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坤一是著名的湘军将领，曾任江西巡抚、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等要职。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熟谙官场，善于洞察事态。在他的奏折与给友朋的函稿中有许多关注经济问题的内容。本文拟根据这些文书内容对刘坤一经济思想的特点作初步探讨。
刘坤一的经济思想是比较丰富的，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数端：
第一、对待洋务运动，思想上经历由排斥到赞同的转变。
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派以求强为目的开始兴办军事工业，从70年代起民用工业也陆续兴办起来。在当时的形势下，洋务派引进外国的机器、技术、资金以及人才，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刘坤一对晚清这一重大活动，开始并不积极支持，却持消极、怀疑以至于排斥态度。以开采煤炭为例，他认为发掘煤质，会伤害地脉，妨碍民生。“时议各省煤矿虽多，将用西法开采，诚不无小补。然或谓发泄太甚，有伤地脉，有碍生计，似亦不为无见也。”无疑，这种论调代表当时守旧人物的思想状态。1871年，刘坤一在致朱修伯的信中还强调洋务派“所谓富强之说，茫如捕风系影”。“造炮我尚得用；制船将与洋人争锋海上，以我所短，敌彼所长，学孺子以射孺子，恐终为所毙，……何必多縻金钱，徒为洋人所笑。”时至1873年，他在复刘荫渠的信函中，对李鸿章所办招商局一事，仍表示“当与反复辨论，殊觉把握毫无。究胜败之类，利钝之机，亦不在此，第縻费国帑，为可惜耳。”即使到19世纪70年代下半叶，刘坤一任两江总督之初，还以妨碍人民生计，影响财政收入及耗资过大为理由，反对刘铭传所提出的修筑通过其辖区之清江至北京间的铁路干线计划。对于设铜线以传递消息的措施，看作徒使外人易于在中国互传讯息。
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刘坤一的经济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对洋务运动的看法尤为突出。在外国资本主义不断扩大侵略的刺激之下，刘坤一感到“方今以吏治、洋务为最要。”1879年刘坤一调任两江总督，辖区包括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地处长江中、下游一带，沿江主要城市如上海、镇江、南京及九江相继被辟为通商口岸。而且，外轮可驶入长江及其内河，是以吏务均甚繁重。刘坤一对此方面知识能力深感不足，极欲求得一资深及对洋务熟谙之士，给予协助。此时郭嵩焘受到排挤，刘坤一借此机会，于1880年9月上奏召回郭嵩焘作为洋务顾问。郭嵩焘是思想敏锐、头脑清晰的著名洋务理论家，刘坤一召他作“洋务顾问”，表明其经济思想跨入新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把洋务运动看作当务之急。为富强国家，刘坤一认为发展招商局和开办煤矿均为“当务之急”，“每饭不忘”，并且提出“择定地方”、“广招股分”的措施。（二）盛赞洋务运动的功绩：刘坤一对创办上海机器局一事，称其“为东南特开风气，创立初基，利柄自操，漏卮渐塞，有裨时局”。对贵州铁矿的开办和生产倍加赞扬。刘坤一在给贵州巡抚潘伟如的信函中称：“现在运到之铁，果能与罗马相埒。……成效昭然，不独塞悠悠之口，且免购外洋，利益外溢。”他把兴办洋务企业，与抵制洋货入侵联系起来，可见刘坤一思想认识的深化程度。同样，对于张之洞在湖北创设铁政局，确认“实为中国开源节流之大宗。现在出铁甚旺，莫不乐其有成，冀收厚利。”（三）建议颁行矿路章程。1902年9月，刘坤一在复盛宣怀并外务部的信函中，提出“矿章必须速改颁行”，强调“此为内政，只能由我自定章程。”这就是首先要保护本国人民的开矿修路的合法权利，以防外人夺我矿路的自主权，表现了他的爱国情怀。
那么，是什么促使刘坤一对洋务运动的思想认识发生重大变化呢？我认为，不外来自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严酷的国际环境，迫使刘坤一采取一定的对策。19世纪80年代，尤其是甲午战后，资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国积弱至此，一切权利，万不堪再为侵剥。”帝国主义侵略已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作为封疆大吏的刘坤一自然要考虑如何尽责的问题。同时，也迫使他重新认识洋务运动的价值。用他自己的话说：“今者强邻逼处，雄视寰瀛，铁路纵横，与轮船相辅”，“英、法、俄争造铁路以通中国矣。现已包我三面，合之海疆竟成四面受敌之势，则铁路安可以不修。”其二、洋务运动中生产的军火武器，在对外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甲午战后一些洋务企业仍在继续兴办，使刘坤一受到一定的启迪。对洋务运动态度的转变，是刘坤一经济思想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的具体体现。
第二、浓厚的教育论色彩。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坤一的经济思想是一种教育论的经济思想。刘坤一虽称不上是教育家，但他擅长从教育论的角度对经济问题予以解剖，提出某些富于建设性的经济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刘坤一在西学修养方面的不足，使他的视野更为开阔。
刘坤一把中国经济的振兴与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一）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刘坤一指出：“学堂之设，为自强根本要图。”把学校教育同国家强盛紧密联系起来，这应当说是刘坤一的远见卓识。（二）把中国积弱的原因归之于缺乏精通实业的人才。“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三）改革教育——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1）针对教育中存在的严重弊端，指出学校“务在讲求实学”，“以成经济之才”。并且强调要“分门讲求实学”，才“有裨世用”，要在游学人员中专门选拔一批学农、工、商科的人才。（2）省城设高等学校。高等学校开设课程中除传统的经学外，还要增加格致学及工学等（含中外天文学、外国的理学、电学、力学、光学、测学和绘图学等）。（3）省设农、工、商、矿专门学校各一区，专以考验实事为主，机器、药料、试验场皆备。三年毕业后，农学派赴本省外县，山乡水乡，考验农业；工学派赴本省外县华洋工厂，考验制造；商学派赴南北繁荣口岸，考验商务；矿学派赴本省外省开矿之山，炼矿工厂，考验采炼。这种专门学校与科技实践相联系，推动部门和行业经济发展的构想也是符合近代教育规律的。（四）正确处理办教育与储才的关系。刘坤一指出，“应于铁路必经之地，设立铁路、矿务学堂，以聪颖子弟百二十人为学生，延洋教习课之，定以年限，届期有成，再令分赴各国印证，以储为己用。数年之后无须借才异域，而操纵由我，洋人可渐退于无用之地矣。”所有这些思想，无疑对脱离实际的封建教育制度是一巨大的冲击，且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还应看到，这些浓厚的教育论色彩，没有窒息刘坤一经济思想的真知灼见，特殊的视角反而促使刘坤一提出了某些充满深谋远虑的见解。
第三、开明的涉外经济思想。
刘坤一的经济思想具有独特风格，坚持的原则是捍卫主权，因势利导，为我所用，自新自强，实质上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近代应世方略在经济层面的某种变易，展示了开明进取的思想风骨。借取外债是其中的一个观点。对于修筑铁路，刘坤一认为应当设立铁路公司，“责成公司筹款”。特别是因“中国富商较少，刻难集腋成裘，非借款外洋焉能创此非常之业？”刘坤一还着重分析借债筑路的可能性。他认为“西人知中国铁路利厚，将来可以同沾，订借巨赀，当易集事”。在借债筑路问题上，一定要遵循“权柄仍在中国，使彼无所挟持”的原则。这样，借外债兴办中国实业，既弥补了中国资金的不足，体现了灵活变通的经世风格，又避免主权的丧失，显露出鲜明的自主意识。
中外合资是刘坤一涉外经济思想的另一重要观点。这主要体现在修筑铁路问题上。修建铁路，不仅需要巨额的资金，而且技术要求很高，单靠当时中国的技术和资金是难以胜任的。所以刘坤一设想：（一）铁路“兼招中外股资”，“股本既有洋人，局章自照西法”；（二）中国“熟手不多，不能不用洋人”。“今选诚实西人精通铁路者充当首领，各项以洋人提纲，华人副之，效则任用，否则辞退。”这种既招“外国股本”又使用外国技术人员的思想，对于近代经济的发展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第四、重视利用学会和学报作为舆论阵地。
创办学会和学报是组织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阵地，也是教育和诱使人们从事某项活动的场所。它们的成立和发展，对于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和理解。作为管辖中国富庶区域最高地方长官的刘坤一，急切期盼其辖区内的地方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因此，刘坤一上奏“农学会、农学报、商学会、商报，实所以联络群情，考求物产，於农务、商务不无裨益”，“恳请特旨，准其设报、设会”。
组办学会和学报，在19世纪末，还是比较新奇的事，刘坤一清醒地认识到它们的出现，对繁荣科学、昌盛经济，将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也可谓高人一等的见解。
第五、打击奸商欺诈行为，保护人民合法经济权益的思想。
19世纪末，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了开办公司的举动，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但确有不法之徒，以开公司作幌子，骗取银两，危及他人和社会，这种现象引起刘坤一的警觉。他认为：“奸商市侩，虚设公司、行铺，招来客商存款，希图倒骗巨赀，自开自歇，席卷潜逃，恃为得计，而存款之户，既已罄其财产，甚且酿成命案，近来迭有所闻，殊于商务大局生计有碍”；应当“申明例章，严定办法”，严加惩处。刘坤一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要那些开公司的遵循“例章”，进行公平正当的竞争，这有利于扫除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刘坤一经济思想特点的形成也并非偶然。刘坤一少年时为廪生，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初期，因其族侄刘长佑的援引和提拔，以秀才身份参加湘军，尔后凭其勇敢与才能，成为湘军楚勇的中坚分子，后屡被提升，由教谕、知县、知州和知府，继而荣任广东巡按使，出任两广总督、江西巡抚、广西布政使，署理两江总督，后因被弹劾免职返回故里长达九年之久，1890年底又重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的经历既坎坷，又充满传奇色彩。在近半个世纪里，他目睹了时代风云的变幻，经历了宦海的沉浮，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思想变化。
19世纪70年代末以前，刘坤一的思想从总体来看，属于保守状态。他对地方的治理，只不过实行传统的方法来维持统治秩序，只要不出乱子，就不会影响到他的步步高升。正是由于他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以后才受到异乎寻常的青睐。刘坤一得到皇帝赐予的官位时，所关心的是忠于朝廷，期盼管辖地区不要烽火四起。所以，直到刘坤一初任两广总督和江西巡抚期间，对经济活动，特别是洋务运动，持消极、排斥和反感的态度。在他看来，办洋务、开矿山，非但无益，反而带来祸患，这是思想极端保守的表现。
近代中国充满了动荡和剧变，19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边疆危机日益严重。刘坤一于1879年底调任两江总督。至1882年初，被免职返里。在两江总督任期内，刘坤一的思想变化颇大。如上所述，两江地处长江中下游，为中国最富庶之地。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对该地区的经济面貌、城市环境，以至于人们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两江最高地方官的刘坤一，所忧虑的不仅是稳定地方统治，更重要的是能否把辖区的经济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一步。要发展经济，必先寻觅其措施，促使刘坤一重新认识洋务运动的方方面面及其带来的社会效应，自然使他的思想认识发生较深刻的变化。由过去抵触和怀疑转变为支持的态度。为发展地方经济，刘坤一还要作全方位的考虑，除了对洋务活动的内容重新评价之外，还对其他方面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措施进行探索。在他九年后重回两江任职时，深感重任在肩，不能辜负“圣上”之恩。所以晚年重新被启用，刘坤一在经济方面的探索也更多一些，促使他的经济思想不断丰富，进一步深化和成熟。总之，历史和现实，加上刘坤一的主观努力，形成其经济思想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