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常（1867—1900），字绂丞，后改佛尘，湖南浏阳人，与谭嗣同合称“浏阳二杰”，是“戊戌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唐才常幼时好读书，潜心实学，19岁时应童子试，以“小三元”及第（县、府、道三试冠军）成秀才。1887年，入长沙岳麓书院攻读，兼在校经书院附课。1894年，考入武昌两湖书院研读中国经史，对西学亦有广泛涉猎，并与谭嗣同结成“少同游，长同志，订为生死交”的挚友，走上维新变法的道路。戊戌政变后，回国在上海召开“国会”，成立自立军，发动武装勤王活动。1900年7月自立军起义失败，在汉口被捕遇害，年仅34岁。
唐才常在近代湖南报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办报活动主要集中在1897—1899年间，主编了《湘学新报》、《湘报》和《亚东时报》三份报刊。1897年4月，唐才常担任《湘学新报》主笔，兼任“史学”、“时务”和“交涉”三个栏目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湘学新报》的成功，使唐才常在报界、宣传界的声望日隆，熊希龄佐政返湘任湖南时务学堂提调时，创办《湘报》又请了唐才常担任主编，他主持该报期间发表了大量政论，对维新变法思想进行了慷慨激昂、有声有色的宣传。1899年3月唐才常来到上海，主持了由日本人主办的《亚东时报》的编辑工作，他接办后就将《亚东时报》变成了改良思想的宣传阵地。
纵观唐才常短暂的新闻生涯，他对新闻理论没有专门研究，也没有发表新闻学专论，但是在他丰富的新闻实践中，新闻思想散见于其有关言论和主张之中。本文试图以唐才常的新闻实践为依据，对其新闻思想进行初步的总结性探讨。
一、为宣传维新变法而办报，视报刊为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
把办报视作维新变法的重要内容，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一个显著特点。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的主流，始终是维新派主办的，以宣传变法维新为主旋律的政论性报刊。和大多数维新派思想家一样，为了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唐才常把主要精力放在办报和为报刊撰稿上。他认为，“广开报馆，用代遒人，大声疾呼，海天同应，于是秦汉以来之愚障始云开雾豁，重睹光明；于是四民之困于小儒腐说、辗转桎梏者，始脑筋震荡，人人有权衡国是之心，而谋变通，而生动力。”从《湘学新报》、《湘报》到《亚东时报》，这些报刊都是开展维新运动、宣传改良思想的重要舆论阵地。唐才常主张报刊务必反映时务，紧密联系史实，为维新变革服务，通过发表大量政论文章，扩大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
担任《湘学新报》主编期间，唐才常大胆著文，鼓吹维新变法的思想，报中许多文字出自他的手笔。《史学论略》、《交涉学》、《希腊罗马总论》、《外交论》、《公法通义》、《各国政教公理总论》等一系列文章，对资本主义西方诸国的历史、外交、政治、实业等进行介绍，宣传“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资产阶级民权思想，鼓吹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民族工商业。唐才常政治态度激进，有人评价说，“甲午后创湘学报，言变法，与梁启超时务报，并风行海内，而持论雄迈尤过之。”当时，《湘学新报》在长沙就销售一千多份，对维新变法思想在政治思想界的影响产生了重要作用。
对于报刊的作用，唐才常还认为报刊是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通过发表政论，揭露社会现实问题，抨击封建专制，与封建顽固势力开展针锋相对的论战，唤起社会舆论，有利于提高报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主编《湘报》时，唐才常以激进的言论，提出了一系列维新变法的主张，这引起了以张之洞、叶德辉、王先谦为首的顽固守旧官绅尖锐的斗争。唐才常充分利用报刊这个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发表政论文在《湘报》上回击顽固派的进攻，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展了一场湖南维新派与顽固派之间的大论战。“论战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直接思想交锋，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要不要变祖宗之法，推行维新运动。其二，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其三，要不要废八股、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由于顽固派动用一切手段，对维新派进行上下夹击，最后使得唐才常被迫辞职离开报社，轰动一时的湖南维新运动终因顽固派的阻挠渐渐走向低潮，但是论战最终还是使得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二、主张报刊以开发民智、开化风气为主旨
唐才常认为，“民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术恶乎振，振于师。顾安所得天下之老师宿儒，悉以明体达用之新法谕之，则报馆其师范噶矢也。故周知时事，察验新理，目营四海，目属九洲，舍此别无良法。”甲午战争之前，“湖南于十八行省中，以守旧闻天下者也”，是一个具有强烈排外思想的省份，对新思想、新事物、新观念深闭固拒。由于社会现实的促动，唐才常把办报同办学堂、办学会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以求“开民智”、“开风气”。他和其他资产阶级维新派报人一样，怀着共同的新闻理念，赋予报刊“开发民智、开化风气”的社会责任与政治功能，以“报刊救国”、“新闻救国”。
唐才常非常重视报刊“开发民智、开化风气”的功能，由他主编的三份报刊都明确指出，“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旨”，“其所撰述，大率以开拓民智，阐明公理，改革旧习，以激发其忠君爱国之志气为宗旨”。比如，在主编《湘报》期间，唐才常发表了《湖南设保卫局议》、《论热力》、《书洪文治戒缠足说后》、《时文毒流中国论》等文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一扫沉暮的湖南社会风气，给湖南社会注入了相当的活力，对湖南士绅、下层群众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使其风气大为转移、民智渐开。他说：“是一举而破二千余年之结习，一人而兼百人千人之智力，不出户庭，而得五洲大地之规模，不程时日，而收延年惜阴之大效，凡官焉者、士焉者、商焉者、农工焉者，但能读书识字，即可触类旁通，不啻购千万秘籍，萃什佰良师益友于其案侧也。其使中国为极聪强极文明之国，吾于是决其必然矣。”
唐才常主张报刊以开发民智、开化风气为主旨的思想，对于革除当时社会陋习，改革阻挠国家发展的弊政，改变数千年以来不变的政体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同时，对于推动湖南社会发展变化和湖南文化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主张办报务必求新，使之成为助新工具
唐才常关于办报务必求新的思想，与他的好友谭嗣同关于报纸应成为“阐新理，纪新事”、“助人日新的工具”的思想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唐才常对于报纸要“求新”的理解，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报刊应该刊载新的内容，尤其是新学；其二，报刊应该保证“日新”，成为时效最好的助新工具。
唐才常认为，报刊是最能迅速反映新事物的工具，应该阐发新学理，记述新事物为维新变法服务。唐才常分析“中国之创新政求新法也，费五十年之时日，掷万亿兆金钱”而失败的原因，就是其“新其政不新其民，新其法不新其学也。”唐才常认为，“欲开二千年来民智，必自尊新始。”也就是说，要开启民智就须先学习、接受新学，而报纸是开启民智最好的途径。唐才常和江标等人一起合办的第一份报刊取名为《湘学新报》，意在求新，他将“倡新学”作为其办报的主旨之一，主张报刊反映新事物、新观念、新思想。
唐才常认为，世界是“日新不已”地在变化“，今日见为新者，明日又见为旧矣；明日见为新者，后日又见为旧矣。”1898年，南学会正式在长沙成立，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舆论宣传机关。唐才常意识到当时的《湘学新报》作为旬刊，已经难以迅速反映当时的时事新闻与时局变动，且文字晦涩难懂，不易被广大民众接受，因之有《湘报》的创刊。《湘报》的创刊，力求“荀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十日一出之曰《湘学新报》”，“既已十日矣，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己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然而则既已十日矣，谓之新可也，谓之新不可也。”唐才常称赞《湘报》，“日报为效之神速，吾不敢信其至是。”可见，唐才常充分认识到日报对于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作用，日报之“新”，即通过有新思想的人去阐述新的学理，介绍新的事物，同时在时效上做到“日新”，成为助新工具。
总之，唐才常的新闻思想对于当时湖南维新派报纸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关于为宣传维新变法而办报的主张，是为了变法维新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他关于报刊以开发民智、开化风气为主旨的观点与他开民智、伸民权的思想紧密相联；而对于主张办报务必求新的思想，则是对报刊自身特点的关注与思考。他的这些思想，有效地促进了湖南维新派报刊的繁荣发展，提高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办报水平。但是，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唐才常，他的新闻思想更多地是从维新派的利益和报纸的政治宣传功能出发而进行思考的，而对于报刊业务理论的探索则显得略有不足。这既是唐才常新闻思想的特色，也是其明显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