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顺鼎与黄遵宪、邱逢甲并称为晚清三大爱国诗人。他从小遍学汉魏六朝、唐宋元明历代诗歌体式，凭自己的旷世奇才，傲视古今，别树麾纛于诗坛，一生留下诗歌近万首。“其性灵若神珠、其光气若龙剑、其英华若琼树之花、若天机之锦、若日若星若霞若雪”，为时人所倾倒。中年以后推崇温、李，在湖湘学派中别树一帜，被称为湖湘“别子”，与近代著名诗人樊增祥并峙为诗界两雄，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易顺鼎生活在太平天国至民国初期。内忧外患、生灵涂炭、更朝迭代、流离转徙、壮志难酬。在求仕与求名中、在“济天下”与“善其身”中，他时浊时清、亦醉亦醒，给我们留下了复杂的心路历程和庞杂的文学作品，他走过了与许多士大夫知识分子不同又相同的道路。
一
易顺鼎的诗歌创作，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67至1893年，前后包括20多年时间
在这一阶段里，易顺鼎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徘徊求索，足迹遍及十数行省，闱运不通，官运亦不通，留下了几千首瑰丽的诗篇。易顺鼎在这一阶段里所走过的道路，可概括为“求仕——失望——退隐”三部曲。他幼时奇慧，15岁时，便将他9岁以来所创作的诗词辑为两卷，名曰《眉心室悔存稿》刻印行世。两年以后，他只有17岁便中为举人。当时的易顺鼎可谓青春年少，踌躇满志。在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对前途理想的憧憬以及报效国家的决心。同时，也表现了对祖国山河的赞美以及对生活的热恋。《寄陈大伯严南昌时方应秋试》、《慢感四首》（1873年）都是这样的篇章。但易顺鼎乡试之后却仕途坎坷，远不如17岁以前这么一帆风顺。从乡试后开始，他五上京师，参加礼部考试却屡试不第。他的弟弟易顺豫反而轻而易举通过礼部考试中为进士。此时的易顺鼎从开始心怀凌云之志到心烦意乱，苦闷彷徨。从满怀求仕的热望坠入了失望的低谷。他的诗歌也从过去想匡时济世、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变为怀才不遇的满腹幽怨。几年的奔波，特别是寓居北京，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上层社会的腐朽和官场的黑暗。为了排遣心中的烦恼，他竟出入歌楼妓馆来消愁解闷。他似乎彻底厌倦了官场，即使因举孝廉得了刑部山西司郎中的职务，也不满意。后改官河南候补道，时间不长，他便弃官不做，“随父到苏州任所，与郑叔问、张子毖、蒋次香（文鸿）等创立吴社联吟。歌弦醉墨，一时颇盛”，潜心于文学创作。后又到处漫游：他先是入浙、拜访诗僧寄禅、同游普陀山、切磋诗艺；接着登庐山、在庐山三峡涧筑琴志楼奉母居住，打算终老其间。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的山水诗。在诗歌中表达了自己远离尘世、独善其身、向往自然、皈依山林的志趣。“倦飞心事鸟知返，却对孤云意自闲。种菊家邻陶令宅，哦松官寄皖公山。吟多莫道霜侵鬓，别久惟凭月照颜。他日匡庐期结社，万山深处屋三间。”这首诗，便道出了他这一阶段诗歌的主题。
从1867至1894年，前后27年时间里，除《眉心室悔存稿》外，易顺鼎留下了《丁戊之间行卷》、《摩围阁诗》、《出都诗录》、《樊山沌水诗录》、《吴篷诗录》、《蜀船诗录》、《巴山诗录》、《锦里诗录》、《峨眉诗录》、《青城诗录》、《游梁诗胜》、《庐山诗钞》等12个集子。在这12个集子里，他以入世始，以出世终，在流离转徒中，夹杂着他渴望与失望的心灵衷曲，掺和着他蓝天展翅与埋于蓬蒿的绝唱与哀叹。在种种矛盾与痛苦中，在纵情声色到纵情山水的无可奈何中，让我们窥见了晚清社会一个才情横溢的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与满腹愤懑。
第二阶段从1894年到1911年，即从甲午海战到辛亥革命，前后包括10多年的时间
在这一阶段里，易顺鼎投身于轰轰烈烈地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并出任广东、广西等地的道台。生活的变化使他一扫过去遁迹山林甚至想终了尘世的消极思想，庄严神圣的爱国激情在他的胸臆间回荡，这激情又化为雄奇瑰丽的诗章。因此，这一时期，是易顺鼎诗歌创作中最辉煌的时期，同时，也是他人生道路上最辉煌的一幕。
易顺鼎奉母居庐山三峡间，不幸母亲病故。他只得回湖南汉寿料理丧事，准备结庐守墓，三年后一死了之。但中日矛盾加剧，黄海大战即将爆发。这时，他收到他父亲易佩绅的信，要他墨绖从戎，报效国家，以尽大孝。易顺鼎毅然从湖南汉寿起程，赶赴南京，投奔到两江总督刘坤一帐下。易顺鼎似乎找到了施展才华、报效国家的机会，因而志气高扬、笔力苍健。他随刘坤一北上督师，又只身南下，四渡海峡，支援刘永福的台湾抗战。不幸清廷腐败，他回天无术，不仅宝岛台湾陷于日寇铁蹄之中，西方列强也在我国争夺霸权，割地赔款，耻辱重重。易顺鼎只得发出慷慨悲吟。《四魂集》中的许多篇章，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四魂集》包括“魂北”、“魂东”、“魂南”、“归魂”四个集子，附有“魂海”集。为什么要以“魂”字为集名？易顺鼎慈母已故，魂归冥府。他丁内艰，转战沙场，当时国魂已失，满目疮痍。易顺鼎是要为中华民族大声地呼号，要人民“操吴戈兮被犀甲”，“援玉抱兮击鸣鼓”，重振我们的民族精神。此时的诗歌，“满纸皆泪，几不复著一笔墨痕也”。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在他的笔下得到了逼真、生动的表现。此时的易顺鼎正如安史之乱的杜甫，他的作品是诗亦是史，在他一生的诗歌创作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甲午乙未以后，易顺鼎曾受张之洞之聘到两湖书院任教。后又任广西右江、太平思顺、广肇罗阳、高雷等地道台。在任期间，他试图革新地方政务，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开始时曾踌躇满志地赋诗“新诗欲赋贺梅子，他日应呼易柳州。”他对当地的文化建设，也曾作过一些努力，但总体说来成就不大，以致中途被岑春煊所劾罢，后易顺鼎亲自上清廷申诉才得以复官。在广西任道台期间，诗歌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山水诗方面。他在50岁前后，留下了《罗浮》、《天童》两个集子。其诗意象开阔、浑洒自如，时出奇句奇字，与他的《四魂集》一道熠熠生辉。
在这前后10多年的时间里，易顺鼎除《四魂集》外，留下了《魂西集》、《魂南续集》、《庐余集》、《宣南集》、《岭南集》、《甬东集》、《广州集》、《高州集》近10个集子。其诗雄浑苍凉、气魄宏伟、意境高远、技巧娴熟，代表了易顺鼎诗歌的最高成就。
第三阶段，从1912年至1920年，前后将近10年时间
易顺鼎经历了清廷覆灭、民国初建的历史事变，宦途已穷，华发满鬓，他仍一度出任袁世凯的印铸局长，试图有所作为。但好景不长，袁氏崩溃，易顺鼎无论是志向还是诗才已失去了青壮年时期的锐气。他住在北京，一方面与南方的诗友唱和，一方面出入歌场舞榭，另一方面与失意的官僚、顽固的遗老和寞落的文人组成寒山诗社。他与诗友文友一起，品茗、品酒、品诗、品戏，过着悠闲的名士生活。此时的诗歌，多是酬唱游戏之作，不仅与当时《新青年》和《文学革命》的主潮相去甚远，甚至与他青壮年时期相比，也相去甚远了。
上述三个阶段，既是易顺鼎思想发展的轨迹，也是他诗歌创作中互相联系又各具特色的三个片断。从以上粗勒的勾划里，我们能看到易顺鼎的诗歌有些什么特色呢？这是下文要讨论的问题。
二
易顺鼎，虽然其诗歌呈现出阶段性和跳跃性，但在总体上我们不难看出其共同点，这便是：在思想上表现出了鲜明的矛盾和兼容性，在艺术境界上呈现出了时空的广阔性，在风格上体现了多样化的融合。这一切，构成了他的诗在晚清诗坛的独特面貌。
思想上的矛盾和兼容性。
如前所述，首先表现在易顺鼎在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由于外在生存环境的变化而产生思想上的变化。这种变化相互对置，相互矛盾，有时甚至产生大幅度的跳跃。但其内在联系却是非常紧密的。
纵观易顺鼎一生，他走过了一条“才子——隐士——志士——名士”的道路。易顺鼎幼时有神童之称，连慈禧也知道“5岁神童”易顺鼎的大名。易顺鼎对自己的才华充满自信。常自诩为“张梦晋后身。”然而，易顺鼎的“才”，是抒情写意、俯仰啸嗷、喷珠唾玉的“诗才”，而易顺鼎却误以为是经天纬地、安邦定国、济世安民的“治才”。由于对自己“才”的理解的错觉，也由于封建时代普遍对“才”理解的误导，导致了易顺鼎对自身命运、生存状态的苦闷和惆怅。当这种苦闷和惆怅随着岁月日渐加重的时候，便开始了对既定人生目标的怀疑。由怀疑而否定，于是思想上前后的矛盾便出现了。但是，对理想前途的渴望与失望，对人生境界的追求与失落，就象一股干回百转的山泉，遇到悬崖则飞瀑流湍，遇到沙渚则化为暗流，所以易顺鼎久试不第便归隐庐山，黄海一役便墨绖从戎，观察右江则壮志凌云，清廷败绩则沉缅歌舞。
如果说这种矛盾性在易顺鼎5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不足为怪的话，那么，在易顺鼎同一时期的诗歌中得到明确的表现而且表现得那么鲜明，就值得我们深思了。易顺鼎的诗歌在同一时期往往表现出迥异的思想面貌，这佯的例子比比皆是。1883年，在易顺鼎25岁的时候，他的《渡滹沱作》抒发了自己身处险恶环境仍不忘报效国家的胸臆，塑造了一个披发杖剑、豪气冲天、知难而进、舍生忘死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时的易顺鼎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生存苦闷，而将社会忧患放到了首要位置。但是易顺鼎在《独饮秦淮桥上酒楼作歌》中却感岁月无情，人生苦短，带着深深的对生命本体的忧思。他要把握生命的每一瞬间，尽情地享受人生的欢乐。与《渡滹沱作》相比，主旨是大相径庭的。他在《光孝寺访虞仲翔祠作》中，对虞翻（仲翔）不会谄事孙权而遭受谪戍，表示无比激愤之情：“岭表孤忠亦可哀，生无媚骨莫言才”，但他在《杂诗六首》里却说：“夏王趋时弃履管，愚士介节安可守？”他“应官两载便归田，出本无心处亦然，”但却“辇下陈书瞻北阙，尊前说剑指东倭”（《述怀三首》）。他隐居庐山，追慕陶潜，却又以屈原自况：“五柳先生何许人，三闾大夫胡至此”（《次韵答督部孝达师》）。可以说，易顺鼎一生的各个时期，诗歌中都存在着复杂多元的矛盾变化。这种复杂的矛盾，反映了易顺鼎作为失意苦闷文人的精神面貌：执着追求、消遥浪漫、矛盾苦闷、疏狂旷达，表现出了很强的兼容性，正是这种兼容性，造成了易顺鼎诗歌审美意蕴的丰富性。
艺术境界上时空的广阔性
他的诗“帙荡淋漓、闳而弥肆，如散花天女、信手拈来，如万里黄河，泥沙并下”，这种时空的广阔性一是表现在易顺鼎一生遍历祖国名山大川，他将自然山水、人生百态与历史空间多元组合，从总体上呈现出境界的阔大与恢弘。樊增祥给易顺鼎的《魂西集》题辞曾这样说道：“行箧少书、独吟无侣、驿墙败粉、尘案昏灯、上马行吟、下车录稿、非真有功力者不如藏刀为善矣。……实甫（易顺鼎字）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才与境皆足以相发明，当今之时，如此才吾见亦罕矣！”易顺鼎的创作生涯中，有许多日子是在这种“驿墙败粉、尘案昏灯”中度过的。或为功名、或为职守，再加上他本人好游名山，常破车瘦马、孤篷断浆、天涯海角、萍踪无定，然易顺鼎的诗才诗情并不因旅途困顿而减，相反，描摩山川、追怀历史、抒发情怀，一地为一诗，一地集一诗，在总体上给人以视野开阔、胸襟博大之感。
然而更重要的是易顺鼎在诗歌的具体构思中，常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天上人间，现实历史，滚滚涌入笔端。他在叙事写景的诗歌中并不拘泥于眼前景物，而是充分调动想象，或运用比喻等手法，在空间上进行铺陈，或将眼前景物与历史人物和事件联系起来，使之形成纵向的、深厚的艺术境界，或插入神话传说，使诗歌形成虚实相映的意境。他在怀古述怀的诗歌中，常注重空间上的开拓。由于他幼禀庭训，继游师门，富才而锐学，功力深厚，在这类诗歌中，常将甲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与乙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联系起来，或将同类的几个历史人物和事件联系起来，抒发自己的感慨，造成物象丰富、境界阔大的立体感。他游广东罗浮山曾留下一首《游白水门观瀑布作歌》，劈头便是这洋的奇句：“织女下天苦无路，乱踏银涛作梯去。麻姑复恐沧海干，借水去救扶桑树……”。他让织女、麻姑、龙王、鲛人一系列神话人物奔入画面，上至天庭，下至苍海，空间何等旷阔！接着写“我”衣带飘飘，伫立其间，神思飞越，展开了纵向的开掘：从太古开始，羲轩夷惠屈宋庄列，思绪邈邈，远接几千万年，以下写瀑布以云为源，以天为根，上接银河。又由银河展开想象，把神话人物和历史人物交融在一起：玉女、太乙、张骞、杜陵。再将笔锋从历史神话转到现实，仍以空间上拓展：潇湘洞庭、碣石日本。最后笔锋错杂如花间彩蝶，时空交错，朱笔点点如夜空流萤。作者所创造的艺术境界，也正如他诗中所写的那样：“上至九天下至九渊，吾不能见其首亦不能见其尾；前有千古后有万年，吾不能知其终亦不能知其始。”这种时空的广阔性使易顺鼎的诗意象高远，境界开阔，是一般人所难企及的。他“蓄一腔热血，感激奋发，吐为惊天泣鬼淋漓放纵之文，致令读者掀髯奋袖为之悲泣！”正是这种深厚壮阔富有立体感的艺术境界，加强了他诗歌的感染力。
艺术风格多样化的融合
多样化的诗风使易顺鼎的诗歌如山中云霓、变幻莫测、美不胜收。易顺鼎“平生所为诗，屡变其体”，自屈宋以下，陶谢王孟李杜韩柳元白苏欧陆扬无所不学，无所不精。其风格，或豪放，或婉约。其体载，或古体，或近体，或歌行，或小调；其笔调，或粗犷，或细腻，或直露，或委婉，或典雅，或诡谐，随景拈取，随物置换，随性而移，信之所之，笔之所至，无不随语成韵，自然天成。有时笔峰直露，竟痛骂当朝宰相与皇帝：“薰天媪相空持国，割地儿皇尚纪年”（《自关入都道中》）。有时则含蓄委婉，余音绕梁。“既不能作出山云，复不能作在山泉。有如羊公所畜鹤，欲舞未舞空盘旋”（《次韵达都部孝达师》），更有许多恢诡之诗，“一笔一墨复一砚，一筇一笠复一扇，一茶一蔬复一饭；一云一石还一松，一涧一瀑还一峰，一寺一桥还一钟”（《又戏作口号》）。这些诗，虽恢诡不羁，但一技独秀，才笔纵横，非健者而不能为。
纵观易顺鼎的诗歌，我们似乎知道他师承了哪一宗哪一派，然却不知道他究竟师承了哪一宗哪一派。而易顺鼎本人实则“率其坚僻自是之性，骋其纵横万里之才，意在凌驾古人于艺苑中，别竖麾纛，于是益新益奇益工益不复蕲合于古之法度”。他从事诗歌创作，上自屈宋，下至唐宋，广泛师承，融汇贯通，博采众长，傲视古今，其多佯化的融合，形成了他诗歌的独特面貌。
三
易顺鼎的诗歌在晚清诗坛呈现出这样的面貌，这是与他特定的个性气质、人生经历以及家庭的熏陶分不开的。而这一切，又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和历史的烙印。
易顺鼎生性洒脱不拘，狂放旷达，胸襟博大而豪迈，既有傲视诗坛的气概，又有淡泊尘世的心境。他所追求的是那种极度自由，内心与外物高度融合的人生境界。正如他在《伏日酷暑过金陵宿陈兄伯严草堂歌》中所描述的那样：“不知何者为学道，何者为忧天，何者为豪杰，何者为圣贤，何者为富贵，何者为神仙，何者为出世，何者为入山。”这种自由不羁、飘逸不群的性格在他的诗歌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近万首诗中，那气象万千，笔挟风雷的气势，那如山中云霓、变幻莫测的手法，那淡远如辽阔睛空，激愤如海底怒涛的情感，无一不是他心境和性格的外化。
易顺鼎体质赢弱，青壮多病。“束发历九州，未知行路难。将壮颇多病，倦游思旧山。”由于他生长湖区，从小患有风湿重疴，又有肺结核等病。外游发病，死而复生几次。每次大病之后，匡时济世的雄心便削减一层：“百年任须臾，万事付等闲。存殁若一致，随遇我所安”（《牧马集■遇疾几殆书报故人》）。因而，寄情山水，想远离尘世，淡泊名利，不为利禄所累，这便是他带病之躯的自然要求。在庐山结庐隐居，在汉寿结庐守墓，虽有种种复杂的原因，但身患重病，身心怠倦，不能不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易顺鼎丰富的人生阅历，大大地丰富了他的视野和诗歌创作的题材。易顺鼎的经历富有传奇性。他曾两次为“王”。第一次是在他五岁的时候，其父易佩绅作为清兵统帅带领一支部队与太平军大战于川陕之间，易顺鼎与母随军辗转奔波，在汉中城，易顺鼎母子俩被20万太平天国部队围困达半年之久，后汉中城破，易顺鼎在混乱中被掳入太平天国启王梁成富军中，被梁成富收为义子，被人称为“小启王”，后被僧格林沁的部队救出才与家人团聚。第二次是在《马关条约》签定以后，他竭力支持台湾民主自救，并在台北沦陷的情况下奔赴台湾，支援刘永福抗战，深得台民拥戴。在原台湾“民主国总统”唐景崧内逃以后，台民拥戴刘永福为“台湾民主国总统”时，拥戴他为“副总统”，并将文牒和印绶送达他的手中，这些，被他的朋友们戏称为两次为“王”。除此以外，易顺鼎五上京师，屡试不第，两次丢官，无可奈何；两次隐居，想求得内心的宁静。他曾两次登泰山，六年时间遍游庐山胜景并在其中居住一段时间，另外，衡山、峨眉、罗浮、天童及苏杭汴梁等风景名胜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到一地，与达官贵人、硕学鸿儒、禅师道士、歌妓馆娃广泛交往，因而他的诗，其内容视野开阔，题材丰富；其体式，变化多端，美不胜收。
易顺鼎的创作，得益于良好的教养和家庭环境的熏陶。他出生在湖南汉寿一个儒将家庭。父亲易佩绅出身贫寒，以军功官至四川、江苏布政使。他博通经史，工于诗文，与郭松涛、王闿运交游颇深。有《函楼诗钞》、《函楼文钞》、《函楼词钞》传于世。其诗如其人，豪爽有风骨。易顺鼎母亲陈氏，是河南长垣县令的女儿，古诗文功力深厚。易顺鼎姊妹四人，从小在父母的影响下，受到了良好和宝贵的启蒙教育。姐姐易莹，别名“真一子”（即真正一个儿子之意），多才多艺，既能诗又有琴，才华绝伦，不幸早夭；妹妹易瑜，是卓越的女诗人和画家，曾有《湘影搂诗集》刊印行世；弟弟易顺豫，晚清名进士，官至江西吉安府知府。早年与兄易顺鼎及程颂万结湘社于长沙蜕园，对酒高吟，骊珠先得，倾其侪辈。易顺鼎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不仅从小遍学经史子集及历代古典名著，更难得的是常常兄妹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砥砺，互相唱和。他们住在汉寿城南的庄园里，常一家长幼几口，或对月赋诗，对酒当歌；或各住一楼，用彩鸽口衔诗笺往来飞去而酬唱；或结伴郊游，即兴为诗为文，互比高低。我们从易顺鼎的诗歌中，能够看到许多受到他父亲易佩绅影响的诗篇。有人把易氏一家比作宋朝苏氏父子，不管其准确性如何，但我们至少可以说不是没有根据的。正是由于良好的家庭环境的熏陶，使易顺鼎幼时便有神童之称，为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易顺鼎的诗，更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清朝末年，政治腐败，易顺鼎时运不济，仕途多舛。政治上压抑的心境使他的才能更向诗歌方面发展。同时，历史和时代在他的诗歌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时代造就了诗人。他的《四魂集》，准确地反映了中日甲午海战、戊戌维新运动前后中国的社会、政治面貌。当时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以及民族矛盾深深地震撼着满腔热血的易顺鼎。他的诗，句句是诗，句句亦是史。他对外国列强之骄横贪婪，祖国山河之破碎凋零，朝廷大员之颟预误国，民心思汉之热情涌现，无一不作了详细的描述。他从儒家的“仁”、“义”立场出发，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不惜以生命去实践儒家的道德观念，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在诗歌中，又准确地将这一历史和时代的面貌反映出来。他秉笔直书，刻画尖锐、泼辣，甚至讥刺、痛骂当朝皇帝和宰相，何等痛快淋漓！《四魂集》作为易顺鼎诗歌中最瑰丽的篇章，正是历史和时代造就的结果。是时代哺育了诗人。同时，诗人又能准确地把握历史和时代，反映了时代和人民的心声。
在易顺鼎创作的时代，正是黄遵宪、夏曾佑发出“诗界革命”口号，大力进行诗歌改革并卓有成效的时候。虽然从易顺鼎的诗歌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新的句式，新的体式，新的意境和气息，他本人也和黄遵宪有过一些交往，但总体说来，易顺鼎对于诗歌改革发展的趋向是缺乏敏锐目光的。他在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却和时代赋予他的机遇失之交臂，这不能不使我们为一代大家而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