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一（1884—1906），远祖世居湖南衡山，至刘氏第80分支第46代迁居湘潭，遂为湘潭人。派名吉唐，字炳生，号培雄。他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加入过华兴会和同盟会，受黄兴派遣，与蔡绍南等人一道发动和领导过震惊中外的萍浏醴起义。事败，慷慨赴义。他是同盟会会员中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缺乏，史学界对刘道一研究极少，特别是对他归国领导萍浏醴起义的时间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刘道一归国的时间问题的讨论不是一个小问题，这不仅涉及到他是否领导过萍浏醴起义的关键问题，而且还牵涉到同盟会与萍浏醴起义的关系、萍浏醴起义的性质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因此，不能不考察清楚。

    1904年3月，刘道一考取官费生留日，入清华学校。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无庸争议。然而对他留日期间归国的时间问题则人言言殊。章炳麟说：“丙午春，道一复归国”。邹鲁说：“丙午秋间，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回日本”。谭延闿的说法与邹鲁说的归国时间相差无几，他说：“丙午秋，受揆一命，归湖南”。冯自由则讲得更为具体，他说：丙年“九月间，有留学生蔡绍南、刘道一等自日本归。”。章炳麟、邹鲁、谭延闿、冯自由等均为当事人，他们的说法竟如此不同，这就给当今学者在有关论著中引用资料时带来了麻烦。有的论者苦于无法确定具体时间，乃至于左右为难，竟标出长达两个季节之久的时间，例如《黄兴年谱》的作者在谈及黄兴时写道：“黄兴于1906年秋——冬，派刘道一与蔡绍南、彭邦栋、覃振、成邦杰等回国”。

    据笔者查证，刘道一赴日留学三年，曾先后三次归国，其中1905年一次，1906年为两次。

    刘道一第一次归国为1905年元月下旬。1904年10月24日，长沙起义事泄失败，其兄刘揆一与黄兴等人于是年12月初逃抵日本，此时，刘道一正在东京求学。清吏查明长沙起义的策动者是黄兴、刘揆一、马福益等人，便下令通缉。但是却捉不到人（马福益迟至1905年4月12日始被捕），便恼羞成怒，将刘揆一的父亲刘方崎逮捕，系于狱中。加以因策动鄂、宁起义事泄在上海被捕诸人亦未全部获释，急需援救。刘道一考虑到其胞兄刘揆一被清吏通缉在案，不便返国，遂自请回国营救。甫至长沙，其父因无罪释放出狱，报侍数月后，端返日本。关于此次归国，文献中不乏记载，章炳麟的《刘道一传》中云：‘甲辰冬，马福益起兵济阳，事败，揆一乘间走日本。时道一已前至，而父以马福益事系狱，求揆一益急，揆一既不得归理父事，乃遣道一返。比至长沙，狱事解，道一侍亲凡数月，复东渡”刘揆一所撰《黄兴传记》亦有类似的记载：“时予弟道一，亦因营救同人在沪，得与马福益派来之谢寿祺接洽”。刘揆一在另一篇文章《母弟炳生事略》中亦谈及此事：“闻老父在湘，以予事系狱，予虽痛澈于心，而湘吏求予急，无可归理。炳生乃即日襆被返湘，比至湘而狱事解，炳生家居省侍既五阅月而后东渡，时乙已之五月也”。此处记载有阴历，阴历五月即公历六月，时间虽略有误差，但证实刘道一在1905年初确曾回国，并在国内滞留“五阅月”之久。另据宋教仁1905年5月15日记载：“酉初，至山本馆，时刘炳生新自沪来，言胡经武现自沪回鄂无恙云”。当时，由于交通不便，由上海赴日本东京坐海轮大约需要7天时间，刘道一当在1905年5月上旬由沪起程赴日。如前所述，刘揆一于1904年12月初逃抵日本，其父刘方崎则是在揆一赴日之后“被连染系狱”的，“凡四十六日而得脱免”。刘方峣当在1904年12月上旬下狱，那么“四十六日”之后，应当是1905年元月下旬了。此次归国，刘道一除协助营救上海在狱诸人以及与马福益郭属谢寿祺得联络拟在洪江策动新的起义而外，当然也包括了回家“省亲”的任务。

    刘道一第二次归国为1906年春。据吴玉章所著《辛亥革命》称：“一九0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文部省发布了‘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这样就激起了中国留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尖锐斗争”，“记得秋瑾、刘道一等人都是这次回国的”。同年12月9日，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陈天华烈士追悼会刘道一参加了。林时爽在所撰《吊刘烈士道一》中说：“余于陈天华烈士追悼会始一见君，后竟不复遇”。由此可知，刘道一于12月9日尚在东京。直到12月中旬，刘道一和秋瑾等组织“十人团”，仍留居东京。那么刘道一究竟是什么时候归国的呢？据刘揆一称：“盖吾兄弟只予与炳生二人，而皆流离在外，予且不得归，吾父母忧吾兄弟綦切，而吾父大多疾，故予与炳生日夜不能释诸怀者，唯缺定省一事。今年春，炳生以事归国，为迎老父至上海，俾予得趋侍一二日者，皆炳生之深心为之也”。刘揆一在《黄兴传记》中亦曾提及是年春，他在上海与其父见面是由刘道一回国后精心安排的，与吴玉章的说法不谋而合，当是可信的。刘道一此次回国后，即与蔡绍南等人按照黄兴的指示精神召开了长沙水陆洲会议，从而确立了阴历12月底在萍浏醴地区举义的计划。由于距起义日程久远，加以学业未完，刘道一和蔡绍南等人通过了一段工作之后只好重返日本，继续求学。

    值得注意的是，阴历12月底发动萍浏醴起义的计划，刘揆一自然是知道的。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其时公与揆一在东，本拟十一月运械回湘。初见外报略载其事，方咎予弟道一不早来函电，使吾辈得事先归去。谁知道一所发密电，已为鄂省电局扣留。且道一以萍浏醴先期仓卒发难，各处未有准备，而省城被运动的新军官佐，多有请假与出差而离省者，一面使同志促其急归，一面希望党军来攻长沙，先筹开城响应之策”。由于起义提前发动，这就打乱了黄兴和刘揆一“本拟十一月运械回湘”的部署，以至在事件发生后也感到茫然。当12月12日宋教仁至揆一寓所“询问萍乡事知其详情与否”时，揆一也只是说“当是前岁旧同志，但亦不知详形（情）也”。刘揆一于道一牺牲一个月之后在《复报》第十一期上发表的《母弟炳生事略》没有明确谈及此次归国的主要原因，只是含糊其词，用“炳生以事归国”一语掩饰，而更多强调的则是其父的“偏疾”、“定省”等问题，个中的奥秘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认为“以事归国”包括两件事：一是如同吴玉章所说的抗议和“反对‘取缔规则’”；二是策动和领导萍浏醴起义。这在政权尚未推翻、道一牺牲不久、揆一等革命党人流落他乡、留学生内部斗争激烈的形势下确有难言之隐。

    当时留学界在对待“取缔规则”上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斗争十分激烈。大体上分为两派：一派以汪精卫、胡汉民为首组织维持会，反对全体留学生罢学归国；一派以秋瑾、宋教仁、胡瑛为首组织联合会，主张全体留学生退学归国。两派互不相让，竟至发展到由联合会召开会议。宣布胡汉民、汪精卫“之死罪于全体留学生俱乐部”的地步。此事虽然发生在1905年底，但事隔一年以后，人们对此仍然记忆犹新。如果重提旧事，说明刘道一是因为抗议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取缔规则”而回国的，那会触动日本政府的中枢神经，还会引起留日学界原维持会成员的不满。出于策略的考虑，为争取社会舆论和全体留日学生的同情，还是不挑明此事为妥。

    况且，刘揆一发表《母弟炳生事略》的当时，萍浏醴起义刚被镇压下去，清朝政府及湘、赣地方当局正在开展大规模的“清乡”运动，妄图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清朝政府通过查究，认为这次起义非同小可，直接源于东京同盟会本部，因此，把矛头对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日本政府接受清政府的请求，拟驱逐孙中山出境，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国内传播也受到影响，销数锐减。《民报》社乃至同盟会内部因经济困窘和政治思想的分歧而引起的冲突已显露端倪。清政府的统治虽然由于萍浏醴起义的打击而呈现不稳的态势，但它毕竟还在苟延残喘，并没有被推翻。正因为它处于末日将临的时期，必然作垂死的挣扎，显得格外疯狂。参加过革命活动的留日官费生一律被取消官费，勒令回国。在东京留学的自费生亦遭到监视和通缉。在一片白色恐怖中，革命党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此种情势下，刘揆一承认自己和胞弟刘道一参与策动和领导刚失败的萍浏醴起义，这岂不是不打自招？更何况他在1907年元旦与东京同人分电京、湘，为其弟辩解，以图营救。若在一个月之后，又承认自己和胞弟道一是萍浏醴起义的策动者和领导者，岂不是自投罗网？不用说是刘揆一这样赫赫有名的职业革命家，即令是愚不可及的人也不至有此出尔反尔之举动。刘揆一所撰《黄兴传记》写于1929年，此时，清王朝已经覆灭18年之久，时过境迁，将历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无疑是作为曾经是辛亥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刘揆一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就是刘揆一对其胞弟于1906年春回国返湘的目的前后说法不同的原因之所在。

    刘道一第三次归国，时间当为1906年11月2日。按照水陆洲会议的预定计划，萍浏醴起义业已为期不远，刘道一乃束装就道，回国返湘，拟领导萍浏醴起义。对于这次归国的时间，刘揆一说得很清楚：“炳生遂复归省，以十月初七日抵湘，抵湘越十七日而被捕，更越二十二日而及于难”。又说：“丙午十月二十四日，吾弟炳生被捕于长沙，系臬司狱”。“吾弟之被戮也，在十一月十六日”。这两段话所说的时间是完全一致的。十月初七日“抵湘”，“越十七日”，正好是十一月十六日被戮。上述记载时间均为阴历，如果换算为公历，即为1906年11月22日抵湘，12月4日起义爆发，12月9日被捕系狱，12月31日遇难。这次抵湘到被害仅39天。道一被害以后，远在日本东京的揆一并不知道，迟至12月30日，揆一在东京才收到道一寄来的狱中书及家书。翌日，道一即被杀害。1907年元旦，揆一与东京同人分电京、湘营救，力为辩解。正如揆一所云：“吾之所以救吾弟者，乃距吾弟之死已一日耶”。直到同年1月22日，揆一才收到家书，确知其弟被害的恶耗。据当天宋教仁日记记载：“至刘林生寓，则林生已涕泗满面，示家书与余观之，凄惨之况，不忍言也。”道一的牺牲对揆一的刺激实在太大太深，给他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也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揆一所述道一第三次归国时间当可信。

    刘道一赴日留学期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曾先后三次归国，其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但由于其父年迈多病，揆一又被清政府通缉在案，道一归国自然也兼照顾其父的义务，即使最后一次归国也不例外。但他毕竟没有长期留居家中，服侍双亲，而是很快投身到斗争第一线，“然以萍浏醴之事迫促，不浃旬，即折而之长沙，结好新军，以相策应。”毅然担当领导萍浏醴起义的重任，一直奋斗到生命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