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人凤（1860——1920）湖南省新化县人，原名有府，字符善、又字石屏，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影响，变法失败后迅速走上革命道路。最初，他从事会党工作。1906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参加了同盟会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后，谭人凤参加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反抗北洋军阀的斗争，为创立民国和捍卫民国立下了卓著的功勋。谭人凤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他的思想颇具特色。但是至今学术界很少有人问津。本文试以论述谭人凤思想的特色，作为引玉之砖。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但辛亥革命时期的大多数革命党人对此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许多人认为，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目的既达，建没共和，自有人在。”谭人凤却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只有革命党人掌握了各级政权，共和制度才有保障。他的政权要掌握在革命党人之手的思想超出了一切革命党人。
众所周知，武昌起义后，由于年轻的革命党人缺乏正确的政权观念，错误地认为必须有一个名望大的人物作领导，才能产生大的影响，于是拥立一贯反对革命的清军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的都督、对以后的局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谭人凤为革命党人没有掌握住湖北政权一事非常惋惜，每当忆起这件事就耿耿于怀，直怨言于宋教仁未及时成行。他说：“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施而副总统，旋而大总统，居然命世之英。而察其前后事功，汉口由其犹豫而烧，赣宁由其反对而败（即二次革命——引者），国会由其违法怕死而解散。推其祸始，则皆宋钝初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黎无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
武昌起义后，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急起响应，杀死清军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建立起湖南军政府，焦、陈二人分别被推为正副都督。湖南立宪党人谭延闿等阳为附和革命，阴为篡夺政权、将旧谘议局改头换面为参事会，以“军民分治”的方法限制都督的权力，“都督欲拍一电，亦必经该会盖戳，始得发行。”谭人凤在武昌闻讯湖南政局不稳，立即向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领得快枪两千支，子弹二百万，率领陆军第三中学的学生回湘，准备给湖南革命党人以强有力地声援。他到长沙的当夜，就去找焦达峰等谈话，“现在立宪派又要搞假民主借尸还魂了，你们必须注意。”指出现在“是军政时期、一切应集权于督署。谘议局的人，多半是宪政会分子，事事阻挠，恐非湖南之福。”他要焦达峰“采取断然手段，以解决这个议事机关。”但焦达峰等年青革命党人对政权问题认识不足，惧于立宪派的声望，迟迟不敢下手。而立宪派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杀死焦达峰陈作新，湖南军政府遂为立宪派所掌握。焦达峰在被害前懊悔地叹道，“悔不听谭石屏之言，先除若辈，今竟为若辈所算。”湖南是许多革命党领袖的家乡，湖南政权被立宪派篡夺，使谭人凤十分伤感，对谭延闿的卑鄙行为非常愤怒，称之为“弥天罪案，”湖南政权革命党人得尔复失，是“天翻地覆颠倒颠。”
政权要由革命党人掌握，这是谭人凤非常明确的思想。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南京临时政府组建时，他却力违众议，反对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而主张选举黎元洪。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但谭人凤如此主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为黎元洪“既昌首义功，自应使其过渡，而后可移湖北地位于党人。加以中山不悉国内情形，临时政府初起事艰，决难任胜，不如以全权大使分聘列强，备为异日正式选任。”谭人凤的这个主张，过去被大多数人所否定。我认为他的主张是很有见地的，与他的政权要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的思想是一致的。当时的形势是，虽然黎元洪被迫参加革命，但终有首义都督之名，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其影响声望也越来越高，在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备过程中，他的声誉，甚至还超过了革命党的领袖黄兴，谭人凤认为不如乘势就势，拥黎元洪做临时大总统，革命党人则利用掌握的实权，将其驾空，使其成为一个徒有虚名的过渡总统，而革命党人可由此夺回湖北地方实权。至于孙中山，待时机成熟，再选作民国的正式大总统。可惜革命党人都没有象谭人凤这样站得高，看得远，他的建议，不但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反而遭到了大家的厚非。后来，历史的发展，证实了谭人凤的远见卓识。黎元洪在湖北都督任上，扼南北之要冲，与革命党交恶，与袁世凯相勾结，给革命事业造下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谭人凤在总统选举时反对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而当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他却极力拥护。当清帝下诏退位，孙中山要辞职让位于袁世凯时，谭人凤坚决反对，并对力促孙中山辞职的胡汉民、汪精卫非常不满，对他们的行为痛加抨击，“精卫、汉民，中山之张良、陈平也。精卫在京，既与袁克定商约调停，许推袁世凯为大总统，又附合汉民、君武等意见，推中山上台。何为既登台矣，则应极力夹辅，求达最终之目的，方闻宣统退位诏一下，精卫急欲践前言，汉民亦极力对中山辞职，狐埋狐猾，二人尚如此，又何怪朝秦暮楚之各议员？是尤中山之始料所不及也”。这时，对孙中山旬日之间的辞职表示惋惜，“所惜者以全国信仰之人不得本其次望学问魄力，备正式之选任，而仍以挂名九十日之大总统牺牲之，则不得不怪当日之纯以感情用事，极力怂恿者为大非也。”
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其他人选上，谭人凤主张全用革命党人。他对孙中山、黄兴没有委有思想、有学问、有才能的同盟会的骨干宋教仁以重任；仅以一法制局局长敷衍了事的作法愤愤不平，而对立宪派、旧官僚“汤化龙、汤芗铭、刘冠雄辈，反特邀提擢”的作法提出批评。这些批评有些显得过分一些，如宋教仁初被提为内政部长，只是由于宋力持内阁制，有人以为他在谋总理位，因而未被通过而作罢。有些批评还是有见地的，指出了孙中山、黄兴在组织政府时指导思想的失误。他们力图笼络社会名流，兼顾各方，希望立宪派、旧官僚通力与革命党人合作，但这种指导思想实践证明是失败的，立宪派、旧官僚不但不与革命党合作，还从中作梗破坏，加速了临时政府的失败。
辛亥革命以袁世凯取代孙中山而宣告失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总统职后，指定唐绍仪组阁，南下接收南京临时政府的权力。当谭人凤听说唐绍仪为总理、段祺瑞为陆军总长时，愤怒非常，发电通告全国，反对反革命分子掌握政府的要枢，“举十余省绞脑流血光复之奇勋，拱手让选于杀害民军之公敌……引公敌为公仆……不独粤省不承认，鄙亦不赞成。”但当时局势一定，非少数人所能挽回，他的呼吁虽然没有起任何用，但很明显地说明谭人凤对政权转移的态度。
临时政府北迁，中央政权被袁世凯所篡夺。而长江以南的上海，江西、安徽、湖南、广东等地方政权还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特别是革命党的第二号人物黄兴为南京留守，手握七省兵权、统率着几十万革命军。如果革命党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和巩固地方政权，以此监督监视袁世凯，民初的政局或许会出现另一种状况。但革命党人一则经受不住袁氏中央的压力“拥兵自卫，”“破坏统一，”一则对政权问题认识的不足，多有放弃政权、濂身而退的想法和举动，先有上海都督陈其美请辞都督职于前，继有黄兴力辞南京留守于后，革命党控制的地方政权也将丧失。谭人凤在中央政权丧失后，他竭力为保住革命党仅有的几处地方政权而努力。他尖锐批评上海都督陈其美，“如认为大功告成，可以奉身而退耶，是为不智；知而放弃责任，听其糜烂，是谓不任；畏其难而希图苟安，是为不勇；……”当他听说黄兴辞南京留守电发出后，急忙赶到南京责问，“阁员去职后，所恃以保障共和者，君一人而已，何忍放弃责任，博功成身退之虚名。”为了帮助黄兴摆脱危机，他电袁世凯，表白“革命党断无拥兵自卫之心，”还建议改委黄兴为江苏都督、使其有财政实权。为此，他还专门跑到北京，要袁世凯收回取消黄兴留守的成命并“代为解困”他幻想袁世凯为革命党保留一些政权，不免太天真了。但他要革命党人保留住革命失败后的一些地方政权，以利再图，还是应于肯定的。
谭人凤的政权要掌握在革命党手中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他在辛亥革命时期为革命党人夺权保权所作出的种种努力，虽然一次一次的失败，但都有一定的价值，不失为正确的见解，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反对任何妥协，坚持彻底革命，是谭人凤思想的最显著特色。
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纷纷响应，月余之间革命烽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乘辛亥革命爆发之机东山再起的袁世凯，在武力镇压革命的同时玩起了和谈阴谋。南方革命党人一方而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力，一方面由于多数党人主张从速结束革命，以避免列强干涉，于是和袁世凯开始了南北和谈。一部分革命党人反对议和，其中以谭人凤持之最力。他说停战议和“实堕虏计而懈士心，”是“大错特错，”力主整军北伐。他清醒的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认为举兵北伐，定获全胜。从武昌方面来说，增援武昌的各路援军有沈秉堃统率的湘桂联军。马毓宝率领的赣军以及黎天才的滇军等，“鄂固无虞矣。”南京方面，齐集在南京城周围的有浙军、沪军、光复军、铁血军、卫戍军等不下十余万。此外，广东、福建、浙江等省还在继续派兵，兵力可谓雄厚。北方各省，太原、长安已光复，山东有烟台刘基炎独立，河南有王天纵举兵，直隶滦州兵变，关外蓝天蔚正谋大举，整个形势对革命党十分有利，“使南政府毅然攻击，以援鄂各军出武胜关，直趋河南与山陕义军合，以南京集合各军分配前敌，三路夹攻徐州，分一支捣开封，与鄂军合，一支由京津取济南，与齐鲁义军合，行见北方健儿群起响应，袁且将为瓮中之鳖矣。”谭人凤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所设计的北伐方案是积极的。但当时和谈局势一定，谭人凤无能为力。南北和谈中产生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和清皇室优待条件。谭人凤反对尤为激烈，“条件备极优隆，旷古未有。”“夫君主、民主国体绝不相容，总统，皇帝名称自不能两立，今总统之外，再拥皇帝，非驴非马，”舍此条件不论，“惟有激励各军同时北上”直捣黄龙，求得革命的彻底胜利。孙中山赞许他的意见为“卓识伟论。”但局势发展到此，已无可奈何。
临时政府北迁后，临时参议院增补了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方数省的参议员，革命党在参议院中的力量大为削弱，其席位与倾向袁世凯的共和党相差无几。为把同盟会建设成第一大党，在即将来临的国会大选中获胜，进而组织一党内阁限制袁世凯总统的权力，利用议会的讲坛与袁世凯作合法的斗争，同盟会实际负责人宋教仁施展政治家的手腕，合并了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不久，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大选中获胜。但是，国民党在改组过程中，为了扩张党势，拉选票、争势力，不惜降低纲领，放弃原则，把一些官僚、政客及“跋扈之武人、市侩之商贩，皆挽杂于其中。”甚至连袁世凯的走狗赵秉钧等也强行拉入，这就大大减低了同盟会的革命性。谭人凤对此事极为不满，“吾当日对于国民党，始终置身局外，不表赞成，在京在湘，且以狐群狗党目之。”表示了他坚持原则的坚定性。
袁世凯窃国后专制独裁，扼杀了一切民主制度后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推行帝制，遭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反对，云南护国军首揭讨袁大旗，各省纷纷独立响应。谭人凤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护国讨袁斗争。他致函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建议他“肃清巴蜀，楼船东下，便收荆襄，以临武汉，挈湖湘之子弟，会中州之豪杰，直抵燕云，以诛元凶，静海疆之尘气，荡专制之毒螫。”他自己虽年老，“但雄心未已，一息尚存，当提挈同仇，身当前驱。”不久，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谭人凤认为“首恶虽殂，群凶尚在，”主张穷追猛打，彻底消灭袁氏走狗爪牙，“永绝乱源。”但局势的发展，不象谭人凤所料想的那样。袁世凯死后，南北武人官潦政客互相妥协，护国战争结束。谭人凤对护国战争如此“不痛不痒之收场”非常不满，认为与辛亥革命时的妥协如出一辙，“前车既覆，后辙仍蹈，革命弱点，昭然若揭。
护法运动之初，粤桂联军下长沙破岳州声威大振，北洋军丧胆节节败退。谭人凤欢喜异常，数日内向西南各军领导发电数十封，劝他们“长驱直进，规复武昌，以求根本解决，”千万不可“半途中辍”。尽管谭人凤函电来往，大义规劝，可诸路军队无一响应。西南军阀假护法之名，行地方割据之实，他们之所以对北洋军作战，完全出于自己的私利，是为了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当战争取得一定进展之后，他们不是去再接再励，而是以此作为同北洋军阀讨价还价的本钱。南兵进占岳州后不久，就与北军停战议和，排斥坚持护法的孙中山，致使护法运动终归失败。谭人凤指望他们求得革命的彻底解决，无疑于缘木求鱼。
纵观历次革命斗争，谭人凤无不坚持斗争，反对妥协退让，这种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他的思想‘也代表了一部分激进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就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整体来说，这个阶级是一个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但资产阶级的某些个别人物，其两面性表现得不十分突出，他们是意志坚定的革命背。在他们身上充满着勇敢刚毅之气，没有丝豪妥协懦弱的表现，他们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有着强烈构追求和向往，为了把中国建成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置自己生死名利于不顾，一直坚持斗争，革命高潮如此，革命失败后亦然。谭人凤就是这一部分资产阶级杰出代表。
谭人凤颇具特色思想的形成，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读了几年书。做过几年私塾先生，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很深的矛盾。因此革命热情高，意志坚决。
其次是谭人凤年长，阅历丰富，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较强。谭人凤虽然不是首批同盟会会员，但他在十九世纪末就走上了反清道路，是革命党中最早从事会党工作的主要人物之一，华兴会长沙谋举，谭人凤曾图谋响应，加入同盟会后，几乎参加了同盟会领导的全部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后又参加了历次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有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
第三，谭人凤性格倔强，风操骨骾，从不附言趋事，认识问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其个性特征表现得特别明显。如上所述南京临时政府选举总统时，他力违众议，主张选举黎元洪。宋案发生后，他既又反对黄兴的法律解决，又反对孙中山的空言举兵，而主张促成湘、粤、滇三省独立，兴师问罪讨袁。他说：“孙先生之说空论也，两师兵从何而来？黄先生之谈，迂谈也，法律安有此效力？愚见以为宜遣一使促湘粤滇二省独立，再檄各省同兴问罪之师，以至仁我至不仁，必有起而应之者。”当黄兴担心宣告独立，袁世凯将借口破坏统一而用武力压迫时，谭人凤激昂地说：“公道在人心，曲直是非已大白于天下、袁欲出兵，不特师出无名，且借款未成，每月政费尚无着，兵费从何而来？滇粤远在边陲，中央鞭长莫及，湘省即当冲要有赣皖可以屏蔽，亦可无虑，夫何惧之有？”谭人凤的主张，在宋案发生、全国舆论沸腾，形势于革命党十分有利的情况下，确实是值得考虑的一种方案。
第四，未操实权。谭人凤在革命党中，年纪长、资历深、名望高，可谓德高望重，但他怀才不遇，除中部同盟会的短暂时期外，他一直未操实权。同盟会时代，向以孙中山、黄兴为核心。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策和北洋军阀政府都没有给其适当位置，没做过实际官吏。他的思想，不受外界的影响，不受其他条件的制约，因此，他的思想，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他个人的思想。深入研究谭人凤的思想，对于辛亥革命史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