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1879—1930），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他出身官宦之家，但素以开明博学著称，曾是著名的湖南立宪派领袖。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他抛开了温和的君主立宪主张，先后担任过湖南参议院议长、民政部长等职务。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罹难后，他又继任都督。谭在其一生中，曾三度督湘，历任国民党中枢要职。本文仅以他在第一次督湘期间的活动为考察对象，希冀对这一时期的谭延闿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一
谭延闿第一次督湘，时间虽不及两载，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及外交诸方面却颇有建树。
政治方面：实行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其一，以《临时约法》为依据，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立法机关——省议会；还设立了专门的司法机关——司法司。另外，鉴于民国初建，亡清法律多不适用，谭延闿令司法人员编订新刑律，力求符合新的国体和政体，制定成新的《湖南现行刑法》，还成立了长沙律师公会，颁布律师章程。这一切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开新风气的意义。
其二，谭政权致力于革除封建旧习。“湖南反正后，人心望治，尤望除弊，故军政府以剃发、放足、禁烟三者为首先推行之治”。对于作为满清标志的辫子，下令“凡军民人等，所有辫发，限三日内一律剪去，否则由警察干涉之”。为肃清妇女缠足的陋习，在风气闭塞的地方设立放足会以示倡导，还通过议案明确规定禁止缠足。光复各省中，湖南各属抽烟种烟的风气，最为普遍，影响治安与人民生计，莫此为甚。谭政府规定，“凡各州县及乡镇遍设禁烟分局，编查户口，施放戒烟丸药，禁止苗种，限以民国元年底烟种尽绝，过期有犯，辄枪毙，令甚严”。当时的《长沙日报》、《民立报》等报纸中湖南处决烟犯的报道比比皆是，政府甚至不惜调动军队与抗令的烟民大动干戈，造成流血事件。谭延闿厉行禁烟，成绩斐然，以至于英国专家来湘调查烟禁，也不得不承认湖南“确已将烟苗铲除净尽，毫无罂粟”，并将湖南归于“无鸦片种植省份”，湖南厉行烟禁堪称全国楷模。
其三，谭政权还采取一些扬善抑恶、汰冗去嚣的措施。将县属旧有机构一体改设总务、财政、教育、民政、警察五科，各司其职。为树正气于社会，引发人们对革命烈士的敬仰之情，谭下令大建烈士祠，将庚子以来到此次光复诸烈士祀于祠内，并将刘道一、杨卓霖、禹之谟、陈作新等烈士灵柩迎葬于岳麓山，以宏扬潜德，俾垂久远。此外，女界新气象也颇为引人注目，提倡女权之妇女团体纷纷建立，如湘省天足会、女国民会、女子参政同盟等等。这些团体都得到过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活动频繁，为当时全省风气增添了一抹盎然春意。更值一提的是，这时“男女交际自由、结婚自由、男女平权的呼声很高”。总之，谭政权在政治方面的种种措施，无不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和打击，使湖南政治具有较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气息。
经济方面：其一，大力整顿财政。改湖南官钱局为湖南银行，设立其它银行十余家。据1931年的《湖南年鉴•湖南财政史略》载：“民国元年，谭延闿主湘政，始订收支会计科目，改用银元为货币单位，并由湖南银行发行银元、铜元。另更划分国地两税，另组国税厅筹备处，旋复成立湖南矿业、实业银行，并许发行票币以活泼金融。”由上可窥见谭当时对湖南财政的作为。为解决省库空虚的问题，谭政权决定就省城设立筹饷局，开办国民捐以资挹注，“大募富民钱饷军”。同时采取发行公债的办法，按其认捐数目一律换给公债票，分年摊还。如热心爱国拒收公债票，则颁给徽章以示荣誉，国民捐款异常踊跃。为裕财源，谭政府还实行“减政主义”，归并司院，如不宜裁撤的则拟合署办公，政府官员“无特别学识者一律裁汰，以免滥竽而资节省”，而都督府各部职员“原尽义务，经元四月始议薪资”，但水准也相当低，都督谭延闿本人则“纯尽义务，毫未支取”。另一方面，谭政权还革新田赋制度，改良田赋征收，厘除积弊。1912年初，都督公署颁布《湖南田赋新章》，废除了由历史上承袭下来的苛细扰民的“粮书”制度，农民缴纳田赋的手续较前简便。同时，它将田赋数额固定下来，由政府统一征收，取消其它各项附加税，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符合其与民休息的愿望，也大大充实了省库。改革的程度虽然有限，但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是走在前列的。
其二，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大兴企业。民国肇建，舆论普遍认为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业已达到，惟民生一项尚须努力，于是从上到下，兴办实业的呼声高唱入云。湖南资本主义工商业素称落后，谭延闿在此实业热潮中“主动地鼓励资产阶级工业化”。谭上任不久，便废劝业道，在民政司添设实业科，下设农、商、工、矿四课，元年元月，又将实业科升恪为实业司。时值百废俱兴，湖南实业机构的设立，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这不仅为旧政权所不及，也为开发湖南实业进行了开创性的奠基工作。为抵制外国资本和商品的侵略和倾销，谭本人与黄兴等发起了洞庭制革股份有限公司，还成立了提倡国货会，谭与黄兴同为该会会长。湖南工业总会还设立工钱局以提倡工业，各种公司如雨后春笋纷纷挂牌成立。1912年，谭委任辜天佑在长沙戥子桥工业学校开办湘军工厂，为我省生产五金用品的先导。总之，湖南“自辛亥以来，发起工厂企业得到很大的动力，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其最大的目的是尽可能使湖南在工业上不仅不依赖外国，而且不依赖其它省份”。这时期的湖南矿业和商业也颇有起色。对交通业的发展同样给予了相当的重视。1913年春，设立湖南军路局，以省方收入节余，建筑长潭军用公路，此为湖南建筑公路之始。
军事方面：谭延闿在扩充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湖南光复后，焦、陈把军队扩编为四个师，谭继任又发展为五个师。各师官佐多为革命有功之人，骄兵悍将，纪律荡然，且各师兵多械少，有名无实，虚糜国帑，谭延闿以“长此罗掘以养兵，终恐财穷而召乱”，乃视裁兵节饷为要务。1912年5月，黄兴在南京大裁兵，谭“景慕不置”，遂决定厉行裁兵。谭这次裁兵借助于客军陆军第八师赵恒惕旅以资镇慑。1912年10月底，已将原有的五个师四万数千人全部遣散，剩下的巡防备营改编为省守备队四十一营。同时，谭把赵旅正式扩编为湖南陆军第一军，大加培植，这支部队对巩固谭氏政权起了重要作用。此次湖南裁兵获大成功，退伍条件也特别从优，“兵士可藉此以谋生，国家仍可临时召集”，谭氏认为“实于国家前途，个人生计两有裨益”。我们认为，各省在辛亥革命初期，临时广召军队，以打击满清顽固势力，这是非常必要的，而随着战火逐渐熄灭，新生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继续维持战时庞大的军队似无必要，故而裁军为当时各界人士所接受。裁兵前，程潜也认为：“凡是爱国的人，都认为湖南应该裁兵。”此外，裁军在当时不仅可以轻民负而裕财政，还可有效地控制局势，安定地方。谭曾说：“吾湘裁军以求和平。”虽然这中间包含着对袁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自己裁军便可感动袁世凯，且还有法律足以制袁，但总的来说，裁军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其进步作用还是主要的。
文化教育方面：谭延闿素来注重教育，做都督后，对成效显著的学校无论公立或私立，都大加奖掖，使私立学校大为景气。“长沙有名的四个私立学校：周南、明德、楚怡、修业，受到官方常年津贴，是谭第一次督湘时批准的”。谭对高等学校的创办也是不遗余力的，光复后，美国雅礼会原在湖南开办的雅礼大学向湖南当政者商谈设立湘雅医学院及湘雅医院，由于开办费过巨，政学各界人士大多反对，唯谭主张成立湘雅最力。1912年，谭将湖南实业学堂改名为高等工业学校（即湖南大学的前身），曾一次拨款五十万元，为该校向外国购买教学科研用品，这在当时国内各学校中是罕见的。由于谭延闿这种重视教育的政策，辛亥革命前后，湖南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全省学校由2192所增为2909所，在校学生由84696增为123901名，经费由1700069元增为1943161元。谭氏还注重培养高等人才，广送人员往东西洋官费留学，对留学人员爱护有加。
谭延闿还大力提倡舆论自由，新办了《国民日报》、《湖南公报》、《大汉民报》等十多种报纸，报界日趋活跃，呈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外交方面：谭延闿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帝侵略和力争主权的立场上。英国驻长沙领事抱怨湖南的官吏“把条约的规定视同障碍，竭尽可能地回避它”，并指责《长沙日报》上的反帝言论。谭政权规定不许外人在省内营业，购地建筑房屋，并通饬居民不得租赁房屋与外人。由于外人游历中国，常常声东击西，醉翁之意不在酒，谭政权规定凡有游历之外人，游历范围限于其护照所注明，不得旁及，且需同时具有中西文以便稽查。谭政权还严禁奸商私自与外人订约出卖国家权益，从中渔利。在外交纠纷中，谭同样针锋相对。1912年曾发生荷官虐待华工草菅人命一案，谭通电为“海外同胞哀号请命”，义正词严提出交涉条件，并指出“此事于民国前途华侨生命关系非浅”，应毫不退让，表现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
综上所述，谭延闿在政权建设方面是有所作为的。谭政权坚持反清共和，无疑是一个革命性质的政权，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从政治上，经济上取代封建地主阶级的强烈愿望，呈现出勃勃生机。当然它也不乏封建因素，但这是当时大多数军政府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不影响其整个政权的性质。总之，我们对辛亥革命时期的谭延闿政权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二
谭延闿临危受命，处乱不惊，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胆略和才识。他的视线并不拘泥于本省，也不局限于眼前，而是洞悉大局，高瞻远瞩，从容肆应。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其一，湘军援鄂。湖南军政府成立后，焦、陈便以援鄂为主要任务。谭氏上任后，湖南局势逐渐稳定，湖北战事却日益吃紧，黎元洪不断来电请援，谭决定在军事、财政和物质等方面大力援鄂。他着手整编湘军之二协一标，在黄兴寡不敌众，汉阳前线苦战失利，清军着着进逼的危急时刻，谭敦促因事逗留在途的第一批援鄂湘军王隆中部火速开进，于十一月二日到达武昌；又派出湘军第二师第三协甘兴典部四个营星夜驰援，这两批湘军是黄兴赖以防守汉阳的主力。紧接着，谭又派出第三、四批湘军赶赴武汉前线，“以新募之兵留守省垣”，精锐之旅悉数北上，“以便早歼清兵，戡定大局”。同时，努力改善应援部队装备，第三批援鄂部队已经有了山炮数门。此外，谭还令军务部挑选精锐新军，编成敢死队一营，直赴武汉前线。敢死队员们无不以一当十，击毙清军达三千人，自身也死伤惨重，安然无恙者仅六人。这六人回湘后，又组成敢死军一队，以巡防营队长徐鸿斌为队长，谭令仍赴鄂作战，后徐在前线英勇捐躯。
谭延闿还调送大批物质及粮款支援湖北战事，共计子弹数十万发，机关枪一批，大米一万三千石，面粉五百袋，油三百八十篓，汇款五十万元。另外，他还电约其它各省增援武汉。他对首义之区的援助是全力以赴的，连对其有敌意的王隆中也说：“谭都督对湖北，如同湖南事情一样，不分彼此。”
当时湖北方面重兵压境，苦苦支撑，湘军来援对之无异一支强心剂，大大安定了武汉人心，使民军精神为之一振，黄兴更是“喜形于包，以为恢复汉口，击灭汉奸，可以犁庭扫穴，立功竟志”。事实上，“阳夏之战，将近月余，民军中之援鄂者以湘军最得力，九月初旬，非湘军冒死力御，汉阳即已不守”。汉阳之战能在黄兴指挥下坚持一个月之久，对促进各省革命党人响应，保全民国，起了重大作用。而三湘志士奋勇当先，浴血奋战，对稳定武汉战局，巩固首又成果，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二，策动邻省反正。谭延闿意识到仅凭两湖力量与清廷对抗定难持久，便把眼光转向其它尚未行动的省份，来了一个大策反。他凭借各种关系，或“飞书知旧”，或派员运动，晓之大势，喻以大义，敦促其它地区“乘时响应”，反正独立。首先派庞光志率领一标军队援蜀，助其早日独立。广西巡抚沈秉堃是湖南善化人，新军协统赵恒惕是衡山人，谭即派罗松涛前往联络，说服其同意响应。掌握巡防营的藩司王之祥是湖南民政司长刘人熙的妻弟，二者还有师生情谊，谭则利用刘把王也争取过来，广西于是光复，沈、王二人分任正、副都督。福建新军协统孙道仁胆小怕事，正在观望。因其祖籍湖南，其部下也多为湖南人，谭迭电促之：“湘人以公若再不回首，当庐尔居，墟尔祖墓。”孙旋领导福建独立。广东、安徽、云南等地的响应都曾受谭函电催促的影响。革命党人在甘肃秦州反正的成功，尤其得到谭延闿的有力支持和声援。1912年初，谭迭接陕电告急，认为只有甘肃反正，方能解陕危，便与黄兴商议，派专员赴甘肃秦州，与甘肃清军临时都督、湖南宁乡人黄钺共襄反正事宜。秦州反正成功，黄钺任甘肃临时军政府都督。当临时军政府被兰州官绅中伤时，谭又劝黄宽容大度，引退回湘；同时通电力保黄钺，称其“苦心毅力，百折不回”，而使“全陇大定”的功绩，指出“秦是兰非”。上述一些地区的反正，极大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如广西响应使清廷与西南完全隔绝，革命形势益发有利，遂使反清力量由点而线而面，清廷疲于应付，终于寿终正寝。谭延闿的游说对各省反正固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也不无影响。把谭氏此时的活动比作博弈，这不失为他出色的一着好棋。
其三，运筹帷幄，经略各地。在革命的惊涛骇浪中，湖南乃中流砥柱，谭延闿坐镇长沙，放眼全国，对革命几乎拟定了全盘战略方案。这从他致湖北军政府的一份电报中可以看出：“鄂湘一家，安危同系”，“敝处已电请广州胡都督，福州孙都督，整顿海军，联合吴淞军舰，直攻天津，以击敌兵之尾，并请孙都督特派精兵，由海道来援；又电请贵州杨都督，出兵铜仁，与我军会合，取荆襄，出沙洋，以击敌兵之腰；更电请桂林沈、王都督，南京陆都督，加派老练之兵，与敝省会师，克期赴援，尚望坚守武昌，以图合剿，决不稍存畛域，贻误中华大局。”
在实际行动上，他除了派湘军援鄂外，还别遣一支革命军从湖南进入江西，趋南昌，袭九江，断绝清军长江水师和萨镇冰的后路，又派王正雅合攻荆襄，同时筹组湘桂联军北伐援鄂。荆州居高驭下，夙称重镇，时汉口失败，武汉大局为之一变，谭敏锐地意识到荆襄地区的战略重要性：“荆襄居武汉上游，为湘蜀门户，军事计划，在所必争”，故派统领王正雅“率队往取，十月初六与满兵战于沙市附近之草市，阵毙敌军官一名，兵卒数十名，伤百数十名，夺获枪械数十件，绣龙黄绫铁甲一具”，打了一个十分漂亮的胜仗。同时，鄂军也一鼓作气光复襄阳。之后，王正雅会同宜昌军司令唐牺之一举攻克荆州，“从此克复蜀、湘、鄂，联络一气北伐，无后顾之忧矣”。荆襄之战以往很少被论及，实则是辛亥革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次战役，起了打通东川，腰击北军，为北伐军开一通道的作用，与江西一路遥相呼应，减轻了武昌方面的压力。谭氏一手谋划，功不可没。在这次战斗中，“湘军实当其难”，正雅裹伤督战，孙中山曾电称其“奋勇能战”。荆襄光复后，谭延闿又乘时指出：“荆襄既为我有，敌注意窥伺南京，扰我腹心，我军自应猛力进据河南，西进陕西，南扼汉口一带，抄出贼兵后路，则汉口不攻自破；再用支队游击山东，尔后会师北进，则南京可以无虞，贼亦有瓜熟蒂落之势，天下可定也。”谭氏文人治兵，居然能纵横捭阖，决胜千里，俨然一沙场老将。
此外，谭延闿在广西光复后，即筹备组织湘桂联军，推广西都督沈秉堃为联军总司令，力促广西出兵北上抗战，直捣幽燕。出发前一天，谭为沈饯行，二人“均戎服莅位演说”，“观者如堵”。次日，谭又亲自送沈至“大西门外”，一路上居民鸣鞭致敬，盼其痛饮黄龙。湖南相继又派出向瑞琮率领的北伐第一军和张其璜率领的南武军北伐。是时，云南、广东、贵州、江西、福建等西南各省均先后光复，独立各省北代，义声所播，寰宇震动。故在《大汉民国各省会师北伐檄文》中有“云南一呼而六省应，广西举而半壁倾”的冲天壮语，此檄雄文劲采，掷地有声。
湖北军政府在和战大计，与敌交涉等方面，常与各省军政府互商对策，湖南军政府也经常为其出谋划策。如南北和谈刚开始时，关于武汉三镇不再作战场的条件，湖北军政府拟定的条件是：1.敌兵须令全数退出武胜阁以北；2.该军队退出时，我军不得追袭；3.敌军各种辎重，准其撤回；4.两方面如有背约时，担保国须负责任。电商湖南军政府，谭等首先分析了清军求和的原因，随即对症下药，也拟定了四项退兵条件：第一，北军退出武胜阁，所有地点，经由民国以兵占领，不得视为中立土地；第二，如和议不成，无论何人，不得干涉妨碍民国军队之行动；第三，武胜阁外铁道，不得毁坏；第四，汉阳兵工厂，铁厂所有兵械机件，全交民国管理，不得毁坏掷去。不难看出，后者比前者显然要高出一筹。
其四，拥护共和，力推全国统一。辛亥革命，各省纷纷独立，各自为政，不相联系。谭延闿深恐造成分裂割据局面，招至外强侵凌之祸，因而大声疾呼：“此次各省起义，宣布独立，系对清廷而言，非各自为谋也”，指出：“民国宗旨，同主共和，则‘独立’二字，尤乖名实”，表示不但应由各省联合进行军事行动，而且还赞成召开全国联合会议和胡汉民的统一财政之说，盼望全国统一，实行民主共和之心跃然纸上，情见乎词。当临时中央政府尚未成立时，谭氏极力赞成筹组临时中央政府，他在戎马倥偬之计最早发起确定临时中央所在地，设立参谋本部，籍资统一，电请各省赞成，未见异议。1911年12月，谭延闿参加各省联合会议，商议成立临时政府，当时湖北方面与上海方面有矛盾，临时政府难产。年底，众人翘首以待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自欧抵沪，闻此喜讯，谭立即致电孙中山表示欢迎和拥戴：“闻公到沪，飞电传来，距踊三百，请代表全湘百万生民欢迎，恭祝先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谭电发表后，不旋踵，各省都督、军政府及省议会等纷纷通电拥护孙中山。孙中山德望之高，自无与伦比，但立即得到各省拥有实力的都督大员的一致拥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有利的条件。而谭氏以敏锐的眼光率先表达对孙的真诚向往，对形成新总统人选的一致呼声是有一定影响的。袁世凯窃取总统之职后，谭通电发表自己对时局的主张，认为应“举纲领于政府成立之时”，确定国务卿，“以国会为监督机关以符合民国政体，不然南北虽一致仍不统一”，他十分重视各省的协同动作，警告再也不能象前清各省自为风气，被“议者讥为十八国”了。基于“化除畛域，共谋统一，保护国权，当务为急”的思想，谭还与黄兴、刘揆一、黎元洪等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以促进统一共和。
谭延闿还尽己之物力维护统一，巩固共和。他认为：“今日谋国利民福，当先建设强有力之政府；欲建设强有力之政府，当自各省实行拥护中央始。”在中央财政奇绌的情况下，谭立即电解中央“三十万两”，以为各省倡。同时，他还对一些需饷急切的省份如甘肃、新疆、贵州、直隶等省倾囊相助，以救燃眉。总之，“民军起义以来，各行省之拥护中央，救济邻省，未有如湖南者”。
在辛亥革命中，湖南地理位置之重要，可谓兵家必争：“处长江南岸各省之中枢，洞庭控其北，五岭障其南，东接豫章，西通川黔，与鄂、赣如辅车相依，与粤、黔则如咽喉相扼”，特别是湘鄂抵背相依，生死与共，谭延闿督湘，使湖南成为首义之区最坚强的后盾和独立各省的中流砥柱。《民国报》曾高底赞扬湖南对缔造中华民国的重大贡献，谓武昌首义后，湘省“誓师东讨，转战汉上，流血成殷，满清创巨，各省从风”，民国成立，“中央财政枯竭，湘省协款百万为各省倡，顾瞻大局，不竞私权。临时政府之成立，不啻我湖南缔造之也”。这虽为溢美之词，但也可说明湖南在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是占有突出地位的。而第二任湘督谭延闿克膺重任，内修政治，外御顽敌，其积极进步的举措无疑是大有功于全国革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