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1880—1930）字组庵，号畏三，湖南茶陵人，是辛亥革命时期活跃非常、极为复杂的政治人物。资产阶级革命派焦达峰、陈作新被害是辛亥革命中影响颇大，争论甚多的重大历史事件，谭延闿与这一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图剖析谭延闿与革命派的关系，以探求其在焦、陈被害事件及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一、湖南光复前与革命党人保持一定联系
1903年3月，湖南第一所私立中学明德学堂成立。创办伊始，即遍请学者名流，其中有大批革命志士，如周震麟、张继、苏玄瑛等。尤其是这年8月，黄兴应邀来明德任教后，谭人凤、刘揆一、陈天华、宋教仁、李书城等大批志士相继来聚，秘密等组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明德遂成为湖南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也实为湖南辛亥革命之滥觞。谭延闿，作为明德创办人之一，是一个热心办教育的开明绅士，他不同于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等顽固派人物，既周旋于封建士绅的政治圈子中，也愿意同新派人物接洽交往，与黄兴等革命激进分子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谭延闿最初认得黄兴，是在明德的另一创办人龙绂瑞家的宴会上。据说他迷信看相，看到黄兴“魁梧奇伟”，沉着厚重，两目奕奕有神，认为是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前途不可限量，内心钦敬。”但他认为黄兴言谈举止不同常人，是一个颇有来历的人物，就和黄不太亲近，而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惹来无妄之灾；对于声誉很高的绅士谭延闿，黄兴自然也不愿得罪，不能不作些应酬表示。因此，两人之间没有深交，却多少有些友情，保持着一般同事的关系。他同其他革命党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对于黄兴等人的革命活动，谭延闿是有所耳闻的，但他并不反对，更不去告密，有时还援之以手。1904年华兴会秘密策动马福益部会党起义，不料事泄败露，黄兴遭到官府通缉，将有“缧絏之灾”，经龙绂瑞、谭延闿等掩护、帮助，安全逃离了长沙。黄兴等人从长沙到上海后，又因万福华案牵连入狱，“蔡锷自沪赴泰兴向龙璋求援。龙璋得千金购物付狱，奔走营救”，“由彼向会审公廨保释，同人因之次第出狱。”龙璋时任江苏泰兴知县，是同情革命的湘籍开明官僚，与谭延闿关系甚好。尔后，谭延闿还“以酒色之徒不足惧”，恐生“激变”为由，掩护了陈作新等一些革命党人，使其免入囹圄。当革命党人因缺革命经费募款时，他还曾“以钱共事”，从物质上支持了革命。
谭延闿并不主张革命，但他以同情的心情关注革命党人的活动，与革命派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并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正是有了这种思想和行动上的基础，所以在大规模革命风暴迅即到来、反动政权行将崩溃的时候，他的政治态度有了进一步的转变，最后附和参加了辛亥革命。
二、湖南光复中与革命派合作推翻旧政权
谭延闿本认定君主立宪为救国良药，并为此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但保路风潮和立宪运动相继受挫，他的希望化为泡影，因而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失望与日俱增。而此时的革命形势不断高涨，革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巨大洪流。眼看清政府即将被革命摧毁，如果继续抱住这具僵尸，不仅不能保持自己的利益，而且会使自己成为可怜的陪葬品。于是他不得不转而寻求新的政治出路，加强同革命党人的联系，以求应变自保。谭延闿被迫选择革命后，仍然反对暴力革命，而提倡“文明革命”。他说：“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当与世家巨族、军界长官同心努力而后可。”这正是资产阶级上层代表的利益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他们与封建势力关系密切，既反对、害怕革命，担心革命破坏旧秩序、损害自己的权益，又想利用革命、控制革命，来保护、扩大自己的权益。他们连资产阶级中下层都信不过，就更不相信广大工农群众了，所以就只好依靠“世家巨族、军界长官”来附和参加革命了。
武昌起义后，谭延闿与龙璋面见湖南巡防营统领黄忠浩，“以微言讽之”，劝其转向，共图大举，为黄所拒绝。在新军攻城之初，立宪党人还以谭延闿的名义发布告示，并“公推咨议局数人直入抚署，谒见余抚，嘱令悬挂白旗”，“要巡抚为都督”，在起义军攻占抚署后，黄以霖率卫兵据藩署负隅顽抗，焦达峰指挥军队用机关枪围攻，谭延闿急忙止之曰：“吾辈但取政权，不杀官吏。今长沙令沈瀛及督练公所王毓江、申锡绶等，已被蒋国经所戮，杀机不可逞，且藩署附近街市繁盛，居民多，枪弹所忌，黄易与耳，盍往说之？”随即谭延闿入见黄以霖，请仍任提学司，不允，遂派兵送之出城。他这样做，无非是企图控制革命，来一个“文明”的和平过渡。
但革命形势并没有按谭延闿设计的轨道发展，所以，他不得不与革命派进行合作。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湖南革命党人踊跃欲试，亟图响应。事为巡抚余诚格获悉。他出示一张列有三、四十位激进分子的黑名单征询谭延闿的意见，谭答以“都是一班好议论者”，“他们能干甚事！命是容易革的吗？”极力为之遮掩。起义前夕，“忽传抚署大堂已列机关枪炮，拟与革命党决战。于是人心惶惶，公请咨议局设法，请其撤去，以免长沙毁灭等语。谭议长等不得已，同议员及副议长数人往晤余抚。”阻止了反革命的顽抗，为革命探听了虚实。谭延闿的手下，文经纬、黄瑛等人多次与焦达峰、陈作新等秘密开会，共商大计。他们与焦、陈等革命党人一起运动军队，同谋起义。这样，在革命党人和立宪派的有效合作下，起义新军几乎没有遇到多大抵抗，就攻占了抚署，革命很快在长沙取得胜利。湖南遂成为继湖北之后的第一个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的省份。
不论谭延闿的动机如何，作为一个声誉甚隆、影响颇大的立宪派首领，参加革命，与革命派携手合作，无疑壮大了革命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反革命势力，加速了反动政权的覆亡。
三、谭延闿与焦、陈被害
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革命派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加紧了合作。但是，他们毕竟代表了两个不同阶层的利益，彼此的愿望和政见也不相同。所以，随着封建专制政权的急剧瓦解，他们合作共事的基础就逐渐消失，双方的分歧日益明显，矛盾日趋尖锐，分离遂成为不可避免。革命党领袖焦达峰、陈作新的被杀正是这种必然变化的一种反映。
在辛亥革命中，立宪派和革命派为了共同推翻清政府，携手台作，结成了暂时的同盟。湖南的革命派和立宪派就如何推翻旧政权，曾开过多次会议。由于形势的紧迫，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就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后的权力分配等重大问题达成协议，起义就提前发生了。立宪派曾经预定：“举事后，大会于咨议局，推谭延闿为都督。”革命党人本拟推谭人凤为都督，但他不在湖南，只好暂搁。所以，在起义当日，午前告示为谭延闿，而午后告示为焦达峰。焦、陈于起义胜利后为正副都督，这与立宪派的愿望不相符合。因此，立宪派有人在焦达峰当选为都督时说：“都督是临时的！”为与革命派争夺权力制造借口、埋下伏笔。
革命党人、会党首领焦达峰做了都督这个事实，使立宪派预定计划一齐落空，也引起了下层人民狂热的幻想。一向被压抑在社会最底层的会党群众纷纷动作起来，“是时衡岳以南，伏莽遍地，各属哥弟会党，风起云涌，招摇乡市，佥曰：‘焦大哥作都督，今日吾洪家天下矣！’”“浏阳人闻长沙起事，焦竟居都督之位。……群起招募民军，来省投效。”长沙“凡城内庙宇公廨旅邸，皆高悬旗帜招兵，流氓乞丐车轿担均入伍。”广大下层人民，特别是会党的积极参加革命，与谭延闿等人倡导的世家大族文明革命不合，促使他们加强了夺取政权的决心。长沙刚刚光复，他们便援引武昌的例子，说“湖北咨议局汤化龙为政务部长，今不举谭延闿任政务，其事必偾”，“主张军民分治，设民政部长，其事与都督对等，部长以下分总务、财政、交通、民政、教育、盐政、警政各科，都督以下分军务、参谋、军法、军械各科，各率其职，不相侵犯。”谭延闿任民政部长，取得了和焦达峰对待的地位。这样，立宪派控制了民政，达到了夺权的第一步目的。谭延闿等人看到革命党人幼稚可欺，于是节节进逼，便进一步设法让焦达峰等革命党人同意设立参议院。参议院和都督府一样，也设立军务、参谋、军需各部，都督府的一切措施都要参政院议决、许可盖印，方才有效。参议院议员大多数是原咨议局成员，谭延闿任参议院长，从掌握民政到控制军政，完全剥夺了都督的权力。基本上达到了他们夺权的目的。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部领导人之一的谭人凤在10月26日回到长沙，看到参议院总揽全权，军政府形同虚设，焦达峰大权旁落，“特一笼中之鸟而已。”便愤而质问谭延闿，并主张取消参议院，对立宪派党人发起了反夺权斗争。焦达峰在谭人凤等人的积极谋议和支持下，于10月31日，在咨议局礼堂召开了改革政治机构的会议，宣布取消参议院，集中权力于都督府。谭延闿当即辞去了参政院、军政部各职。革命派取得了暂时胜利。
本来，同盟会中的激进分子主张采取武力解决参议院及在职人员，却为另一部分党人所否定。焦达峰对于这一提议犹豫不决、当断不断。这一动议未能付施，反而泄露了消息。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知道有杀身之祸，在10月29日的会上胁迫焦达峰辞职的计划未能得逞后，便加紧策划，进行武装政变。他们一方面在舆论上对焦、陈大肆攻击，说焦达峰是会匪冒充，陈作新是酒疯子；另一方面利用旧军官梅馨对焦、陈的不满情绪，加以拉拢、收买，密谋杀焦、陈。焦达峰、陈作新在解散参议院后，放松了警惕，对如何保卫夺回的权力缺乏相应的措施，以为一切问题都已解决，安然回府。梅馨侦知后，即指使其部下制造和丰火柴公司纸币挤兑风潮，立完派人紧密配合，“诡请都督亲往弹压”。陈作新“单骑往视”，在途中被预先埋伏的叛兵杀害。梅馨又指使叛兵，假借索响为由，冲击都督府，焦达峰正和同志商量援鄂事宜，猝未及防，亦被惨杀。随即，谭延闿被推为都督。
这样，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一场争夺政权的斗争，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由于革命党人缺乏政治斗争经验，最终以立宪派取胜而结束。在这场斗争中，立宪派首领谭延闿起了主导作用。
首先，谭延闿在焦、陈已为都督、自己的如意算盘落空后，借口提倡民主，设民政部，特别是设参议院，剥夺都督的权力，挑起了这场斗争。
其次，湖南革命党人力量十分强大，在革命高潮的形势下，要杀害已任都督的革命领袖焦、陈，不经过周密的谋划和充分准备，是不可能的。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拥有很大的势力，且掌握了都督府大部分权力，如果没有谭延闿的首肯、支持，谁也没有力量发动杀害焦、陈的政变。政变前夕突然发生了挤兑风潮，立宪派人又坚请都督亲往弹压，政变中，“两都督皆授首，未戮及他一人”，这些事实充分表明政变不是普通的兵变，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梅馨，一介武夫，对焦、陈的不满显露于色，没有能力充当主谋，只是充当了杀人凶手。十多年后，他临死前叹曰：“当年直为人作猎狗耳。”正如亲历此事的周震瞵、阎鸿飞所说，在当时的情形下，只有善弄权术、老谋深算的谭延闿才有能力担当主谋、发动杀害焦、陈的政变。”
再次，谭延闿做了都督后，梅馨不但未受惩处，反受嘉奖，而后更是官运享通，由旅长、师长，一直到长宝镇守使，显然是谭延闿提拔的。谭延闿还“曾将库银一万两赠给梅馨作为游历欧美的旅费，湖南财政司有案可稽。”
尽管焦、陈被害后，谭延闿玩弄了一套欺骗手法，把杀戮焦、陈的罪名架在无从察考的“乱兵”身上，并歌颂焦、陈建立民国有功，遗体厚殓，还说要铸纪念铜像。但这都掩盖不了他指使杀害焦、陈的罪责。
然而，这场政变，仍只是资产阶级内部即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之间的权力争夺斗争，不能因为焦、陈是革命派，就说它是反革命的政变。因为政变后，政权只是从资产阶级的左手转到资产阶级的右手，政权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在当时，是否反对清王朝、是否坚持武装反清，是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根本标志。谭延闿任都督后，虽然对军政府进行了改组，撤免了一些革命党人，安插了很多自己的亲信，使政权带有更多的封建色彩，但仍沿袭了焦、陈时期的基本政策，保持着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性质。首先，坚持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政治联盟。其时，全国独立的省份仍然不多，清王朝还没有完全崩溃，“革”、“立”双方的合作基础仍在。谭延闿任都督后，“凡焦所委任之人，一概照常办公。”湖南省一级领导层并没有发生牵动全局的变化。一些重要的革命党人和一些与革命党人关系非常密切的人士，仍然担任各种重要职务。同盟会湖南地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周震麟，更受黄兴委托，成为湖南“革”、“立”两派联盟中革命党方面的总代表，不但受委为筹饷局长，对当时十分重要的军队后勤保证工作担负全面责任，而且参与全省大局筹划，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著名革命派人物仇鳌甚至认为：“事变以后，湖南政治上的中心力量，还在同盟会方面，”“同盟会所领导的革命势力仍居优势。”其次，坚持了反对清王朝，特别是武装反清的斗争。谭延闿上台后，即催促在岳州踟蹰不前的王隆中部迅速赴鄂，并续派刘玉堂协、甘兴典协及刘耀武独立标相继驰援湖北前线。他还派人赴桂林劝说沈秉坤和王芝祥，电函福建孙道仁和云南蔡锷，敦促他们早日独立，脱离清政府。广西独立后，湖南与之组成湘桂联军趋汉准备北伐，选派刘揆一、谭人凤等著名革命党领导人赴武昌筹划组织临时中央政府，随后作为独立省份之一参加南京临时政府，并积极执行它的方针政策。
四、加入国民党后对革命派的态度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兼收并蓄，吸入了大批官僚政客。湖南支部改组时，把谭延闿拉了进来，并推他为支部长。他加入国民党，主要不是拥护它的“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的宗旨，更多的是把它当作一把保护伞，当作政治投机的一种手段，为自己多留一条退路。因此，他与革命派的关系时好时坏、若即若离。
在形势对革命派有利的情况下，谭延闿与革命党人，尤其是与革命党领袖保持密切联系，对他们的革命活动积极支持。同盟会湖南支部改组时，让他当支部长，他没有推辞，因为他看到了孙中山、黄兴等领导的同盟会力量很强大，对湖南国民党的改组和选举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负责湖南支部改组和选举的仇鳌将改组的一套方法告诉他时，“他都欣然乐从”。他在谭的支持下出任民政司长，对“各县知事作了一番调整”，使各县知事绝大多数都由国民党人担任，从而保证了选举的顺利进行，最后国民党在选举中以压倒优势取得胜利。国民党的实际负责人宋教仁回湘参加竞选，也受到谭延闿的热烈欢迎和支持。他说宋教仁是“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上的人物可比，”当宋把组阁计划告诉他，并让他出任内阁的内政部长时，他表示同意。
在形势对革命派不利的情况下，谭延闿排挤、甚至杀害革命党的激进分子，以此向反革命势力妥协，同时又保护一些重要的革命党人，为自己留下后路。如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凶残地捕杀了刘嵩衡等革命党人，向袁世凯邀功赎罪；同时，又让程潜等人逃走，免遭后继者汤乡茗的屠戮。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程潜回湖南，被推为湘军总司令。次年6月，谭延闿在桂系军阀的支持下，由上海到零陵就任湖南督军，一方面利用桂系军阀和国民党的矛盾，同吴佩孚、陆荣廷制造了一个诬陷程潜通敌的事件，将其排挤出湖南，另一方面，又通电表示：愿“率三湘军民，秣马厉兵，以为前驱”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
在政局动荡不已、形势复杂难明的时候，谭延闿多是采取依自不依他的骑墙策略。他的行动准则以一己之私为原则，代表中国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由于中国没有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资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故而他随中国政治风潮的起伏而左右摆动，应是其阶级本性的反映，也是历史的自然。
1920年11月，赵恒惕以兵变手段挤走了谭延闿，全面执掌湘省军政大权。赵是谭一手培养、扶植起来的，谭依之若长城。赵的反叛，无疑对谭是一次极沉重的打击，也使他多年来奉行脚踏两只船路线的彻底失败。他在严酷的事实中受到教育，认清了形势。在被革命党人周震麟推介给孙中山，与孙中山认识后，他感到孙中山博大精深，远非自己所能企及，每向人说：“我们不但想救国要跟孙先生，即做人亦非孙先生为师表不可。”下定决心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他拒绝了北洋政府两次任命其内政部长之职，被孙中山聘任为陆海军大本营大元帅、内政部长和建设部长，成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
