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寯藻（1793—1866年），字叔颖，号淳甫，后改实甫。山西寿阳平舒人。官至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世称“寿阳相国”、“三代（道、咸、同）帝师”。
何绍基（1799一1873年），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州居士，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人。官至四川学政。
从年龄上看，祁比何大6岁，可以说他俩是同代人。而中进士时，祁为嘉庆十九年（1814年）22岁，可谓青年得志。何是道光十二年（1836年），37岁，比祁晚了12年，应是大器晚成。祁在京历事四朝，从政五十余年。何在国史馆任职15年，咸丰二年（1852年），何54岁，简放四川学政，五年（1854年）被降官调职，至起弃政从学，在探索诗、书的路上，奔波了近20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世人称祁官声显赫，何学问惊人，但他俩并未因此各行其是，而是在爱好、学识、性情、志向一致的基础上，互勉同心，携手奋进，为晚清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祭顾祠，兴经世之学
“顾祠”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由何绍基和同仁张穆、何秋涛、苏夔、徐松、魏源等集资在北京宣武门外慈仁寺（又称相国寺）西院，为祭奠顾亭林而修建的。顾亭林，名炎武（1613—1682年），江苏昆山人，明未清初著名思想家，经史学家。在学术上著书甚丰，倍受学人推崇。清顺治十五年来到北京，寓住报国寺。去世后，许多友人、名人常来报国寺祭奠他。后来报国寺扩建得名慈仁寺（时人有时称顾祠在报国寺西院，亦说在慈仁寺西院）。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顾祠建成后，每年春秋和顾亭林的生日（即五月二十八日）皆举行祭祀。遇闰月年，顾氏生日亦照常举祭，同人多赋诗纪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张穆去世，三十年（1850年）何绍基离京，祭祠活动有所冷清。咸丰六年顾祠重修后祭祀又复盛。咸丰七年（1857年）何绍基从山东泺源书院入都，祭顾祠活动又添了活力。此时祁寯藻已致仕，并成为祭祠的召集者，祁与何的交往日渐多了起来，唱和诗达十几首。其中有好几首和诗均表达了各自对祭顾祠的情感。
咸丰五年（1855年），已致仕的祁寯藻居住在下斜街四眼井，与顾祠相距不远，所以常到顾祠和友人吟诗唱和，论书题字。他在给画家王鸿（字子梅）所画《顾祠听雨图》题诗中写道：“往者城南会，群儒步后尘。闻风神契久，听雨客来频。”并作序：“道光二十三年何子贞编修绍基■资建祠于寺西偏，次年落成，同人致祭，自是岁以为常。张石州穆重修年谱（注：寯藻出资），刊行于世。”（图一）对顾祠的修建和祭祀作了陈述，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咸丰七年何绍基在《题王子梅顾祠听雨图》诗中记述了他初构顾祠时，由阮元作记，张穆编年谱，“群贤高会无虚岁，三祀虔将成盛举”的盛况。十年来，军兴战乱，古寺已颓落，心中深感怃然。在这一图两题中，我们既可看到祁、何对祭顾祠的关爱之情，又可看到祁、何的深厚友谊。是年五月，何作《闰五月王子梅来都，以二十八日宴请于顾祠，余日是亭林先生闰生日也。辄成小诗书子（梅顾祠听雨图）后。是日，寿阳相国、诗黔少宰皆有和作》，诗中对闰月是否祭祠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祁即和《闰五月二十八日王子梅鸿招集顾祠，何子贞为亭林闰生日诗次韵奉答》诗：“先生生日亦可闰，他日当以诗传之，朝有飨燕家有集，古者上寿无专日。何况事师更无方，请君不必稽旧帙。”对何的说法表示赞同。在他俩的诗集中看，还有不少与他人交流的祭顾祠诗篇。由此可见，此时顾祠已成为士人宴集社交的场所，据《■■亭后集》中记载，咸丰八年七月至冬至，祁与友人到慈仁寺集会即达五次。他们通过交流不仅为士人交往提供了契机，而且增进了友谊和思想感情，对于传播学术思想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笔者认为：祭祠活动，对当时研究边疆史的兴起，是有一定影响的，何绍基、张穆、何秋涛、魏源、徐松等，他们既是祭顾祠的倡导者，也是研究边疆史的实施者。而这些人都与祁、何有密切的关系，应该说，祁、何在兴经学方面是起了一定推动作用的。
图一 祁寯藻题《顾祠听雨图》序
二、学宋诗，开近代诗风
在清代道、咸年间，出现了一批以学人之诗为特征的学宋诗人士。程春海（1785—1837年），字云芬，号春海。安徽歙县人。官至户部侍郎。道光十七年（1837年）年去世。何绍基是程春海的学生，为学宋诗的中坚力量。道光初程、祁同值南书房，同住下斜街。祁住四眼井，是何绍基之父何凌汉曾住的地方。因此祁、何的关系亲如手足，常聚集到一起商讨学术，互为唱和。据何绍基回忆：“近年京师吟社，多在顾祠、长椿寺、松筠庵、寿阳第。”可见顾祠和祁宅都是诗人经常结社的地方，祁、何常在这几处聚集唱和。有不少和诗《用坡公韵》，在唱和吟咏中，互敬互学，切磋宋诗。咸丰二至四年，何在四川任学政时，著《游峨眉瓦屋诗草》，祁看了何诗后即《题何子贞绍基（游峨眉瓦屋）诗，即次其题仲昀诗韵奉寄二首》，对何诗大加赞赏：“新诗传诵满都京，披卷终宵梦不成。”“翠扫寒堆亲眼见，兹游真合冠生平。”并注“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东坡句。”他引用了苏东坡的“翠扫”、“寒堆”句，可见祁对苏诗之功底。
祁、何学宋诗，对世人颇有影响。陈衍在《近代诗钞•石遗诗话》中评述：“道成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寯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宋诗。”“故近代诗自春圃相国始。”钱仲联在《梦苕庵诗话》中称：“道光一代，祁、翁两文端秉国政，具以实学为天下倡。《■■亭诗》，清真硬瘦，力追苏黄，陈石遗《近代诗钞》，取以冠首。”钱又称：“晚清诗人，学坡公者，以何子贞（绍基）为第一人。”徐世昌在《晚晴移诗汇》中指出：“文端棐忱清节，为时名臣，于诗致力甚深，出入东坡，剑南，而归属于杜、韩。谕古述今，每关掌故。罢政后诗作，托意深婉，诗境益进。”
祁为诗主张：“不论穷通显晦，都要温柔敦厚。”要讲究“学识”，以抒发“性情”为要，“揣摩格律，雕琢词藻，纵成结构，终乏性情。”“诗以言志，言为心声。”这是古人作诗的经验，也是祁作诗的实践总结。
何为诗主张：“人与文一”，“先学为人”，而后直抒性情，“谈自家话”（《使黔草自序》、《与王菊士论诗》）。作诗强调“温柔敦厚”，宗李、杜、韩诸大家，不名一体，随境触发。以上即可说明祁、何的为诗理念是一致的，是清代道咸时期学倡宋诗的重要人物，开创近代诗的先辈。
三、承古法，创各自书体
祁、何不仅在祭顾祠、学宋诗这两项活动中，有突出贡献，受到后人的尊敬和赞颂，在书法艺术创新上亦有很大的成就。后人评论：祁书“由小篆入真行，出颜柳参以山谷，深厚道健，自成一格，为大书深刻之绝旨，世争保重。”曾有“楷书称道”、“与陈孚恩、徐乃普、赵光为四书家”的称誉。何书“初学颜真卿，遍临汉魏各碑至百数十遍。运肘敛指，心摹手追，遂成一家，世皆重之。”草书尤为一代之冠。”“书法溯源篆、分，下逮率更父子、鲁公、北海、东坡，神明众法，自成一体。”谭泽闿说：“先生与钱南园、刘石菴和翁松禅，并为清代四大书家。”众论翕然，祁、何当之无愧。
纵观祁、何唱和之诗，亦可找到他俩学书的踪迹。祁在《何子贞藏晋唐古墨四种，次韵题后》中称：“晋唐书从篆隶来，文派虽殊犹适嗣。东洲居士得笔法，瘦不雕枯肥不腻。”说明何学书源于汉隶。咸丰八年（1858年），何作《诗黔送人见示宋拓争坐位帖，爱玩多日，敬题一诗》曰：“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东坡眼覬出势破，鲁国法非山阴承。”“公乎有灵应大笑，南北殊派本代兴。”“忠义同符贯日月，楮豪争长空薛滕。”咸丰九年祁在《何子贞太史题宋拓论坐帖长句，次韵和之并简张诗舲司空》和诗中写道：“杜诗颜书非变法，譬之画马与画鹰。”“神明于法变则化，岂执一家为准绳。”“诗书悉从至性出，能令百世闻新风。”“自从秦篆变汉隶，六艺遗意犹可征。”“源流细寻出二篆，筌蹄妙弃高千层。”“三稿字字挟悲愤，惊蛇赴壑犹缠藤。”对书法的源流及《争坐位》的价值与何进行了坦诚的交流，并奖许何书：“力追险绝得平正，猿叟所历皆崚增。”
对如何学书，祁、何亦有共同的观点。
祁认为：“学兰亭，须俟楷书已有规模，先写怀仁圣教序一二年，然后再临兰亭序，则事半功倍，且无后人习气。若能汉隶入手，加以十七帖草书，便可得其神理。”何认为：“欲习颜鲁公，当从楷书起。先习《争坐位》（图二），便坠云雾里。未能坐与立，趋走伤厥趾。呜乎宋元来，几人解此道。”他俩的说法均告诉我们：学书应先学楷。先学行书后学楷，如还不会走路就学跑，是不可取的。只有先楷而后各体，按部就班，循序渐进，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他俩对颜书极为崇尚。《忠义堂帖》是宋人汇集的颜真卿书法，流传甚少。因何爱颜书，乃亲手临摹翻刻，方得以传世。祁亦酷爱颜书，咸丰十一年，请邑人任槐庭将《忠义堂帖》复刻为寿阳家塾教材（图三）。
图二 何绍基临《争坐位帖》 图三 祁寯藻题《忠义堂帖》
祁、何在诗书的唱和交往中，感情日益深厚。祁常邀何到家作客，吟诗论书。咸丰七年何到祁寓，按祁属题“草堂小秀野，花市下斜街”篆书联，咸丰九年，为祁题“以勤为本，学古有获”和“借园”匾。又题《■■亭图》（图四）。祁在《食笋不食笋斋歌，即送子贞还历下（子贞为书斋额）》诗中有：“东洲狻叟来坐啸，醉墨满墙洒新绿”之句，并置酒欢送子贞还济南。何在《嘉平廿日出都》诗中写道：“寿阳相国于五更时作诗送行。”由此可见他俩的友情甚深。祁、何二人在追求书法艺术的道路上，携手并进，各树一帜，不仅在晚清誉满京城，至今在书法界仍有一定影响。
图四 何绍基《■■亭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