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汉起，我国就在这里设置行政机构，加以管辖。1865年春，浩罕军事头目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并于1867年悍然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汗国力，在全疆各重镇驻扎了四万多名由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侵略军。为了达到肢解我国领土新疆的目的，沙俄乘机于1871年占领我国伊犁地区，后来，沙俄和英国又公开承认阿古柏政权。
从1876年夏始，左宗棠、刘锦棠为首的西征军经过一年半的浴血奋战，收复了辽阔的天山南北。接着，协助曾纪泽收回伊犁。之后，又筹建甘肃新疆省，至1884年，新疆正式成了我国的一个行政省区。那么，刘锦棠在上述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就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一 率兵收复新疆
刘锦棠（字毅斋），湖南省湘乡县人，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5岁在江西参加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陕甘回民起义的过程中，官至西宁兵备道。
1875年5月，清政府决定派左宗棠率部收复新疆。左宗棠奏以三品卿衔西宁兵备道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处，率军入疆作战。经过约一年的准备，刘锦棠于1876年4月26日率领以“老湘军”为主的西征军正式向新疆进发。
同年6月，刘锦棠率大军进驻新疆前沿阵地阜康，准备攻克古牧地。古牧地的守军是白彦虎部。白彦虎原是陕西回民军的一首领，1873年逃入新疆，投降阿古柏，为虎作伥，成了民族败类。此时，他奉阿古柏之命，率军驻古牧地，阻拦刘锦棠大军西进。阿古柏还派其子将万骑前来助战。7月12日晚，刘锦棠指挥大军从间道突袭古牧地屏障黄田之敌。守敌从梦中惊起，措手不及，大败而逃，鼠窜古牧地，红庙子。刘锦棠乘胜而下古牧地。从收复黄田到攻取古牧地，先后歼敌6000余人。在古牧地刘锦棠还截获了乌鲁木齐贼首给古牧地贼首告急求援的复信，得知乌鲁木齐空虚，遂率领部队乘胜前进，一举将北疆重镇乌鲁木齐收复。接着，又会同金顺等部收复了玛纳斯。至此，阿古柏在北疆的据点全部被西征军攻克。
收复北疆后，刘锦棠上书左宗棠，提出了进兵南疆的八点方案，并决定先从东北两个方向对南疆的门户达坂、吐鲁番、托克逊地区展开钳形攻势。
西征军收复北疆后，阿古柏十分恐慌，拼凑了约27000人的侵略军，分布在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地凭险顽抗。1877年4月14日，刘锦棠率军由乌鲁木齐出发，“乘贼不觉，径趋达坂”，迅速完成了对达坂城的包围。20日，西征军猛攻入城，毙敌2000余人，俘1200余人，其中包括达坂指挥官浩罕大通哈（大总管）爱伊德尔呼里等大小军官65人。爱伊德尔呼里等共言：“愿上书帕夏，擒陕西逆回白彦虎解赴军前，献还南八城，再恳恩宥。”刘锦棠批准了他们的请求，放他们回去。部下问刘锦棠为什么让这些人回去？刘说：“俾归为我宣布朝威也，吾欲以不战胜之”。俘虏回到托克逊等地后，传告诸豪酋长，威信大行南路，自拔归者日千数”。26日，刘锦棠自率精兵七千直下托克逊，并派部将罗长祜、谭拔萃等收复了吐鲁番。
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之战，是双方主力的决战。在这一战役中，刘锦棠给阿古柏侵略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大约歼敌不下二万人。阿古柏深感大势巳去，于5月29日凌晨在库尔勒服毒自杀，“哲德沙尔汗国”政权从此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
1877年8月，刘锦棠率军正式开始了收复南疆八城的战斗。10月7日，大军进入喀喇沙尔，9日进入库尔勒，侦知白彦虎到处抢掠，胁迫各族人民随行，行动迟缓。于是，刘锦棠亲率步骑2500人，从12日开始，兼程六昼夜，杀敌数千，救出难民近十万。18日到达库车，21日至拜城，拜城人民开城出迎。接着，又亲率大军乘胜追击，24日至阿克苏，该城人民“守城以待”，欢迎大军入城。26日收复乌什。12月18日，部将余虎恩等收复喀什噶尔。喀什噶尔守敌伯克胡里和白彦虎等逃亡俄国。刘锦棠亲率大军于22日收复叶尔羌，25日通信道袭取英吉沙尔。1878年元月2日，部将董福祥收复和阗。至此，整个新疆除沙俄仍盘踞伊犁外，已全部光复。
1878年8月至1879年9月，刘锦棠率大军，对在帝俄唆使下前来骚扰的阿古柏余孽及白彦虎等卖国贼进行了四次大的围歼，歼灭了前来骚扰之敌的有生力量。显示了中国军队的威力，使沙俄军不敢轻举妄动，为曾纪泽在谈判桌上收回伊犁提供了武力后盾。
1871年，沙俄强占伊犁后声称：中国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后，即将伊犁归还。1878年元月，西征军已收复了整个天山南北。然而，沙俄仍旧赖在伊犁，拒不交还中国，暴露了沙俄侵吞伊犁的狼子野心。对此，国内各阶层人民纷纷要求归还伊犁。李鸿章为首的投降派却主张放弃伊犁。1879年10月2日崇厚未经清政府同意，擅自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
消息传来，举国哗然。刘锦棠等前线爱国官兵更表强烈愤慨。他说，与俄国“非决之战阵、别无善策”。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和刘锦棠等爱国官兵的强烈要求下，清廷于1880年令左宗棠统筹兵事，任命刘锦棠帮办新疆军务，作好打仗准备，改派曾纪泽前往俄国谈判。
刘锦棠受命后，积极部署进攻伊犁俄兵的方案，与左宗棠将整个新疆前沿的军队分为东中西三路，三路中以刘锦棠的西路为主力，张开了进攻伊犁俄军的火网。沙俄闻讯后，只得将已经侵吞的伊犁，从谈判桌上吐了出来。
上述成就的取得，刘锦棠的功不可没。
第一，在制定进军新疆的战略方针时，他始终参予重大决策。1875年夏，左宗棠在兰州召开军事会议，会上，“毅斋自定出关马步廿余营，以缓行速战为义”。1876年4月，刘锦棠到达肃州又一次与左宗棠“熟商逃兵机宜”，“准备此次进兵先北而后南路”。致使左宗棠从而确定了“缓进速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
第二，左宗棠坐镇肃州，与新疆战场隔数千之遥，不便及时指挥，故决定战场上的事“决不遥制”，由刘锦棠“相机办理”。另外，李鸿章攻击左宗棠时说：左宗棠专靠一个刘锦棠。这就使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到，刘是收复新疆的策划人之一。
第三，在新疆战场上，刘锦棠确实挑起了既主演又导演的重任。如收复古牧地后，刘锦棠得知乌鲁木齐空虚的情报后，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收复乌鲁木齐；在收复北疆后，马上筹划了进兵南疆的八点方案，并得左的批准，令各营遵照执行；攻克达坂后，又果断决定将俘虏的敌军官放回去，从而收到了“吾欲不以战胜之的理想效果；收复伊犁之前，又草拟了进攻伊犁俄兵的方案。”故左宗棠也说：“刘锦棠筹划精详，器识宏远”。
正因为刘锦棠是收复新疆这部巨大历史剧的主演和导演人之一，故他得到了朝廷的奖励：“刘锦棠智勇深沉，出奇制胜，用能功宣绝域，著由骑都尉世职晋升为二等男”。并于光绪四年七月授通政使司通政使。
二 治理新疆的政绩
光绪六年（1880年）八月，清廷调左宗棠进京，令左宗棠推荐治理和镇守新疆的人才。根据左宗棠的推荐，刘锦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刘锦棠受命后，积极整军经武。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节约兵饷，把部队中伤残病弱的兵勇加以裁汰，加强对士兵的训练，建筑城池要塞，设立哨卡驿站，增强边防实力，对沙俄严阵以待。命令部队在保卫好边疆的同时，积极清剿残匪，搞好社会治安，以保人民生活的安定和新疆的建设。
为了建设好新疆，刘锦棠实行“蠲除烦苛，与民休息”。
第一，废除伯克制度。伯克是维吾尔族百姓对统治他们的贵族官员的统称，职位最高的是阿奇木伯克，品级高达三、四品。他们掌握着各城镇的民政、财政、文教、商业，司法等大权。各级伯克还拥有大量的农奴和耕地。这些伯克除对老百姓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外，还实行超经济的政治压迫和剥削。左宗棠在新疆时，曾撤掉过一些劣迹昭著、罪大恶极的伯克。刘锦棠接任后认为这些伯克，“往往倚权藉势，鱼肉乡民、为所欲为，毫无顾忌”，特别是阿古柏统治时，这些伯克“苛酷尤甚，横征暴敛，脧削靡遗，民命不绝如缕”。因而激起维吾尔族百姓的强烈反抗。所以，刘锦棠坚决主张废除伯克制度，清政府批准了他的请求。伯克所有的“养廉田”一律“归官招佃承租、额粮照则收纳。”这样，伯克手下的农奴就变成了自由农民。同时，地方政府的赋税收入也增多了，这无疑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第二，田赋制度的改革。清代田赋是地丁合一，按亩征收。而新疆却是“按丁索赋”，即将赋役分摊到每个人头上，其结果便是“富户丁少赋役或轻，贫户丁多赋役反重”。为了改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刘锦棠进行了大规模清丈田地的工作，实行按田亩的实有数字征收赋税的原则。这样，内地早已实行的地丁合一的赋税制度就推行到了新疆，使新疆农民的负担确实有所减轻。
第三，屯田制度的改革。清代较为重视新疆屯田，有民屯、回屯、旗屯、兵屯、犯屯等。其中民屯的待遇较优，而兵屯、犯屯的劳动不与生产成果挂钩，所以毫无生产积极性。“事属大众，只图塞责”，“旗、兵各屯，折抵均无所获”，军队的粮食问题根本无法解决。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刘锦棠奏请将屯田分给屯兵，“即同己业”。以此刺激屯兵的生产积极性。对犯屯，也“奏请仿照民屯，优给牛籽房具口粮”。民屯亦予展宽升科年限，“自第三年始征半，次年全征”。这虽然比不上乾隆时六年升科起征，但比咸丰、同治年间的当年升科开征要好得多。同时，也为军队的用粮提供了保障。
第四，采矿业的改革。清代在新疆挖金及采铜铸币，一直采用摊派方式强迫农民入山采矿冶炼。新疆收复后，人力紧缺，摊派差徭遭到农民的坚决抵制，“公私上下咸疾首蹙额，视开矿如陷井”。于是，刘锦棠允许各矿“听民开采，纳课归官”。在采矿业中也由摊派差徭向课税方式过渡。
上述改革，具有积极意义。推动了新疆社会的进步。
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有：
首先，取消伯克制度不仅具有经济改革的意义，而且也具有政治改革的意义。取消伯克的权力，就意味着削弱了新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割据势力，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管理权，减少了在新疆推行新制度新政策的阻力，有利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其次，就是裁撤原来清政府派往新疆的都统、参赞、领队、办事大臣等官职。因刘锦棠认为这些官职的存在不仅会加重新疆人民的负担，而且会导致“政出多门”，有害于新疆的建设。因此，他奏请清政府裁撤了这些闲职。
伯克、都统、参赞、领队、办事大臣被废除后，刘锦棠在新疆开始推行郡县制。
另外，还整顿了吏治。他不仅是对少数民族的地方恶霸阿奇木伯克给予了严惩，就是对西征军里的贪官污吏也不放过，如记名提督、巴里坤总兵席大成及游击柳臣玖因有贪污行为也被他奏以革职。他不仅对部下要求严格，本人也能严以律己，力争不枉取国家一分钱。如他辞官归里时，“把朝廷补发所部欠饷四百万两”全部交公。他故后，“遗箧中只剩下几篇奏疏稿件”而已！
通过这些经济、政治改革，新疆的人口增加了，生产也有了较大发展，为新疆置省奠定了物质基础。
刘锦棠继龚自珍、魏源、左宗棠、谭钟麟之后，于光绪七年（1881）上奏清政府建新疆行省。光绪八年（1882）七月，他又给清政府上了一个统筹全局折，全面论证了新疆建行省的有关事项。他认为要求长治久安，新疆只有设郡县建行省，“别鲜良图”。“惟新疆另为一省，则臣颇以为不然”。因为：新疆甘肃形同唇齿，从前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凡筹兵饷及制办转运诸务，皆以关内为根本，现在能勉强支持，也是因为谭钟麟、杨昌睿等人的援助，若单独为省，经费较目前更为繁浩，甘肃反而不予支持，以三十余州县孤悬绝域，其势难以自存，边事将不堪设想。故“新疆甘肃势难分为两省”，只宜设甘肃新疆省，派甘肃新疆巡抚驻乌鲁木齐，并加该巡抚以兵部侍郎衔，以资镇守和治理新疆。
在当时的情况下，刘锦棠此议确比左宗棠、谭钟麟主张单独设新疆省的议论，更符合客观实际。因当时的新疆正是百废待举，所需费用特别浩大。本来就经费不够，连军饷都是经常拖欠，如果将新疆单独设省的话，行政机构将更多，费用将更会不敷，反而不能得到关内的支持，本来就十分穷困的新疆人民的负担将会更重。那样的话，就会出现难以维持的结果。正因如此，刘锦棠的主张得到了清廷及清政府各部的一致同意。光绪九年（1883）十月，清廷授予刘锦棠兵部侍郎衔，光绪十年（1884）十月，清政府正式宣布建甘肃新疆省，任命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仍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至此，历时几代人所追求的新疆建行省的愿望，终于在刘锦棠手里实现了。
刘锦棠就任甘肃新疆巡抚后，继继推行他原来的改革政策，对新疆边陲的镇守和治理做到了“殚竭尽忱，不辞劳瘁”。故清政府在光绪十五年（1889）加他太子少保衔。同年二月，他请假回湘乡时，“所过黄童白叟，望风相携负以迎，往往拥车数日不得走”。可见，他为新疆建设是作了重大贡献。否则，就不可能获得人民这种敬仰之情。
综上所述，刘锦棠保卫新疆，治理新疆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