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观古堂中的海量藏书，主要是其从书市访求、收藏他人藏书、与其他学者交换所得；而统观其藏书，叶德辉又有独特的藏书特色和藏书思想。
在以经部为先的同时，叶德辉特别注重图书重本、异本的收藏。而且在宋本至上的时代背景下，他却大胆提出“佞宋重清”的藏书思想，大量收藏的明清图书，而且其中不乏精品。此外，叶德辉藏书的另一特色就是外国书籍甚多，尤其在与日本友人的交往中，经常互赠、互换、抄写珍藏。同时，叶德辉特别注重对藏书的校勘和保护。
本文将结合叶德辉的生平，详述叶德辉观古堂中的30万卷图书的来源，分析其藏书特色，并系统提出其藏书思想。
绪论
一、叶德辉的藏书成就及其藏书思想
叶德辉（1864—1927年），字奂彬，号直山、郋园，时称“郋园老人”、“丽楼主人”，是清末民初著名的藏书家、经学家、版本目录学家。
叶德辉的藏书楼名为观古堂，藏书中经、史、子、集齐全，藏书质量和数量在同时代的大儒中都位居前列，他因此被称作是清末民初“潇湘四大藏书家”之一，傅增湘甚至将他与晚清“四大藏书家”相提并论。
因为叶德辉的藏书中“不乏善本”，所以不管是其所著的书史上第一本版本目录学著作《书林清话》，还是其所刻的在社会引起广泛争议的性学书籍《双景梅阁丛书》，叶德辉都是依托于其观古堂中的藏书进行的创作。
与同时代的学者大部分都把宋代图书作为珍本、善本不同，叶德辉主张“佞宋重清”，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藏书标准，身体力行“传统为先，实用并重”的藏书思想。
充分体现叶德辉藏书思想的《藏书十约》虽然是局限于当时条件的产物，但是叶德辉对藏书的校勘、保存、装帧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其中叶德辉关于对善本的选择、对藏书的校勘、藏书重视实用等方面的理解，都对现代的藏书有着直接的影响。
二、叶德辉藏书成就及其藏书思想的研究意义
虽然叶德辉的学术成就突出，但因为各种原因，直到1986年杜迈之、张承宗的《叶德辉评传》问世，才开创了我国学者研究叶德辉其人其学的局面。但是，学界对于这位旷代鸿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书林清话》和《书林余话》的研究。而作为直接影响着其著书、刻书等学术活动中的成就和态度的藏书及其藏书思想，学界还没有系统地理论研究。
而叶德辉毕一生之经历，四处搜访图书，使其观古堂藏书四部齐全，数量达30万卷以上。每得一书，叶德辉必亲自校勘，注写题跋，并逐渐形成了藏书专著《藏书十约》。不仅如此，叶德辉还根据其藏书，撰写刊刻了大量书籍，其代表作《书林清话》甚至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系统性的书籍史著作。因此，本文力求：
1、通过对叶德辉观古堂中所藏书籍进行分析，探索到叶德辉的藏书来源，提炼出叶德辉的藏书特色以及独特的藏书思想。
2、作为对叶德辉藏书成就及其藏书思想的个案研究，本文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界对叶德辉学术成就研究的不足，尤其是在其藏书思想的研究方面，将对叶德辉的研究起到一个很好的补充。
3、本文在研究叶德辉的藏书来源和成就的基础上，将对叶德辉藏书特色和藏书思想进行了高度提炼。知史方能明今，叶德辉藏书注重实用、重视保藏等思想对今天的藏书家来说，必将有很大的启示。
作为清末著名的藏书家和出版家，叶德辉以《藏书十约》、《书林清话》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的学术著作，在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史料的健全，国内外学者对叶德辉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沈俊平教授连续发表了多篇对叶德辉的学术研究。
［1］沈俊平：《叶德辉版本目录学工作概述》，《图书馆建设》，2000年第6期。
［2］沈俊平：《略论叶德辉及其校勘学》，《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0年第6期。
［3］沈俊平：《叶德辉与〈四部丛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2期。
除此之外，国内学者对叶德辉的研究百花也争放之势。在图书方面，傅璇宗、谢灼华先生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藏书楼》和范凤书著作的《中国私家藏书史》中，都专门有篇章对叶德辉的藏书及其藏书楼进行了论述。在学术论文方面，根据目前笔者的统计，国内学者中湖南学者对叶德辉的研究最多，共计20余篇。其中，袁庆述先生就在《舟山学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叶德辉和他的〈观古堂藏数目〉》、《叶德辉和他的〈书林清话〉》等文章，充分证明了对叶德辉的研究已经受到学界的重视。
但遗憾的是，学界对叶德辉藏书成就及其思想的研究还不系统化。国内外学者对叶德辉的研究虽然涉及到了其藏书及其藏书思想，但从总体上看来，学界对叶德辉的研究总体上呈现出“多而散”的特点，更多研究的集中在其是非生平、目录学、编著等方面的成就，而在对其藏书的研究上还有待深入。虽然叶德辉的名字各个阐述古代藏书的文献中必然出现，但大都是粗略描述，没有系统深入地分析。因此，对叶德辉藏书成就及其思想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第1章 叶德辉生平简介
叶德辉，字奂彬，亦作奂份、涣彬等，号直山、郋园，时称“郋园老人”、“丽楼主人”。叶德辉生于清朝末年，是清末民初著名的藏书家，在经学、史学、文字学、考据学、目录学、版本学等方面成就显著，被《中华民国名人传》列为湖南大儒。近代著名学者李肖聃曾评价叶德辉说：“论者谓湘州皕年以来文儒相望，而甄微广述，孤诣致精，撰集穷乎众流，徒人及于域外，未有若先生者也。”
时人和后人多称叶德辉为湖南大儒、湖湘学者，但叶德辉对其却并不是特别赞同，因为其自诩为叶氏后代，将著名藏书家叶梦得、叶盛、叶奕苞、叶树廉等奉为自己的祖先，并常在人前称“自宋以来，世居吴中洞庭山，国姓屡易而先世服踌食德、依松揪者数百年”。
据考证，叶德辉祖籍江苏吴县，虽然其祖先多为显贵，但是到其父亲叶浚兰时，门庭衰败，加上1850年道光年间，“山中枭匪蜂起”，江苏被太平军占领。叶浚兰只好靠贩卖水果来养活全家，并举家从江苏吴县搬迁到了湖南，在当时长沙繁华的坡子街一带谋生。
自从搬迁至长沙之后，叶家的生意便开始兴旺起来。叶家先在坡子街开办染坊、槽枋，之后又与别人合伙经营黑茶生意，开设钱铺等。而这不仅使得叶家积蓄倍增，迅速在长沙站稳了脚跟，而且还成为坡子街一带较有影响的权贵。
1864年，叶德辉出生在湖南长沙这个殷实的家庭，其自幼聪颖，经常翻阅父亲叶浚兰从江苏老家带来的先祖遗书，这也使其从小便接触到了更多的传统教育。加上家庭条件富足和父亲的重视，叶德辉8岁时就进入小学，开始接受整套封建正统思想教育，从小熟读“《四书》、《说文》、《资治通鉴》及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等书”。
随着叶家生意的发展，叶德辉15岁的时候，在其父亲的要求下，曾有短暂的弃学从商的经历。不过没过多久，1880年，一心想猎取功名的叶德辉就又重新入学，学习八股。1882年，叶德辉进入湖南著名的岳麓书院，师从湘潭人徐峙云进行学习。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叶德辉在徐峙云的介绍下，“捐银二百两入学宫，遂取得湘潭县籍。”这也直接决定了叶德辉一生守旧和保守的政治主张。
据许崇熙在《郋园先生墓志铭》记载，通过在岳麓书院的学习，叶德辉“乙酉（光绪十一年、1885年）乡试中举人，壬辰（光绪十八年、1892年）会试中第九名贡士，殿试二甲，朝考二等”，“成进士，以主事用，观政吏部”。叶德辉因此也在长沙名声大噪。
虽然在吏部供职，但是叶德辉过得却并不如意。叶德辉认为自己怀才不遇，感慨“天子不得臣”。而且，叶德辉与同僚处的关系并不好，“有一次，因与部胥论事不合，竟在人家脸上给了两巴掌”。于是，在清政府供职两年后，叶德辉便以乞养为名，请长假回到了湖南长沙。
回到长沙后的叶德辉却如鱼得水。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对叶德辉特别的赏识，并给予了其总稽查等职位。叶德辉凭此，不仅帮助其父亲捐得“候选直隶州知州，二品封典”的官衔，还在湘潭等地广置良田，囤积谷米，从而使其家庭财富进一步增加。这也为其之后的大规模藏书奠定了物质基础。
叶德辉不仅受到了张之洞的礼遇，而且还因“决事明快”得到了当时湖南大儒王先谦的提携。王先谦不仅是叶德辉的太老师，而且两人在政治主张上积极相似。当时，王先谦“以提倡经学为己任”，而尊奉传统教育的叶德辉在政治上也主张提倡经学。于是，在叶德辉回到长沙不久，王先谦就亲自登门拜访，遇事经常邀请叶德辉商议，甚为投机。借此，叶德辉很快进入了湖南的权贵集团，并且与王先谦通力合作，结成了反对维新运动的同盟。
之后，叶德辉的命运和学术便和当时的时代紧密连接在一起。自从曾国藩领导的湘军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湖南一直就是新旧事物斗争的核心地带，而1898年的维新变法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维新运动中，叶德辉、王先谦等一批守旧派人士坚持旧学，竭力攻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反对变法和西学。对于变法，叶德辉甚至声言，只要自己“一日在湘，一日必拒之，赴汤蹈火，在所不顾”。
1898年慈禧宣布“训政”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往海外，“戊戌六君子”被杀。叶德辉见状后，将自己攻击维新派的文章、书信等汇编成了《翼教丛编》一书，以平江苏舆的名义进行了刊印。“《翼教丛编》一出，叶德辉之名‘乃大震于天下’”。
声明大震的叶德辉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守旧立场。1910年饥荒之时，叶德辉等官绅因囤积粮食不卖，被清政府革去功名。
辛亥革命后，叶德辉拒绝使用民国记年，拒绝穿西装，拒绝使用新式礼仪，仇视辛亥革命，在得知革命功勋黄兴准备回长沙时，叶德辉大闹坡子街上，命人将街牌全部撤下。1913年，叶德辉作了一篇《光复坡子街地名记》，对黄兴极力诽谤，并因此遭到了逮捕。
1914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撕毁《临时条约》，复辟帝制。叶德辉在谋取了湖南教育会会长一职后，不仅为袁世凯大搞尊孔读经，还在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时，阻止、破坏湖南学生运动。同年，叶德辉因在报刊上攻击地方军阀几欲被杀之时，国学大师章太炎亲自出面为其求情：“湖南不可杀叶某，杀之则读书种子绝矣”。因此，叶德辉逃过一劫。
虽然革命运动逐渐升温、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但叶德辉仍然感慨“盖棺却有无穷恨，不睹官仪复汉朝”，并将“九死关头来去惯”奉为自己“为人处事”的准则。
1927年，面对蓬勃发展的湖南工农群众运动，叶德辉再一次站在了反对革新的前列，当众做了一副刺讽农民协会的对联：上联是“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杂种上市”；下联是“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横批“斌尖卡傀”。
此联一出，农民协会大怒。“夏历三月初七日晚六时（叶德辉）被农工界在家捕去，送押长沙县署内。当即遍恳有力各要人出为救援，均归无效。初十日由长沙县转送特别法庭，于下午三时提讯一次，所犯刑律‘帝制嫌疑’。四时遂往浏阳门外识字岭枪决，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是遭惨死。”叶德辉是时63岁。
叶德辉被枪绝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写了一首白话诗《悼叶德辉》：“郋园老人不怕死，枪口指胸算什么！生平谈命三十年，总算今天轮到我。杀我者谁？共产党。我若当权还一样。当年誓要杀康梁，看来同是糊涂帐。你们杀我我大笑，我认你们作同调。三十年来是与非，一样杀人来翼教。”
综看叶德辉的一生，传统守旧思想一直指导着他的行为，而这不仅体现在其政治活动中，而且还鲜明地体现在其学术活动中。叶德辉在藏书、刻书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而这都深刻受到其传统思想的影响，这也是叶德辉形成以经学为主、以清代图书为主的藏书特色的思想基础。
第2章 叶德辉的藏书来源
暂且不论叶德辉的政治思想是否符合时代潮流，但是其在学术上的成就却不可抹杀。著名学者杨伯峻对叶德辉“其人固不可取，其学实有可传”的评价，就十分中肯。此外，中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杨树达对其恩师叶德辉的学术成就也大加赞赏道：“盖先生之于经也，推本雅故，驰贯众家，追迹段、王，自标独得，晚岁笃精小学，众家史籀，有疏读若，有考远人，问字稽撰，六书亦其选也。其于史也，淹通目录，识别版藏，凡雕刻源流，传本真膺，莫不骈列在胸，指数如画。即今《读书》一志，声重寰中；《书林》二话，遍流海外。其明征也。”
谭卓垣先生在其著作《清代藏书楼发展史》中所言，叶德辉之所以能够成功叙述中国雕版的历史、各代刻书的优劣以及关于图书的掌故，根本原因就是得益于其本身丰富的藏书。叶德辉也不例外。谢国桢评价叶德辉的学术成就时说，其“精于目录之学，能于正经正史之外，独具别裁，旁取史料，开后人治学之门径”。这一评价基本反映了叶德辉一生在文字学、旧经学、古文献学、目录学、考据学、版本学、校勘学等方面的学术贡献。而叶德辉这些成就的取得全部得益于其海量的藏书。
叶德辉将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为观古堂，又称丽廔、郋园。台湾学者苏精先生在其著作《近代藏书三十家》中推测，截止到1927年叶德辉被杀之时，叶德辉观古堂中的藏书可能已经超过三十万卷。而其观古堂藏书楼还与道州何绍基的东洲草堂、湘潭袁芳瑛的卧雪庐及岳阳方功惠的碧琳琅馆并称为湖湘四大藏书楼。
叶德辉死后，其观古堂中三十万卷的藏书一直是学者探讨的焦点，因为其不仅数量惊人，在藏书史上有一席之地，并依托丰富的藏书著有《观古堂藏书目》、《藏书十约》、《书林清话》等大批影响后世的书目，而且其藏书质量甚高。近代历史上，张元济在主编的著名善本丛书《四部丛刊》时，在国内的藏书楼中寻找善本，其中从叶德辉的观古堂藏书楼中就选取了“明翻宋岳氏刊本《周礼》十三卷六册”等5种，而当时著名的陆氏醯宋楼却仅仅有一种被采纳，杨氏的海源阁甚至没有善本入选。
查看叶德辉生平，其三十万卷的浩繁藏书主要来源于：一，家族藏书沿袭；二，叶德辉大规模采购所得；三，叶德辉与日本友人交换所得；四，叶德辉平日搜取所得。
2.1 继承家族藏书
叶德辉常在别人面前自夸说：“余姓出于楚之叶公，世家南阳，自宋南渡，迁越迁吴，号为望族。”因此，自诩为“茅园派裔孙三十八”的叶德辉说：“先辈昆山顾氏、元和惠氏、嘉定钱氏诸遗书，以及毛晋汲古阁所刊经史残册、唐宋人诗文集、菜竹石君二公一二旧藏、无锡宗人天来先生收藏宋少保石林公《家训》说部等书”。在吴晗所著的《江浙藏书家传略》中，叶奕、叶盛、叶昌炽、叶奕包等都大名鼎鼎，这不仅说明了叶家藏书代代有人，而且也是叶德辉自署为“茅园派裔孙三十八”的主要依据。
而实际上，叶德辉所称的先祖遗书，主要来自于其曾祖和祖父两代。在谈及其先人藏书时，叶德辉说：“先曾祖先祖两世皆好藏书，当乾嘉盛时，在籍耆绅如王西沚禄鸣盛、沈归愚尚书皆与余家往来，园林题额，至今犹在颓垣破壁间，每过祖庭，想见当时文采风流，终不泯灭也。”可见，叶德辉的先人为了收集古书，和当时的社会上层人士来往颇为密切，但是因为世事变迁，战事不断，叶氏家族收藏的书籍传到叶德辉手中就已经所剩不多了。虽然叶家世代位居权贵，且爱好藏书，叶德辉也自称从先祖那里继承的书籍“甲乙丹黄，琳琅照目”，但是实际上叶德辉也承认“吾家二十五世从祖石君公树廉朴学斋、林宗奕宝稼轩，不幸无书目存留，然于钱曾《读书敏求记》求之，知当日二公好书，其收藏固甚富也。”
而据叶德辉在其所著《观古堂藏书目•序》中交代，其曾祖、祖父给他留下了例如昆山顾氏、元和惠氏、嘉定钱氏遗书、毛晋汲古阁所刻经史残册，唐宋人诗文集及祖上的旧藏等孤本、善本。从中不难看出，叶德辉观古堂藏书楼中家族沿袭的书籍大多数得自于叶德辉的曾祖和祖父两代的收藏积聚，而从先祖叶梦得等人那里几乎没有传袭之藏。
虽然叶德辉从其先人那里直接继承的藏书有限，但是其父叶峻兰在迁家时，把叶家先人的藏书全部搬移至了长沙。先人的藏书，不仅使得叶德辉养成了“朝夕讽诵，得窥著作于门庭”的读书习惯，还使得其从小继承了藏书的精神。相对于留传下来的“龙鳞风毛”的家族藏书而言，对于叶德辉来说藏书精神的继承才是最主要的，这不仅为其日后的藏书活动打下了基础，而且直接决定了其对先祖的感情。1911年仲秋，为了表扬先人叶梦得的功德，叶德辉刊刻发行了“石林遗书十三种”，其中包括《石林家训》一卷、《治生家训要略》一卷、《礼记解》四卷、《石林燕语考异》十卷、《玉涧杂书》一卷、《岩下放言》三卷、《避暑录话》二卷、《老子解》二卷、《建康集》八卷、《石林诗话》三卷、《石林词》一卷、《石林遗事》三卷。
此外，1927年，叶德辉被杀之后，师从其九年之久的日本弟子松崎鹤雄当即撰文《叶德辉传略》，发表在当时的《辽东诗坛》。其文称：其（叶德辉）先世自祖以上，本江苏人，江苏叶姓为华族，自宋叶梦得，元叶颙，明叶盛，清叶树莲、叶林宗、叶方蔼、叶奕苞、叶燮，皆以藏书、著作名重当时。郋园家雄于财，少承庭训，又多先世遗书，朝夕披吟，遂精考据之学。从中不难发现，叶德辉还是从其先祖那里继承了部分遗书。
2.2 生平收藏所得
从21岁中举进京开始，叶德辉便开始了自己的图书搜集生涯，直至“竭四十年心力，凡四部要籍，无不搜罗宏富，充栋连橱”。
对于一个私人藏书家来说，搜寻如此浩繁的藏书绝非易事。而对于叶德辉来说，他的藏书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高。据统计，叶德辉的藏书“超过半数的书籍是来自于采购”。蒋镜寰先生在《吴中先哲藏书家考略》中说叶德辉“生平无他嗜，唯好古籍，收藏至富。”考究叶德辉的生平，其搜集藏书的活动大概可以4个阶段。
2.2.1 书市上访求善本
叶德辉赴京会试、在京做官时，利用空闲时间四处收集善本。叶德辉进京考试期间，抽出大部分时间去琉璃厂、隆福寺、正阳门东打磨厂等地的书肆访求图书，力求得到佳本、善本，其中“日从厂肆搜访《皇清经解》中专本单行之书，颇有初印佳本”。叶德辉在被授予吏部主事后，继续其搜书工作，并结识了不少同样爱书之人，例如“朱少卿豫堂，日使子弟物色之，积数十年，蓄数十万卷”，“吾友周书昌，遇不全者亦好买之”，于是“每日退值或休息日”，叶德辉就与这些书友士大夫“群集于厂肆，至日斜，各挟数破帙驱车而归”。
叶德辉对北京的主要书肆极其熟悉，就连各个书肆的名称都描述的一清二楚，如琉璃厂东门路北声遥堂、“入门为嵩口堂唐氏、名盛堂李氏，皆路北；又西为带草堂郑氏、同陛阁李氏，皆路南。又西而路北者，有宗圣堂曾氏、圣经堂李氏、聚秀堂曾氏；路南者，有二酉堂、文锦堂、文绘堂、宝田堂、京兆堂、荣锦堂、京腴堂，皆李氏。宏文堂郑氏、英华堂徐氏、文茂堂傅氏、聚星堂曾氏、瑞云堂周氏，其先后次第忆或不真，而在南在北则无误也”。从叶德辉描绘的琉璃厂、正阳门东打磨厂、隆福寺等地的书肆繁荣情况及其主要版本，不难发现，叶德辉经常出入这些地方，搜集图书。
2.2.2 收集宋、孔两家散落藏书
1889年左右，叶德辉“再至都门”。喜好搜集善本的叶德辉自然不会放过这次再次来到北京的机会，其利用业余时间又来到在厂甸逛书肆时，正好遇上户部尚书、商邱宋荤的“纬潇草堂”的藏书和户部主事、曲阜孙继涵的“红榈书屋”的藏书散出。
叶德辉在惊喜之余，抱憾不能全有，于是“择其目所缺载及刻有异同者购之，如明活字本《太平御览》与万历甲辰重刻《太平御览》、前后七子诗文集部、康雍诸老藏校诸书，得二十箱，捆载南归”。这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观古堂的藏书数量。
2.2.3 搜得袁芳瑛藏书
1894年，在京为官不到一年的叶德辉就因月薪微薄、职位低微而“乞假田居”、“拂衣归隐”，回到长沙。之后，叶德辉在湖南有幸偶然得到了号称“潇湘四大藏书家”之一的袁芳瑛的藏书。官至松江知府的袁芳瑛是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其藏书号称“近代第一”、“二百年所未有”。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的卷六曾言：“湖中袁漱六芳瑛，乙巳进士，官松江知府。其卧雪楼藏书极富，黄再同前辈曾见其书目四大册，《汉书》宋元刊本多至十许部，余可知矣。”可见，其藏书不乏精本善本。
光绪丙戌、丁亥两年，叶德辉在长沙时，见到袁芳瑛卧雪庐藏书“大半散出”，但因叶德辉当时在财力上有限，所以也只能是望书兴叹，眼睁睁的看着袁氏藏书被另一位藏书家李盛铎购买捆去，“其中宋元旧椠折阅售之德化李木斋编修”。事后，叶德辉还曾发出了“袁氏书多兰陵孙氏祠堂旧藏，记有南宋本两《汉书》，触目垂涎，卒为李有”的感慨。
感慨归感慨，虽然在财力上有限，但是叶德辉还是千方百计地搜集袁氏藏书，“乃稍稍收拾残本，或抄、或配，日与书棚估客相亲”，尽力弥补了其遗憾。
2.2.4 搜得善化张氏藏书
叶德辉虽然辞官回到长沙，但是在此后的十余年中，其搜集书籍善本的工作一直在进行，其中就“得善化张姓书数橱”。
身为朝廷官员的张氏异常爱书，每到一处必用心搜访，其藏书不乏善本佳刻。“张曾久宦山东，中有王文简北书库、诸城刘文清、历城马国翰玉函山房故物，益以袁氏售而未尽之余，往往先得其残编，久而自相配合”。张氏的这些藏书都被叶德辉购得，藏在观古堂内。这样叶德辉的藏书楼中就藏聚了宋荤的“纬潇草堂”、孙继涵的“红榈书屋”、王士祯的“池北书库”、刘喜海的“味经书屋”和马国翰的“玉函山房”等的藏书，尤其是刘喜海生前一直在关注韩国，其“味经书屋”藏有相当数量的有关文献和他本人关于韩国的海车文献、金石文等著作，这极大提升了叶德辉藏书的质量。
2.3 与日本学者交换所得
叶德辉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始于1900年前后。当时，经人介绍，日本东亚同文会驻汉口的总办宗方北平等人认识了王先谦。叶德辉因在反对戊戌变法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他得以通过王先谦结识了众多的日本学者。叶德辉特别欣赏日本的天皇制度，将其视为唐朝遗风，而且“日本一耆宿藏我国顺、康以至嘉、道文集极多，有‘清书万卷楼’之目，蓬莱方丈，望若仙居，惜哉不能越海飞渡也。”
叶德辉出于对日本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向往，凭借其在经学、小学等方面的造诣，和日本学者很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经常交换书物。后来，有些日本学者经常来郋园做客，有的写信求教学问，甚至有的来到叶德辉的家中“从他学问”。
在与日本学者的往来中，叶德辉“以己刻丛书易彼国影刻宋元本医术及卷子诸本；海内朋好或以家刻新书交易”。其中，叶德辉在1907年刊刻的性学书籍《双梅景阁丛书》就是其与日本学者交流所得的产物。《双梅景阁丛书》包括《洞玄子》、《素女方》、《素女经》和《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等古代性学书籍，而在清末之时，这些隋唐以来的性学古籍在国内早已失传。一次偶然的机会，叶德辉在与日本学者的交往过程中，见到了日本人丹波康赖在北宋雍熙元年（公元984年）的著作《医心方》，这部著作在日本刊行于1854年，收录了洞玄子的《阴阳秘道》、《隋书•经籍志》子部医家类中的《素女秘道经》、《素女方》以及《新唐书•艺文志》中的《玉房秘诀》、《玉房指要》等。于是，叶德辉就用自己的刻书同日本学者交换，并从中辑录校订，刊刻了《双梅景阁丛书》。此书一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剧烈反响。
由于叶德辉对日本文化极其推崇，再加上叶德辉的学问日渐得到日本学者的认可，在日本学者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到湖南来求学，有两个人必拜，一个是王先谦，另一个就是叶德辉。由于这种共识，除了交换所得之外，叶德辉还从日本学者处得到好多赠书。半叶10行、行18字的《孔子家语》十卷就是“日人僧水野梅晓还国重来长沙，出此本相赠”给叶德辉的。1912年，在叶德辉大闹坡子街之后，其为躲避革命党，在日清公司的轮船的护送下逃往上海，还有日本学者内滕虎将王羲之的《右军三帖》赠送给他。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今书刻》用的就是日本人赠给叶德辉的明刻原本。叶德辉在其重刻序中说：“日本驻湘领事井原真澄君曾以田翰君所著《古文旧书考》赠余，后附刻此书上编，而下编未刻。适白岩龙平君来湘，又赠余以岛田君所刻《寒山拾得诗》、萨天锡《诗集补遗》，因为余言君板刻之学之精，家中藏书之富，遂托其介绍，相假重刻，去未一月而邮书来，古色斑烟，如睹琅瑕秘笈。”
如果说上述三个方面是叶德辉大规模的有记载的藏书活动，那么“竭四十年心力”搜取藏书就是其持之以恒、勤奋的表现了。
叶德辉在赞叹自己藏书时，曾言“齐鲁吴越间，辙迹我频至。获书捆载归，充栋无余地。计偕入京师，欲探酉山邃。日从厂甸游，琳琅启金匮。……时有漏网珠，拾之出无意。”但笔者认为，叶德辉诗中所言的平日里“拾之出无意”，只是其自谦之词。叶德辉之子叶启倬曾言：“家君每岁归来，必有新刻旧本书多橱，充斥廊庑间，检之弥月不能罄，平生好书之癖，虽流离颠沛，固不易其常度也。”
从上可知，对于书籍善本，叶德辉已经在潜在中形成了勤奋的意识，从他“书摊庙集，时一遇之，是在有心人之勤于物色而已”中就能略窥一二。
如此丰富的藏书渠道为叶德辉的观古堂藏书楼带来了海量的藏书和大量善本的同时，也为其争取到了不少赞美之词。在谈及叶德辉的藏书时，著名学者缪荃孙在《书林清话•序》中写道：“焕彬于书籍镂刻源流尤能贯串，上溯李唐，下迄今兹，旁求海外旧刻精钞、藏家名印，何本最先，何本最备，如探诸喉，如指诸掌”。对于叶德辉的藏书，近代学者李肖聃的赞美之词更是溢于言表：“盖先生藏书，多湖外旧家所无，其考校板本，识别正伪，依有清诸家之长。”
第3章 叶德辉的藏书特色
综观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史，就私家藏书的数量而言，清代当推各代之首；就质量而言，更是中国古代典籍之大成。而清代私家藏书种类多样，其大致可以分为著述家藏书、收藏家藏书和出版家藏书，但不论是哪种藏书，都无法避免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其藏书大都是在综合性藏书的基础上，再逐渐形成自己的专藏和特藏。
历代藏书家收集图书，都有自己独特的嗜好和偏向。清代藏书家也不例外。20世纪初，杨守敬在《藏书绝句序》中曾经这样描写清代藏书家：艺圃滕辉，断推昭代。若绛云楼之未火，述古堂之继兴，文字垂光，烂若球贝，犹未已也。聿观常熟之毛、泰兴之季、昆山之徐、天一阁范氏、澹生堂祁氏、道古楼马氏……为世宝称，后先继出。黄丕烈喜好宋本收藏，并因此形成历史上著名的“百宋一廛”；福建藏书家郑杰喜好博览肆搜，倾心于地方文献，每获一碑版卷轴有标题可识者，或每获一诗文集，都视为至宝；江苏苏州鱼翼，不仅藏书，而且喜藏金石文，到处摹拓，其子鱼元傅熟于里中掌故，凡寸缄片纸为乡先辈所遗者，宝护如拱璧……
清代藏书史上着手此种专门收藏的藏书家枚不胜举，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藏书特色。而清末民初的叶德辉作为“与当代瞿、陆、丁、杨齐驱并驾”的藏书大家，“上下三四世，南北三十年，聚书在二十万卷外。”这个藏书规模即使在收藏盛世的清代来说，也位居前列，而叶德辉所藏图书亦是品种各异，门类齐全。缪荃孙在为叶德辉的《观古堂藏书目》作序时写道，叶德辉于“经籍、金石、书画、陶瓷、钱币，无不罗致”。藏书虽多虽杂，但其藏书丰富却又凸显出一定的特色，彰显着其藏书思想。
3.1 经、史、子、集四部齐全
清代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曾言，叶德辉是“奋起于诸公之后，其闳识旷才锐，欲整齐四部，网罗百家，与当代瞿、陆、丁、杨并驾齐驱。”叶德辉藏书虽丰，但深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以经学、小学为最擅长的叶德辉在藏书上却呈现出显著的“四部体系”。
叶德辉嗜好经学、小学，编著《六古微书》，用此种学说对自己的学生言传身教，并在与康梁等维新派的辩论中充当旗手，用经学维护其所谓的“正义”、“正理”，编写《翼教丛编》抨击变革。
叶德辉的传统思想不仅在其行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其藏书中也是展现无遗。《观古堂藏书目》（1915年正式付刊）是叶德辉为自己藏书编制的藏书目录，为了“志一生精力之所在、缕述先世家学及生平所历之境。”
此书共四卷，按照经甲、子乙、史丙、集丁四部编排，每卷一部。卷一为经部十三类，共计一千三百零二种；卷二为子部十四类，共计一千一百四十四种；卷三为史部十二类，共计一千一百零六种；卷四为集部六类，共计一千四百一十五种，全书共计四部四十五类，共计收录藏书目四千九百六十七种。
3.2 重视重本、异本收藏
所谓“重本”是指因校注、刊者、刻地、刻时等不同而形成的同一种书籍的多种本子。清代藏书家以佞宋为士风，尤其是“自康雍以来，宋元旧刻日稀，而晋绅士林佞宋秘宋之风，遂成一时佳话。”所以，藏书家刻书多以宋本为主要依据，但是据《书林清话》所述，当时宋朝私刻有三十二家之多，著名的就有“赵韩陈岳廖余汪”等七家，坊刻留传到后世的也有二十多家。私家刻书之兴盛也带来了重本的大量出现，但“古书流传，颇多错乱”，而这却给清代藏书家校书、刻书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于是其“利用私目，详其异同，审定其正误，辨明其真伪，恢复其庐山真面。”因此，历代藏书家为了以备校勘之资，而倍加重视对重本书籍的收藏。
叶德辉也不例外。在搜访、校书、刻书中，叶德辉充分认识到了重本的特殊功能，于是也特别注重重本的搜藏。叶德辉曾言：“诸家所藏，多者三万卷，少者一二万卷，无所谓异本重本也。”
在为叶德辉的《郋园读书志》写序时，其弟子刘肇隅说道“吾师叶郋园吏部承先世之楹书，更竭四十年心力，凡四部要籍，无不搜罗，宏富充栋连橱。而别本重本之多往往为前此藏书家所未有。”而这却使叶德辉的藏书具备了独有的特色。
在收藏《郡斋读书志》一书时，叶德辉曾感叹“此书于都门厂肆翰文斋得，他日若得衢州本并藏，则无遗恨矣。”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月后，叶德辉终于如愿收藏汪氏艺芸书舍所刊此本，以致“今世所传，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袁州本四卷，后志二卷，宋赵希牟考异一卷，附志一卷。一康熙壬寅海昌陈氏刻本。一道光十年裔孙贻端刻本。又衢州本二十卷，嘉庆己卯汪士钟刻本。”
《郡斋读书志》一个书目，叶德辉就收藏了其不同的4种版本，对于此书如此，对于其他书叶德辉亦是如此。在《郋园读书志》卷一经类中，叶德辉在谈及“南宋高宗御书石经拓本八十六张、十三经注疏四百十六卷”时，一口气列出了此书不同的五个版本：明嘉靖中福建巡按御史李元阳刻本、明万历二十一年北京国子监刻本、明崇祯戊寅毛晋汲古阁刻本宋本校过、乾隆十二年武英殿刻本、嘉庆二十一年江西南昌府学刻本。在卷五子类中，在追述“监铁论十卷”时，叶德辉也将自己所藏的四个异本一一呈现：明弘治十四年涂祯仿宋刻本、明胡维新两京遗编刻本、影写元麻沙本、嘉庆丁卯张敦仁刻本。在《书林清话•国朝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之优劣》中，叶德辉更是列出了自己收藏的《易》、《书》、《诗》、《周礼》、《仪礼》等十三经的全部重本异本。在谈及《易》时，叶德辉言：“《易》则校以唐开成石经本，岳珂刻单注本，钱遵王校单注单疏两本，卢文弨传录明钱孙保求赤校影宋注疏本，十行九卷本，闽监本，即南监，监本，即北监。毛晋汲古阁本，日本山井鼎物茂卿《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引古本，足利本，宋本。”
陈振孙所著的《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叶德辉就收藏有“一武英殿聚珍版本。一浙江重刻武英殿聚珍版袖珍本”两个不同版本。“钱曾《读书敏求记》四卷，相传朱彝尊典试江南，贿其侍吏得之，遂有雍正四年赵孟升初刻本，自此后凡有四刻，而叶氏就有：乾隆十年（1745）嘉兴沈尚杰逐一校正初刻本刊之、乾隆六十年（1795）钱塘胡氏补刻本、道光五年（1825）阮氏文选楼刻本（较旧刻本多出数十条）三刻。《降云楼书目》除旧钞本外，还藏一部附《静惕堂书目》的丁氏持静斋藏钞本。”
叶德辉大量收藏重本异本，不是徒有其表将其束之高阁，而是为了学术和刻本等实际功用。叶德辉认为，“异书秘籍，为人家藏，无由为世人共见，苟得见其书目，俾人人知此书之存人间，抑或有好事者，搜求重刻之一日”。在实际的校勘过程中，叶德辉也是身体力行、极大发挥了重本异本的作用。在校勘汉韩婴《韩诗外传》十卷时，叶德辉发现除了自己所藏有的明沈之野竹斋刻本外，还有“赵怀玉校本、周廷宋校注本，吴氏望三益斋刻周、赵合校本，古经解汇函本，又津逮、学津、通津草堂三本”等多种重本异本。叶德辉经过认真比对审定后，认为沈本是明苏献可刻本的原版，并得出除宋本外，“沈本为第一善本”的结论。
根据《中国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21卷）》，笔者统计得出，在叶氏观古堂藏书目中卷一经甲易类中，叶德辉共记载书籍116本。其中，有33种有异本重本。例如《周易兼义九卷释文一卷》，叶德辉就有明北监本、汲古阁刊本和阮氏校刊宋本三种不同的版本；《周易新讲义十卷》（宋龚原撰）有日本活字本和伍氏粤雅堂刊本等。
3.3 明清私家精刻本多
不同藏书家有不同的藏书标准和藏书特色，对藏书价值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清代藏书家以宋元旧刻为追捧对象，并视为藏书精品，并在清初、乾嘉年间、清后期在江浙东南沿海一带形成私家藏书的集中地，先后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钱氏绛云楼、述古堂、毛氏汲古阁、徐氏传是楼、范氏天一阁、鲍氏知不足斋、黄氏百宋一廛、周氏水月亭、袁氏五研楼顾氏小读书堆以及晚清的瞿、杨、陆、丁等以收藏宋书为多的众多藏书家。但对于宋书的收藏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宋本少，收藏价值高，收藏成本高。佞宋主人黄丕烈可以为了宋本而一掷千金，但叶德辉财力有限，在面对卧雪庐主人袁芳瑛的散落而出的南宋本两《汉书》时，只能“触目垂涎，卒为李有”。加上“乾嘉以来，黄荛圃、孙伯渊、顾涧蔟、张古馀、江阆源诸先生影刊宋、元、明三朝善本书。模印精工，校勘谨慎，遂使古来秘书旧椠化身千亿，流布人间。”于是，叶德辉将收藏的重点放在“于宋元明抄外，尤好收国朝诸儒家塾精校精刻精刊之本。”
叶德辉指出，“宋元人藏宋刻书，明人藏明刻书，此事之至易也”，并用《天禄琳琅》、《韦苏州集》等许多例子进行了论证，得出“此皆足为同时人藏同时刻本之证，初不偏于宋元也”；并多次批评了“佞宋之癖，入于膏肓”。
叶德辉批评佞宋之癖，有着充足的根据。因为清代藏书家大都长于刻印，所以“至黎星使庶昌《古佚丛书》，专模宋元旧椠，海外卷抄，刻印俱精。……惟江阴缪氏《云自在龛丛书》，多补刻故书阙文，亦单刻宋元旧本，虽平津馆、士礼居不能过之，孙黄复生，当把臂入林矣。”“国初诸人刻书，多倩名手工楷书为之。如……为陈廷敬书《午亭文编》，常熟王子鸿仪为渔洋书《诗续集》，均极书刻之妙。……录又云：嘉庆中，胡果泉方伯议刻《文选》，校书者为彭甘亭兆荪、顾千里广圻，影宋写样者为许翰屏，极一时之选。”就连佞宋主人黄丕烈也在其著作《荛圃藏书题识》卷四中承认：“古今书籍，宋板不必尽是，时刻不必尽非”。可见，这些依据宋元旧本刊刻的书籍收藏价值和做工都很精细，因此也成为叶德辉收藏的重点。
叶德辉收藏清朝和明朝的藏书时，时常说“今明朝刻书之贵，几亚于宋元”，并撰写了大量诗文集的题跋，其中在“368种诗文集的题跋中，清代的文集即占60％；其所藏清刻本，约占藏书总数的77％，可见清刻本为观古堂藏书的主要部分。”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叶德辉将收藏史学类图书作为自己的治学标准，并言“自《武英殿聚珍板丛书》出，于是明《永乐大典》中世所罕见各书，亦已十获七八矣。”据湘潭大学的王晋卿先生统计，叶德辉的观古堂所藏中藏有历代别集有865种，其中清代的就有485种，三倍于汉魏隋唐，二倍于宋金元，三倍于明。而在叶德辉所收藏的“二十四史”中，就全部都是明万历南监刻本和清武英殿刻本。即使收藏了大量明清刻本，但是叶德辉还是感叹“日本一耆宿藏我国顺、康以至嘉、道文集极多，有‘清诗万卷楼’之目蓬莱方丈，望若仙居，惜哉不能越海飞渡也。”
《郋园读书志》是叶德辉读书后所写的题跋，叶德辉的弟子刘肇隅言：“吾师尝进肇隅教之日，凡读一书，必知作者意旨之所在。”而叶德辉将所读之书在《郋园读书志》中分为了经、史、子、集四类十六卷。卷一、卷二为经类，卷三、卷四为史类，卷五、卷六为子类，卷七至卷十六为集类。在经类卷一中，叶德辉所读书目共有四十四本，其中清刻本有二十二种，明刻本有十四种，元刻本两种，宋刻本两种，其余四种为日本刻本和原刻本。在经部四十四种刻本中，明清刻本共计三十六种，比宋元刻本整整多出九倍。在《郋园读书志》的其他十五卷中，亦是明清刻本占据了绝大多数，这也说明了叶德辉观古堂藏书明清精刻之多。
3.4 所藏外国图书较多
近代学者李肖聃在《湘学略•郋园学略第二十二》中说，叶氏的藏书特色为“多湖外旧家所无，其考校版本，识别证伪，集有清诸家之长。”而湖外旧家所无的不仅是其《韦苏州集》等珍贵宋本，还有其大量的外国藏书。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
在其著作《郋园读书志》中，据笔者统计，其所著有题跋的国外图书就有8种之多。就其类别来说，主要集中在卷一、卷二的经类。例如，《尚书正义二十卷》（日本弘化四年仿宋淳熙刻本）、《论语白文十卷附札记》（日本天文癸巳刻本）、《论语集解十卷》（日本覆刻元正平本）、《论语义疏十卷》（日本刻本、又一部日本刻文明九年雁声旧钞本）、《玉篇十三卷》（日本庆长九年重刻元至正本）、《神农本草经三卷》（日本嘉永七年刻本）、《经效产宝三卷续编一卷》（日本仿北宋刻本）、《墨子全书六卷》（日本宝历七年刻本）。
在叶德辉的《观古堂藏书目》中，其收集的关于外国人的著作就多达84部，而其类别也不再限于经类。作为一部私人藏书目录能有这样大量的国外图书收藏，实属罕见。除去经类书籍，在叶德辉收藏的外国图书中，史学类书籍也占据了很大的分量。由日本人刻印的我国古代的《经籍志》就是典型代表。《经籍志》共10部，有唐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一卷、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四卷、晋刘署等撰《旧唐书•经籍志》三卷、宋欧阳修等撰《唐书•艺文志》四卷、元托克托等撰《宋史•艺文志》三卷、清卢文貂撰《宋史艺文志补》一卷、卢文弨撰《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一卷、金门诏撰《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一卷、清钱大昕撰《元史•艺文志》四卷、清张廷玉等撰《明史•艺文志》四卷等。
在叶德辉的藏书中，还有外国人印制的中国人的书籍，例如经甲易类中的《周易新讲义十卷》（宋龚原撰）就是日本活字刊本）；有外国人自己的著作，如《孔子家语增注标笺十卷》（日本太宰纯增注、千叶玄之标笺，日本宽政元年己酉刻本）、《桂苑笔畊集二十卷》（唐高丽崔致远撰，朝鲜旧刻本）等。
叶德辉之所以能够收集到如此门类和数量众多的外国藏书，和其与日本人的密切交往分不开。叶德辉不仅利用与日本人交换图书的方式，刊刻了盛销一时的性学书籍《双梅景阁丛书》，还在张元济刊刻近代史上著名的《四部丛刊》时，为其提供了自己收藏的日本正平刊本《论语集解》十卷二册，并得到采用。
第4章 叶德辉的藏书思想
叶德辉极其重视藏书，甚至把藏书与子孙的地位联系了起来，他希望“读书种子一日不绝，则余藏书一日不散，于此以卜家泽之短长。”而且，叶德辉为了使得“四部之储稍为完备”，“上下三四世，南北三十年”搜取藏书，才最终使得观古堂的藏书量达到三十万卷。
但是叶德辉在搜集藏书的时候，并不是盲目的胡乱搜集，而是以搜集清刻本、经学、小学的方面书籍为目标。叶德辉认为其观古堂的收藏，“不独异于孙氏之世，且异于乾嘉之世。”恰逢叶德辉大闹坡子街后躲避到朱亭，于是“因举历年之见闻，证以阅历之所得”，“半生心力，累万巨赀，所得如此，则其甘苦，不可以不示人”，著成《藏书十约》。
《藏书十约》的编成受到了清初孙庆增《藏书纪要》的直接启发，叶德辉在《藏书十约》序中说：“国初孙庆增著《藏书纪要》，详论构书之法，与藏书之宜，以及宋刻名抄，何者为精，何者为劣，指陈得失，语重心长，洵收藏之指南，而汲古之修绠也。”在此基础上，叶德辉根据自己藏书的经验和时代的发展，在书中详述了购置、鉴别、装潢、陈列、抄补、传录、校勘、题跋、收藏、印记之法。《藏书十约》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其字里行间不仅涉及到了图书的积累（购置、抄补、抄录）、整理（鉴别、校勘、题跋）和保藏（装潢、陈列、收藏、印记）的方法，而且更是凸现了叶德辉的藏书思想。
4.1 经学为先的思想
《藏书十约》的第一约为“购置”。其开篇谈到“置书先经部，次史部，次丛书。经先《十三经》，史先《二十四史》，丛书先其种类多校刻精者。”叶德辉认为购置图书按照此种方法进行，才不会误入歧途。
自从汉武帝大力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部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逐渐形成，并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治国良方和文化政治准则。而自幼接受封建正统教育、官至吏部主事的叶德辉不仅接受了这套理论，而且还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用这套理论充当着守旧派旗手的角色。叶德辉曾言：“其平居持论，尝谓崇圣不可以徒致，必首事于通经”。在出任袁世凯政府湖南教育会会长的时候，叶德辉甚至还组织了经学会，规定“经学以发明义训、通知世用为本，不分汉宋门户，亦不拘乡里私学小派，惟遵纲要，按经分科。”并编写了《经学通诂》六卷作为讲义，主张倡明经术，以大洋两角的价格刊行。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先经部”、“经先《十三经》”的主张。可见，叶德辉是一个深受经学影响的传统文人，而其日常的收藏活动也自然受到经学思想的影响。
叶德辉高度重视经部书籍的收藏，“尝欲遍购前、续两《经解》中之单行本，远如新安江永之经学各种，近如遵义郑珍所著遗书”。而叶德辉的观古堂中藏有的经部书籍达1460余种，远远多于史部和丛书，其中较珍贵的就有张惠言的《仪礼图》、王鸣盛的《周礼田赋说》、《金榜笺》等。
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叶德辉在写给时务学堂总经理熊希龄的信中，称石醉六（熊希龄的学生）“才智开拓，性情笃实”，所以叶德辉“先教之以读《资治通鉴》及一切经世有用之书”。此外，叶德辉观古堂近三十万藏书的分类体系也具有明显的传统思想，这在其倾“一生精力之所注”的《观古堂藏书目》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观古堂藏书目》是叶德辉“迨辛亥避乱邑之朱亭，因携此目重为编定，意谓兵燹之后，书必丧亡”，为其观古堂所藏之书的目录进行“数次更写”之作。在叶德辉的《观古堂藏书目》中，可以发现叶德辉藏书经、史、子、集四部齐全，而其中当以经部书籍收藏为最。根据袁庆述统计，在《观古堂藏书目》中，叶德辉共有经部藏书1302中，其中包括《易》类157种、《书》类112种、《诗》类118种、《礼》类198种、《乐》类29种、《春秋》类167种、《论语》类78种、《孝经》类25种、《尔雅》类43种、《石经》类18种、《经解》类140种、《小学》类205种、《纬候》类12种。
叶德辉经学为先的藏书思想在其传道解惑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叶德辉称：“为学之道，非识字无以通经，非通经无以治群言之庞杂，使归于雅正。”师从叶德辉学习九年之久的日本学者松崎鹤雄在回忆叶德辉的学问市曾说：“叶师让我们一起读了《老子》《庄子》《荀子》《孟子》这四子书。叶师精于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精通历代掌故、制度，也让门人必须要读。春秋取《左氏传》，以《公羊传》为邪说而加以排斥。”而不论是《周礼》、《礼记》，还是《仪礼》、《春秋左氏传》，都是经学儒学十三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叶德辉“让门人必须要读”，足以说明了经学思想在其价值观念中的地位，而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就是其藏书以经学为先的思想。
4.2 佞宋重清的思想
如果说叶德辉重视经部书籍的收藏是因为两年多年的封建文化造成的，那么其重视史部和丛书的收藏完全是为了实用目的。从司马迁著《史记》开始，史学便慢慢地在文学历史舞台上找到了其应有的地位，而且史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一直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镜子”。而《二十四史》更是封建社会的正统史书，所以叶德辉称收藏史学书籍必先《二十四史》。
叶德辉在《藏书十约》“购置”中谈到了“史亦以明南监《二十一史》为善，其板亦杂凑宋监、元路诸本而成”、“毛晋汲古阁仅刻《十七史》，中有据宋本重雕者，惜亦不全”和“南监本外，则以武英殿刻本为完全”等关于史学书籍的看法，直接来源于其观古堂丰富的史学书籍的库藏。叶德辉观古堂中收藏的明万历南监刻本和清武英殿刻本“二十四史”都是精校精刻的珍贵版本，是观古堂中的镇堂之藏。
在收藏史学图书的过程中，叶德辉并不以图书刊刻年代的前后为其主要收藏标准，而是逆同时代其他学者偏爱宋本的习惯提出了“勿薄今爱古”的观点，而这不仅是其收藏史学类图书的方法，也是其观古堂藏书楼藏书的主要标准之一。
清代私人藏书家中，不仅其藏书家人数超过历代藏书家人数之和，而且其藏书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也是前无古人。李万健先生在《清代的藏书家——写在清代民国著名藏书家年谱出版时》一文中介绍，在清代的藏书家中，其藏书总数在万卷以上的藏书家有五百四十多家，藏书有数万卷的有二百二十多家，藏书总数在十万卷以上的有七十多家。
清代藏书家不仅人数众多，收藏甚丰，而且在历史上其藏书质量亦属上乘，特别珍藏宋元旧刻，而清代藏书家对于宋元旧本的爱好在当时已是蔚然成风，盛极一时。清代文学家洪亮吉于藏书家之分等有称：“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鉴赏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而洪亮吉所提到的黄主事丕烈，在清代藏书家可谓是“痴宋迷宋”的典型代表。乾隆年间的黄丕烈自称佞宋主人，独“嗜宋、元、明人旧钞焉。”黄丕烈在《荛圃藏书题识》中言：“盖书以古刻为第一，一字一句之误，犹可谛视版刻，审其误之由来。……故余佞宋，虽残鳞片甲，亦在珍藏，勿以不全忽之。”黄丕烈从而被王芑孙称赞道：“今天下好宋版者，未有如荛圃者也。”据《杨诚斋易传》记载：“……盖诚斋于经筵进讲所著也。宋本世不易得。五柳主人云：昔年某王府许以二百金购此书，鲜有获者。今晚出，而求之者已下世，书亦有遇有不遇也。予得此本后，又见一宋本，与此版刻正同，而朱笔点抹，亦略相似，为西崦朱叔英藏书，前题后跋，索直一百六十金，予以一笑置之。”黄丕烈酷爱宋本，毕生经历收藏宋本二百多部，因此被陈登源在《古今典籍聚散考》赞其“嘉庆中能及时崛起，足以复汲古、绛云之盛者，则黄丕烈之百宋一廛是也乾嘉之间藏书史，可谓百宋一廛之时代矣。”
而宋元古书之所以让清代藏书家爱不释手，主要是因为“……乃知古人于书籍，不惟雕镌不苟，虽摹印亦不苟也。明高濂《燕闲清赏》笺论藏书云：藏书以宋刻为善。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著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被《藏书纪要》称为“宋椠之最佳者”的《天禄琳琅》，“字法圆活，刻手清整”；“宋版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是书字体浑穆，具颜、柳笔意。纸质薄如蝉翼，而文理坚致”。宋版书不仅刻工上乘，而且用纸讲究。据记载，宋代至清代虽历史悠久，但因为使用了椒纸而“色有黄斑，无一蠹伤虫蛀之处。……是皆与蝴蝶装之粘连不解，历久如新者”。朝代变迁，藏书亦乱。经过战乱的洗礼，宋本流失过半，然而“元本源出于宋，故有宋刻善本已亡，而幸元本犹存，胜于宋刻者。”
在当时的藏书环境下，叶德辉也将追求宋刻善本、精本收藏为自己藏书的重要标准。辛亥革命期间，叶德辉在朱亭作《朱亭集》，其中他在《忆藏书》中说：“四千册手常披，坐拥书囊作绛帷。百宋千元犹有待，廿年一刻未相离。别来似隔良朋面，乱后如同故国思。记得铭厨留祖训，借人不孝※※非儿。”在书后，叶德辉列出了收藏的自称是“非止北宋本第一，亦海内藏书第一也”的《韦苏州集》，之外，叶德辉还收藏了“宋孝宗隆兴元年刊本《南岳总胜集》、宋宁宗嘉定刊本《玉台新咏》、金刻本《埤雅》等”。叶德辉所收藏的元代刻本有邀继公《仪礼集说》、婺州本《荀子》、大德本绘图《烈女传》、张伯颜本《文选》等。
叶德辉虽然喜好宋本，并将《韦苏州集》作为观古堂的镇堂之宝，但是叶德辉并不局限于此。在《张惠言〈仪礼图〉题记》中，叶德辉却逆势而行地指出：“康、雍、乾、嘉累叶承平，民物丰阜，士大夫优游岁月，其著书甚勇，其刻书至精，不独奴视朱明，直可上天水，当时精刻、精印，一时流播士林，迄今百余年，扬兵劫之摧残，又为鸡林贾人之转售，海内图籍，势将荡然糜存，如此佳刻，安得什袭藏之书。此以告后人，幸勿薄今爱古。”
由于历史原因，“在明时尚不甚昂贵”的宋书，到“国初康熙时书价渐贵……至乾嘉时，宋元旧本多为有力者收藏，其价已过康熙时十倍。”所以家产并不如黄丕烈等诸人丰厚的叶德辉在“观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所列之价目”之后，比照自己所藏的零星宋本，只能发出“在今日十倍而廉矣”的慨叹。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叶德辉提出“宋以来儒者但求义理，于字句多不校勘”，以致“宋本亦有不可据者。经如《四书》朱注本，不合于单注单疏也。其他《易程传》、《书蔡传》、《诗集传》、《春秋胡传》，其经文沿误，大都异于唐、蜀石经及北宋蜀刻。……其书即属宋版精雕，只可为赏玩之资，不足供校雠之用”，并进一步列出了“宋刻书多讹误”的实证。同时期的戴震也曾言：“宋本不皆善，有由宋本而误者”。因此，在崇尚宋书旧刻的清代藏书氛围中，叶德辉逐渐认识到宋元图书的众多不足之处，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藏书方法——佞宋重清。
明朝虽然禁锢严格，刻本受到一定限制，但是也不乏善本。在谈及明代刻本时，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单独辟节阐述“明人刻书之精品”。“其中为收藏家向来珍赏者，如丰城游明大升，翻雕元中统本《史记集解索隐》一百三十卷……吴郡沈辨之野竹斋，刻《韩诗外传》十卷”。而对于同朝的清代刻本，叶德辉认为“国初诸人刻书，多倩名手工楷书者为之。如霓裳为薛熙写《明文在》，侯官林吉人佶为王士祯书《渔洋精华录》，为汪琬书《尧峰文钞》，为陈廷敬书《午亭文编》，常熟王子鸿仪为渔洋书《诗续集》，均极书刻之妙。”同时，叶德辉认为清代的许多刻本因为是“初刻初印”，例如许连写元李文仲《字鉴》、《六朗文絮》、吴玉搢《金石存》，江元文写土岂孙《碑版广例》，颐南雅学士莼为钱大昕写《元史•艺义志》，所以都是“直欲方驾宋元”的精刻。
而从观古堂所藏图书来看，叶德辉藏书中以清人诗文集最多，占据了其全部藏书的60％以上（详见本文3.3）。叶启勋在《郋园读书志•跋》中说，叶德辉十分欣赏《乾嘉诗坛点将录》一书，并打算将其汇集成册编著《乾嘉诗坛点将录诗征》，所以叶德辉特别注重对于清人诗文集方面的收藏，这也构成观古堂藏书的一大特色。此外，叶德辉藏书的实用思想在《藏书十约》的“鉴别二”、“抄补五”、“传录六”和“校勘七”等中得到了很好地体现。要“四部备矣”，叶德辉认为必须要懂得鉴别，而鉴别必须要熟悉目录之学。“不通目录，不知古书之存亡；不知古书之存亡，一切伪撰伪撮、张冠李戴之书，杂然滥收，淆乱耳目。”而叶德辉主张必须要对书籍进行校勘，“书不校勘，不如不读”。如果在购书之后发现旧书缺卷少页，就“必觅同刻之本，影抄补全。或无同本，则取别本……若遇零编断册，尤宜留心。……己抄之书，别人校之，人抄之书，则己校之；多一人寓目，必多校出二三处误字脱文。”叶德辉认为在对书籍进行装潢时，“装钉不在华丽，但取坚致整齐”，“装订之后，随时书边。书名、撰人、刊刻时代，不可省字，以遍查询。”可见，叶德辉对待藏书、认真校勘等实际行动，并不是为了装点门面，将其束之高阁，而是为了读书、做学问。
4.3 重校勘的思想
叶梦得在其《石林燕语》中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叶德辉对于藏者精于校雠皆有善本的说法表示认同，并指出“书不校勘，不如不读”，叶德辉一生中所刊刻的包括《观古堂书目丛刻》等全部书籍，都秉承了这一优良传统。《观古堂书目丛刻》是叶德辉考校刻印的书目总汇，由《观古堂汇刻书》四种九卷和陆续刻印刊行的书目等共计十五种、四十八卷，叶德辉对其内容都是一一考证校对，以免“渎乱许书，贻误来学”，其中就包括《百川书志》二十卷。《百川书志》虽然被当时的学者所推崇，但因其是野史、外史，所以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并没有收录，《百川书志》只是在《征刻唐宋秘本书目》（黄虞稷、周在浚编）中被列入秘本收入。为了将其刻印流传，叶德辉广访诸家，终于在朱彝尊的曝书亭、缪荃孙的艺风堂等处发现钞本，并“将这个本子相互校勘，取长补短，遂成完帙。”
为了校勘刻印《百川书志》，叶德辉“一切应刻之书，皆阁起”，之所以会放弃表扬先祖的书目而专心校勘此书，除了叶德辉在给缪荃孙求钞书的信中所阐述的“以其书四库未收，三百年来未刻，辉不刻之，则冤沉海底，永无见天日之日”的历史文献价值之外，就是叶德辉认为校勘古籍善本有极大的益处。在《藏书十约》中“校勘七”中，叶德辉便首先便介绍了书籍校勘的八大好处：“习静养心，除烦断恣，独居无俚，万虑俱消，一善也；有功古人，津逮后学，奇文独赏，疑窦忽开，二善也；日日翻检，不生潮霉，蠹鱼蛀虫，应手拂去，三善也；校成一书，传之后世，我之名字，附骥以行，四善也；中午善忘，恒苦搜索，一经手校，可阅数年，五善也；典制名物，记问日增，类事撰文，俯拾即是，六善也；长夏破睡，严冬御寒，废寝忘餐，难境易过，七善也；校书日多，源流益习，出门采访，如马识途，八善也。”
叶德辉所阐述的校勘八善，并不是凭空想象的结果，而是其凭借平生的访书、求书、藏书所提炼总结而得。在藏书的过程中，叶德辉“每得一书，必广求众本，考其异同”，即使针对两宋古本也不例外。
校勘之功，首要的当属校勘的态度，其次就是校勘的方法，“顾知校书之善矣，而不得校之之法，是犹涉巨川而忘舟楫，游名山而无篮舆”，可见校勘态度和方法的关系甚为密切。但是，正如清代著名的史评家章学诚所言：“古者校仇之法，则心领神会，无可传也”。可见，古人对于校勘的方法都没有进行过细致具体的总结，而叶德辉根据多年的经验大胆明确地提出了两种校勘方法：死校和活校。
死校是“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本，顾千里广圻、黄荛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清代经学家段玉裁在其著作《经韵楼集•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中对校勘的得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而不可治。叶德辉不仅深明其理，而且这与其死校的观点一致。叶德辉曾言：“凡明仿宋刻本之可贵者，贵其存宋版旧式也。宋版书之可贵者，贵其多通人所校，不轻妄改古本也。”有此思想就有彼行动。叶德辉在刊印《古今书刻》二卷时，经过校勘发现书中有少许错误，但在刻印时“一仍其旧以明无所擅改”，“俾读者如见四百年前古物，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908年）八月，叶德辉刊印《元朝密史》（原称《蒙古密史》）。在众多的版本中，叶德辉经过考证，选用了影元椠旧本，在其序中，叶德辉坦言：“语言文字相辅而成，草删润色义各有当，就史裁论，但得译成之文义，即可供编撰之资；以译书论，不得原译语言，安知译成之文句不有出入增省乎？”故此，叶德辉放弃了认为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杨氏丛书刻本，而选用了影元椠旧本，因为“此本可贵之处，不仅在分卷不同，及有撰人名姓已也”。经过校勘，叶德辉“于行款无所改易，书中原有墨线横记一仍其旧，其原有线刻为双行白线，以示分别。珠线者，人名也，墨线横记者，字音之长短断续也，皆较杨刻为详。世不乏通重译之人，或据原译，推得其原者，其纠正《元史》之误谬者，当不仅钱氏大听《考异》所载数事而已。”正是因为叶德辉采用了死校的方法，使得《元朝密史》尽量保持原貌，才使得其成为蒙古文献中见存最早的一部史书。
叶德辉校勘藏书的另一种方法就是活校。所谓活校就是“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卢抱经文弨、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叶德辉在校勘明嘉靖徐氏覆宋刻三礼本《仪礼》十七卷时，发现宋本“严州本多讹字”，而明本徐本则没有，于是，叶德辉认为明本《仪礼》优于宋本，并将其讹误一一列出。被收入《四库全书总目》的《云麓漫钞》是南宋赵彦卫写的一部以“记宋时杂事者十之三，考证名物者十之七”为主要内容的书籍，而叶德辉就有其版本五种。叶德辉在比较其他古籍校勘此书时，发现第十三卷“论星命吉凶神丧”中讹误颇多，而且与清人蒋光煦所刻丛书错误相同。于是，叶德辉“取宋元以来，各命书参校互证，于其文字形近讹误者，校改之；格表上下移易者，更正之；原书密行细字，不便丹黄，则别录诸本，附于卷末。”
死校和活校这两种方法各有所长，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叶德辉认为，如果掌握了这两种校对方法，“不仅获校书之奇功，抑亦得著书之捷径也已”。叶德辉提出的这两种校对方法，可以说开了校勘之法的先河，对我们今天的校对工作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而且他对待古籍校勘的态度，也值得我们学习。
4.4 重整理的思想
4.4.1 藏书必须鉴别
孙从添在其《藏书纪要》中言：“藏书而不知鉴别，犹瞽之辨色，聋之听音”。叶德辉深知其中之精要，在《藏书十约》中，叶德辉分别阐述了“购置”、“鉴别”、“装潢”、“陈列”等十个藏书注意事项，而通观全书，“鉴别”实际乃为藏书之本。
不懂鉴别之法，就容易在购置过程中出现“一切伪撰撮、张冠李戴之书，杂然滥收”的情况，以致“淆乱耳目”，更不用谈装潢和陈列等事宜了。而如果想要“四部备矣”，就必须“当知鉴别之道”，其中，叶德辉就“因举历年之见闻”提出了鉴别的三种方法：目录法、序跋法和字讳法。叶德辉利用其丰富的鉴别经验，在《书林清话》中先后鉴别指出了“唐天祜刻书之伪”、“广勤堂刻《万宝诗山》”、“《天禄琳琅》宋元刻本之伪”、“坊估宋元刻之作伪”、“宋元刻伪本始于前明”、“张廷济铜书范不可据”、“日本宋刻书不可据”等伪刻。
叶德辉的鉴别活动还贯穿在他的整个治学活动当中。在《藏书十约•校勘》中言：“书不校勘，不如不读。”这一方面说明叶德辉重视对书籍内容的校订，而另一方面，校勘过程实际也是对刻本的一次鉴别。叶启崟曾说，其父亲叶德辉每得一书，必考其异同，“与鉴赏家者流之志叙其源流，别白是非”，而其校勘和题跋的过程就是鉴别的过程。
叶德辉的藏书处名为“观古堂”，又名“丽廔”。根据《辞海》解释，丽廔同离娄，黄帝时人，相传能在百步之外看到秋毫之末，形容视力极佳的人。而常常自诩为“丽廔主人”的叶德辉之所以用丽廔来做自己藏书楼的别称，也正说明了他善于鉴别刻本的功底。
4.4.2 藏书必须有题跋
藏书家对自己的藏书撰写题跋，自古就有。王士祯在《香祖笔记》七中说：“遁园居士言：‘金陵盛仲交家多藏书，书前后副叶上必有字，或记书所从来，或纪他事，往往盈幅，皆有钤印。常熟赵定宇少宰阅《旧唐书》，每卷毕，必有殊字数行，或评史，或阅之日所遇某人某事，一一书之。冯具区校刻监本诸史，卷后亦然，并以入梓。前辈读书，游泳赏味处可以想见。’此语良然。然予所见刘钦谟昌家官河南督学时所刻《中州文表》，每卷亦然。予劝宋牧仲开府重刻《文表》及《梁园风雅》二书，且云‘钦谟诸跋，当悉刻之，以存其旧，亦遁园先生之意。’又尝观袁中郎所刻《宗镜摘录》，亦复如是，弁州先生《读书后》，同此意也。”而根据叶德辉的考证，历史上藏书家撰写的题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论著述之指要者，记叙撰人时代仕屡，及其成书之年月，著书中之大略”，宋晁公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二是“辩论一书之是非与作者之得失”，叶德辉将宋石林公的《过庭录》和明代王世贞的《读书后》归为此类。
叶德辉所藏图书、刻本，必经过精心校勘，“凡书经校过，及新得异本，必系以题跋，方为不负此书。或论其著述之指要，或考其抄刻之源流。”叶德辉因此，每读一书必撰写题跋，“如日久未之温习，则必依稀惝，况日知而月忘，故余于所读之书，必于余幅笔记数语，或论本书之得失，或辨两刻之异同”，以致“髫年即从吾师游”的刘肇隅“每登观古堂，倒箧倾筐、任意翻阅于是者逾廿年偶检一书，则见前后多有题跋。”因对观古堂藏书所撰写题跋多而成体系，1928年，观古堂刊印叶德辉的《郋园读书志》十六卷，“则其读书之叙录，每书记其行款，叙其源流，别白是非，多能发前人之蕴奥，与鉴赏家者流之志目自异其趣。”
《郋园读书志》所记录叶德辉所撰题跋共计经、史、子、集四类十六卷，卷一、卷二为经类，卷三、卷四为史类，卷五、卷六为子类，卷七至卷十六为集类。据笔者统计，《郋园读书志》全书共计题跋六百九十九篇，其中经类藏书题跋两卷共计九十四篇，史学藏书题跋共计两卷九十三篇，子类藏书题跋两卷共计一百二十六篇，集类藏书题跋十卷共计三百八十六篇。当然，因叶德辉死后藏书散失以及历史等原因，《郋园读书志》中近七百篇的题跋可能只是叶德辉为其藏书所撰写的一小部分，但是从中不能发现，叶德辉藏书必有题跋这一认真的态度。叶德辉在其著作《藏书十约》中曾试言题跋的重要性：撰写题跋不仅能“使览者不待卷终，可得其要领”，而且还能“俾前贤抱残守缺之苦心，不至书存而人泯。”
4.5 重保藏的思想
4.5.1 装潢和收藏因地而宜
叶德辉藏书，其中一方面原因就是其爱书。叶德辉曾经做过一首《买书》诗：“买书如买妾，美色看不够。买书如买田，连床抵陌阡。田荒逢恶岁，书足多丰年。二者相比较，同在子孙贤。他日田立券，不如书买钱。”虽然叶德辉把藏书视如买妾，不过其爱书的意愿却得到了真实地体现。无独有偶，叶德辉爱书的思想在其观古堂上也可以得到印证，叶德辉在藏书的立柜上，贴着“书与老婆，概不外借”的字条。
诗能言志，书亦能见情。在叶德辉的《藏书十约》中，处处体现了其对于书籍的爱惜。
叶德辉每每得到旧书后，“即付匠人装饰，今日得之，今日装之，则不至积久意懒，听其丛乱。”在“收藏九”中，叶德辉不仅对藏书之所和列橱的方法提出了真知灼见的见解，而且还对南北藏书的差异进行了阐述：“古人以七夕曝书，其法亦未尽善。南方七月正值炎薰，烈日曝书，一嫌过于枯燥，一恐暴雨时至，骤不及防……不如八、九月秋高气清，时正收敛……南北地气不同，是不可不辨者也。”从叶德辉对待书籍的方法上，就可以看出其倍加爱惜藏书。而且，对于这种爱惜之情，叶德辉也毫不掩饰：“阅过即时检收……非有书可以互抄之友，不能借抄；非真同志著书之人，不能借阅；舟车行笥，其书无副本者，不得轻携。”而且，其爱书甚至过于了苛刻，即使从远方来观古堂拜访的客人，叶德辉也不让其仆从进入藏书之室。即使进去了藏书楼的宾客，也不能享受到叶德辉的任何待遇，叶德辉在藏书室内“不设寒具，不著衣冠，清茗相酬，久谈则邀入厅事。”
当然，声称“书于老婆，概不外借”的叶德辉也并不是真的吝啬到不将藏书外借。在遇到“真同志著书之人”时，叶德辉会慷慨解囊。被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称为中国空前之一大丛书的《四部丛刊》在编著时，叶德辉不仅将自己珍藏借出影印，还积极地帮助张元济联系傅增湘等其他藏书家。
4.5.2 藏书全部用印标记
古代文人有用印的传统。“藏书印始自唐代，发展于宋、元，至明、清两代已达极盛，可谓收藏家必备有藏书章，书必钤盖有藏书章。”而书印之所以被历代藏书家推崇，一方面是因为其具有鉴别藏书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就是其也极大提高了藏书的价值。“宋本《孔子家语》，以有‘东坡折角’玉印，其书遂价重连城。……名贤手泽，固足令人钦企也。”因此叶德辉叹言“藏书必有印记。”而观古堂的藏书中的藏书也充分地体现了叶德辉的这一观点。
据考证，叶德辉的用过的藏书印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用其名的书印，如“叶德辉”、“德辉”、“叶印德辉”、“叶德辉鉴藏家善本书籍”等；第二类是用其别号的书印，如“郋园”、“郋园手校”、“郋园过目”、“郋园过眼”等；第三类为其用表名的书印，如“焕彬”、“南阳”等；第四类为其藏书楼书印，如“丽廔”、“观古堂”、“观古堂印”、“观古堂藏”、“观古堂鉴藏善本”。叶德辉虽注重短印，但其藏书中偶尔也会出现名、堂混杂的长印。在叶德辉影写的元刻《修辞鉴衡》一书中，就印有“叶德辉焕彬甫藏阅书”。
叶德辉虽言“藏书必有印记”，但是其用印却非常缙绅，以致其藏书“多未钤印”。这一用印思想充分体现出其保护图书的思想。叶德辉认为，用印必须寻找空闲，不要把印加盖在正文上，否则宁可不用。“凡书流传愈久者，其藏书印愈多。朱紫纵横，几无隙纸。是宜移于书眉卷尾，以免龌龊。”
结语
叶德辉的海量藏书，不仅为其添加了许多政治资本，更确立了其藏书家的地位。叶德辉的一生是伴随着图书的收藏而度过的，其观古堂中30万卷的藏书，不仅体现了其藏书思想，更是体现了其学术思想和中国文人的思想。
叶德辉藏书，不是为了装饰装点，而是为了藏以致用。叶德辉利用丰富的藏书，编撰了中国藏书史上第一本系统性书籍史——《书林清话》，校勘刊刻了曾经畅销一时的性学书籍——《双梅景阁丛书》；叶德辉提供其珍藏，帮助张元济完成了举世瞩目的《四部丛刊》……
每藏一书，叶德辉必亲力校堪，提出了著名的校勘八益论，总结校对方法并提出了死校和活校；此外，叶德辉还在其著作和藏书中，身体力行藏书必须有题跋、藏书需因地制宜、需装帧等理论。而这都是我们后人需要学习的地方。
叶德辉死后，其观古堂中的30万卷图书散失，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其对社会和文化的传承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