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曾国藩长子，于1878—1885年期间出任清政府驻英、法、俄等国公使，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国内关于曾纪泽及其外交实践的论文，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有70篇左右。综观学术界对曾纪泽及其外交实践的研究，范围涉及很多方面，但大多集中于对他维护国家利益具体外交实践的分析和他对国际法与西学的学习与运用，而对于他在外交交涉中为什么能取得一些成功的原因却研究的不多，对于他的对外交涉策略研究也不够深入。在外交实践中，曾纪泽积极运用了“备战促和”的策略，在中俄关于伊犁问题的交涉中，他的这一策略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谈判缘起

1864年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势力武装入侵新疆，占领了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区。1871年7月(同治十年夏)，沙皇也趁乱进犯伊犁，声明替中国“代收代守”，但事后并无归还之意。1878年6月，清廷派崇厚使俄交涉索还伊犁事宜。崇厚不顾朝廷谕令，让出大量的领土和主权，只收回“残破了的并丧失了险要的伊犁九城”，就匆忙于1879年10月2日(光绪五年八月十七日)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并且未经旨准擅自回国。对于崇厚所订条约，史学家马士作了如下评价：“它的签订，在欧洲引起惊愕而在中国则发生震动。根据这个条约，伊犁的西部，也就是比较富庶和较大的部分割让俄国；通天山的关塞，特别是乾隆的那条由固勒札到阿克苏的军道所横过的莫萨山口，都让给俄国；给予俄国人在中国西部旅行的自由和很大的贸易特权；并且，在这些割让之外，中国还给俄国五百万卢布，作为偿付俄国占领伊犁的军费。这些条件，只会是战胜国强加于战败国的”。中俄之间并未发生战争，崇厚却签订了如此屈辱的条约，消息传出，在国内引起公愤。

对于崇厚订约事件，朝廷中众大臣的态度不一。左宗棠主张废约备战，提出“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即，先外交解决，否则就用武力。张之洞主张废条约杀崇厚，提出四条改议之道：“计决、气盛、理长、谋定。”李鸿章则认为“先允后翻，其曲在我”，“曲在我侮必自招”，主张接受崇厚所订条约。

清廷最终决定：拒绝接受条约；崇厚准备接受斩刑；曾纪泽充任驻俄国二等公使，重开谈判。

　　二、谈判准备

在接到使俄改约的任命电报以后，曾纪泽首先着手了解形势。根据所掌握的中俄双方的实际情况和国际交往知识，曾纪泽初步判断：

第一，清政府并未批准条约，可以提出修约。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八日，曾纪泽在《改订俄约办事艰难情形疏》中曾经总结指出：“按之万国公法，使臣议约，从无不候本国君主谕旨，不与外部意见相合，而敢擅行画押者。”根据国际惯例，负责谈判的大臣所定之条约应由双方政府最后批准才算定约。崇厚所订条约，清政府不批准，则中俄双方应继续谈判修改条约至双方政府满意为止。

第二，《里瓦几亚条约》不能全部推翻，但可以“重界轻商”以保和局。光绪六年四月十九日，曾纪泽在《敬陈管见疏》中提出：“窃惟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偿款。”“三端之中，偿款固其小焉者也，即就分界、通商言之，则通商一端，亦似较分界为稍轻。”曾纪泽所拟的谈判原则就是重界轻商。

第三，俄国刚经过俄土战争，对中国作战准备不足。1877年4月24日，俄国对奥斯曼土耳其宣战，土耳其战败，于1878年1月8日请求停战，双方签订条约，俄国获得大量侵略利益。但是，俄土战争后，俄国在欧洲陷入政治孤立，经济上也受到沉重打击，国内矛盾日益尖锐，这些使俄国不敢也无力向中国大举用兵。

曾纪泽权衡利弊，以备战促和为底线，准备了谈判中将可能出现的三种结局：收回伊犁；缓索伊犁，姑废崇约；谈判破裂。这样，无论出现哪种结果，他都有备无患。

　　三、谈判过程

1880年7月30日(光绪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曾纪泽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到达圣彼得堡的第三天(光绪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曾纪泽派随员英国人马格里和法国人日意格分别拜访英国和法国驻俄公使。从驻俄英使德弗楞处了解到：“俄人所注重者边界，要案数件必须速办，一也……崇罪必须赦免，二也……先派头等公使，今派二等公使，较为减色，三也……末一条不关紧要，前二条则甚吃重”；法国驻俄公使商犀也劝中国办好惩处崇厚之事。

了解上述情况后，1880年8月4日(光绪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曾纪泽前往俄国外交部，拜访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俄驻华公使布策、外交部副手热梅尼，要求安排有关呈递国书日程。格尔斯连连拒绝，一再强调中国治罪崇厚、界商旧案等问题影响到中俄谈判的启动。曾纪泽反复予以驳辩并承诺解决。随后，他给总署连发三电，力争清廷先解决开释崇厚和速办双方争议旧案问题，以换取开议改约。至于俄国人纠缠所谓“先派头等公使，今派二等公使”问题，曾纪泽的答复是：“且西洋公法，凡奉派之公使，无论头等二等，虽皆称全权字样，至于遇事请旨，不敢擅专，则无论何等，莫不皆然。前大臣崇厚误以师心自用、违旨擅行为便宜行事之权，盖考之中国之宪章、各国之成例，无一而和者也。”。“从前倭、布两位大臣有何等事权在中国办事，吾现今事权亦正与之相同。使者所力争之处，中国国家容或有酌予通融之时。至于国家所坚执未允之说，则使者丝毫不能通融，但可据贵国国家之意，转询朝廷耳。”曾纪泽的意思是：作为驻俄国公使，无论头等二等，都可以代表中国全权交涉中俄事务；同时，必须与朝廷密切联系，一切决断，要与朝廷旨意一致。

在曾纪泽的再三建议之下，清廷改变了态度。不久，光绪皇帝诏谕，加恩释放崇厚，总署也办结了边界各旧案。俄国政府没有理由再拒绝曾纪泽呈递国书了。光绪六年七月十七日，俄皇亚历山大二世接见了曾纪泽，并认为中国“实为真心和好”。

中俄双方进入修改《里瓦几亚条约》的初步接触阶段。应俄方要求，曾纪泽口头提出修改节略六条：归还伊犁全境；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境界，仍照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划分；如俄国准还伊犁全境，中国开放尼布楚、科布多商路与嘉峪关通商；增设嘉峪关领事；俄可选择西疆一处留货；新疆不能全部免税贸易。但是俄国人对此节略十分不满。俄国政府指示布策准备转赴北京谈判改约。曾纪泽立即请求热梅尼追回布策，表示中国可以在谈判中酌情相让。其实，布策离开俄国到北京谈判改约的目的只是压迫中国做让步。因此，布策从圣彼得堡出行到瑞士就停了下来。热梅尼得到曾纪泽保证后，认为在俄国谈判更符合本国利益。于是，9月29日(光绪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布策返回圣彼得堡。

俄国示威目的已经达到，改约谈判终于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俄国人首先提出限期一个月完成谈判。1880年10月2日(光绪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曾纪泽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允割让伊犁西境之地于俄，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诚意。但是，俄国代表并不满足。要求中国对俄国退还伊犁南境贴克斯川流域给予对等补偿；此外中国还应赔偿俄国兵费。曾纪泽抱定一个基本点：对于崇约，俄国“只可议减，不可议增”。因此不同意“对等补偿”和“兵费”。如果俄国继续施压，曾纪泽宁可缓索伊犁也不愿在崇厚条约之外增加新条款。热梅尼主张向清廷施加军事压力：“只有痛打他们一顿，才能使他们老实下来。”但是，俄土战争后，俄国政治上孤立，经济上财政紧张，发动战争力不从心。于是，沙皇只得于l1月1日(九月二十九日)同意谈判期限再延长两个月。

1880年12月3日(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二)，沙皇感到长期拖延谈判对俄不利；而曾纪泽也趁机催促俄国代表交出谈判底数。12月27日(十一月二十六日)，俄国外交部提出照会两件，节略一件。修约节略中俄国详述了允许改订的条款，共有七项，其内容与曾纪泽先前所提修约各款出入不大，只有两处不符：一是在乌鲁木齐设俄国领事；二是关于塔尔巴哈台分界问题。曾纪泽根据情况，为了谈判的顺利完成，又做了一些让步：设领事之处由乌鲁木齐改为吐鲁番；塔尔巴哈台边界，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与崇厚所定条约两界之间，酌中勘定。至此，界务、商务都已谈定，只剩赔款问题。曾纪泽不肯赔偿俄国兵费，只同意适当增加伊犁代收代守之费。经过反复争论，议定比崇约多偿款4百万卢布，因此共计9百万卢布(约计银五百万两)。至此，伊犁问题谈判基本结束。1881年2月24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中俄两国全权订约签字钦差大臣曾纪泽和格尔斯、布策在俄国外交部签订《中俄伊犁条约》。

在具体谈判中，曾纪泽刚柔并济，一直坚持备战促和，用废约缓索伊犁对抗俄国巨额赔款要求和战争恫吓，从不轻言妥协或开战，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改约成功，稳定了大局。长期以来，俄国利用定约、分界、立界碑等方式，吞食了中国大片领土，用心险恶。重视界务，反映了曾纪泽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安全的构想。至于他在商务和赔款方面准备作退让，固然有曲全求和以维持封建统治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但主要是为了能多争界务，收回伊犁。况且，当时中国与俄国相比处于弱势，稍示迁就以保和局，应该是最佳选择。在这里也不能对曾纪泽过于求全责备。

　　四、谈判影响

曾纪泽伊犁改约成功，受到了国内外众多赞许。清廷对曾纪泽改约成功大为褒奖，谕旨称赞他“握要力争，顾全大体，深为不负委任”。新任军机大臣兼办总理衙门事务的左宗棠，尽管对《中俄伊犁条约》颇有微词，但仍然充分肯定曾纪泽的谈判努力和成果。左宗棠在与同仁函件交往中提到：“和局已定，喜紧要节目多已就我范围。”美国史学家马士(Morse)对曾纪泽评价很高，赞扬曾纪泽为中国“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开创了先例。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说：“九年之后，他回到北京，成为现代中国派遣的最成功的外交家”。

虽然曾纪泽所订的条约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对于清政府的外交态势却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先，俄国交还伊犁，缓和了中俄边境的紧张态势，大大减轻了中国边界增兵筹饷的压力；中国收回伊犁，新疆重新统一，为1884年(光绪十年)新疆建省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次，中俄伊犁争端的及时解决，也使得日本妄图利用中俄关系全面紧张之时讹诈中国的计划落空。1876年，日本武力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从此开始与清政府争夺对朝鲜的宗主权。1880年3月，日本提出了解决琉球问题的方案：日本愿意把琉球群岛分成两部分，各归中、日；清政府应同意修改1871年中日条约，给日本片面最惠国待遇。日本把修约问题和琉球问题搅在一起，其实就是要趁清政府处境困难之时进行讹诈。清政府深恐日俄联合，曾于1880年10月准备对日妥协，同意日本方案。但是，由于中国国内反对力量的压力，加上圣彼得堡的中俄谈判逐渐露出转机，中俄关系趋于缓和，清政府又废除了日中之间的初步协议。而《中俄伊犁条约》签署后，日本就彻底丧失了讹诈中国的这次机会。

再次，伊犁改约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清政府的国际威望，也大大增强了曾纪泽的信心，这都有利于再接再厉去解决中法越南争端等外交问题。

曾纪泽出生于1839年，逝世于1890年，这个时期，正是中国与西方列强和世界其他国家逐步展开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接触和外交交往的时期。作为吸收了中西方知识和思想的具有新思维的知识分子，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时代，他能够审时度势，采取务实精神，既不顽固守旧、盲目排外、空喊“主战”，也不卑躬屈膝、一味妥协、只想“和戎”；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有利于中国的斗争方式和策略，即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原则下，灵活多变，据理力争，争取和平解决争端；同时也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应付谈判破裂的最坏后果——战争。他通过灵活的外交手段为中国挽回了一部分权益，也为中国的外交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即使在今天，曾纪泽的外交实践和策略依然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