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顺鼎（1858—1920），湖南汉寿县人，晚清著名诗人。他天资聪颖、才情横溢。由少及长，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学长河中汲取醴泉甘露，又得江山之助，因而为文雄伟奇谲、璀璨烂漫，不仅时人为之倾倒，而且在我们今天看来，其艺术技巧的高超和娴熟、语言的和谐和瑰丽，境界的超拔和恢宏，都是卓尔不凡，在整个近代文学史中也是罕见的。
易顺鼎的作品，体裁丰富多样，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除诗词之外，还有曲、赋、骈文、回文、传记、自传体白话小说、读书札记、古籍校注等许多方面。这些作品，除有些诗词和小说分别有专集刊行之外，其余的都收录在《宝瓠斋杂俎》、《琴志楼易氏丛书》、《琴志楼丛书零种》等几个丛书中。
在《琴志楼丛书》中，有近四十个诗词集，诗歌万首、词六百阕，还有大量的叙事、议论性作品。樊增祥曾说：“天生实甫（易顺鼎字——作者注）奇才也。五岁而知诗书、十七、八而刻《行稿》。诗词骈散文皆于三十六体为近先师张文襄奇赏之。中年以后庐山之作骎骎入杜韩之室矣。”诚如樊增祥所说的那样，张之洞特别赏识易顺鼎，早在1893年便说了的作品“瑰伟绝特如神龙金翅光采飞腾而复有深湛之思，佛法所谓真实不虚而神通俱足者也。有数首颇似杜韩、亦或似苏。较作者以前诗益臻超诣，信乎才过万人者矣！”由此可见易顺鼎创作之一斑。
一
易顺鼎首先以诗歌确立了自己在文坛的地位。他凭自己的旷世奇才，傲视古今，别树麾纛于诗坛。“其性灵若神珠，其光气若龙剑，其英华若琼树之花，若天机之锦，若日若星若霞若雪，”在湖湘学派中别树一帜，被称为湖湘“别子”，与近代著名诗人樊增祥并恃为诗界两雄。特别是甲午战争前后，他的爱国诗词忠义愤发、苍凉悲壮，与他亲身的爱国实践紧密结合，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与黄遵宪、邱逢甲并称为晚清三大爱国诗人，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甲午战争以前，易顺鼎走过的道路，可概括为“求仕——失望——退隐”三部曲。他十七岁便中为举人，当时的易顺鼎可谓青春年少、踌躇满志，在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对前途理想的憧憬以及报效国家的决心。同时，也表现出对祖国山河的赞美和对生活的热恋。《丁戊之间行卷》第三卷至第七卷所收的古、今体诗，无论是寄赠、酬唱、游山、忆旧，还是咏物、记事、杂感都表现了这一内容。丁戊前后的诗作也和《丁戊之间行卷》一样，吟唱的是报效国家、获取功名的主调。但是，社会的动荡与国运的衰微，庙堂的高深与江湖的鄙远、学富才锐与年少资浅，又不禁使他在国运的忧患中增加了一层对自身命运的忧虑。特别是参加礼部的几次考试、都榜上无名，易顺鼎从心怀凌云之志到心烦意乱、苦闷彷徨，从满怀求仕的热望坠入了失望的低谷。他的诗歌，也从过去想匡时济世、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变为怀才不遇的满腹幽怨，最后发展到纵情声色和纵情山水。他在遍游祖国名山大川中，写下了许多瑰丽无比的游山诗句。在诗歌中表达了自己远离尘世、独善其身、向往自然、皈依山林的志趣。他在庐山三峡涧筑琴志楼卜居，便是他由早期满怀功名的热望，到几年南来北往、求功名不成而对仕途失望后决心隐退的自然发展。
甲午战争以后，易顺鼎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并出仕广东广西等地道台。生活的变化使他一扫过去遁迹山林甚至想终了尘世的消极思想，庄严神圣的爱国激情在他的胸臆间回荡，这激情又化为雄奇瑰丽的诗章。这一时期，是易顺鼎诗歌创作中最辉煌的时期，同时，也是他人生道路上最辉煌的一幕。
当中日矛盾加剧，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他收到父亲易佩绅的信，要他墨绖从戎，报效国家，以尽大孝。易顺鼎毅然从湖南起程，赶赴南京，投奔湘军宿将刘坤一。易顺鼎似乎找到了施展才华、报效国家的机会，因而志气高扬，笔力苍健。他慷慨悲歌，产生了近代诗坛的瑰宝《四魂集》。
辛亥革命以后，易顺鼎经历了清廷覆灭、民国初建的历史事变，宦途已穷、华发满鬓，易顺鼎无论是志向还是诗才已失去了青壮年时期的锐气。他住在北京，一方面与南方的诗友唱和，一方面出入歌楼舞榭、过着悠闲的名士生活。他将这一时期的诗歌编为《癸丑诗存》。但此时的诗歌，多是些酬唱游戏之作，不仅与当时《新青年》和后来的“文学革命”主潮相去甚远，甚至与他青壮年时期相比，也相去甚远了。
易顺鼎的词作，以其绚丽的辞采和蕴藉深厚的艺术境界丰富了晚清词坛。词作虽然在思想上不及诗歌《四魂集》那样有着强烈的时代性和社会性，但却在艺术上以自己独有的特点妆点了晚清词坛璀璨的夜空。
易顺鼎的词作，题材上多写朋友间的宴游和吊古伤今。他诗歌中那种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和热气腾腾的现实生活，在词作中是很少见的。17岁中举之后，他便驰驱六州、五试都堂、七浮沧海，广交贤豪。在几十年游侠似的生活中，虽看尽名山大川，但对祖国山河壮丽景色的刻画，几乎全留在他的诗歌中了。词作中所表现的全是蓝赵吴越、黔山蜀水之间的浅吟低唱，或是朋友间长亭短亭的汪伦送别之情。他或于星晚露初，携挚友佳朋，掎裳连衣，登高而呼；或于明月中天，拥淑女名媛，听软簧清箫，看钗飞钏动，目成眉语，心醉肠回；或流连于园林邱壑、青苔小径、芳草醉眠，任蜂蝶相绕于袂；或徜徉于溪畔池边，听泉声如琴，看潭明如镜、佳句迭出、引听诗之鱼跃水。题材的内容全是朋友间的宴游之乐和宴游所历所感的忧愁和烦恼。
这一题材的取向，使其与现实保持了一种张力，与他本人诗中那种关注现实，昂扬奋发的内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家国身世、忧患贫贱、哀乐聚散，皆有所寄托，表现得非常含蓄而又曲折。这恰恰与他的诗歌创作互为表里，给我们以整体上的立体感。
易顺鼎作词，风格上寻求细腻委婉。无论是情感的抒发、还是景物的描写、或是意境的创造，易顺鼎很少追求那种铜琶铁板、大江东去的风格。相反，流水孤村之萧远、晓风残月之凄清，暗香疏影之静窈，浅醉闲眠之悠韵，却是易顺鼎极力追求的境界。
在情感的抒发上，易顺鼎围绕一个字来写——愁。愁朋友之间，合难离易；愁富贵功名，久难遂愿；愁天地巨大，人生渺小；愁历史无情，人间不平。这就使得易顺鼎的词作具有浓郁的哀怨色彩。在景物描写方面，易顺鼎总是选取那些易于表现这一情感的景物，或者说将感情投射到景物身上，给人以纤丽凄清、婉约细腻之感。在易顺鼎词作所描写的景物中，山川的雄伟壮丽、湖海的阔大气势、现实的纷繁复杂都是难看到的。他不像在他的诗歌中那样给眼前的景物以恢宏的气势和广阔的背景，不象诗歌那样用豪迈的情感去熔炼粗犷的线条，织成一幅幅耀人眼目的画面。他善于从细微处入手，从对眼前的细细体验中，去寻找最能传神写意的佳辞丽句；从眼前景物的细微处去寻找抒发自己感情的契合点。在浅吟低唱中，完成对景物描写和感情抒写的双重表达。这一特点，使易顺鼎的词呈现出浓郁的婉约色彩。在意境的创造上，易顺鼎则根据情感的变化和描写对象的不同，创造出丰富多采的，令人回味无穷的意境，总体上给我们以淡远、清奇者居多。作者善于选择那些淡淡的色彩，宁静的环境，在对眼前之境的细细体验中，将自己淡远、惆怅，有时又是欢愉的心境溶进其中，创造出一个个美丽的意境，达到感动读者的艺术目的。
但易顺鼎的词并不只是一味地描写小桥流水，完全抒发那种愁闷苦恼、细腻委婉的感情。上述内容只是就易顺鼎词作的绝大部分内容和主要倾向而言的。实际上，易顺鼎也有一少部分词作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感情豪放粗犷、节奏急促，基调高昂。比如《沁园春•放舟大江至焦山还登北固甘露寺》中“把南朝下酒、东海为杯”，“斜阳里，且高歌击楫、长啸登台”，便一扫过去词作中那种郁闷忧愁的情怀，也不象其它词那样写一隅之景，精雕细刻，让人捻须背袖，细细体味；而是视野开阔，让帆影波涛，英雄儿女滚滚入怀，给人以整体的艺术感染。但这一类风格的词作在易顺鼎的创作中并不多见。
易顺鼎的词，就其风格上言，应该说是哀怨中有豪情，婉约中有粗放、仍以哀怨婉约为主。更多的是细细体味眼前之景，胸中之情，推敲忘倦，让情思绵绵如丝、意境明媚如画，把自己的所言之情，所托之志深藏在艺术画面之后，让读者在反复的咀嚼品味中去领会其主旨。
易顺鼎的散文，除一些杂感校注外，可分为叙事、议论、抒情散文三类。叙事散文以记叙当朝学案、文苑轶事、孝子懿行及自己北上求学及南下台湾支援抗战为代表，这些作品，忠实于历史、忠实于事实，文笔简洁峭拔，不乏力作佳作。
议论性散文虽然不多，但代表着易顺鼎散文的最高成就，这便是《呈都察院条陈时务文》（一、二）。这是两篇逻辑严密的议论文，全文近万字。特别是《呈都察院条陈时务文（一）》，情文并茂，将抒情与说理熔为一炉，堪称议论文的范本。
抒情性的散文，有很大一部分是骈文和赋。这类文章，就其思想性而言，当然比不上《呈都察院条陈时务文》，但是，在艺术上，却精美绝伦，叫人爱不释手。这类作品的代表便是《湘絃词序》。《湘絃词序》将对故乡的热爱、眷念，化着了一唱三叹的歌颂、化着了对山水人文环境的由衷赞美。历史神话传说、江南水乡的如画风景、灵动浪漫的楚地风情、天真纯洁的童年美梦，和自己四海飘流的怅惘、不尽的眷念、急切的向往、淡淡的哀愁交织在一起，就象一支渔歌，又象一条小小的溪流，向故乡诉说自己的心曲。那精美的语言、浓淡相间的色彩，随着感情的流动而变化节奏，无不把我们引入如诗如画般的境界。这类作品，还有《榕城四贤祠春祭文》、《小南海还愿文》等。
二
以上我们分不同体裁，谈论了易顺鼎创作的特点。虽然这些不同文体的艺术作品，都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色，但在总体上，我们不难看出其共同点，这便是：在思想上表现出了鲜明的矛盾和兼容性，在艺术境界上呈现出了时空的广阔性，在风格上体现了多样化的融合。这一切，构成了他的创作在晚清文坛的独特面貌。
思想上的矛盾和兼容性，如前所述，首先表现在易顺鼎在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由于外在生存环境的变化而产生思想上的变化。这种变化相互对置、相互矛盾，有时甚至产生大幅度的跳跃，但其内在联系却是非常紧密的。
纵观易顺鼎一生，他走过了一条“才子——隐士——志士——名士”的道路。由于幼时奇慧，易顺鼎对自己的才华充满自信，常自诩为“张梦晋后身”。然而，易顺鼎的“才”，是抒情写意、俯仰啸傲、喷珠唾玉的“文才”，而易顺鼎却误以为是经天纬地、安邦定国、济世安民的“治才”，由于对自己“才”的理解的错觉，也由于封建时代普遍对“才”理解的误导，导致了易顺鼎对自身命运、生存状态的苦闷和惆怅。当这种苦闷和惆怅随着岁月日渐加重的时候，便开始了对既定人生目标的怀疑。由怀疑而否定，于是思想上前后的矛盾便出现了。但是，对理想前途的渴望与失望，对人生境界的追求与失落，就象一股千回百转的山泉，遇到悬崖则飞瀑流湍，遇到沙渚则化为暗流。所以易顺鼎久试不第便归隐庐山，黄海一役便墨绖从戎，观察右江则壮志凌云，清廷败绩则沉缅歌舞。
如果说这种矛盾性在易顺鼎一生漫长岁月中还不足为怪的话，那么，在易顺鼎同一时期的创作中得到明确的表现而且表现得那么鲜明，就值得我们深思了。易顺鼎的创作，在同一时期往往表现出迥异的思想面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1883年，在易顺鼎25岁的时候，他写下了《渡滹沱作》，这首诗抒发了自己身处险恶环境仍不忘报效国家的豪情。塑造了一个披发仗剑，豪气冲天，知难而进，舍生忘死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时的易顺鼎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生存苦闷而将社会忧患放到了首要位置。但是，几乎在同时，易顺鼎在《独饮秦淮桥上酒楼作歌》中却感岁月无情、人生苦短，带着对生命本体的深深的忧思。他要把握生命的每一瞬间，尽情地享受人生的欢乐。与《渡滹沱作》相比，主旨是大相径庭的。他在《述怀三首》中“应官两载便归田，出本无心处亦然”，但却“辇下陈书瞻北阙、尊前说剑指东倭”。他隐居庐山，追慕陶潜，却又以屈原自况：“五柳先生何许人，三闾大夫胡至此”（《次韵答都部孝达师》）。他一方面憧憬那“酒龙诗虎、簇拥才人上将台”的生活前景，另一方面又感叹“名士飘零、英雄寂寞、痛口头通天汉武台”（《沁园春•叠韵东同社诸子》。可以说，易顺鼎一生的各个时期，创作中都存在着复杂多元的矛盾变化，存在着很强的兼容性，正是这种兼容性，造成了易顺鼎创作中审美意蕴的丰富性。
艺术境界上时空的广阔性，使他的创作“帙荡淋漓，闳而弥肆，如散花天女，信手拈来；如万里黄河，泥沙并下”。这种时空的广阔性一是表现在易顺鼎一生遍历祖国名山大川，他将自然山水、人生百态与历史空间多元组合，从总体上呈现出境界的阔大与恢弘。樊增祥给易顺鼎的《魂西集》题辞曾这样说道：“行箧少书，独吟无侣，驿墙败粉，尘案昏灯，上马行吟，下车录稿，非真有功力者不如藏刀为善矣……实甫行千万里路，读万卷书，才与境皆足以相发明。当今之时，如此才吾见亦罕矣！”易顺鼎的创作生涯中，有许多日子是在这种“驿墙败粉，尘案昏灯”中度过的。或为功名，或为职守，再加上他本人好游名山，常破车瘦马，孤篷短桨，海角天涯，萍踪无定。然易顺鼎的诗才诗情并不因旅途困顿而减。相反，描摹山川、追怀历史、抒发情怀、诗词歌赋、一地一集，在总体上给人以视野开阔、胸襟博大之感。
然而，更重要的是易顺鼎在作品的具体构思中，常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天上人间，现实历史，滚滚涌入笔端。以诗歌为例，他在叙事写景的诗歌中并不拘泥于眼前景物，而是充分调动想象，或运用比喻等手法，在空间上进行铺陈；或将眼前景物与历史人物事件联系起来，使之形成纵向的，深厚的艺术境界；或插入神话传说，使作品形成虚实相映的意境。他在怀古述怀的作品中，常注重空间上的开拓。由于他幼禀庭训，继游师门，功力深厚，在这类作品中，常将甲地的历史人物事件与乙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联系起来，或将同类的几个历史人物和事件联系起来，抒发自己的感慨，造成物象丰富、境界阔大的立体感。他游广东罗浮山曾留下一首《游白水门观瀑布作歌》，劈头便是这样的奇句：“织女下天苦无路，乱踏银涛作梯去。麻姑复恐沧海干，借水去救扶桑树。”他让织女、麻姑、龙王、鲛人一系列神话人物奔入画面，上至天庭，下至苍海，空间何等旷阔！接着写“我”衣带飘飘，伫立其间，神思飞越，展开了纵向的开掘：从太古开始，羲轩夷惠屈宋庄列，思绪邈邈，远接几千万年。以下写瀑布以云为源，以天为根，上接银河，又由银河展开想象，把神话人物和历史人物交融在一起：玉女、太乙、张骞、杜陵。再将笔锋从历史神话转到现实，仍从空间上拓展：潇湘洞庭、碣石日本。最后笔锋错杂如花间彩蝶，时空交错，朱笔点点如夜空流萤。作者所创造的艺术境界，也正如他诗中所写的那样：“上至九天下至九渊，吾不能见其首亦不能见其尾；前有千古后有万年，吾不能知其终亦不能知其始。”这种时空的广阔性使易顺鼎的作品意象高远，境界开阔，是一般人所难企及的。
艺术风格多样化的融合，使易顺鼎的创作如山中云霓，变幻莫测，美不胜收。以诗歌而言，易顺鼎“平生所为诗，屡变其体”。其风格、或豪放、或婉约。他既有《宿邯郸走笔作歌》、《罗浮游归将去》、《黛海歌》中的豪迈放歌：“何不赐臣三尺上方斩马剑，使得便宜从事人海直刎天”，“何不赐臣雕弓彤矢射天狼、惨绿妖星坠空响”；又有《山塘冶春词》中那婉转细腻的描摹：“柔橹千枝柳万枝，金昌门外水如脂。春波不是无情物，半照眉痕半鬓丝。”他的诗歌，其体裁，或古体，或近体，或歌行，或小调。他有时用古体，用以抒发四海云游的心情及描写沿途景色：“春田布谷鸣，茅屋老农起，似劝远行客，归与勤田体……”（《高卓镇晓发夕宿桃源县》）；但有时却一气呵成，一天之内创作出格律谨严的近体诗几十首。《金陵杂感十二首》、《自黄州至润州江程览古绝句十首》、《壬辰新春由沪至浔入庐山绝句二十二首》、《无题十二首》、《雪中独游邓尉元墓宿圣恩寺还元阁得绝句三十二首》都是这样的篇章。他有时用歌行体引吭高歌：如《吴门仲秋月夕被酒与诸友狂走市卜作歌》等；有时则用民歌小调，如《子夜鬼歌六首》、《巴陵竹枝词》等。他的诗，其笔调或粗犷、或细腻、或直露、或委婉、或典雅、或诡谐，随景拈取、随物置换、随情而移、心之所之，笔之所至，无不随语成韵，自然天成。
纵观易顺鼎的创作，我们似乎知道他师承了哪一宗哪一派，然而却不知道他究竟师承了哪一宗哪一派，易顺鼎本人实则“率其坚僻自是之性，骋其纵横万里之才，意在凌驾古人于艺苑中，别树麾纛，于是益新益奇益工益不复蕲合于古之法度”。其多样化的融合，形成了他创作的独特面貌。
三
易顺鼎一生，深受儒家、佛家、道家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无论是在易顺鼎的生活道路中，还是在他的创作中都表现得异常鲜明和强烈。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外界环境和事件的变化促使这些互相矛盾的思想互相消长，出现了阶段性、跳跃性的变化而显示出不平衡而已。
易顺鼎接受儒家思想，除了受中国几千年占主导地位的流行意识的支配外，更直接地受到他的家庭的影响。他的父亲易佩绅出身贫寒，从小自强不息，曾离家赴京城求谠，与郭松焘、王闿运交游。报效国家，拯救黎民，是易佩绅一生奋斗的目标，也是他教育子女从小应立下的志向。他以军功官至四川、江苏布政使。每到一地，勤政爱民、席不暇暖。从易顺鼎四岁开始，无论是打仗还是戍边，都将他带到身边。从小耳提面命，易佩绅思想上那种儒家精神的精华——至高无上的国家民族观念，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在少年、青年时代的易顺鼎的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甲午战争前后，易顺鼎先投奔刘坤一参加抗日救亡战争。《马关条约》之后，在清廷明令禁止援台的情况下，他冒着违旨的罪名和随时可能被日军截获的危险，几度渡海，支援刘永福的台湾保卫战，并将在内地募集的饷械运送至台南。同时，在国内报刊上发表文章，支援刘永福的斗争，谴责投降卖国的论调。他的《四魂集》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表现。儒家思的忠君爱国，匡世济民，舍身取义，以社会为本位的核心内容在这一时期表现得特别突出。
甲午战事以外的时间里，佛家、道家思想在易顺鼎的思想中占着重要地位。他青年时代曾细心地研读过佛家经典《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金刚经》。他曾依据佛家生死轮回的观点，说自己是“张梦晋后身”。在京城屡试不第之后，易佩绅曾为他捐了个刑部郎中，后又发往河南任职。易顺鼎在任职前曾写了一篇《僧说》的文章，全是阐述那要做和尚的道理。他说人生只有父母二人应该性命相依，象尧舜那样，父母亡了做了皇帝，象孔孟那样，父母亡了做了圣人，都是昧了良心，丧了道理，索然无味的。因此，不如全家为僧，冷淡相守而死，反胜了尧舜孔孟丢下父母、独享人间快乐。到河南任职不久，便弃官不做，跑到庐山隐居起来。在庐山三峡润筑起草堂，先取名“六可庵”。何为“六可”？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有堂可读书、有楼可看山、有院可种花，有轩可听湍，有廊可坐雨，有室可安禅。”这真是一个逍遥自在，其乐无穷的所在。他想在这远离尘世的地方终了其生。他的许多诗歌里，都表现了这种禅心和禅意。佛家、道家那种远离尘世、遁迹山林，求得心理平衡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易顺鼎。佛道的“清心”，在易顺鼎的思想中占重要位置，但佛家的“寡欲”，易顺鼎怎么也无法化为实际的行动。在北京屡试不第后，心灰意懒，便狎妓纵酒：“词人末路似夫差，销尽雄心付馆娃。从此皈依妆阁畔，饱听柔橹送年华”（《山塘冶春词六首》）。在西安闲赋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抵不住世俗的诱惑，请樊增祥去荣禄府上活动，才放缺到广西任职。
易顺鼎思想中这些互相矛盾的成份，造成了易顺鼎作为失意苦闷文人的精神面貌：满腔热血，执着追求，逍遥浪漫，矛盾苦闷，疏狂旷达。随着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时隐时现的阶段性特点。
易顺鼎在艺术上的成就，得益于他个人的秉赋，良好的教育和广泛的交游。他幼时奇慧，又得到父母的良好教育和姐弟们的文学熏陶。他的母亲陈氏，是河南长垣县令陈海阳的女儿。古诗文功底深厚。易佩绅在四川、陕西与石达开、蓝大顺交战期间，陈氏便随军带着易顺鼎教他古诗文。回家以后，外公陈海阳专门教他诗文和应举试帖。姐姐易莹，多才多艺，既能诗又能琴，才华绝伦，常与易顺鼎谈诗论诗。易顺鼎悟性极强，五岁能诗，当时便有神童之称，连慈禧也知道“五岁神童”易顺鼎的大名。易顺鼎十五岁时有诗集刊印行世，青少年时期，广泛师承，博采众长，自屈宋以下，陶谢王孟李杜韩柳元白苏欧陆杨无所不学，无所不精。这些都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少年时期起，他对祖国山水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每次到北京应试，总是选取不同的路线，或山道、或河道、或海道，饱览祖国自然风光。他曾在《叠韵答和子大》中把这一段生活作了高度概括：“携一双屐，探七十二峰，兹游壮哉！看清波九曲、帆随湘转，长风万里，雁到衡回。画桨扁舟，青鞋布袜，去记朱陵洞口台。难抛处，是小窗泪，同社吟怀。／平生五岳归来，话廿载游踪眼倦开。忆西天行脚，峨嵋雪拥，中原极目，岱顶云堆。故国平居，名山独往，折柳歌还续落梅。明朝路，更清猿细雨，为你徘徊。”山水的灵气与作者的才气相得益彰，造就了这样一位中国封建时代的著名诗人和作家。
易顺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未能得到充分的肯定，是近代社会的特殊环境和当代社会文学批评的定势造成的。评论者的眼光都集中在龚自珍、黄遵宪等一批爱国诗人和改良诗人身上，而对于那些与现实斗争联系并不紧密的诗作和诗人往往忽略了。易顺鼎虽然有著名的爱国诗集《四魂集》，但那些最能代表他艺术成就的却是他隐居庐山前后的诗作。在那些诗作里，对现实的超越，对生命本体的思考，对艺术的真正理解和把握，又使许多评论者不能接受。因而，当过了一个世纪之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近代文学，认识易顺鼎，认识易顺鼎同一时代的作家，认识那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