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5年7月1日，广州军政府改名为国民政府到1926年12月国民政府议决迁都武汉，是为广州国民政府时期。这一时期是谭延闿积极投身国民革命，具体展布个人野心，纵横捭阖于国民党内，功成名就的重要时期。但是因其资料的缺乏，加之蒋介石这一军事强权人物的登台，遮掩了其在国民政府的历史影响，因而很少为人道及，即使偶而言及，也是将其作为蒋介石篡权的帮凶而加以否定，这是失之公允，且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而笔者拟就这一时期谭延闿的主要活动及其历史影响作一尝试性的探讨，略呈管见，以为引玉之砖。

    一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军胜利的基础上正式建立起来，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广东革命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国民政府建立后，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此一时期他对于国民政府采取的军民财政措施采取了积极支持态度。8月4日，谭延闿、许崇智、朱培德等联衔通电宣布：“实行中国国民党之议决案及训令，即日各解除所有总司令职务，自此以后，一切军事设施，悉受成于军事委员会……而完成国民革命之业。”26日，国民政府将在粤的各省革命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谭延闿率领之建国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兼任军长，鲁涤平任副军长，共产党员李富春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谭部被改编后，有一部分编余军官，需要进行安置和训练，经谭建议，决定设立“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由“湖南政治研究会”具体领导。湖南政治研究会系由当时在粤之高级军政人员所组成，以研究湖南革命运动为宗旨的一个团体。它受托主持讲习班后，即推定谭延闿、程潜、鲁涤平、陈嘉祜以及共产党员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等七人组成理事会，谭为理事会主席。另由李富春任讲习班主任。讲习班的主要任务是为第二军培养政治工作干部，同时也培养湖南地方骨干。学习班名义上由湖南政治研究会主持，实际上由毛泽东、李富春负责领导，李主持讲习班的一切事务，讲习班的教员中有肖楚女、恽代英、邓中夏、张太雷、熊锐等共产党员。湖南政治研究会和政治讲习班的成立，反映出谭延闿同共产党人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关系，他企图通过联共的政策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进而加强自己的军事势力和政治声望，谭的第二军也因此成为广州国民政府各军在领导的民主原则上最有代表性的部队。

    与此同时，谭又穿针引线，积极地推进两广的统一。1926年1月下旬，谭延闿同汪精卫、甘乃光等前往广西，以慰劳广西军民为名，谋求两广的统一。征得广西方面的同意，汪、谭和李宗仁、黄绍竑在梧州会晤。李、黄答应统一，并同意运用自己的影响对湖南、贵州进行争取工作，但对党务问题有所考虑，不同意派甘乃光前来插手广西的党务工作。谭延闿窥见出广西方面的这种隐衷，乃表示说：“广西好似一张白纸一样，你们要写什么就写什么，要画什么就画什么，不比广东那样复杂。”意思是说只要广西名义上统一于国民政府，至于省内的其他一切都可以自己做主，国民党中央是不会干涉的。因而两广统一后，广西的一切法令规章都由李、黄自行规定，只是将原来的民政长公署改称为广西省政府，算是统一于国民政府的一点表示，而全套行政班子一切依旧，国民政府派去组织广西省党部的筹备员也受到了李、黄的冷遇，军队的党代表制更以不合时宜而告吹。李、黄所抱的是“广西是我们的，军队更是我们的，只要我们加入国民党就是了，底下不能让你们插手进来。”从两广统一后，广西的这一情况而言，谭延闿的这种只求表面统一的妥协方案，首开了军人干政，新军阀割据称雄的恶例，也为后来李、黄新桂系成为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帮凶埋下了祸根。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谭延闿的这一弹性方案也是当时实现两广统一的唯一办法。李宗仁、黄绍竑等新桂系军阀之所以实行联粤政策，并不是他们诚心服膺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是欲借广州国民政府这面革命的旗帜找到一个出师湖南，争雄全国的借口，他们一直视广西为新桂系的禁脔，这在当时及其蒋介石统治时期都已做了证明。正是谭延闿这种妥协提议，使梧州会晤获得了满意的效果，从而促进了两广统一。两广的统一，壮大了国民政府的声势，也影响了西南其他省份的一些军阀向国民政府输诚纳好，这就减少了国民政府北伐的一些阻力，壮大了国民政府的力量，这种作用还是应该肯定的。再则，李、黄虽不希望其他人染指广西，但他们也不得不将某些政策做一些和缓的改革，以免与广州国民政府的差距太远。因而1926年1月国民党广西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组织的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中也容纳了几位共产党人，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共产党人在广西活动。因此，在1926年广西的工农运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大革命在广西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也不能不说是两广统一的功绩。

    二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虽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抑制了右派的分裂，取得了一定的胜利，随之共产党积极领导了工农运动，使工农运动如火如荼。但是，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握有军政实权的还是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三人。“政府主席汪精卫、军事部长谭延闿和国民革命军的总监蒋介石——成了解决军队生活中一切实际问题的最高决策机关，而军事委员会只研究总方针。”在他们三人中“汪精卫负责一切政治问题，谭延闿负责军需，而蒋介石总揽了一切军事行动问题、组织问题以及军队的训练事务。”蒋介石这个黄埔军校的校长，通过一系列的手腕，骤居国民政府要员的高位。第一、二次的东征，黄埔军队连战皆捷的神威，使他捞取了向上的资本。1925年8月，他借廖仲恺的被刺，乘机将国民党的元老右派分子胡汉民迫出国内，将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轰下台，夺取了粤军的指挥权，并兼任广州警备司令，后来又任第一军军长，提高到军事总监，统辖各军，成了军事实力派。汪精卫认为“任何蒋方势力的超升，都是对他在党的领导地位有必定性的威胁”，企图借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来抑蒋。谭延闿凭借他的第二军，以及与其接近的未培德的第三军和程潜的第六军，来充当汪、蒋的调停人。他虽对蒋氏势力的膨胀有所担忧，常对人说：“蒋介石的位置提得太高了”，想对其有所抑制。但是，汪、谭都是文人，军事非其所长。谭自进入中央，虽兼第二军军长，但他心性懦弱，患得患失，缺少铁的手腕，因此他们无法抑制蒋的势力。蒋介石看到革命势力的膨胀和各方来朝的大好形势，有损于他的独裁统治，于是决定实行新的冒险。1926年3月，他撇开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公开暴露了他独裁的面目。

    事变发生后，广大共产党员、工农群众和进步人士无不义愤填膺，要求制裁蒋的暴行。第二军的广大士兵和军官也纷纷表示愤慨，欲联合三、四各军共同讨蒋，谭延闿在第二军军官岳森等的催促下也准备上火车返北江防地正式发动。此时方鼎英前来二军司令部，二人谈及此事，方鼎英主张对蒋先礼而后兵，要谭马上提出顾全大局的意见，征求各军的同意，然后同去质问蒋介石，设法纠正他的错误。

    当日上午，经广州卫戍司令部马文车通电联系，蒋介石答应与谭见面。在交谈中，蒋对谭表示可以和平解决，允即下令戒严。并要谭带一封信给汪精卫，请汪谅解。于是，谭同朱培德一起去汪精卫处，将信给汪，并汇报说蒋介石已占了东门外造币厂的旧址做司令部，海军局长兼中山舰长李之龙已扣起来，至于第一军的党代表无论是否共产党已于昨天下午全体免职，概行看管。汪精卫听后很愤慨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谭延闿说：“我看介石是有点神经病，我们还是再走一趟，问问他想什么和要干什么再说。”谭延闿邀同朱培德又再次前往蒋介石处。蒋介石很巧妙地向谭出示了孙中山生前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今之革命委员会——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蒋暗示谭延闿应支持自己，而谭延闿对蒋介石的野心“自然多少感到不快”，但“决不会有逆水行舟的勇气”。

    这时，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领导人，压抑党内主张彻底揭露和坚决制蒋的意见。陈独秀派张国焘作为中共代表前往广州，他一面动员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妥协方针；一面对蒋进行所谓“亲善访问”，表明中共继续支持蒋的态度。苏联顾问对事变也持退止态度。3月22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代表去见蒋介石，询问“是对代表团中某些人的问题？或是对苏联全体的问题呢？经答复当然是对人，而不是对苏联全体为敌，他表示安心”。并且还按蒋介石的意愿将季山嘉等苏联顾问遣送回国。结果为了解释“误会”，在汪精卫的床前开了约一小时的国民政治委员会会议。在会上，蒋介石继续诡辩，坚持其无理要求，而苏联顾问索洛威耶夫仍没有站出来表明态度。谭延闿见苏联代表态度如此，也不敢有所表示。最后会议按蒋的意图通过了要求三位与蒋不和的苏联顾问回国和对共产党加以限制的决议。

    由此可见，在这次事件中，谭延闿的态度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的转变：首先是主张联合三、四各军武力反蒋；其次是居间调停，缓和矛盾；再次是迫于压力，迁就于蒋。尽管谭延闿的态度一次比一次软弱，但是我们不能忽视造成谭态度改变的诸多外来因素：一、谭的放弃武力反蒋除了方鼎英的劝说所起的作用外，其重要因素是当时二、三、四、六各军大多驻防在广州城外，蒋介石的全城戒严，割断了各军指挥官与部队的联系，使他们难以马上集结；加之当时广州各派政治势力由于事起仓促，来不及制定应付时局的良策，也无法做出任何有效的反应，这不能不使谭延闿调整自己的态度，放弃武力反蒋的打算。二、谭的居间调停对于缓和当时广州城内的紧张局势，协调各方意见，弥合国共关系，无疑有过积极的作用。“中山舰事件”后，不管是汪、蒋，或是苏俄、中共都处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谁都不敢做出轻率决定，各自箭拔弩张，但又害怕流血冲突；想和平解决，但又拉不下脸面。在这种情势下，如果无人调协，势必以武力做最后决断，然鹿死谁手，谁也难以预料，孙中山历经艰辛促进的国共合作及其带来的大好革命形势能否延续，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能否进行，谁也不敢肯定。因而我们不能忽视谭延闿居间调停对于打破僵局，延缓国共合作关系的破裂所起的积极作用。正如中共派往广州活动的张国焘所言：“谭的政治手腕老练圆滑，他常滔滔不绝地安坐漫谈，除斤斤以大局为重外，不大接触实际政治问题，但就在他这种谈笑风生的谈话中，产生了调协作用。”而且，谭在调停之初，为了防卫蒋介石的武力胁迫，仍旧作了应变的准备，他曾经叫陈公博通知鲁涤平和黄衡秋（第三军参谋长）“吩咐军队准备，以备万一之变。”由此可见，谭在事前既无与蒋勾结的嫌疑，事后也无与蒋同流合污的打算，他的居间调停是在武力作基础的前提下，摸清蒋的真实意图，防止事态恶化的一项积极行动。三、谭的迁就于蒋，虽然含有明哲保身的自私意图，但主要责任不在于谭。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与苏俄对事变的态度，就注定了这次事件的妥协结局，而谭延闿至多不过是促进了这种妥协结局的最终完成。苏俄顾问的一再退让和中共代表的妥协方案不能不影响谭、朱等人处理事变的态度，他们既然不能搞掉蒋介石以取而代之，那么就只好给蒋卖个顺水人情，好使自己处于灵活地位。因而对谭延闿的迁就于蒋，应该放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中来加以考察，而不能武断地将其作为蒋介石篡权帮凶的一条罪证。

    三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离职出国，谭延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之职。5月，蒋介石又抛出《整理党务案》，进一步排挤了共产党人，将其义兄张静江捧出来担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他自己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等职，进而篡夺了国民党的党权、军权。谭延闿在张、蒋内逼外攻的夹缝中，为稳固自身的政治地位，一方面继续凭借自己的政治影响，拉拢二、三、四、六各军作为自己的军事依傍；另一方面又极力支持苏俄和中共，力图平衡各派政治力量，以牵制蒋介石势力。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扩大自己政治影响的措施。

    一是继续奉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争取苏俄和中共的支持。《整理党务案》后，谭延闿除任国民政府主席之职外，还兼任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谭延闿深知他的政治地位的取得是各派政治势力妥协的结果，只要保持国民政府各派政治势力的均衡，他的政治地位就不会发生动摇，如果一旦倾斜，他就有被取而代之的危险。而当时威胁他政治地位的最大敌人是已握有军政实权的蒋介石，因而只有利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才能达到制衡蒋介石的目的。鲍罗廷正是抓住了谭的这一心态，达到了再度左右广州政局的目的。正如王健民所言，鲍罗廷“对国民党之党、政、军均可过问，且几乎完全在其操纵之下。其操纵枢纽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之政治委员会”，“鲍罗廷的操纵政治，还在于他的技术。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他多数是列席的，对于小事，他都没有意见，但每逢大案，他必预先和出席的人们个别交换意见，等到大家都无异词，或大多数没有异议时，他才以顾问的资格提出。因此鲍罗廷所提的建议没有不通过”。由此可知，鲍能够重树威信，除了他个人操纵政治的技术之外，还与谭延闿的支持不无关系。作为政治委员会主席的谭延闿对于政治委员会的决策拥有最终的裁决权力，他的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会议的结果怎样。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谭延闿到底给予了他多大的支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谭延闿至少默许了他的这种做法，没有给其发展革命势力设置障碍，因而使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在经过中山舰事变打击后有了一定程度的复苏。

    二是积极支持北伐。1926年，冯玉祥的国民军在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下，节节失利，相继丢失了山东、河南、天津、直隶、北京的地盘。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决定同南方合作，共同反对直奉军阀。6月，赴苏考察的冯玉祥特派刘骥、李鸣钟为全权代表由莫斯科去广州，与国民党中央接洽国民军入党手续，并与国民政府商定共同革命计划。刘、李到达广州时，受到了谭延闿和张静江的接见。谭对刘谈及北伐军事进展顺利，并望冯“早日回国，联合起来，共同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刘转达冯的意愿，希望国民政府对北伐军事作一通盘筹划，给国民军以物质上的接济，使国民军和国民革命军配合作战。谭对此表示完全赞同，并表示在条件许可的时候，一定对国民军尽力支援。通过协商，谭延闿、徐谦、宋子文、孙科与刘骥、李鸣钟等达成了两项协议：第一，冯的国民军接受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二、国民政府对于国民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给予同等待遇。从此，冯的国民军同国民革命军正式联合起来，从南北共同打击直奉军阀，配合进行北伐战争。

    三是赞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1926年10月，北伐军继攻克长沙、岳阳后，又攻克了湖北重镇——武昌城。革命的中心迅速转到了长江流域，为了就近指导革命，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在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之后，12月5日，国民政府全数北迁，谭延闿、张静江等一行人路经江西南昌时，蒋介石为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目的，不许他们前往武汉。张静江被其软化，而谭延闿在中共和苏俄的争取和帮助下，仍然坚持了迁都武汉的原则立场，并积极做说服蒋介石的工作。蒋还威肋谭延闿说“鲍罗廷现在武汉指挥共产党，倘到武汉，必遭共产党扣留”。但谭延闿没有听信蒋的离间之计，毅然带领何香凝、李烈钧等人到达汉口，为表示自己的左倾，坚决拥护革命，谭乃改号为“左庵”。从而给蒋想挟持国民政府以自重的阴谋予以了沉重的打击。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是谭延闿一生中又一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如果说清末的立宪运动完成了谭延闿由封建文人向资产阶级立宪派的过渡，辛亥革命又使其由资产阶级立宪派开始了向封建地方军阀的转变，那么这一时期则是其由地方军阀转向热心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左派的重要阶段。当然这一转变不是其思想变化的自然体现，而是诸种无奈的客观因素促成的结果。首先谭延闿三次督湘三次被逐，使他不得不改变自己追求的目标，选择新的归宿。其次谭所率领的建国湘军初到广州时，“即欲谋一宿营地，亦不欲得”的尴尬处境使他深知要在广州立足，就必须借助孙中山的政治威望，拥护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再次，国民政府内部政争剧烈的复杂形势和蒋介石军事势力的过于膨胀以及目中无人的军事强权行为，迫使谭延闿在不偏不倚的一贯原则下适时左转。利用左派势力，压制蒋介石，以求自保。正是这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决定了谭延闿不是一个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国民党左派，而是一个优柔寡断，患得患失的功利主义者，因而后来宁汉合流，谭首先屈服于蒋介石的强权，委身于蒋的卵翼之下，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旧不能忽视他在这一时期所起的客观作用，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他在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他的联共政策从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民主化改造进程，扩大了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影响。他促进的两广统一，虽然流于形式，但对于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进行北伐无疑意义重大。他在中山舰事件中的居间调停避免了国民政府内部火并的惨剧，延缓了国共两党关系的破裂，而国共关系破裂的迟早直接影响着中国革命发展的进程。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中山舰事件中，谭延闿的调停对稳定广州国民政府所起的积极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客观效果。谭所推动的北伐战争和支持迁都武汉，客观上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蒋介石专制独裁的气焰。因而谭延闿在这一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这是他一生最光辉的一页，应该给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