的正统地位，认为《左传》以《春秋》为史的观念流弊严重影响到后世。
二 《公羊》、《穀梁》相发而并存
庄存与、刘逢禄等人视《公羊传》为核心典籍，发挥《公羊传》描述的孔子形象，视之为宣示经典真理的圣人。王闿运虽也推尊《公羊》，否定《左传》，却认为《公羊》、《穀梁》两者可以并存，这是与庄存与、刘逢禄等前辈学者的不同之处。王闿运为弘扬《穀梁》，特别著有《穀梁申义》一书，是书始作年代为同治八年，称得上是王闿运第一部春秋学作品（《春秋公羊笺》作于光绪二年；《春秋例表》作于光绪六年）。他认为《穀梁》与《公羊》一样是传经之作，都展现了《春秋》经所传达的儒家圣人的“大义”，《穀梁》同样也传承孔子之旨。他在《穀梁申义•序》中指出：“然穀梁子私淑仲尼，亲研异同，指事之教，必有宏旨。”“今唯明《公羊》，不足祛惑，辄以浅学，更申《穀梁》，务推其立说之原，期于不乱而止”。在其看来，若只读《公羊》，尚不能去除疑惑。
《公羊》、《穀梁》虽然都是以经的立场来解《春秋》，但说法有别，同中有异。例如，在解释《春秋》经文“昭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师灭蔡，执蔡世子友以归，用之”时，《穀梁》认为：
“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与楚杀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恶楚子也。《公羊》则不同：
此未逾年之君也，其称世子何？不君灵公不成其子也。不君灵公。则曷为不成其子？诛君之子不立，非怒也，无继也。
王闿运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
何《废疾》曰：即不与楚杀，当贬楚尔，何故反贬蔡称世子邪？郑《释》曰：灭蔡者，楚子也，而称师，固已贬矣。楚子思启封疆而贪蔡，诱杀蔡侯般，冬而灭蔡杀友，恶其淫放其志，杀蔡国二君以取其国，故变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终。申义曰：《公羊》以为不君灵公，不成其子，诛君子不立也。今云恶楚子者，经书诛君之子为君者多矣，事无可比，故知恶楚也。《公羊》以般杀为中国仅一见之事，故也变其文以重父子之义。《穀梁》重夷狄之防，不妨为异也。
这一段经文说的是鲁昭公十一年冬十一月丁酉这一天，楚国军队灭了蔡国，拘执了蔡国世子友回楚国，并杀之，以其血来祭祀。《穀梁》指出，经文的“蔡世子友”事实上已经即位了，应该称“子”，为什么仍称“世子友”呢？这是因为弑君非春秋之义，所以经文故意把“子”改称为“世子”，好像楚国没有杀蔡的国君一般，表现了对楚王残暴的厌恶。而在《公羊》看来，友的父亲蔡侯般当初是杀了自己的父亲才即位的，所以《春秋》不承认他的国君地位，自然也不承认他的儿子友是国君。可见，《公羊》、《穀梁》两者在这里阐发义理的方向是截然不同的，《公羊》以为蔡侯般杀父而立，故不君其子，这是重在彰显父子之间的“大义”；而《穀梁》则是厌恶楚子执杀中国诸侯，其重点是在彰显夷夏之防的“大义”。相同的是，两者都体现了春秋大义的基本精神，正是在这一点上，王闿运认为这两者是可以并存的。
由上所引，可知王闿运认为《公羊》、《穀梁》解经各有所见，义各有当，相同或类似的地方固然可以相互补正，相互发明，但说法分歧互异者，也可以相发而并存。王闿运这样的看法，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春秋》是“经”，“经”所重的是春秋“大义”，因此只要是义理解释合理者，都可以承载《春秋》的解释；不是执着于事实真相，而是对事实进行一定义例性的价值判断。这也是王闿运对传统经学师法、家法的有力突破。
三 推尊《公羊》
王闿运认为《公羊传》、《穀梁传》可以相发而并存，这是他的特色所在，但是总体上而言，王闿运更为推崇的是《公羊》，因为他以公羊子为亲闻孔子之言，亲受圣传，故能得知孔子的“微言大义”；而《穀梁》是儒者所传，穀梁子只是私淑孔子，未亲聆听微言，只受大义，故较之《公羊》仍有高下之别。这有似刘逢禄对《穀梁传》的评论：穀梁子不传建五始、通三统、异内外诸大旨，盖其始即夫子所云中人以下不可语上者。当然，王闿运没有像刘逢禄一样刻意贬抑《穀梁》，在其看来，《穀梁》虽只传大义，但在解经的立场上，仍是可取的，只不过与《公羊》的亲受圣传、亲闻微言相较之下，《公羊》仍略胜一筹。例如，“隐公元年惠公仲子”条云：“穀梁子未亲闻微言，但受大义，凡人代年世，史家所重，儒者所略，《春秋》不嫌同词同号，《公羊》亲受圣传，故知为桓母。”
王闿运对于《公羊》的尊崇，可见其对经文的一些具体解释。例如，在解释经文“僖二十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卒”时，《穀梁》认为：
“兹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
王闿运就此指出：
何《废疾》曰：所谓教民战者，习之也。《春秋》贵偏战而恶诈战，宋襄公所以败于泓者，守礼偏战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造次必于是，颠沛于是，未有守正以败而恶之也。《公羊》以为不书葬为襄公讳背殡出会，所以美其有承齐桓尊周室之美志。郑《释》曰：教民习战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诈战谓不期也，既期矣，当观敌为策，倍则攻，敌可战，少则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战违之，又不用其臣之谋而败，故徒善不用贤良，不足以兴霸主之功；徒言不知权谲之谋，不足以交邻国，会远疆，故易讥鼎折足，诗刺不用良，此说善也。申义曰：何君以《公羊》之谊讥《穀梁》，此责越人以章甫也。郑君又以《穀梁》为长，亦未足以答《公羊》之难。《穀梁》经国君日卒而不书葬者，……凡十七君，……余十六君皆不发传，明俱以恶及不正，或微国不葬耳。独兹父称伯而无恶，故先师疑之，推其意即以泓战贬耳。《公羊》推襄公比文王，其义宏深，非儒者所及。
宋公兹父即宋襄公，《春秋》经文只书其卒，不书其葬。《公羊传》认为不书“葬”是为宋襄公讳，因襄公之父卒时，襄公背殡出会宰周公，虽于礼不合，有不子之心，但他有忧中国之志，符合春秋大义尊王攘夷的精神。王闿运认为，这是“其义宏深”，值得肯定的。《穀梁》则认为经文不书葬，是因为宋襄公“以其不教民战”，是一种弃师行为。这种弃师行为表现于历史上著名的泓之战，宋襄公既不击楚军于半渡之时，又不击楚军于不成列之际，结果因为守礼而打败仗。《穀梁》贬宋襄公，认为其举措不当。王闿运则站在《公羊》的立场上褒美宋襄公，认为“何君以《公羊》之谊讥《穀梁》，此责越人以章甫也”。其意思是谓何休以《公羊》之义讥《穀梁》之说，未免就像苛责南蛮的越人必须戴上典礼的冠冕一样。这表面上是说对《穀梁》之义不能太苛责，而事实上早已流露出《公羊》优于《穀梁》的意识。
总之，王闿运认为《春秋》三传中，只有《公羊》和《穀梁》是解释经义的，但王闿运并不是要会通《公羊》、《穀梁》两传，他也不认为两者之间有会通的可能。王闿运指出：“凡说《春秋》欲通三传而申一家，则必阴取他说，别出己意。”只是认为在解经之上，义各有当，两者可以同时独立并存。同时，王闿运一直有《公羊传》优于《穀梁》的意识，在《穀梁申义》中，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公羊》有提及，《穀梁》没有提及的，他就一概认为“公羊子亲闻微言，穀梁子未闻也”。对于《公羊》、《穀梁》的不同立场，王闿运没有再深入推理、分析，但在此明显地表现出他的《公羊》优于《穀梁》的意识。
台湾学者冯晓庭认为王闿运推尊《公羊》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公羊》家的“《春秋》拨乱反正”说确实能切中孔子述《春秋》的深意，二是《公羊》是《春秋》经最为原始的传授者，三是由于在基本立场上秉持着对于《公羊》家学说的深沉认同，王闿运对于《春秋》经文的诠释，事实上可能已经无法突破《公羊传》以及《公羊》家的藩篱。笔者认为其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王闿运始终奉行“经学自治，史学应世”的“经史之辨”的学术原则及“通经致用”的理想。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王闿运怀抱修、齐、治、平的理想，生活于晚清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剧变时代，与近代中国许多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追求经世致用，寻找和设计着近代中国摆脱危局的理想方案。由于在王闿运知识视野与文化思维中，西学对于他来说还很陌生，故西学资源不可能启发他在为学时走上“中体西用”之路。在传统文化资源熏陶下，王闿运自然而然地把眼光投向了古代经典所建构的理想世界，《公羊》中的“微言大义”与阐释经典的路径，最适合他的经世致用的理念。因此，以传统的“经史之辨”为基础，推尊《公羊》就成为王闿运春秋学的重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