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是刘揆一为中国近代化而斗争的时期。以武昌首义为标志，可以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武昌首义前，他从戊戌变法和自立军起事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只有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才能实现政治制度民主化，并为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武昌首义后，刘揆一和大多数革命党人一样，认为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实现，剩下的任务就是实施民生主义，他开始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展实业。民国初立，在孙中山让位袁世凯、黄兴辞去南京留守、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袁氏所攘夺的严峻形势下，刘揆一“体大业之艰难”，置个人“毁誉”于不顾，决意“屈身入阁”，出任北京政府的工商总长，在“实业救国”热潮的推动下，他利用革命党人争得的部分权力，推行经济改革，为谋求中国经济近代化而斗争。因笔者对刘揆一在武昌首义前为争取中国政治制度民主化而斗争的史迹已有专文论及，限于篇幅，本文仅以武昌首义之后刘揆一工商总长任内的经济改革为中心进行考察，探讨他近代化思想产生的根源、内容及其特征，以期对他这一时期所从事的工商活动作一公允的评价，这对于研究民国经济史、乃至中国近代经济史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
刘揆一从1912年8月到1913年7月出任北京政府工商总长期间为阐释“工商立国”这一经济建设的重大理论课题，他撰写了《国本论》、《工商政策》、《修订矿法意见书》等著名长文，并为此而展开了一系列工商活动，从而构成了民初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经济改革运动，这场经济改革运动集中地体现了刘揆一的近代化思想，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刘揆一的近代化思想固然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阶段的产物，但“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究其根源，它是在近代中国有识之士提出各种近代化方案的基础上，特别是吸收了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养料，参照欧美各国及日本成功的经验而提出来的。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自由发展时期，“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顺应世界历史潮流，迅速改变国病民穷的落后面貌，曾提出过种种救国方案。地主阶级的经世派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他们看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力主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林则徐特别强调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建立国防工业。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进一步阐述了林则徐的这一主张，并发展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充分体现了林则徐、魏源谋求社会改革的思想倾向。
太平天国后期，在香港长期学习过西方近代文化的洪仁玕在洪秀全的支持下，提出了一整套具有资本主义特色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他认为，要使中国自强，就必须大力发展近代交通、工业，开发矿业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主张动用政权的力量为近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条件。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实际上已勾勒出一幅中国近代化的蓝图。可惜的是，洪仁玕“新政”随着太平军的失败而付之东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剿灭太平军的湘军首领曾国藩等人却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竟然成了洪仁玕未竟事业的继承人和遗嘱的执行者。地主阶级的洋务派所倡导的洋务运动在某些方面确实带有执行洪仁玕“新政”的意向。由于奕䜣、曾国藩等洋务活动家手中握有重权，有条件将其付诸实施。有理由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是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标志。
与洋务运动结下不解之缘的早期维新派，如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郑观应等人，实际上是洋务派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他们所阐述的“重商”思想对刘揆一影响最大，是他近代化思想的直接来源之一。早期维新派中的多数人诞生在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地区，又长期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因而在他们的著作中详细论证了中国必须采用西法，振兴工商业的必要性。王韬希望清朝统治者重视商业，他对传统的“重本抑末”说进行了驳斥，认为中国要富强，应“恃商为国本”。马建忠则进一步提出所谓“转贫民为富民，民富而国自强”的“富民说”。如果说王韬、马建忠的“重商”思想主要还是从流通领域产生的贸易差额来说明富源，从发展对外贸易来寻求解决致富门径的话，那么薛福成、陈炽、郑观应的“重商”思想则有较大的发展，他们开始认识到，外贸差额的根源在一定程度上应归结为生产力的差异，要振兴商业，必须同时振兴工业。薛福成提出要“以工商为先”，“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工与商是须臾不可分离的。陈炽则开始注意到进出口产品的结构以及土货与洋货在贸易条件上的不平等，认为只要将土货加工出口，便可以增加出口货物的价值，改变进出口产品的结构，消除贸易条件上的不平等。郑观应则提出，“有功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早期维新派把发展工商业提到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反映了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早期维新派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和要求。
刘揆一早年从经学大师王闿运就读，长达“数年之久”宗今文经学，倡言社会变革的地主阶级经世派、洋务派、早期维新派都对他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特别是早期维新派，对其影响最大。如果把早期维新派的“重商”思想与刘揆一的近代化思想进行比较，人们就会发现，刘揆一提倡的“工商立国”经济理论直接导源于王韬的。商为国本”、马建忠的“富民说”、薛福成的“以工商为先”、陈炽的“劝工强国”、郑观应的“以工翼商”等重商主张，这也就成为他近代化思想的胚胎。
早期维新派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使他们具备了从地主阶级洋务派中分离出来，渐次转化成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可能性。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康有为又提出了“定为工国”的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孙中山则反复强调振兴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性，武昌首义发生不久，孙中山自伦敦发给民国军政府的电报称：“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他在担任民国大总统期间，发布了三十多道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法令；他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又多次发表谈话，表示将集中精力，专心致志于“实业与商务的复兴”，计划“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去实施民生主义。据刘揆一回忆：戊戌维新时期，他开始改治新学，读书“很发狠”，“什么书都看”，嗣又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因此，康有为、孙中山都曾对他的近代化思想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欧美各国和日本成功的经验也是刘揆一近代化思想形成的又一个重要条件。他从1903年春赴日留学至1911年秋返国，除在湖南筹组华兴会和参与发动长沙起义仅年余时间外，在日本生活了七年多时间，他研究欧美各国成功的经验，使他从中受到启迪。他认为，自16世纪以降，欧美各国之所以强大，其主要原因在于“以商业为先驱，以工业为后劲”，“以重商主义为雄大之武器”，“争掌商业之霸权所致也。”英国自工业革命开始，由于蒸汽机的发明和机器的广泛使用，使英国工业迅速发展起来，有“世界工场”之称；同时，英国又根据自身的地理环境，注重发展商业、海上贸易，用以“吸收世界之利”，“振其势力，披靡全球”。法国、美国、俄国等“亦逐步趋”，争先仿效。“其经济势力之发展，实可惊惧。”考察德国强大缘由，“教育普及，国民皆兵”虽然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实际上也是“殖产兴业，增长国家实力有以启之也。”上述国家过去一直重视陆军，但后来由于发展海外贸易的需要，不得不加强海军，“昔之海军以防御沿岸线者，今则以之保护海商，巡视殖民地以固市场”，“以助海上之贸易”，正是因为列强特别注重发展工商业，“兢兢致力于此经营之法”，所以能够迅速强大起来。刘揆一耳闻目睹日本成功的经验，颇有感触，他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走强国之路，也与振兴工商业有关。他在经济改革中，提出“派任工业巡回教师”和“设立各种模范工场”就是采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作法，他说：“日本维新之初，派任工业巡回教师，民间得其指导，收效极巨，今宜仿其法。”又说：“模范工场，日本行之，亦最有效。”他盛赞西乡隆盛兴办实业的功绩，他说：“西乡从道于彼国明治十七年时，屡开劝业咨询会，与各实业家讲求其利害得失，嗣即发表兴业意见书，是为日本农工商业保护奖励政策之张本。”他还谈及自己撰写《工商政策》一文就是学习西乡的方法，在全国工商会议后“征集各工商代表之意见”，结合个人的研究心得写成的。
二
刘揆一工商总长任内推行经济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中国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早日达到近代化的目标。经济是基础，经济近代化是近代化的核心，探讨刘揆一的近代化思想，自然不能脱离经济近代化这个核心问题。实际上，刘揆一推行经济改革的内容亦可视为他的近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三个部分。
（一）“工商立国”是推动近代化的指导方针。刘揆一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提出振兴工商业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立国”的社会，有所谓“士农工商”的说法，“士”的地位最高，“商最贱”。由于工商业者不受重视，所以社会上一般人积累财富后，并不想经营商业或兴办企业，而是去买官鬻爵，从而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刘揆一认为，这种变化具体反映在战争失败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加上工商不振，外货畅销，输入超过输出，以至造成经济衰竭。民国初立，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在世界经济的“无血之战争”中，将难逃弱肉强食的“网罗”，而至于“国将不国”的境地。他得出结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固本之道无他，曰促进工商而已。”
刘揆一进一步提出，“倡导工商立国”至少有五大好处：1.保持国家稳定，维护和平安定秩序。2.增进文明程度，提高国人素质。3.有利于农业机械化，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4.增强军事实力，杜绝外人侵略。5.加强国际联系，增进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刘揆一还分析了中国发展工商业的许多有利条件，认为，只要领导有方，民族工商业是完全可以振兴的。他要求人们应当“改弦更张”，摒弃升官发财的想法，投身到经济“革命”的世界潮流中去，与各国开展“商战”，才不会“与时局相背”适应世界历史潮流。
刘揆一提出“工商立国”的指导方针适应了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实业、实行“民生主义”的普遍要求；同时，也是根据民初社会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匡正长期以来人们思想上存在着的“崇本抑末”的传统偏见，发展民族工商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对工商业采取“干涉主义”是促进近代化的基本国策。
所谓“干涉主义”，就是要对工商业实行人为的保护政策，克服“放任主义”。具体地说，即指“提倡生产教育以养国民之生产力，兴办公业为国民之模范，补助资本以为产业之提携，排除障碍以使产业之发达，奖励发明以图学术之进步，完备机关以利工商之进行，吸收资本以厚国民之产力，完成交通以谋地方之兴盛。”刘揆一认为，社会上形成的传统偏见根深蒂固，若不加以“干涉”，就不可能纠正那种“轻实利，好虚荣，昧进取、喜保守之趋向。”就不足以激发人们兴办实业的热情。
刘揆一把“保护政策”分为直接的保护和间接的保护，例如人民企业心缺乏时，“则为之提携之”；个人放任自由，成效难期时，“则为之结合之”；个人资金不足，所谋难继时，“则为之补助之”，是谓直接的保护。又如“限制外国贸易，拘束外国产业，庇护本国产业，是之谓间接的保护。”那么怎样实行直接的保护和间接的保护呢？概而言之，有以下数端：1.振兴实业教育，培植工商人才。2.选择基本产业，倾全力经营。3.广辟财源，解决资金困难。4.推行度量衡新制，违者按律处罚。5.加强数据统计，做到心中有数。6.设立工商访问局，加强具体指导。
在此基础上，刘揆一还制订了“监督新工业计划”、“改良旧工业计划”、“扩充内地贸易计划”、“推广国外贸易计划”、“振兴矿业计划”等五大具体实施保护政策的计划。用以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三）抑制强权、反对垄断、鼓励自由竞争是推进近代化的根本措施。
刘揆一为推进中国近代化，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他上任伊始，旋即进行官制改革，精简机构，裁撤了大批闲职冗员，封建积习为之一扫。刘揆一还主持召开了全国工商会议。1912年11月1日，全国工商会议在京隆重召开，参加代表168人，均为各省和海外侨商中“富于经验学识之人”，其宗旨在于“征集全国工商界之意见”，“定工商大政之方针”。会议具体讨论了为振兴实业而必须着手进行的有关“编订法律”，造就人才，辅助资本，启发智术，排除障碍等问题。工商部提出议案15件，代表们提出议案100多件，皆逐一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投票表决，会后整理成《工商会议报告记录》，该书对于工、商、矿各业均有述及，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时人盛赞这次会议是中国“工商界数千年来未有之盛举”。全国工商会议以后，一系列工商法律和章程应运而生，这些法规也就成为刘在工商总长任内抑制强权，反对垄断、鼓励自由竞争的有力武器。刘揆一在经济改革中遇到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一批辛亥革命的功臣出面为地方争利。有的要求将工商部所得税款挪拨他用，有的甚至盗用元勋伟人名义，开办“公司”，利用特权，牟取厚利，此等情事，时有发生。刘揆一坚持按工商法治事，一一加以抵制，另外，有的企业主并没有发明创造，而要求取得某种产品的“专利权”，借“专利”之名，行垄断之实。对此，刘揆一坚决加以制止，拒绝批准立案。
总之，刘揆一的近代化恩想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这里仅就其工商总长任内的经济改革作一剖析，从中可以看出，这场经济改革既有明确的方针，也有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完全可以称得上民初第一次近代化运动。
三
刘揆一的近代化思想不仅继承了近代中国进步思想家谋求中国独立富强的理想和主张，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其付诸实施。他在工商总长任内的经济改革，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又表达了中国人民要求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强烈愿望，它是时代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刘揆一的经济改革是一项开放性的系统工程，而不是凝固的封闭体。他主张对外采取开放主义，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注重引进外资、外才和外国的科学技术。他认为，在国内资金奇缺的情况下，光靠借债是不行的，应当固结本国资本团体，充分利用国内资金，同时，也要适当注意引进外资，他说：“利用外资，今几成为一定之趋势。”不能不加以考虑；甚至高瞻远瞩地提出与“外人合资经营国内工产业，亦无不可”。他强调延聘外国科技人才，充当实业教育的师资，培养国内实业人才，“以期将至新之技术理论，次第渡入吾国之实业界而后止”。可见，他强调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并不是为了推销列强过时的产品，而是为了中国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刘揆一在经济改革中特别重视先进自然科学技术的作用。他提出的“监督新工业计划，实际上就是发展、推广和应用最新科学技术的计划。他把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看成是进行科学试验的两个主要门类。他怀着高度的民族自豪感指出，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四大发明足以“夸耀一世”，只是到近代才落后了，要敢于正视现实，承认落后，虚心学习外国的长处，迎头赶上，以达到科技兴国的目的。刘揆一主张中国要改变落后面貌就必须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这算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不用说当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就是现在也能使我们从中受到有益的启示。
应当指出，刘揆一在经济改革中很注重发展实业教育，培养人才。他曾经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当时急需各种实业人才诸如委派工业巡回教师，建设模范工场、开辟模范矿山、设置矿山监督署及货物检查局等等，大约在“三千人以上”，而国内高等实业毕业生，“合内地海外诸校计之，不满千人，即中等以次之学生毕业确有成绩者，亦额不及千人。”因此，“培养人才为万不可少缓之举”。应“速商教育部设立工科、商科大学、广置高等、中等专门诸学校”。“务使实业教育有一日千里之势。”要实现中国的近代化，不是少数人可以完成的，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刘揆一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在经济改革中，如此重视实业教育和人才培养，这在当时确实是很有远见的。
需要强调的是，刘揆一出任工商总长，并不意味着他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在“宋案”发生前，由于袁世凯公开表示“赞成”共和，袁氏的反动本质还没有彻底暴露，人们普遍对他抱有幻想，革命党人与以袁为代表的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尚处于潜伏状态，因此，要求包括刘揆一在内的革命党人就立刻不失时机地揭橥“二次革命”的旗帜那自然只能是一种不现实的苛求。即使在刘揆一出任工商总长以后一段较长的时间里，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仍然对袁氏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应当承认，刘揆一的经济改革是卓有成效的，他的工商活动曾引起舆论界的普遍关注，广大爱国商民“闻之”，“均甚感（谢）工商部建策之劳”，各界人士赞誉刘揆一等人对于“全国工商事业异常尽力”。《时报》曾发表长篇文章，盛赞刘揆一及其所领导的工商部，称工商部自刘总长任事以来，政绩斐然，“知人善任实其特长”，“所定各种计划实冠十部”，“无不称颂”。曾几何时，工商界“踊跃欢忭，咸谓振兴实业在此一举，不几年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中国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出现，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也有刘揆一推行经济改革的一份劳绩。
毫无疑问，刘揆一在辛亥革时期所追求的近代化，从本质上说，只能是资本主义化。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中国资产阶级为实现资本主义的努力虽然没有成为现实，资本主义道路也没有成为中国的归宿，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资本主义前途而进行的各种斗争包括经济改革在内，却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杠杆，是应该充分加以肯定的。
毋庸讳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国家政权还掌握在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等人的手中，广大农村中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没有丝毫的触动，中国社会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不实行根本的政治变革，不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单纯从经济改革问题上入手，是不可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也是不可能实现中国的近代化的。事实正是如此，由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一场以复辟帝制为目的政治闹剧正在酝酿上演，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决定了刘揆一的经济改革不可能贯彻到底。他和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样，抱着对袁世凯的天真幻想，在兴办实业热潮的推动下，希冀在民初舞台上一展宏图，从振兴民族工商业入手，以期达到救国救民、进而实现近代化的目标，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随着政治狂风恶浪的袭来，他在经济上曾一度取得的累累硕果几至有被淹没的危险，他终于被上海车站刺杀宋教仁的枪声所震醒。战友的鲜血擦亮了他的眼睛，由此，他终于认清了袁世凯的反动本质，认识到在袁世凯反动政权下进行经济改革的道路是绝对走不通的，毅然辞却了工商总长的职务，和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一道，重又举起“政治革命”的旗帜，投身到反袁立国的伟大斗争洪流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