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随着殷墟甲骨文字的出现和逐渐被文字学家所重视，古文字研究（主要指金甲文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然而，在当时具有一定影响的湖湘学派，却未出现能与其学术地位相应的著作及人物，其间稍微值得一提的，似乎只有叶德辉一人。

    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亦作奂份、焕彬），号直山、郋园，为宋代诗人叶梦得“茅园派裔孙三十八世”（《石林遗事》）。叶氏家族“出于楚之叶公，世家南阳”（《校辑鬻子序》）；宋时南渡，迁居吴中洞庭山，“国姓屡易而先世服畴食德、依松揪（案：“揪”似当作“楸”）者数百年”（《观古堂藏书目•序》）；“道光季年，山中枭匪蜂起，先祖避乱”（《观古堂藏书目•序》），“而卜居于会城长沙”（缪荃孙《书林清话•序》），叶氏家族的入湘，大概是1850年左右的事，叶氏出生地大概即湖南长沙；因参加科举考试，叶氏经其业师湘潭人徐峙云介绍，“捐二百金入学宫，归县籍”。故叶氏经常自称南阳叶德辉、长沙叶德辉、湘潭叶德辉，有时也自号为江苏吴县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叶氏乡试中举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会试中第九名贡士，殿试二甲，朝考二等，以进士身份授吏部主事，两年后返乡家居，以著述、藏书、刻书为乐。叶氏在文献学、小学、经学、文学等方面著述甚富，近代著名学者李肖聃曾评价说，“论者谓湘州皕年以来文儒相望，而甄微广述，孤诣致精，撰集穷乎众流，徒人及于域外，未有若先生者也”，确非虚美之言。作为当时湖湘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叶氏学问淹通，然政治思想极为保守，再加上性格强悍，对近代史上所有的社会进步几乎都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康梁维新变法时，叶氏横加指责，俨然湖南顽固派的首领人物之一，其文后收入顽固派所编辑的《翼教丛编》，成为顽固派反对戊戌变法的一面旗帜；辛亥革命后，长沙市民欲改“坡子街”为“黄兴街”，以纪念首义领袖黄兴，叶氏命人捣毁街名招牌，并作《光复坡子街记》以示讥讽；袁世凯欲恢复帝制，全国舆论哗然，而叶氏却逆时而动，为首成立拥戴袁氏的湘省筹安分会，亲任会长；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兴起，叶氏斥之为“六畜成群，一班杂种”，顽固对抗，于1927年被农民协会镇压，葬于长沙南乡烂泥冲金亭公山。叶氏对古文字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说文》研究上，他对《说文》的研究极为深入，下了很大的工夫。从10岁起，叶氏就开始学习《说文》（见汪兆镛《叶郋园先生事略》），“自二十岁以后迄今四十年，舟车出入必以《说文解字》……自随，尝言《说文解字》为治群书之梯航”，其“手校《说文》，密行细字盈满行间”（见题名为杨树谷、杨树达所撰的《郋园学行记》）。叶氏对此亦颇为自负，他曾评价段玉裁、桂馥、王筠三家之书说，“段《注》精核者多，而窜改旧文，最足贻误后学；王氏《句读》书尚明晰，未至精深，《释例》则说多拘带〔滞〕；桂氏《义证》近于类书，似是未卒业之作；余者自郐盖无讥焉”，可见其自视之高，对三家之评说，亦可算公允之言。其研究《说文》的著作，计有《说文解字故训》（未集录刊行）、《释人疏证》（1882年初稿成，1902年刊行）、《说文“读若”字考》（1902年初稿成、1922年定稿，1923年刊行，内附《说文读同声考》）、《六书古微》（1915年书成，1916年刊行）、四部丛刊本《说文解字系传》“跋语”（1921年）、《同声假借字考》（1923年刊行）、《说文籀文考证》（1923年冬书成，1930年刊行）、《群经说文字例》（早期著作，年代不明，书名见于《说文籀文考证•自序》）。

    清末民初，正是甲骨文研究逐渐开展与传播的时期，而由此导致的古文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遭到了挑战，也使奉《说文》为圭臬的叶氏内心极为反感。叶氏性格刚强，叶昌炽曾称之为“学中之强项”（见叶昌炽1911年6月21日日记），因此，叶氏早期对当时的金甲文研究，采用了极为审慎，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保守和抵制的态度，是极为自然的。1915年，叶氏作《六书古微》书成，全书几无一言提及金甲诸文，其弟子刘肇隅在《跋》中说：“师解籀篆，不信金器铭辞，以为金文见于宋《宣和博古图》、薛尚功《钟鼎款识》、王厚之《复斋钟鼎款识》者不尽依原文，且其书一再繙雕，非如《说文》有徐铉、徐锴兄弟专门校勘，可以取信。至近世乾隆《西清古鉴》、阮文达《钟鼎彝器款识》、吴荣光《筠清馆金文》、吴云《两罍轩彝器图识》、潘文勤《攀古楼钟鼎彝器款识》，虽考订精严，然其真其伪不能干人皆见。即如庄述《说文古籀疏证》、严可均《说文翼》、吴大澂《说文古籀补》，意在补《说文》之阙佚，其实与许意绝不相符。盖许君生于东京，所见鼎彝铭文必视今人相倍蓰，乃取之至慎，故各部掇拾之字颇觉寥寥。诸家后于许或二千余年、或千余年，安得据私意以相续纂？此师三十年所持论而未有改易者也。”真实地反映了叶氏当时的态度。当时的湖南，交通不畅，风气闭塞，甲文金文的第一手材料，湘地学人几乎无从接触，而当时的湖湘学者，除以邵阳人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济用”一派之外，其主流还是乾嘉朴学的底子，重材料、重证据，而金甲文“其真其伪不能千人皆见”，故叶氏采取了保守的态度，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叶氏所表现出来的，也就是当时湖湘学派绝大多数学者对金甲文研究的认识和水平。

    但是，叶氏毕竟是位学问淹通的学者，尽管他对金甲诸文研究的认识如此，作为学者，他并未完全地拒绝当时新兴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他频繁地接触相关的人物与材料，以图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它们。光绪18年至20年（1892年—1894年），著名的金石学家吴大澂官湖南巡抚，居长沙。吴氏的金石著作，如《说文古籀补》、《补遗》，《字说》、《恒斋所见吉金录》、《愙斋集古录》等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且与叶氏同籍（吴大澂为江苏吴县人），故叶德辉与之交往甚密（这可能也是唯一与叶氏交往密切的官员）。当然，吴氏之研究金石文字，似乎带有较强的古玩鉴赏的性质，但其间他对古文字的看法和考证，无可避免地会要影响到叶氏对此类问题的认识。叶氏并非自甘寂寞之人，尤其是后期，名声渐盛，他频频来往于当时的学术中心上海、北京，与当时的学界名人王懿荣、叶昌炽、张之洞、缪荃荪、傅增湘等人交往，吸收了很多先进的学术思想，使他对金石文字的认识有了较大的改变。1923年，叶氏作《说文籀文考证》成（此书1930年叶氏死后始刊行），他在《自序》中说：“若近世收藏家如潍县陈簠斋介祺、潘文勤祖荫、吴子苾式芬、吴平斋云，其拓本之精，载入吴大澂《愙斋集古录》者，实足掩阮文达《集古斋》、吴荣光《筠清馆》之长，取精用宏，于古籀多有征信。昔余治《群经说文字例》，不阑入彝器铭文，以宣和、薛氏之书未敢取证也。今则地不爱宝，数千年沈薶土中河流之古器悉出，而供经师学子之研求，其物可睹上古三代之文明，其文可订宣和薛氏之讹谬，稽諯而明谕之，是固治小学者所必从事者矣。”其侄叶启勋的《后跋》还转引叶氏之语说：“毛公鼎、周颂敦、齐侯罍、盂鼎之类，文辞古奥，动至数百余言，虽典谟训诰，其精深殆又过之，决非后人所能拟作，更非后人所能伪艁。”可见当时叶氏对金甲文的认识已有了极大的改变。我们统计了《说文籀文考证》中叶氏引金文以证篆籀的例子，全书引用金文达146次，其中引《散氏盘》最多，5次；引《季■鼎》4次；引用3次的有《盂鼎》、《毛公鼎》、《召公虎敦》、《齐侯壶》等7器；引用2次的有《兮甲盘》、《曶鼎》、《楚公钟》、《师■敦》、《兄癸卣》等16器；引用1次的有《父乙鼎》、《颂敦》、《子禾子釜》、《宗妇壶》、《寅簋》、《季良簠》等84器。此外，还引用《石鼓文》23次、《诅楚文》7次、鉨文4次、秦碑文字4次、其它秦器文字7次、宋郭忠恕《汗简》所引古碑上的古文字4次。这些事实说明，叶氏说金甲文为“此余三十年前所不信者，三十年后始渐信之”（叶启勋《说文籀文考证•后跋》所引），确为真实之言。

    当然，叶氏书中所引，均出自各书的拓本或摹本，并非亲经目验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同器异名的情况也有一些，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见解未见得十分高明，考据也未见得十分精确，但亦偶有精彩之处，如关于“殹”字的考释。出土的先秦两汉器物中，“殹”字多见，《说文》“殹”字下段玉裁注曰“殹，秦人借为语词……（殹、也、兮）三字通用也”，后人一般都从段说，将句尾的“殹”释为“也”；而陈兄初生《金文常用字典》还提出了它作句首语气词的用法。叶氏对于句尾的“殹”，在《说文籀文考证•说籀》中提出了另一个解释，“殹为也字，秦文只薛《法帖》秦器平阳斤‘其于久远殹’、《诅楚文》‘以自救殹’两见……而石鼓‘汧殹沔沔’，‘殹’似作‘猗’字，读如《诗》‘河水清且涟猗’、‘河水清且谰猗’之‘猗’”。叶氏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全文只单用“也”或单用“殹”的很多，但是，同一文中“殹”“也”并用的也不少，如《老子》甲本卷后的古佚书《五行》有“简，义之方也；匿，仁之方也。刚，义之方殹；柔，仁之方也”；《老子》乙本卷前的古佚书《经法•道法》有“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殹，无执殹，无处也，无为殹，无私殹”，《君正》则有“俗者，顺民心殹；德者，爱勉之［殹；有］得者，发禁挖关市之正殹；号令者，连为什伍，巽练贤不宵有别殹；以刑正者，罪杀不赦殹；■■■■■■■■殹；可以正者，民死节殹。若号令发，必廄而上九，壹道同心，［上］下不■，民无它志，然后可以守单矣。号令发必行，俗也；男女劝勉，爱也；动之静之，民无不听，时也；受赏无德，受罪无怨，当也；贵贱有别，贤不宵衰也；衣备不相緰，贵贱等也；国无盗贼，诈伪不生，民无邪心，衣食足而刑伐必也；以有余守，不可拔也；以不足功，反自伐也”。以上的“殹”“也”同用，是在同一篇文章相连的句子或段落中，书手也是同一个人，用方言的不同、书手的误字、书写的习惯等理由来解释，是解释不通的。我们只能认为：“殹”与“也”作为句尾语气词，其所表达的语气，有相同之处，但也确实有不同的一面。叶氏认为，作为语气词“，殹”可能与“猗”义同，我们虽不能确证其为定论，但至少可备一说。

    对于甲骨文，叶德辉似乎也曾注意过，其弟子所撰的《郋园学行记》说：“若近日出土之龟兆文字以及古竹简刻书，其文奇古多不可识，吾师以古籀递变之形象释之，一经考定，无以易其说。”但这可能只是叶氏平时教授弟子时口讲指画之事，我们未见其问世的成文。

    就总体而言，叶氏对金甲文的研究，应该归于《说文》研究的大范畴之内，他研究古文字（这里专指金甲文），是想要以此来进一步证明《说文》的权威、深入《说文》的研究；也正因为如此，叶氏对古文字的研究始终没有脱离《说文》的羁绊，形成独立的研究方向。然而，叶氏的研究为湖湘学人进入真正的古文字研究领域打开了门户，培养了人才，叶氏虽然“平生未尝充山长、作馆师”（《郋园学行记》），但受业于门者甚众，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古文字研究大家杨树达先生，便是出自叶德辉门下。从这个角度而言，叶氏对我国的古文字研究，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